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交汇与文化互释

———阿来《蘑菇圈》与《三只虫草》的互文性解读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杨波

———阿来《蘑菇圈》《与 三只虫草》的互文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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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 1960 年代西方世界的互文性理论是文学艺术领域备受关注的阐释话语之一,法国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曾提出:“任何文本都是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作用。” 互文性的理论源点在于不同文本之间内容、结构等的相互交汇、挪移和渗透,而“整合和摧毁”则凸显出文本意义的开掘问题。由于文本间的指涉关系,研究者可以在整体性的视域下,对不同文本在叙事架构、人物塑造以及艺术特质等方面进行比较、融合,使得文本实现内蕴增殖的阐释效果。

阿来 2015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三只虫草》和《蘑菇圈》,前者刊载于《人民文学》第二期,后者首见于《收获》第三期。同年7 月,两部小说集结成册并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就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品读而言,如若将两个文本单独阅读,阅读者完全可以“驾轻就熟”,各有所获。两部作品的叠加付梓,虽然有出版与发行方面的考虑,但在叙事媒介蘑菇与虫草,故事人物阿妈斯炯与桑吉,以及文本的文化内涵等等方面又均存在相互编织、指涉的召唤本质,更有意思的是,《蘑菇圈》与《三只虫草》除了故事,文本语境均在阿来所熟悉的藏族文化圈外。居于此,笔者将两个文本“合构”为一个统一的叙事体系,运用融合性、整体性的研究视角,对两部文本中的人物、事件、叙事进程等进行互文性的价值审视。这样不仅可以挖掘两个文本之间的叙事链接,揭示两者间互存的隐秘的文化肌理,激活、丰富两个文本的 内在意蕴,同时还能引发接受者的阅读期待,从而与作者、文本展开更加深入的对话与交流。

一 叙述话语的同构与交汇

2016 年,《蘑菇圈》获得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阿来在颁奖典礼上提到:“我们的生态环境,已经恶化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人与人的关系叫社会,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比社会更大的空间,叫世界。这就必然包括了自然”。和《蘑菇圈》一样,《三只虫草》也包裹着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冲突、对话的叙事装置,阿来的自然书写立场十分明显,正如《人民文学》在卷首进行小说推介时提到的,“整部小说如初春般混合着万物'生、大地复兴、天人归魅的气味和情态,清新发暖、清冽余寒 关键是清朗有方”。出于对藏族地区自然、社会、文化的独到体察,阿来将松茸与虫草作为两部小说的话语凭借,两者在故事编织、文化维系等方面交织互动、“融为一体”,构成了文本解码新的可能与文本“动力”的重新激发,将两个文本引向了人与自然之间历史与现实的纵深语境。

采集活动作为中国原始社会的农事之一,与狩猎、农耕等一起被纳入文学话语,如《韩非子·五蠹》中有“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 的记载。《诗经》中更是充满了中国先民们采薇、剥枣、采蘩、条桑等大量采摘活动的诗歌表述,并在中国不同文化区域进行日常渗入,经久沉淀,成为中华文明的根基之一。在藏族地区,松茸与虫草的采集由来已久。作为名贵药材,松茸在宋哲宗元佑年间即有记

载;在《本草纲目》中有虫草为“羌俗采为上药”的说法。依循松茸与虫草等名贵药材的采集而构建的“虫草社会”,成为藏族文化的重要构件之一绵延出极具文化涵义的采集文化。阿来在《蘑菇圈》和《三只虫草》关于“虫草社会”的叙事话语构建中,将松茸和虫草作为自然界向人类提供意义的出场代表,与阿妈斯炯、桑吉以及人类进行对话,同时又生产着意义,流溢于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之维。

无论是松茸还是虫草,都来自青藏高原纯净的山川,历经了最为纯粹的情感寄托与心理规划,这是“虫草社会”的传统价值使然。如在《蘑菇圈》中,一年里第一轮蘑菇羊肚菌 的出现就具有神祗性,“像是一件寻常事,又像是一种奇迹” 。在《三只虫草》中,逃学的藏族小孩桑吉发现第一棵虫草后,将其视为“一个美丽的奇妙的小生命” ,这时的天空、起伏的大地和蜿蜒曲折的流水都明亮起来。读者可以看出,两种生物的出土与挖掘均充溢着生命缘起的敬畏。虽然羊肚菌、松茸对于机村人,虫草对于桑吉,都是一般的“寻常事”,是对生命运行的常态审视,但是又满含生命曙现的“奇迹”,或者是“奇妙的小生命”。当胆巴提出要将蘑菇拿到县城送人时,阿妈斯炯告诉胆巴:“蘑菇圈里蘑菇越长越漂亮了……我还是希望你自己吃了这些蘑菇。”此时,蘑菇被赋予的原始情感并未附着其他现实考量,朴素的母子情怀仍然超越了仕途、金钱等物性力量。桑吉在采挖到第一批虫草时,计划换回奶奶的关节痛贴膏和姐姐的T恤。而他回家留下三只虫草,想到的却是多布杰老师的剃须泡和娜姆老师的洗发水。对蘑菇与虫草的传统价值坚守,不仅成为藏族文化最为坚挺的形态维系,也共同构建起两个文本的话语底色。

随时代的变化,古老的采集活动在新的语境下,以不同以往的方式重新焕发生机,并正经历着一个生产方式的逆变和文化变迁的过程。“采集为生计的生产方式已经几乎成为远古的记忆……存在几千年的采集生计已经处于濒危边缘,只留下纯粹的形式。” 如《蘑菇圈》中,在“蘑菇值大钱的时代”,阿来描述的“都是令人心寒与怖畏的直观画面” ,人们“倾巢出动”“奔向山林” ,甚至将还未长成的蘑菇疯狂变为现金。在《三只虫草》中,人们经过多次反复,将虫草山“三面鼓起的肚腹都反反复复搜索过了两三遍” ,于是阿来借喇嘛的话说道:“如今世风日下,人们也就是小小纠结一下,依然会把一个小生命换成钱”。现实的利益驱动和变味的采集行为凸显了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离合、异化,阿来坚定的自然观念持存与现实境遇相互叠加,显出两个文本话语形态的复杂性,这样的叙事安排,构成了“文本与其他文本、身份、意义、主体以及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因此,蘑菇与虫草的“旅行故事”远远溢出传统的价值维度,直接奔向现代性的工具理性之途。

《蘑菇圈》中松茸的“旅行”主要沿两条线路铺设。一是阿妈斯炯对“蘑菇圈”的熟知而让松茸与儿子胆巴出现叙事关联。胆巴从州财校毕业到了县商业局,开始因为感 激刘元萱而不断送其松茸,后来又给县里的领导送,于是松茸成为胆巴一路升职的物性力量之一。另一条线路则是松茸的商业价值发掘。机村村民、刘元萱的女儿丹雅、外地商人均因其“特产”属性而近乎疯狂地获取松茸,甚至漂洋过海行游日本。《三只虫草》中,三只虫草的“旅行”更是充满戏剧性。由于调研员的收购改变了桑吉的“虫草计划”,一只进入书记的茶杯,一只到了北京,一只成为一名危急病人临死前的救命药物。在两个文本的最后阶段,松茸、阿妈斯炯的蘑菇圈以及桑吉的虫草,均被置于现代性的商业操控之下,丹雅和调研员两人通过自己的现代手段和利益操控,运用科技的理性力量否定了生物的原始生长密码,两种“特产”均被虚高身价,失去了自身的原生价值。笔者发现,蘑菇与虫草的“旅行”远远脱离了原来的情感谱系和价值规约,最终沦为权力或者物质的交换工具。“两个文本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 中表征的是阿来对于自然、人、人类社会的深度拷问,一方面人们肆意践踏,对于自然的索取毫无节制;另一方面利益的驱动掐灭了原始生物自身的生长灵性,其中的叙事内蕴与前述“虫草社会”所包蕴的传统意味相互映照,显现出两个文本话语粘连的复杂形态。

二 身份互认、“整体人格”与精神哲学的融合视像

小说作为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反映,需要抛给接受者一个完整的世界。黑格尔在讨论艺术理想的本质时谈到: “内容的实体性不是按照它的普遍性而单独地抽象地表现出来,而是仍然融会在个性里……就这事物方面来说,它也解脱了单纯的有限性和条件制约性,而与灵魂的内在生活结合为一种自由的和谐的整体”。这种经过了心灵过滤的“内容的实体”,在小说艺术中主要体现为人物的性格塑造和命运演绎。就《蘑菇圈》与《三只虫草》而言,阿妈斯炯和桑吉两人除各自生命轨迹的呈现外,还在身份塑造中显出年龄、经济、社会以及心理等方面的交汇互认,协同互补地构建出一个“自由的和谐的整体”,表征出阿来精神哲学的融合视像。

在《蘑菇圈》中,阿妈斯炯的母亲躲避两回战事后,带回了两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让阿妈斯炯的童年处于遮蔽状态。而阿妈斯炯“上了一年的民族干部学校的意义似乎就在于,她有机会重复她阿妈的命运……用自己的肚子揣了一个孩子回来” 。这个孩子就是胆巴,生父刘元萱一直被置于缺席位置,仅仅是临终前出于对儿女的托付才将事实告诉了丹雅,而将更多的生活苦痛和养育儿子的艰辛抛给了阿妈斯炯。按理阿妈斯炯的哥哥法海应该接过作为男人的责任,但法海不仅胆小,而且毫无进取意识,离开寺院还俗后不久再次躲回寺院,最终在寺院里终了一生。面对生命的窘境,阿妈斯炯选择了默默承受和宽容,面对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的诞生,阿妈斯炯将其视为自己“生命的开始”,这位看似“听天由命”的女性实则显示了女性生命的巨大柔韧度。

“蘑菇圈大妈”的雅号在阿妈斯炯身上绝非虚名。当

工作组第二次进村,违背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作用,造成庄稼绝收,阿妈斯炯凭借蘑菇圈和吴掌柜留下的一只羊让一家人挺过了荒年。机村第二次遭遇前所未有的大旱时,阿妈斯炯在全村人的冷眼中背水救蘑菇,终使得蘑菇的意义倍增,机村人对她也另眼相看。在这两次事件中,阿妈斯炯在历史的边缘地带创造了自己的声音,无论是给孤苦无助的吴掌柜施以温暖,或给木桶加盖成为笑话,还是偷偷地将蘑菇送给村里人,阿妈斯炯在自然与人、人与人之间架构起的无私、敬畏、宽容的精神通道都展现了生命的高贵与从容,也使得她的叙事身份增加了博爱情结和道德的诗意性。如果与阿妈斯炯先前的种种遭遇相互联结,阿来在作品中表达了“不以男性为依附对象,女人自己创造意义,毋需在男人身上寻找意义,救赎来于自身” 的一种诗意超越。

《三只虫草》中,阿来着力塑造的桑吉是一个与父辈有着不同人生旨趣的藏族少年,他灵敏可爱又朴实无华,理想高远又热爱乡土。童年思维、现实意味的叙事伦理让桑吉与自然关系的叙述充满了浪漫气息,在发现第一棵虫草时桑吉就开始纠结,“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三十元人民币” 。在采挖虫草时,桑吉有着与阿妈斯炯一样的对自然生命的尊重,那就是小心翼翼,不让虫草有最微小的伤害。至此,笔者发现在《蘑菇圈》与《三只虫草》中,阿来一直都在表达一种文化符号:阿妈斯炯热爱自然、善解人意,用宽厚仁慈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苦痛,最终穿破世俗获得了生命的光辉;桑吉活泼可爱、乐观向上,在积极进取中不断收获欣喜。两人一老一小,在相互映照中叠化为藏族传统文化的厚实背景,让阿来在此之上铺陈现实,望未来。

两部小说在结尾部分构成了叙事的互补性。阿妈斯炯一再感叹,自己老了并不伤心,只是喟叹自己的蘑菇圈没有了,这是对藏区生态、现实情势的哀惋,如此的叙事原则是基于过去而来,老人发出对于时事的喟叹,则出于对原生自然理念的坚守与执着。然而,“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 。在《三只虫草》中,百科全书的叙事切入让文本结构增加了叙事的开放性,一整套的百科全书让桑吉彻夜未眠,“百科全书里有着他的生活的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一切东西。巨大的图书馆,大洋中行进的鲸鱼,风帆,依靠着城市的港口,港口上的鸟群与夕阳” 。种种图景包蕴着藏族少年与另一个遥远、博大的世界的对话,未来世界的种种可能性已经向桑吉敞开。正如在采挖虫草时,桑吉没有一味沉溺在对虫草的生存性采挖和索取上,他对于三只虫草的打算,远远超出了现实利益的思考。阿来以往的书写经验中并不缺乏对藏族青少年的形象塑造,如《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家的二少爷,在智与愚之间滑落,最终死于家族性复仇,没有能够通向新的世界。《空山》中的少年格拉、达戈,一个因为身份问题止步机村,一个将生活空间定格在“树上图书馆”,由自我放逐走向对世界的精神追求。在《三只虫草》的最后,少年桑吉走出家乡到自治州重点高中就读,新的世界已经向他开启,并用生 命讲述自我的故事,使得阿来先前作品中的一个个缺乏精神归依的流浪者在此遭到放逐。

《蘑菇圈》和《三只虫草》的文本根植于藏族文化的血脉中,并有挚爱于斯的阿妈斯炯和桑吉,年老的喟叹过往,年少的畅想未来,两种生命景观相互叠加,展现了藏族人民厚重又充满希望的民族形象与整体人格。在《蘑菇圈》中,当胆巴被舅舅法海带去做小和尚时,阿妈斯炯连夜走了几十里路将其抢了回来。《三只虫草》中的桑吉,因百科全书而受到委屈后,学校后面山岗上的一个喇嘛引导桑吉跟随其修行,桑吉坚定地说到:“我不当喇嘛,我要上学。” 笔者认为,只有将阿妈斯炯和少年桑吉的形象叠加起来,才能找寻到阿来作为隐含作者的内在意念和书写意识。阿妈斯炯和少年桑吉两个人所具有的共有性格,构成了阿来对于藏族地区社会人文景观、文化品貌的坚定捍卫。而阿妈斯炯和少年桑吉相异的人生指向,则表现出阿来对于藏族文化在现代转型中的深入思考。在捍卫与思考中呈现的种种复杂情态,建构起阿来的文化身份与内在精神的融合视像。

三 文本间的意义指涉与文化互渗

一直以来,阿来的文学世界主要建构在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土司制度、历史复杂性的瞻对、美丽多情的梭磨河,以及浓缩了藏族民俗、歌谣与现实的机村等等元素中。作为藏族文化表述的重要代表之一,阿来一直将其文化身份根植于川西北高原的马尔康地区。这里地处汉藏文化交互缓冲地带,文化的交融让阿来具备了独特的文学视角。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凯文·林奇曾指出:“一处独特、可读的环境不但能带来安全感,而且也扩展了人类经验的潜在深度和强度。” 由于藏族身份和地域风物作为阿来文学创作的根基,因此,在其文学世界的建构中更能发挥形象塑造、叙事建构和文化增殖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文学地理学者杨义指出,“地理环境以独特的地形、水文、植被、禽兽种类,影响了人们的宇宙认知、审美想象和风俗信仰,赋予不同山川水土上人们不同的禀性” 。

从阿来目前文学创作的整体性状貌看,除《阿来文集·诗文卷》《梭磨河》为诗歌作品,《大地的阶梯》为散文作品之外,其余作品大多为小说。阿来曾说自己“背靠着藏族文化这棵大树”,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创作,藏族文化一直是阿来文学世界的内核,也是其文学话语的表述标识。丹珍措曾在讨论阿来作品的文化心理时指出,“回归到本民族历史文化发展根脉,回归本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从而探寻并建构自己更深厚、更本真的文化底蕴” 才能获得其文化根性。关于阿来文学创作文化根性的类似阐述并不鲜见,笔者也认为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无论怎样都抹不开故土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源脉,他总是走在精神回乡的路上。

在《蘑菇圈》和《三只虫草》中,文本叙事与其负载的藏族文化、民族情结是紧密而熨贴的,阿妈斯炯和桑吉均属藏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护卫者、呼吁者和承继者。阿妈斯炯对生命困厄的坚韧、对自然的神祗般尊重,以及与蘑菇、百鸟

的对话,涵盖了藏族人民在处理人与人、人类与自然关系时的智慧、博爱。桑吉在对待虫草和鸟儿、对待校长的问题上,体现出了一个藏族优秀少年的爱怜与豁达。两个文本中关于青藏高原风物的描绘又显得纯净、素朴,这样的高原景观成为阿妈斯炯、桑吉形象升腾的巨幅背景,让两人的精神世界在此映衬之下显得卓尔不群,熠熠生辉。

卢卡奇曾说:“一个人的发展是一条与整个世界相联系的线索,通过这条线索,世界被展开。” 《蘑菇圈》中的阿妈斯炯,无论是在初级农业合作社升级为高级社或无节制的砍伐森林的时期,还是在人们对于松茸等蘑菇的短视行为爆发时期,抑或是丹雅对蘑菇圈的GPS 定位、工业化的蘑菇培育时期,阿妈斯炯均作为一个时代的在场者,感知了历史的哑然和自然的嘲弄。《三只虫草》同样也出现了虫草价值的异化,僧人及寺庙沦为物质追逐者的叙事设置。笔者认为,阿来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意在强调藏族文化的传承,另一方面则显示出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在面对世界性的文化和技术推进时的局促和焦虑。如在胆巴升职、孙女出国念书的事情上,阿妈斯炯显得传统并略显固执,“一个老太婆怎么拦得住这个变小的世界啊……我知道,人在变大,只是变大的人不知道如何放置自己的手脚,怎么对付自己变大的胃口罢了……我还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阿妈斯炯的话语恰恰表明了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在老一代传承者身上难以抹除的本质,他们只能采用回身转向、躲避闪烁等方式捍卫其自身的文化路径选择。桑吉的父亲亦是如此,对于退牧还草、移民搬迁等事实的认知仅仅停留在现实层面,无法更为深入地把握理据并窥探本质。其实,在阿来的文学书写中,关于这样的现实图景并不鲜见,如阿来在《红狐》《狩猎》《空山》《达瑟与达哥》等作品中描绘的与采集文化相区别又具有同一源脉的狩猎文化。在这些文本中,阿来着力描绘藏族人民充满血性和浪漫品质的狩猎活动,将狩猎的传统意味置于技术、法律等现代文明的追逐之下,祭奠一种渐行渐远的狩猎情怀和文化精神。笔者认为,如果只是将《蘑菇圈》《三只虫草》中释放的现代性焦虑作为阿来自身的文化认知,那肯定难以与其“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以及丰富的藏区书写相匹配。因此,《三只虫草》中桑吉所表征的藏族文化新气象,才是阿来关于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沟通交汇的真正表述,才是藏族文化中最为活跃、充满希望的历史主体。正如萨特所言“人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阿来并没有将藏族文化推向决绝的地步。因为少年桑吉正在自治州重点中学的教室里,将阿妈斯炯那一辈人无法抗拒也无法理喻的现实变成一种希望,一种可能。而这正显示了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在文化自觉与文化重构中的话语自信,藏族文学才得以成为“中国文学边缘活力且有资格参与西方对话的本土话语的一面旗帜” 。

结语

罗兰·巴尔特曾指出,“文本是一个空间,运作中的意指作用过程,可称之为‘意涵’,我们不能将其视之为一种结束、封闭的‘产物’,而是视之为一种展开中的‘生产作用’,它与其他文本、其他代码‘相连接’” 。笔者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视域下,将《蘑菇圈》和《三只虫草》两个文本开放贯通,展开了两者间“连接”“生产”的阐释活动。虽然民族文化在世界性的文化交织中难以从容,不无焦虑与无助,但可喜的是,少年桑吉已经作为一种新的民族文化力量,从容地走在一个敞开的世界之中。藏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织部分在现实社会面前正显示出巨大的柔韧度和生命力,成为历史面前的自信主体,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可能性正在获得确认与辨识。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童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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