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御窑厂贡瓷烧造刍议

导读:本文依据清宫档案,首次全面分析了清代御窑厂贡瓷制度和烧造惯例的形成过程以及贡瓷烧制的管理情况,贡瓷制度为清代皇家御用瓷的烧造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经费来源。My Meager Opinion on Porcelains Made by the Imperial Kiln Factory of Qing Dynasty

Collections - - CONTENTS - /奚文骏

从相关档案和故宫现存实物可知,清代宫廷皇家御用瓷的主要来源包括大运瓷、传办瓷和贡瓷,关于大运瓷、传办瓷烧造制度的论述较多,而言及贡瓷烧造则语焉不详。

任土作贡,自古有之,纳贡是皇家获得各地土特产较为原始的方式。至迟在唐代,越州、邢州、定州等地的陶瓷制品就已经贡入宫廷,同时“贡窑”的概念也应运而生(浙江慈溪上林湖出土一件越窑杯形墓志,其铭文中有“贡窑”二字,为目前所见最早的“贡窑”用词。该志曾于2017年5月在故宫博物院“秘色重光——秘色瓷的考古大发

现与再进故宫”展览中展出)。随着南宋修内司、郊坛下官窑的设立,专为皇家烧造瓷器的御窑正式出现。由此,收纳地方贡瓷、宫廷在民窑定烧以及设立御窑专门烧造,就成为皇家用瓷的几个主要来源。明清时期随着御窑制度的成熟,御窑制品几乎成了皇家用瓷的唯一来源(此处所指皇家用瓷不包括宫廷服务人员和服务性用瓷)。清承旧制,每年重要节令,地方官员要向皇帝进贡土特产,称为“年贡”。年贡主要包括元旦贡、端阳贡、万寿贡、年节贡等。除了年贡之外,还有其 他名目繁多的,如热河接驾贡、皇太后万寿贡、南巡路贡等。作为御窑厂督陶官的九江关监督,因利乘便,每年进贡瓷器也就渐成惯例。

官员进贡贡物的清单,清宫档案中多有保存,名曰“贡档进单”。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怡亲王所贡多为古董珍玩,而九江关监督海福所贡则多为新烧的赏玩类瓷器(见图1、图2)。那么海福的瓷器是哪里烧制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

贡瓷理论上属于官员私人意愿烧造的瓷器,不应在御窑厂内烧造;但是另一方面,贡瓷又是进贡给皇帝使用的,需要最高的设计和制作工艺水平,又非

御窑厂不可为。因此,在清代御窑厂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折中的贡瓷烧造惯例。

乾隆以前的贡瓷有关情况

在清初顺治八年(1651年)时,江西即进贡了一批龙碗,是时江西甫定,清廷尚无暇窑务,这批龙碗当非御窑厂制品,此为时局所限。

至康熙中期的“臧窑”以后,御窑厂烧造仍未形成常例。康熙末期的“安窑”并非本于圣意,而是大盐商安尚义提前为康熙皇帝七十大寿准备贺寿用瓷,“每年用银九千两”,差马士弘等“在景德镇置买材料,雇工烧瓷”,“所烧瓷器尽行载到扬州,转送进京”,全为进贡而用(见图3)。

而在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年希尧汇报赴景德镇料理窑务的奏折上,雍正批复: 马士弘等不曾归并一事,磨、坯房等事,伊等先前窑房不足用否?书合为一事:有用者留用,无用者令伊等完结他们所办之事,令其北上回京。安尚义效力处可以不必了,他们所办未完事物可着赵元接办,一切图样、从前所办的数目皆留与 赵元,一免重复,可明白?知会伊等奉行。

由此推测,安窑制瓷所用的坯房,可能就在御窑厂范围之内,故而当年希尧奏报“去年赵元到镇,鸠集工匠,即值冬寒冰冻,仅可盖造坯房,置办器用”时,雍正反问:“伊(马士弘)等先前窑房不足用否?”而当安尚义效力处裁撤后,“所办未完事物可着赵元接办,一切图样、从前所办的数目皆留与赵元”,实际上年希尧督烧的雍正御窑直接是继承于安窑的“归并”了。赵元从雍正四年底往景德镇协理窑务,修葺坯房,雍正五年三月裁撤安尚义效力处,至十月御窑厂就已经烧成天球尊这样的立件(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雍正四年八月初八日《记事录》:“再着年希尧烧圆球瓶,径八九寸,上开口径二三寸。”,至十月二十日“年希尧交来霁红酒圆三件,靶杯二件,青花白地碗一件,天球尊一件”。这可能是年希尧任督陶官、赵元协理窑务后,御窑厂首批烧成解京

的瓷器)。也正是因为有了安窑的铺垫,年希尧督陶后的御窑厂才得以快速走上正轨。而从此处得到的重要信息是,在康熙末年安窑首开之时,马士弘已经获得某种许可,利用珠山御窑厂旧址的 部分资源为皇帝烧制贡瓷了。

由此推测,在为皇帝服务的前提下,即便是商贾之人,动用一下御窑厂这样的国家资源,也是被允许的。这就不难解释后来的督陶官自行出资,在御窑厂为皇帝烧制贡瓷的现象了。

如前所述,雍正五年御窑厂才进入常例烧造,此时御瓷烧制主要受雍正本人意志的影响,协理官唐英的能动性尚不足以体现,御窑厂烧制贡瓷的概念也并不清晰。由清宫档案可知,解京的雍正十一年次色瓷器和雍正十二年上色瓷器是与其他“进单”登记在一起的。雍正时期御窑厂制瓷费用均从年希尧所管的淮关火耗银两内开支,这些瓷器也算是淮关每年的岁贡了。

督陶官捐烧贡瓷的开端

至乾隆三年(1738年),经唐英提议,乾隆批准由淮关(四年后改为九江关)每年预留盈余银1万两,作为御窑厂烧造大运、传办瓷器之用,并由督陶官每年造册奏内务府核销。由此,大运、传办瓷器的烧造获得了专项、稳定的经费。

从乾隆时期保存的《贡档进单》看,乾隆以前,王公大员所贡瓷器主要是宋官哥窑、宣成御窑之类的古董珍玩,数量也不多。至乾隆元年起,唐英首开督陶官进贡新瓷之端。唐英以其特殊的职位之便,穷工极巧地设计了一些古今未有之奇器, (见图4),以博皇帝欢心。设计制作这些瓷器的费用,应来自唐英本人。

除了贡瓷外,唐英也讨巧地对一些传办瓷器自费“捐制”,据乾隆九年二月初八日唐英《恭进上传及偶得窑变瓷器折》: 今攒造得各款式鼻烟壶四十件,着奴才家人赍京恭进。惟是时届停工,攒造匆剧,恐釉水、款式未能仰合圣意,故不敢多造,亦未敢擅动烧造钱粮。奴才暂行捐制,恭请皇上教导讨正,以便钦遵,俟开工之后,再行动项制造。

自掏腰包在御窑厂“捐制”瓷器,作为对皇帝的孝敬与讨好,皇帝当然也是默认应允的。这种情况下,御窑厂烧制的瓷器,因出资方的变化,名义上便是督陶官进献给皇帝的了。此时的乾隆,已经慢慢习惯唐英进贡新式瓷器的做法,甚至开始对贡瓷提出自己的要求了。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乾隆传达旨意: 将选定瓷器交唐英,嗣后烧造俱照现今发去样款为定……该监督年节进贡偶尔随意用洋彩、吉言、新式之类不在此限。 总的来说,唐英虽新开捐制御窑贡瓷之端, 但在唐英任督陶官的乾隆初年至二十一年之间,御窑贡瓷的数量尚不算多。

御窑厂贡瓷制度的形成

至乾隆二十二年,新上任的督陶官尤拔世一年竟然贡瓷五次之多,且任内年年如此,由此开启了督陶官大量进贡御窑贡瓷的风气。之后贡瓷之风愈演愈烈,逐渐形成了一年数贡的定制。

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的督陶官舒善因在任期间中饱私囊而获罪,在清宫档案中保存的江西巡抚吴绍诗审讯舒善案的奏折里,舒善招供: 历任监督及我前后任内有自己进贡瓷器,每年烧造不过一百四五十件,也在御厂做坯,附在民窑烧造,做坯工价与火工俱系自己出资……做坯匠人核定雇用,并无闲空工夫兼做监督的物件。又大运器物附烧民窑也有定数,不能兼烧私物的。

该折直接揭示了由督陶官自己出资,在御窑厂烧制贡瓷的事实。而这些贡瓷有别于宫廷公派的大运与传办瓷器,当时窑厂的官员称之为“私物”。由于御窑厂做坯、烧造的匠人、窑炉都是核定雇用的,没有闲空,因此烧造私物的匠人与窑炉可能需要另行觅筹。

据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十六日《伊龄阿奏海福任内自发银两成造贡瓷及传办活计等事折》: 海福任内自办贡瓷并传办活计俱系另行发银造办,并未开销钱粮,计陆续发过银两四千余两是实……海福任内奉旨传办瓷器俱系按照则例尺寸核定制价,至捐贡瓷器系海福自行核销,厂中未存尺寸底案,只有原用工料账目可查……其传办活计款项、尺寸、银两均属与例相符,至捐办贡物委无档案、尺寸可稽……其所需银两既系在前给发,似无遁饰。

从该折所附清单可知,海福四年任内捐贡瓷器共烧造1149件、用银3742两有余,捐造传办活计共349件、用银278两有余,二项相加总用银4020两有余,符合“陆续发过银两四千余两”之数 销”则是指未在正项钱粮开销)。此项捐贡瓷器和捐造传办活计用银数额较

大,且并未在每年大运、传办瓷器的正项钱粮中开销,而是由督陶官“另行发银造办”。由于这批瓷器最终是以海福的名义进贡给皇帝的“自办贡瓷”,因此资金很可能是身为九江关监督的海福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筹集的,自掏腰包之外,可能还要动用养廉银、抑或由下属共同摊捐。也难怪督陶官一边捐制贡瓷,一边又要设法中饱私囊了。

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督陶官海绍任内发生了副协造德纯冒领造办银两事发自缢的事件,据清宫档案中保留的德纯生前供词: 以便将来协造职位的更替) ,只管你的私活。大运系正协造专责,你不必多事……”我立刻向连协造说明:“大运你自己管理,我只管私活。”因此凡大运出大票、小票、买办票、发钱粮、收银钱,都是连协造自己过红笔……协造做多私活,并无窑票,协造本是拿虔大人(前任督陶官虔礼宝)剩下之物加彩给工……协造管的私活,泥土尚有余存,何敢动公项。至供高领等,连协造死后我管,乱堆无分彼此……李天寿供,压住大运先赶彩活、私活用。添人只可增添,实无叫他压大运。

可见,乾隆晚期御窑厂的官员们已经形成管理分工,管理大运瓷器烧造油水较多,由正协造负责,副协造则只能负责没什么油水的“私活”,即 督陶官捐制贡瓷的烧造。同时,制作贡瓷所需的原料、用工、烧成等方面的管理,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矩。如贡瓷的泥料需另行购买和堆放,不可动用公项;清代御窑厂瓷器都附在民窑搭烧,通过窑票进行结算,贡瓷也是按御窑厂原有的搭烧规矩进行管理。

通过上述几例史实,大体可以理清乾隆中后期御窑厂烧制贡瓷的管理情况:督陶官个人出资或筹资捐制贡瓷,银两需先行给发窑厂;御窑厂为了管理方便,专派副协造负责贡瓷的烧造;贡瓷的原料俱系另行购买,不可与公项混用,烧造贡瓷的匠人与窑炉也需另行觅筹;用银账目管理上则没有大运、传办瓷器严格,由督陶官自行核销,厂中不存底案。由此可知,御窑厂对于捐制贡瓷虽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从原料到用工、烧成全是按照大运、传办瓷器的要求,另有专人单独管理实施,贡瓷烧制相当于是完全与大运、传办瓷器相同而又并行的一套体系。这原本也有其合理之处,只是在实际的运行中,执行人员难免故意浑水摸鱼以谋私利,利用贡瓷烧制打擦边球,混用公私原料,借用公活的人加班干私活,甚至借机克扣贪污正项钱粮。御窑厂贡瓷的烧造,虽为御用瓷在大运、传办之外提供另一种重要经费来源,但同时也助长了皇帝的贪欲,滋生了官员的腐败。乾隆晚期督陶和协造官员屡屡监守自盗犯案,自有其原因所在。

乾隆以后按节令捐制贡瓷制度成为定例,据《故宫博物院藏慎德堂款瓷器》统计,自道光十四年至三十年,仅有据可查的“慎德堂制”款贡瓷,每年“三贡” (道光时期三贡多在每年四月、八月、十二月,其中四月为端阳贡,八月为万寿贡,因为道光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十二月为年

节贡) ,均为22项268件,外加历年其他“慎德堂制”款贡瓷1200余件,累计共300余项5000余件,数量不可谓不大了。

需要说明的是,御窑厂烧制的贡瓷,虽为大运、传办瓷器之外的“私活”,然而由于督陶官意欲以此博得皇帝的欢心,反而能够不因陈式,精益求精,制作出形制、工艺、纹样更胜于大运和传办瓷器的新品,这一现象在没有唐英这样创新人才的晚清御窑厂,变得尤为明显。诚如清宫档案所载“私活内并无多余圆器,大半皆是琢器”,现在所见御用瓷器中最为精美的立件,也多是出自督陶官捐制的贡瓷(见图5)。

御窑厂贡瓷的烧造从瓷器史的角度讲固然留下了精美的艺术品,但从国计民生而言,却属贪腐淫靡的行为,实际上是皇帝变着法子在每年额定制瓷费用之外获得更多的瓷器,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进而转变成剥削地方官员,累及地方财政。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地方所耗的终究还是国家资源,皇帝掩耳盗铃式的个人淫逸,最终只是加速了帝国的衰亡而已。

乾隆二十九年怡亲王进单

乾隆二十九年九江关监督福海进单

康熙五彩加金“万寿”折枝桃纹盘

乾隆六年唐英所贡粉彩瓷鸭 现藏故宫博物院

道光十六年端阳贡 五彩河清海晏太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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