从祭祀到日用:明清时期的瓷爵之变

From Sacrifice Use to Daily Use: Evolvement of Porcelain Jue (An Ancient Three-footed Wine Vessel)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llections - - CONTENTS - /郭旭颖

爵是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之一,明洪武年间采用瓷质礼器代替青铜礼器,使明清时期出现大量瓷爵(图1)。本文探究瓷爵的流变,根据其瓷制礼器的独特性,总结明清时期瓷爵的工艺、器形、纹饰特点,进一步分析陶瓷材质爵杯的审美特征及其被赋予的新文化内涵。

瓷爵流变

爵是古代用于盛酒和温酒的器皿,在祭祀时用于三献酒(李媛《明代国家祭祀体系研究》),盛行于商周时期,据出土的考古实物资料来看,其为圆腹,前有流后有尾,口沿处有两 柱,侧面有鋬。宋代吕大临在其《考古图》中,对爵的器形有具体的解释: 今礼图所载爵皆于雀背负琖,经传所不见,固疑不然。今观是器迹,前若噣,后若尾,足修而锐,其全体有象于雀,其名又曰举,其量有容升者,则可谓之爵无疑。

现存最早的爵杯为二里头时期出土的陶爵,爵、觚的数量按一定比例配套出现,且至少出现一爵一觚的定制组合(徐菁菁《明清瓷觚源流及特征》)。直到夏商周时期才开始大量应用青铜材质铸造。清代寂园叟撰《匋雅》中记载了古器物材料转化的现象:

瓷玉瓶件,模范式样,亦都规橅汉铜,不独画片然也……余美觉玉器趣味颇少减于古瓷,故亦略而不详。其实,周、汉铜器又皆渊源于有虞氏之陶工,由陶而铜,由铜而玉,复由玉而瓷,更迭循环。终亦合而为一,不过精粗工拙大有不同耳。

瓷礼器的烧造与使用,出现于南宋初年,因仓皇渡江的南宋朝廷的不得已之举(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略论》),此时已下旨命地方烧造瓷质祭礼器: 诏陶器令绍兴府余姚县烧变……祭器共计七百七十一位,合用陶器……爵盏并玷各七百七十五双。(清代徐松《宋会要辑稿》)但《宋史》显示宋代瓷礼器的制作并未有严格的规范: 世宗以郊庙祭器止由有司相承制造,年代浸久,无所规式。 元代在瓷礼器方面的使用要求依然延续宋代体制,《元史》中记载: 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由此可见,元代未对祭祀所用的礼器做出严格的要求,对其材质、颜色等均未有详细记载,直到至治年才开始停止使用前朝瓷礼器,开始在江浙地区烧造新的瓷礼器。如杭州朝晖路 元代窖藏出土的蓝釉描金爵杯(图2)、安徽歙县元代窖藏出土的卵白釉爵杯(图3),二者均为祭祀用瓷爵,但器型与尺寸上略有不同。一直到明代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随着陶瓷烧造技术的提高以及复古风尚的兴起,使明清时期瓷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明代洪武初年,礼器的材质依然比较多样,未严格规定其所用材质,不仅有瓷质礼器,也有其他不同材质。明代张鹤腾修、褚铁篡《榆次县志》载: 太庙时享。洪武元年定,每庙登一,鉶三,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共酒尊三、金爵八、瓷爵十六于殿东西向。 洪武二年,皇家才下令明确开始使用瓷礼器,《明会典》记: 洪武二年(1369年),定祭器皆用瓷。 嘉靖九年(1530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三色,行江西饶州府如数烧解。计各坛陈设太羹碗一、和羹碗二、毛血盘三、著尊一、牲尊一、山罍一,代簠簋笾豆瓷盘二十八、饮福瓷爵一、酒钟四十、附余各一。嘉靖十七年,饶州府解到烧长陵等白瓷盘、爵共一千五百一十件,附余一百五十件,行太常寺收 贮。幸学释奠题准:白瓷尊、爵、盘、碗,内承运库取用。

此时分建四郊,规定四郊祭器的代表性颜色,圜丘用青色、方泽黄色、朝日赤色、夕月白色。各坛所用祭器的式样也加以调整,如登、铏皆以瓷碗代之,簋、簠、笾、豆皆以瓷盘代之。因此瓷礼器的规制即被确定下来,并一直在宫中盛行,景德镇御窑厂因此烧制了数量十分巨大的瓷礼器,仅嘉靖十七年就烧造瓷爵1510件。

《清会典实例》载: 明洪武时更定旧章,祭器祭品悉遵古,而祭器以瓷代之,惟存其名。我朝坛庙陈设祭品,器亦用瓷,盖沿前明制旧。

可见,瓷爵的器型与夏商周时期的青铜爵的器型大体相似外,其余簋、簠、笾、豆等器物,均仅保留有其古名,并以瓷碗或者瓷盘代替,器型与商周青铜器的造型有较大差距。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祭祀之礼要求不森严,对于瓷礼器使用的规制并未明确界定。清代瓷礼器大体沿用明制,《清史稿》:

“初沿明旧,坛庙祭品遵古制,惟器用瓷。”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清乾隆时期,由于乾隆对于礼制的推崇,促使礼器的制造与使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日下旧闻考》中则记载要改变瓷礼

器徒有其名的现状: 国朝一切礼仪率依明制,郊庙所用祭器徒存其名,皆以瓷盘代之,相沿未改,亦不知讹于何时,朕既用其名,宜备其物,将敕廷臣议更古制,今冬大祀始用于南郊。(转引自王光尧《清代瓷质祭礼器略 论》)

乾隆下旨制作《皇朝礼器图式》,进一步规范瓷礼器的制作与使用准则,使得清中后期的瓷爵也大多仿照此图式制作而成,不得随意修改(图4)。

明清瓷爵的功能及特征

洪武二年始规定礼器皆用陶瓷后,仅有瓷爵的制作与使用一直遵循夏商周的青铜爵器型。明清时期瓷爵依其功能可分为三种:

一为祭器。瓷爵在整个祭祀仪式上的使用过程可分为洗爵、酌酒于爵、奠爵、进爵,在祭祀仪式上占有重要地位。《明太祖实录》载: 其分献仪,皇帝行亚献礼将毕,分献官各诣基洗所手,洗爵酌酒,诸执事官皆酌酒于爵,献官进诣功臣第一位前上香,奠爵,诸执事官各进爵于各神位前,读祝官读祝讫,献官复位。

二为陈设器,作赏玩之用。明清时期崇古风尚盛行,明代《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中就记载项元汴藏有宋官窑螭首爵,为仿照《宣和博古图录》中款式所烧造的瓷爵,其釉色粉青,冰裂纹。明嘉靖回青釉爵杯(图5),其器型与纹饰均仿制古代青铜器,但流与尾的区别较小,杯口呈椭圆形,并配铜制珊瑚圆钮镂空盖。

到清乾隆时期嗜古成风,因爵的独特文化内涵,不断受到皇家与贵族的追捧,清宫档案中多次出现将瓷爵配以锦匣或木座送入乾清宫供皇帝赏玩: 乾隆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首领程进贵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竹背搁一件(黑漆匣,漆磕,背面竹裂)……霁青爵(图6)一对(木匣)……传旨:着各配锦匣锦袱入乾清宫,入古次等。钦此。(朱家溍、朱传荣 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此外造办处也会依据瓷爵的品第,配以不同的木座,如: 乾隆十四年二十七日司库白世秀,达子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青花白地壮罐一件(头等随座)……青绿花耳三足爵一件(头等)……传旨:有应配座者配座,应配架者配架,俱按等次呈进。钦此。于十月三十日员外郎白世秀将青绿双耳三足爵一件,配得紫檀木座盖玉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朱家溍、朱传荣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

辑览》)

在宫廷绘画作品中也有出现用以观赏陈设的瓷爵,如《弘历雪景行乐图》中,弘历身旁的四层多宝格上,就放置有爵杯,通体黄色,或为黄釉瓷爵(图7~9);《嘉庆帝汉装行乐图》同样出现类似白釉瓷爵的器物(图1)。

三为实用饮酒器。福建德化窑大量烧造此类的爵杯,此种爵杯

与青铜爵杯的固定样式相比有较大变化,两柱消失(图10),流与尾的区别减弱,仅保留爵杯主体部分,整体杯形更偏向于马蹄形。白瓷原本为祭祀月坛时使用的祭器,因此在明早期禁止使用,直到正德之后,《明史》中,对于约束日常器物的记载开始减少,使得民间开始烧造白瓷爵。

因明清瓷爵的功能、两朝的审美喜好等方面的不同,促使三种不同功能的爵杯,在工艺、器型、纹饰上有所差异。

工艺

明清时期瓷爵主要可分为颜色釉瓷与彩绘 瓷两种,其中彩绘瓷分为釉下彩(多以青花为主)和釉上彩(多以珐琅彩、粉彩为主)。

明代瓷爵以颜色釉瓷器为主,明确规定四郊各祭祀地点的用瓷各不相同,因而瓷爵杯被烧制成青色、黄色、赤色、白色等颜色釉瓷器,地坛及社稷坛用黄色釉瓷爵,月夕坛用白釉瓷爵,朝日坛用红釉瓷,釉色均匀,永乐时期瓷爵杯以红釉、甜白釉、青釉为主,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永乐时期甜白釉爵杯(图11),小巧圆浑,釉色莹润;宣德时期蓝釉瓷爵居多,弘治至嘉靖时期嫩黄光鲜的黄釉瓷爵质量更为上乘,通体浑然一色,如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弘治黄釉爵,通体施黄釉,颜色鲜亮,娇而不艳。

明代对于瓷爵颜色的明确要求,严格规范 了明以后的官窑祭祀器皿采用颜色釉装饰的规制,清代祭祀用瓷爵依然沿袭明代礼制规定,大量烧制颜色釉瓷爵: 总管内务府奏坛庙、奉先殿祭祀用瓷传办唐英敬谨加厚烧造黄瓷尊一百件,爵二百只,毛血盘一百件,笾豆盘四百件,羹碗一百件;蓝瓷爵二百只……内务府奏江西烧回坛庙祭祀瓷器内可以应用之黄白色瓷爵碗盘外,其蓝色瓷爵二百只。 (铁源、李国荣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

可见,清乾隆时期依然严格按祖制烧制颜色釉瓷爵。

观赏陈设器,明代多为青花工艺,清乾隆时期瓷爵最大的特点即为粉彩、珐琅彩等工艺的应用。清宫档案中详细记载其烧造情况: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洋彩黄地锦上添花江山一统爵盘二件、洋彩红地锦上添花江山一统爵杯盘二件、青花白地江山一统爵盘二件持进,

交太监高玉、胡世杰等呈进。(朱家溍、朱传荣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北京故宫博物院即藏有紫地轧道珐琅彩描金爵杯盘(图12)一件,其爵杯外部与托盘通体以胭脂紫釉为地,爵杯内壁与托盘底部均为蓝地,并采用轧道工艺和“锦上添花”技法,台北故宫藏珐琅爵杯盘则在托盘、盘沿及山形支柱爵座各饰三开光,其间分别绘制折枝花、母子图和山水风景。

作为饮酒器的爵杯主要为德化窑烧制的白瓷爵杯,胎质致密,透光度较好,釉面为纯白或 乳白色,采用堆贴的手法进行装饰(图10),如福州市博物馆藏清德化窑白瓷爵杯,除足底露胎外通体施白釉,釉色柔和温润,细腻凝白。

器型

明清时期爵杯多沿用夏商周时期的传统器型,前有流,后有尾,双柱,三足。其器型未像其他古彝器一样,产生巨大变化或采用瓷盘、碗等器物代替,仅是在发生微弱变化,但瓷爵因材质和工艺的限制很难烧制出青铜爵轻盈与纤长的特点。

明清时期爵杯器型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图13),均为前有流,大多数为敞 口流,后有尾,尾短于流,流根部有双柱。鼓腹稍肥,腹部上饰一道弦纹,鋬作半环形,圆底,三足稍短,整体形体较挫矮,以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甜白釉爵为例(图11),此类器型也为用以祭祀用瓷的标准,因而明清器型变化不大。明永乐甜白釉瓷爵与清乾隆时期内府所绘的《皇朝礼器全书》中的瓷爵器型大体相当:

第二种(图14),多流尾平行,并有向上翘挑的趋势,腰腹较细瘦,三足细高,鋬逐渐消失,整体形态成流线形,较圆滑,以明永乐青花云龙纹爵为代表(图15),并且大量采用爵杯盘 天坛从位陶爵,用青色釉,通高四寸六分,深二寸四分,两柱,高七分,三足相距各一寸八分,高二寸,腹为雷纹、饕餮形。

的形式。此器型与万历定陵出土的“江山一统玉爵杯盘”相似,为万历生前的御用酒具,可见爵杯盘的形式受到帝王的广泛喜爱,将爵与盘组合在一起,托盘多为折沿,平底,下有四个如意形足,盘内有一山形支柱,并配有三个凹槽,爵杯的三足与山形支柱上的三个凹槽共同形成一个筒状,寓意“天下一统”,以及爵杯三足与盘中山形支柱三个凹槽的完美贴合,所寓意“江山稳固”。

到清乾隆时期,爵杯盘的样式得到继承,朱家溍、朱传荣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记载: 乾隆十六年(1751年),十二月初四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青龙白地瓷托盘二件,铜盘二件。传旨:将瓷托盘交唐英配磁爵二件,其铜盘毁铜用。钦此。

可见,乾隆时期瓷托盘与瓷爵的搭配成为定式。

第三种(图16),为流尾较短而平浅,腹较肥且浅,两柱三足均消失,以福建博物院藏的白釉八角杯为代表,仅保留流与尾的特点,为迎合使用功能两柱与三足逐渐被弱化,此种器型在明代德化窑大量烧造。

纹饰

明代瓷爵多为龙纹,尤以云龙纹为主(图17),《大明会典》中则记载有龙凤花素瓷爵的烧造: “洪武六年……凡江西烧造龙凤花素圆扁瓶、罐、爵、盏等器送内承运库交收,光禄寺领

用。”如永乐时期珠山御窑遗址出土的青花云龙纹爵杯盘(图15),腹部以弦纹之上绘云龙纹,弦纹之上绘海浪纹,两柱柱顶与足腹交接处同样绘有海浪纹与下腹部纹样对应,托盘山形支柱处绘海水江崖纹,盘内绘两条青龙龙纹,以海浪纹为背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器型、纹饰与之相仿的爵杯盘。清代朱琰撰、杜斌校注《陶说》: “暗鸾鹤画酒盏、爵盏……右器皆白瓷。青地闪黄、鸾凤穿宝相花盏、爵,右器杂色。以上俱见《江西大志》。”可见云龙纹、鸾鹤纹、鸾凤纹等纹饰出现频率较高。除云龙纹外,明代还出 现少量的松竹梅等图案(图18)。

清代瓷爵的纹饰以三代青铜器纹饰为主(图19),腹部纹饰多为以雷纹为地,并绘有饕餮纹、夔龙纹等,鋬首饰兽头。除模仿古代青铜器纹饰外,带拖爵盘的托盘上凸起的山形支柱,常绘有海水江崖纹。如故宫博物院藏紫地轧道珐琅彩描金带托爵杯(图12),用轧道工艺饰底纹,爵杯主体用珐琅彩黄弦纹将主体纹样分隔为几部分,爵杯身粉彩描金夔龙纹,足部绘兽面纹。盘中的山形支柱满绘青花海水江崖纹,盘内底外缘和外壁绘夔龙纹,与爵杯纹饰相呼应。

在清宫档案中就有关于此类爵杯盘的记载: 乾隆七年正月初九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毛团交汉玉爵一件、红瓷爵一件、青花白地盘一件。传旨:照青花白地盘并红瓷爵做金胎爵盘一分,做玉胎爵盘一分,其爵上花纹款式照汉玉爵花纹款式一样成做,其盘上龙两边空处大了,做时收小些,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九月三十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交爵盘木样一件。传旨:著交唐英超样将黄地、天青地、红地锦上添花并青花白地爵盘每样各烧造

些,俱要成对。(朱家溍、朱传荣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

由此可知,清乾隆时期的爵杯盘上花纹大多为参照三代青铜器纹饰所制。

明清时期瓷爵的工艺、器形、纹饰都因其用途与功能而有所改变,明清祭祀用瓷爵在器形、尺寸上大体相当。清乾隆十四年后编撰的《皇朝礼器全书》中对于天坛从位爵尺寸、纹饰、工艺有记载: “天坛从位陶爵,用青色釉,通高四寸六分,深二寸四分,两柱,高七分,三足相距各一寸八分,高二寸,腹为雷纹、饕餮形。” (铁源、李国荣编《清宫瓷器档案全集》)明代现存实物资料与之基本吻合,仅在工艺釉色上有所出入,按各坛规定用色,不能随意更改。

另外,清代爵杯盘基本沿袭了明永乐时期爵杯盘的器形与纹饰,爵杯三足完美贴合 托盘山形支柱上凹槽,爵杯腹部绘有云龙纹、云鹤纹等吉祥纹样,盘中凸起处绘有海水江崖纹,工艺上明代多为釉下青花,清代则为粉彩与珐琅彩。仿古青铜器纹饰、器形与明清时期盛行的工艺相结合,使瓷爵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与寓意。纹饰与器形的完美融合,使“天下统一”与“江山稳固”共同表现在小小的爵杯上,可见爵杯盘作为当时重要的国家重器而存在。

瓷爵作为青铜爵杯的一种衍化与发展,为爵杯的文化内涵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古代青铜器物经常遵循着“玉仿铜,锦仿玉,瓷仿锦,四者迭互为用。”(清寂园叟撰《匋雅》)的材料转变规律。爵杯从商周时期的青铜材质,逐渐衍变为明清时期盛行的陶瓷质地,直到清乾隆之后,除瓷爵的烧造外,也大量以金银、玉、象牙等不同材质与不同珍贵宝石制作与装饰爵杯盘。另外,爵杯图案也以装饰纹样的形式不断出现在清后期的不同器型的瓷器上,不断形成爵杯的文化符号。

结语

明洪武时期以来明确规定祭器皆用瓷,陶瓷便由此开始代替金银、青铜等材质,出现于祭祀礼器中,但由于明中期对礼制的要求并不严格,大多数瓷礼器均以瓷碗、盘代之,早已名存实亡,惟有瓷爵杯一直沿袭其器型,因而在瓷礼器中占有独特地位。明代瓷爵以永乐时期为盛,清代则以乾隆时期为巅峰。总体来看,明清时期瓷爵的工艺、器型、纹饰都因其用途与功能而有微小改变,但瓷爵在器型、尺寸上未有较大变化,清代瓷爵大多沿袭了明代特征。瓷爵的内涵不断超然于现实生活中的实用与陈设器物之外,爵杯除自身文化内涵外,因爵杯样式的出现与瓷爵的演变,不断为其叠加新的文化内涵,成为一种象征礼制兴盛、国家稳固的精神寄托物。

[清]《嘉庆帝汉装行乐图》

[元]蓝釉金彩梅花纹爵杯 高4.8厘米 口径8.1厘米杭州朝辉路元代窖藏 现藏于杭州市历史博物馆

[元]卵白釉爵杯 高9.6厘米 口径10.5厘米 底径6.7厘米歙县博物馆藏

[清·乾隆]黄釉描金爵 高16.5厘米 口径14.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黄釉描金爵 高16.2厘米 口径17.1厘米 足距7.2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1 [清·乾隆款]紫地轧道珐琅彩爵杯盘 高13.4厘米 口径11.6厘米 足径6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2 [清·乾隆款]紫地轧道珐琅彩爵杯盘

[明·永乐]甜白釉爵杯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明]德化窑白瓷爵杯 高7.5厘米 口径13.8厘米 底径4.4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1[明·永乐]青花云龙纹爵杯盘 高16.8厘米 口径21厘米 底径16厘米 珠山御窑遗址出土

器型一

器型二

2[明·永乐]青花云龙纹爵杯盘(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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