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潮与女性写作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陶佳洁

运动的双重影响。早期来自西方的男女平权思想与先进生活方式催生出中国女性的“生存经验”,同时摘 要: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女性理论以及中国“五四”启蒙受“五四”女性思潮的影响,女性意识第一次全面觉醒,改良和革命所造成的与传统的决裂,使女性在婚姻、家庭、社会分工等方面引发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变革,处于封建父权长久压迫下的中国妇女被唤醒,她们的社会地位与精神意识也开始发生了实际变革。中国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潮的形成与一个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历史演变都息息相关,是作为它们的一种表征而存在的。女性主义文学评价标准与人们关于社会的评价标准以及人的评价标准具有深层的一致性,和女性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具有深刻的相关性。可以说,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潮的建立与演变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百年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社会境遇、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的历史。关键词:新时期;女性主义;女性写作

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至 90年代无疑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存在。20 世纪大部分的时间段里,中国文学所遭遇的困境使得中国女性作家很少去刻意营造一种鲜明“女性”症候的文学。那个年代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开启了新的时期,被认为是承继“五四”启蒙传统,又建构了新的文学力量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充满了多元异质性以及更加另类的想象,个体化的语言模式从女作家的作品中层出不穷。肖瓦尔特关于女性文学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与运用 ,学术界开始将分析视角切换到女性写作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些重大思想命题的“关系”上来,着重讨论女性作为性别主体在这些命题中的位置,并进一步追问在解决命题的同时,女性自身的问题究竟关涉到了何种程度。

一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

从维新派“废缠足、兴女学”开始,妇女问题作为民族存亡、强家保国的问题在社会上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女子两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 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论述中将女子视作国家富强的重大阻碍,甚至于晚清“女子救国”的主张也并不要求女子介入国家事务,全然打上了贤妻良母的性别标签。事实上,现代民族国 家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女性的再生产能力,从这一角度构建女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关系是各国现代性进程中共同的策略。直到20 世纪西方式的冲突型人格理想被灌输进五四时代精神的铸模中,造就了那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极富特色的文学创作领域的变革。对女性职责的强调也开始从仅限于家庭引渡至国家和民族层面,不再局限于生育等一些与女性生理特质相关的社会服务功能。女性解放挣脱传统藩篱,被纳入个性解放的范畴。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五四女性“首先关注的并不是男女关系中的不平等,而是把目光投注在以往对女性关闭而为男性所独有的社会领域,通过实践自己的社会责任来实现与男性的平等。”在以后的发展中,社会解放道路更以对女性解放之迫切性和必要性的论证,逐渐超越了女性问题的拘囿而上升到“人的解放”层面,凭着对这种理想和立场的坚持开启了中国语境下对女性解放的思考。

这一阶段对女性解放话语强调更多的是妇女的社会责任,以此来摆脱文化象征对女性之于强盛民族国家主体的弱质型、异质性的指认,获得与男性同样的为人资格。女作家“在自己和民族时代之间找到某种契合,以松散不成体系的形式和时代语汇去书写、泄露自己”,“在文化的缝隙和松散之处避开一切已成系统的东西而奠定起自己的传统。” 以苏雪林、凌叔华、陈樱、林徽因、陈衡哲等为代表的现代第一批女作家,大多出身簪缨世族、书香门第,一方面受西方女性理论影响而意识到中国女性的生存困境;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成长环境中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虽

1.五四之后的女性解放话语

有对传统封建文化的揭露与批判,终究不过一声喟叹。如凌叔华的《绣枕》以隐喻的方式道尽了封建男权思想下女性的悲哀,女性地位远非波伏娃口中的“第二性”,而是根本无地位可言。以庐隐、石评梅、萧红等为代表的民间女作家在抒写和赞美女性善良、温柔的特质以及控诉妇女不幸的同时,力图通过个人与社会生存环境之间或隐或现的对抗关系,展演个体在强大的外部势力所形成的社会现实压力下的苦厄、毁灭与煎熬,自觉地肩负起“还女性以真相”的使命。于是,石评梅的《这是谁的罪》中写到冰华将无辜的轰贞置于死地;庐隐的《时代的牺牲者》以及袁昌英的《人之道》《改君》等作品中,对于原本伉俪情深的妻子或骗其离婚,或置之不理,制造出一幕幕家庭惨剧。这些作品连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苏青的《结婚十年》、张爱玲的《金锁记》《沉香屑》等,以对女性爱情、婚姻生活的真实展现,反思着女性在“为人”与“为女”二者间的统一与协调、矛盾与冲突。

由于传统父权的强大,在“两千年历史的盲点”中,“女性”这一位置上的主体根本是空无和缺乏的,男权的统治既扼杀了女性幼年对母体的依恋阶段向性别归属的女性阶段发展的可能,又以自己的法则的唯一性压制了母亲,在不断的反抗和压抑的循环中,不止一次地努力弥合着经验和话语之间的裂缝,在西方女性解放的主张、口号和自身的艰难处境间徘徊无地。

2.社会主义时期女性经历的错位

中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时期,共产主义迅速广泛的传播,致使五四时期自由主义女性理论被极具亲和性的社会主义启蒙理论所取代。因此,女性主义理论依附于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并顺利、快速地消融于此。在 1980 年代启蒙主义的问题视野中,妇女被解释为“社会主义新人”,许多作品刻意淡化个人利益立场去迎合集体主义信仰,于是,全民认识被重塑为:不分男女皆应团结一致,投入生产,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过程中,每个人都应争当主人翁,而女性无论有无工作,都没有缓解被男性歧视的境况,女性与家庭的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已经被遮蔽或取消。

典型代表作品如张洁的《方舟》,一方面故事里并未解决女性被歧视的难题,三位女主人公在事业和个人情感上都遭遇了不幸,并以“集体”形式与外界展开了对抗;另一方面小说结尾因理想追求和现实境遇的矛盾冲突而相聚的三位女性举杯相碰,这一刻,人的独立、价值与尊严仿佛化为杯中酒被一饮而尽。前后产生了极大反差,隐喻地讽刺了社会大背景下女性被赋予又被反复剥离的权利。还有《逆光》、《北京你早》等女性主义作品,都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人们在绝望的命运和期待不平凡的欲望之间沉浮,展现了城市变革中的欲望主体内部不可抹去的巨大历史沟壑。

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是以西欧古典社会主义和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为蓝本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成为社会主义女性论述的主要依据。书中明 确指出私有财产的确立以及以交换和获利为目的的商品的产生导致了阶级对立,“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之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但恩格斯并未具体分析性别和阶级两对范畴的基本差异,因而让后人误解为性别压迫的根本原因是阶级和私有制的出现,将性别宰制和阶级问题汇拢到一个理论框架内,造成了“一元论”的偏激立场。《家庭史》认为:“社会的现代化,不是排斥家庭的,而是和家庭的现代化一起实现的。” 对新时期女性而言,在承继“五四”启蒙传统的基础上,家庭作为叙述话语,承载的并不仅限于个人经验的言说,而更是意识形态话语最普遍的寓所,更近于一个政治思想的启蒙地。

3.新时期女性书写的焦点与盲点

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论述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解,导致对“人”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其社会性而忽略了自然性,人被架空为缺少本能、缺少血肉的本质的人,最后酿成对人的尊严、价值的践踏。出于对这种走向偏执发展的现代性话语非人化本质的反驳,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话语对人性的理解更多地偏向非历史的、自然的属性。张扬长期被压抑的人的渴望,给人的食色之欲恢复名誉,成为了新时期文学人性描写最重要的内容。中国女性学的开创者李小江在《人类研究和妇女解放》一书中以成熟的历史观阐释了妇女最后的解放跳不过人类历史的五大阶段,女性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因此,真正的解放还是要依靠文化解放以及对父权的反抗。

进入新时期,伴随着“人”、“解放”等关键词的发掘,标示个性解放、人格独立,高扬女权主义等描绘女性性渴望、性追求乃至性反抗的作品不胜枚举,如铁凝的《大浴女》、陈染的《私人生活》、李昂的《杀夫》、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张抗抗的《情爱画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在许多作品中,女性不再是男性沉沦的对象,女性和妇女的性完全属于自己。与 1990 年代女性作家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教育理念使得1980 年代许多年轻女作家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性别态度,许多创作的小说和诗歌都有鲜明的性别意识形态,也更注重展现个人感官体验和私人生活,叙述方式多采用“私语式”、“私人化”等写作方式。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 。作者潜意识里自觉和不自觉的情感流露成为了文学作品。女性文学中强烈又如此斑驳的场景与情感活动,在一定层面反映了女性作者内心深处的愿望和渴求。女权理论认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是女性身体和意识觉醒的隐喻表达,女人的性回归女人自身,也象征着女性重新争取自由支配和自我处置身体的权利;表明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挑战,对男权话语的抗争,对性领域中男权地位的质疑。女权主义埃莱娜·西苏倡导: “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 也并不意味着女性写作就仅仅是关乎性,因为名为反抗男权社会,张扬女性性别意识、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标举女性身体觉醒的女性主义创作,存在“名”与“实”的背离。言其本质,多

年来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实际上迎合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它与男本位思想持有的是同标准、同基调,放任情欲尤其是对性的过分追崇,是对男权社会消费心理的自觉迎合,是女性把自身自觉置于“被看”的地位,更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清醒沉沦。

二 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形态特征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到90 年代,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的过程,此时也正是女性主义文学现代性高扬的时代,作家与批评家一致认为:“毫无疑问,中国文学是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进程相一致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它有自身独特的品格。” 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一开始就与现代性紧密相关,同时随着西方女权理论的影响逐渐扩大,女性作家们开始尝试新的写作方式 站在激进女性主义的立场,以颠覆性的语言,将“私语”、幽闭场景带入公共话语空间,通过新时期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感官体验,构建新的叙述方法,试图破解男权本位,消解菲勒斯中心机制,将笔触深入女性生命底端,展示无法为男性话语进入的潜意识场景,试图揭示作为性别主体的女性私人空间对自我身份和女性世界的建构与确认。

1.多元、异质性的想象

受到西方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影响,新时期女性主义承继了福柯和德里达的观点,“有效的女权主义只能是完全否定的女权主义,解构一切事物,拒绝建构任何事物”。他们认为女性只是为了逃避一切围困自己的企图才对男权文化采取抵抗姿态。克里斯蒂娃也持同一立场:“女权主义的实践只能是否定的,同己经存在的事物不相妥协。” 因此许多研究将消解男本位作为主要思潮,如埃莱娜·西苏提出的“身体写作”或曰“女性书写”,吉尔伯特和格巴对“笔=生殖器官”的语言符号进行了拆解。从女性话语层面看,新时期女性主义放弃了现代激进女性主义向男权社会宣战的决绝、愤激和斩钉截铁的单一之声,转而以犹疑、暧昧、亦进亦退的“多元”混杂的性别表情取代之。从女性理想的高度追求转向男权现实的“凡俗”策略;从精英式地为“女性”整体代言到注重“个人”突围的大众哲学;从自我精神主体存在的追问向被世俗物化的自我生存悲剧倾斜。

随着新时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流行于西方理论界的后现代思潮不断涌入。后现代主义思潮构建了一个“众声喧哗、反对中心主义、反抗权威的”多元时代,它以“开放性的结构,自由有时甚至是游戏的思维方式,对权威话语的破除,对传统的兴趣利用和颠覆,对所有约定俗成的概念,都提出了疑问,无论是历史,是父权制度,是帝国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身”。

中国新时期女性主义仍然做着反抗男权、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努力,具体做法上也剔除了单一的“女人也是人”的社会使命去直面男权社会的不平等机制,而是更多以“女人首先是女人”的性别姿态去张扬个体魅力,并找寻形成这种男女性别差异的文化源头,着力批判这种男权文化,还女性 与男性多元共存的性别平等的本来面目。在世俗而森严的男权文化体系当中,有太多以“贞洁观”“贞操”为核心的针对女性的禁忌内容。长期禁欲的结果,导致了女性对自身的躯体充满罪恶和耻辱感,因此,对于性的反感、忌讳,几乎成为传统中国女性潜意识中难以摆脱的阴影和噩梦。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与 90 年代初的女性主义小说创作中,破天荒地以女性为欲望叙事主体的“私语式写作”和“躯体写作”,解构了强大而凌厉的对于传统性别秩序、性文化观念中所谓的男权性禁忌,在男性划定的话语禁区中开辟出自己的空间。

2.欲望化的“身体写作”

学者王晓明曾评价新时期女性文学状况为“沼泽里的奔跑”。这一时期创作的多元性与主体创作的异质焦虑之间的天平萌动不言而喻。在那个貌似“狂欢”的年代里,以林白、陈染、卫慧、海男、棉棉等为代表的女作家异军突起。她们关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性别体验,以身体为载体,深度挖掘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表述功能,将女性身体独立于宏观世界,在自我与身体、身体与自然、身体与社会的多层关系中传达对外部世界的抵抗、回归本真的立场和策略,重构女性身体的主导性。赵树勤认为女性作家构建女性诗学话语最适宜的一种方式就是“躯体写作”。“过去,女性的一切甚至包括女性的躯体都是由男性来书写,而这种书写无疑是隔膜的、歪曲的,所以,女性诗学话语的建构无可选择地必然要从女性的躯体开始,在所有的言说空间都充满着男权文化的陈腐气息时,女性唯有在自己的躯体上才能找到建构女性诗学话语体系的第一块基石。”

有关于“女性情欲的写作”从早期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麦秸垛》《玫瑰门》,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黑森林》,刘索拉的《寻找歌王》等,到 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已经欲望化的“身体写作”。陈染以她的《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等作品,开启了20 年中国大陆女性文学新潮的滥觞 以女性独特的个人话语来描绘私人生活的感官体验。继陈染、林白之后,又有卫慧《上海宝贝》《我的禅》、棉棉《糖》及后来九丹的《乌鸦》,再到木子美的《遗情书》等。这些作品在性意识的袒露下,在道德和放纵的碰撞中,潜入女性生命底层,通过对性行为或心理或物质的描写,刺激性地震撼了中国女性传统文化心理,使女性权利得以伸张,传达了女性本位立场。

作为一种自然存在,“身体”具有独特的内容和形式,显示物质存在的意义及其场所。梅洛·庞蒂认为“身体”可以和“主体”互换,约翰·奥尼尔指出两者互换的内在悖论,“一部分是肉体的碎片,一部分是精神的呓语,处于两者之间的则是以身体为符号能指的作为隐喻的整个人类文化。” 从这个角度理解,所谓身体书写即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共有精神下展开的回归身体的写作,让身体作为独立的个体自由发声,每种声音都被看作是个体按照身体意愿召唤真我的一种方式,显示出以身体为表征的绝对在场。身体也成为了罗格斯中心主义传统下男权话语制造的最大

神话,将女性群体的认知不知不觉地引向维护其对立面的境地。陈染摆脱不掉“自闭”情节,林白消除不了“性恶”和“他人即地狱”的理念,与之相比,卫慧、棉棉们的创作似乎更有戏剧性的轰动效应,她们让“欲望的手枪” 射穿所有的温情脉脉和欲说还休,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 ,疯狂地寻找自己的“盐酸情人” 。于是,这样欲望化的“身体言说”在反抗外部罗格斯传统二元并置模式的同时制造的新的二元论,在消解一种权威话语的同时制造了另一种话语权威,在用身体阻挡和逃离男权的同时却陷入了另一种男权书写,在试图以身体追求女性独特价值的同时反而否定了女性生命所可能具有的丰富、深邃及其意义。

3.个性尊严的持有和身份认同

与前一阶段由政治和社会变革所造成的个体际遇与人生命运的大转折不同,1980 年代的社会经济转型对个体生存的影响虽不是那么醒目,却更为内在且深刻。女性重新从家庭走向社会,改变“花瓶式”生存方式,步入职场。境遇的变化需要身份的重新确认和价值观的重建。因此,这一阶段相当一部分作家,如三毛、龙应台、李男、钟晓阳、黄碧云、亦舒等,将关注点倚重至社会转型期间的女性命运以及她们对生存、独立和人生道路的探寻。她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是基于强烈生命意识所流溢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蒋晓云是当时相当活跃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以恋爱、婚姻为主要题材,对当时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堕落、人性沦落做了生动展现。《随缘》《闲梦》和《掉伞天》等真实记录了社会的冷酷以及人生的俗相。廖辉英《失去的月色》《红尘劫》、袁琼琼《自己的天空》、朱秀娟《女强人》等作品,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和深入的阐释。廖辉英笔下象征传统社会里女性卑贱命运的“油麻菜籽”意象和“人生,海海啊!”的感叹,包含着对问题的深刻思考。她不仅将人物放到文明的转型期,从文化传统演进的角度去描摹,而且从人性出发,描写情欲,揭示孤独个体的生命体验。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性别意识明显增强。在以女性生活为题材,关注女性命运的文学文本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将女性的感知、女性的反叛以及女性的权利意识和创新意识上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上述提到的几位作家的作品,还有李昂的《杀夫》、吕秀莲的《贞节牌坊》、西西的《哀悼乳房》等作品可以看出,在女性自我及主体性的确立方面,作家的着眼点已经由女性社会身份的确立转到了性别身份的辨认;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如何在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中得到确认,成为她们关注的重点。

4.女性主义话语的困惑

自 1980 年代以来,新的性别秩序已在社会象征系统中重建,这种重建在当时的语境中已经具有历史且逻辑的合法性,甚至于在人性、人道主义话语中萌生出的女性主义思潮自身不经意间也在为这种重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因此,性别秩序重建的事实不可能遭到当时初露端倪的女性主义话语的质疑,如前文提到的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 你》《在同一地平线上》,张洁的《方舟》等一些新时期女性文学中最具性别色彩的小说文本,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性别差异、女性独特性与主体性诉求之间无法重合的困惑,但这样的困惑并未导致叙事对本质化的性别模式的质疑。叙事也只是为了自发而非自觉地表现刻板的性别模式对女性个体精神自由的宰制与压迫,这被解读为“为人”和“为女”两难全的矛盾冲突。

《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我”虽然作为主体意识强烈的女性,但这种主体意识是无性化的主体,是无视性别差异的产物。小说描写的正是女性感伤而冗长的懊悔。“我”面临女性身份的双重镜像,男人所要求的客体 “真正的女子”,社会所要求中性化的主体 “中性的我”。不同镜像有不同的隐喻,给了性别主体不同的道路。“我”拒绝了前者,接受了后者 成为真正的女人,但又为此不无遗憾。足见主人公和叙事者的心目中实际上也认为存在一个本质化的女人的标准。虽然“我”最终放弃尊崇这个标准,但内心仍然认同,并根据这个标准辨别自己并非真正的女子。同样的遗憾也存在于张洁的《方舟》中梁倩对钱秀瑛的又恨又羡慕,她虽然自己事业有成、内涵丰富,但依然认为浅薄并依附于男人生活的钱秀瑛活得千娇百媚,她认为钱秀瑛是真正的女人而自己不是,这是梁倩生命中的缺憾。

其实,对性别的本质化建构是男权中心主义的一个诡计,它论断了女性文化定位的僵化和低劣性。“夸大女人同男人的差异也会形成女人是另一个的观念。再则,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与女性保持距离和疏远还会导致将女人视为物品,这一点在一些色情形象中,和许多对女性的身体和性的虐待中表现得很明显。” 克里斯蒂娃也曾指出,“过分强调‘男’‘女’之别是近于荒谬的……虽然我承认凸显女性身份可以作为一种手段,但我还是要指出:从深层面看来,‘女性’终究并不是一个本质性的存在,它与其他事物之间有着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关系。”

如果说在20 世纪 50 - 70 年代,隐含权力机制的二元对立性别特征更多地与自然的男人或女人分离开来,成为一种文化象征、隐喻,以此来说明文明与落后、公有制与私有制、集体与个人的等级关系,那么,自80 年代开始,现代语境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又重新被加注在自然性别的男人与女人身上,新的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在人性与人道主义的面目下获得合法性的重建。历史就是这样的诡异,而这一切无疑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女性话语文本,即女性主体话语与“大写的人”,或者说“为人”与“为女”充满矛盾又合二为一。

三 新时期女性主义思潮的局限性和终结点

在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女性的身体成了男性主体主要支配与控制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源。但对于女性身体的征用并不能将男性自我顺利引渡到主体认同的彼岸,于是“菲勒斯”崇拜神话常常走向自我解构。于是,女性就全身而出,重新夺回对自我主体性与身体的掌控。但日常生活的缺席常使得社会结构变得空洞,现代女

性陷于“无家可归”的缺失焦虑中,同时,日常生活又是以自然主义、经验主义为基础,这又使它成为阻碍女性社会自觉文化因素生长、造成女性力量长期停滞的缘由。因此,在现代性焦虑中伸展着的20 世纪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始终纠缠于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于回归的双重向度。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事实上一直隐含了等级关系,并植入性别模式,过去的文本印证了将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被指派给男性,而对女性则抱有滞守的期望。新时期女性文本中,具有先锋精神的“女性英雄”,与她们作为女性的日常经验是水火不容的,有时被塑造的女性形象就是通过完全封闭后者来突出前者的。也就是说,女性人生的日常经验是不能导出精神性的内涵的,女性必须彻底地去性化才有资格问鼎精神、公共生活领域。“女性英雄”形象并未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并仍然滞守于男女二元对立的权力秩序。

在新时期叙事中,女性人生对日常性的守护在带来久违了的“人在家园”诗意感的同时,也在叙事中构成一种对立。客体化、“他者”化的女性存在,是这一特点历史时期现代主体内在认同焦虑的外化。1980 年代叙事文本一方面将女性存在设置为现代性历史时间之外的“他者”,另一方面这种“他者”化的女性存在又被赋予了一种想象性的抚慰和救赎功能。这种抚慰类似一种文化反思,为日益膨胀的现代主体理性提供一个反思性价值观照,以原始母性生育本能、性爱本能来拯救日益沦陷的现代文明。但恰恰是这种貌似肯定的价值诉求更强化了父权制文化的二分规则,即男性属于非日常性公共领域,而女性归属于日常性私人领域;男性象征意志、精神,而女性仰赖肉体、情感。这便是现代性反思伦理的诡计。它使得对女性主义存在的本质主义表述合法化、诗意化。男权文化最为看重的女性更的生育价值和性价值被表述为女性的全部“生命本真”,以此来谋求性别政治的合法性 再也没有比为一种意识形态提供生物学的依据更能证明其合法性的了。这样的合法性正是晚生代小说中女性表象彻底欲望化、客体化的必要前提。晚生代叙事对非日常性宏大历史场景的彻底放弃,对日常私人领域的回归并不意味着男女“平等地位”状态的到来。相反,当个人主体的精神性色彩剥落殆尽,赤裸裸的感性欲望成了叙事和经验主体自我确认的全部内容时,彻底的客体化、欲望化的表达便成了这种确认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日常性无疑是80 年代叙事的重要特征,但日常性叙事中的性别政治却严重干扰了叙事主体经由对日常生活的正视和体验、批判和重建来抵达文学现代性的基本命题和精神实质。

与此同时,如果用西方妇女历史来谈论整个妇女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解放时代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妇女形象根本没有在西方出现过,却仍然保留有完整的女性理论和一次 又一次的女权运动。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妇女历史至今没有总结出完整的女性理论,虽然80 年代启蒙话语提供了可观性,但仍缺少与国际环境下女性历史的接轨,使得一部分女性实践在90年代市场经济和西方主流女性主义的冲击下很快被消解。80 年代末开始,女性主义话语也完全背离了 80 年代初的初衷,失去了另类、异质性的想象,再此证明了女性主义不可能独立于政治经济体制,这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政治思考。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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