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刘震云的精神返乡

———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中心

———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中心

在刘震云的小说世界中，北京和延津构成了基本的空间坐标。可是，他却并未以此建构起都市／ 乡村、现代／ 传统、中心／边缘的意义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结构几乎是 ２０ 世纪以来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意义结构之一。刘震云的兴趣似乎从一开始就集中在时代变迁过程中某些“不变”的东西。从《一地鸡毛》到“故乡”系列小说，从《手机》到《我叫刘跃进》，他念兹在兹的是中国人在权力结构、家庭伦常、熟人社会中所承受的精神苦痛。就此而言，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成为刘震云书写中国人千年精神苦痛的又一力作。不过，这部小说真正发人深省的地方或许还在于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内心深藏着对走出无边的精神苦痛的渴求，小说主人公杨百顺 和牛爱国的精神突围之路，更是展现了这种渴求的力度和深度。这不能不说是刘震云小说意义结构的某种新变。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向大众兜售廉价的安慰剂，也不意味着为怀乡者提供肤浅的装饰品，而是刘震云在向故乡持续掘进中开出了更为丰富的意义空间。

摘 要：在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写尽了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精神苦痛，也写尽了中国人顽强寻找自我的种种努力，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小说动人心魄的力量。在刘震云的小说世界中，这种意义结构的新变，源于刘震云向故乡持续掘进中的精神历险，以及对故乡更为宏阔的认识。通过文本细读，揭示新世纪以来刘震云在精神返乡中的发现，或许对认识“城／乡”格局中的当代中国小说不无意义。关键词：刘震云；精神返乡；新变

迁怒：精神苦痛的宣泄方式

正如刘震云在演讲和访谈中反复提及的，小说《一地鸡毛》并不是小林家的流水账。小林家的“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比东盟的会议更重要。” 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半斤豆腐馊了”，往往就是一次激烈的家庭冲突的“引线”。半斤豆腐的背后，有着家庭生活中说不尽的恩怨。这是刘震云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某一侧面最深刻的洞察，也是我们理解其小说的关键所在。在《一句顶一万句》 中，剃头匠老裴回家路上偶遇外甥春生，便领着春生到家里，正赶上家里吃烙饼摊鸡蛋，春生吃了十一张烙饼。外甥走后，老裴的老婆便开始唠唠叨叨，从春生吃烙饼说到老裴的姐姐，从老裴姐姐年轻时的事情说到老裴当年贩驴时认识的蒙古女人，再从老裴跟蒙古女人的丑事说到老裴姐弟俩都不是好东西，烙饼早已不再是烙饼，直到最终老裴打算杀掉老婆的哥哥。这种逻辑演绎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切中了中国人内心深处某种隐秘的东西。每个人似乎都认定自己是生活的受害者，一旦遇到不遂心的事，迁怒往往成为固定的思维方式。在这样的生活中，要么小心翼翼，唯恐触碰了别人的敏感神经；要么借题发挥，将淤积的情绪彻底宣泄出来，完全不顾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说到《一句顶一万句》中最可怕的迁怒举动，不是“吴摩西大闹延津城”，也不是牛爱国因妻子的偷情而要杀死情夫小蒋的孩子，而是一个叫金枝的女孩，因家人之间的冲突，最终凄惨地死去。金枝得了鼠疮，本也不是什么大病，一帖老鼠疮膏药就能治好。可是她的父亲曹满囤偏不去买药，他要借着金枝的哀号声，表达对哥哥曹满仓不愿过继自己的儿子的不满。不想金枝竟真的死去了，曹满囤便将金枝的死归罪于哥哥，从此兄弟俩老死不相往来。越是在血缘上有联系的人，彼此之间的怨恨却越深。由此，人也便有了逃离家庭伦常、熟人社会的渴望。在新乡车站，吴摩西面对无数来来往往的人，猛然间觉得无比轻松，他甚至渴望就此融进陌生的人群。牛爱国回想在酒泉当兵时的场景，几万人集结在一起，个人彻底地消融在集体之中，可是，那却是他长久以来为数不多的温暖记忆。这种对逃离家庭伦

常、熟人社会的渴望，一方面直指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深重的精神苦痛，另一面也指向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的某种精神诉求。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吴摩西曾经参加过延津城每年一度的春节社火表演。在社火表演中，平日里的贩夫走卒“化身”为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表演者全神贯注于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暂时忘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和苦难。这或许近于学者耶律亚德所说的“初民”的深层精神诉求，即世俗的时间在神圣的仪式中被搁置了。“人只有认为他已不再是自己本身（从现代观者眼里看来），而是充分的仿效与重复别人的举止行事时，他才是真实的。” 不过，吴摩西所处的社会，仪式的神圣性已经荡然无存。杨百业的婚礼本该是神圣的，可是，村里人的围观只是为了确认杨百业的新娘是否真的缺了一只耳朵。牧师老詹整日奔波于延津四乡八里，他所宣讲的“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只会引来众人的调侃、戏谑。吴摩西偶然的社火表演，因所扮演的阎王竟显出了妩媚之态，一时间引得观者叫绝，说明了社火表演不过是众人取乐的方式而已。因此，毫无神圣感的仪式非但不能净化人的精神，反而使得日常生活在热闹之后显出贫乏的真正底色。

在日常生活中，用所谓的“虚”来化解“实”所引发的精神苦痛，成为《一句顶一万句》中众多人物所选择的方式。“虚”往往表现为人的某种爱好、癖好。比如牛国兴爱“喷空”，染坊老板老蒋爱养猴，竹业社老板老鲁爱在脑海中走晋剧，县长老史爱与戏子苏小宝“手谈”……可是，这些爱好、癖好却并未真正涵养人的性情，更无法使人获得某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牛国兴与杨百利是“喷空”的好友，当杨百利“喷空”的能力超过自己时，朋友就变成了仇人。老蒋厌倦了生意场上的蝇营狗苟，终日里和猴子“金锁”惺惺相惜。可是，当“金锁”因误食老鼠药而死去时，他一句话也不说地盯着管家老顾，使得老顾大病三天。老鲁早年四方做生意，喜欢山西的晋剧，在延津无法听戏，也就只能在脑海中走戏。当杨摩西打断了自己走戏，他便怒不可遏地将其赶走。种种的“虚”不过是掩饰精神苦痛的方式，一旦这“虚”遭遇哪怕一丁点的干扰，“虚”也就露出“实”的本色，迁怒自然是不二选择。由此看来，当人无法逃离家庭伦常、熟人社会时，一般意义上向着内心的掘进，也未曾带来真正的精神欢悦。

偷情：道德审判之外的精神现实

关于《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曾经谈及自己和出版社编辑的一段对话，“她让我从故事的角度讲，到底出现过什么过去别人作品里没有出现的人物？我就说有两个杀人犯，一个想找到另外一个，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说一句知心的话。她说，这个好，有暴力。我说，那就再加上一句，里面充满了‘西门庆’和‘潘金莲’。她说这个更好，书好卖。” 这看似是笑谈，实则指向偷情事件在其小说中的特殊意味。甚至可以说，在刘震云的几部最重要的长篇小 说中，偷情事件几乎具有叙事结构上的意义。在《手机》中，严守一与武月的偷情，不单是肉体的欢悦，更唤醒了严守一内心深处隐秘而又真实的黑暗语言。由此，他也哀叹日常生活不过是“一腔废话”。在《我叫刘跃进》中，刘跃进之所以离开故乡，便因为妻子的偷情。而整部作品中，将官员、地产商、发廊女老板、地痞、小偷、暗娼联系在一起的，竟是刘跃进处理偷情事件时得到的六万元赔偿款欠条。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和牛爱国，一个“出延津”，一个“回延津”，都是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妻子。在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对偷情事件的道德考量，而是偷情事件何以成为刘震云小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刘震云看来，“《水浒传》里西门庆、潘金莲、武大三者的关系处在一个低级的状态。” 而他则要探寻偷情事件在家庭伦常、熟人社会中的深层意味。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丈夫或妻子与人偷情，自然是极端化的事件，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常常是尖锐的，甚至充满血腥的味道。不过，刘震云所关注的，首先在于偷情所折射出的家庭情感生活本来的空洞。就像牛爱国的老婆庞丽娜与“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偷情时，被小蒋的老婆赵欣婷发现，赵欣婷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他们一夜说的话，比跟我一年说的话都多。”偷情的确不单是肉体的欢悦，而是有“情”在其中。这种“情”恰恰是普通家庭中最缺乏的东西。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两情相悦从来就不是家庭生活的基础。杨百业与秦曼卿的婚礼可算是小说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颇有“卖油郎独占花魁”的味道。不过，也正如秦曼卿面对婚姻现实时所哀叹的，“不是伤悲嫁错了人家，而是伤悲不该读书。”杨摩西之所以能“嫁”给吴香香，一是杨摩西在县政府工作，多少能给吴香香经营的馒头店增添光彩，二也在吴香香觉得可以完全掌控杨摩西，从而方便自己与银匠老高的私情。因此，在无爱的家庭中，夫妻之间之所以无话可说，甚至相互算计，往往因彼此都认定对方毁掉了自己的生活。这其中藏着彼此之间的恨，这种恨并非因爱而生，而是愠怒的逐渐淤积，直到心中突然闪现出杀人的念头。在小说中，无论是吴香香与老高偷情事发后，吴摩西打算借刀杀人，还是庞丽娜与小蒋的私情使得赵欣婷也欲借刀杀人，都是迁怒更为极端化的表现罢了。而牛爱国打算杀死小蒋的孩子，则透露出家庭生活中的恨所暗含的更为可怕的东西：仇视一切与爱有关的行为。

其实，偷情之所以能够称之为一个事件，也在于它往往是熟人社会中的公共事件。一方面，这种事件极大地满足了街坊邻里的窥淫欲，捉奸甚至常常具有狂欢效应。另一方面，熟人社会所形成的舆论氛围，也使得家庭、家族常常通过暴力性的惩奸举动来捍卫所谓的尊严或颜面。显然，刘震云无意于此。小说中的吴摩西和牛爱国，本来都不愿意去寻找与人私奔的妻子。可是，这种想法显然违背了熟人社会的规则，他们都不得不为了给邻里乡亲一个交代而出门假意寻找。由此看来，他们对熟人社会的厌倦一点都不亚于对家庭的厌倦。当吴摩西在开封火车站无意中看到

吴香香和老高，虽瞬间也起了杀人的念头。可是，私奔路上的吴香香与老高之间的恩爱，却也让吴摩西第一次意识到爱的意味。即便破衣烂衫，漂泊不定，吴香香与老高却相依为命、恩爱无比。在吴摩西看来，这二人又何尝不是和自己一样，从家庭伦常、熟人社会中挣脱出来。由恨到“不恨”，再到理解。这是吴摩西“出延津”的心路历程。其中的关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否极泰来，而是体现了刘震云对中国社会的某种根本性的看法。身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延津人，似乎从未听闻“仁者爱人”的道理。就像延津的盐碱地一样，文化的荒漠使得人只能在情欲的刀锋上“顿悟”爱的真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震云藉着偷情事件看到了中国人的生存真相：家庭伦常、熟人社会之所以常常构成精神苦痛的根源，就在于其似乎未向普通人昭示一种人之为人的生活样式。

自我庄严：杨百顺更名史的深刻含义

在刘震云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长篇小说《故乡相处流传》中，两千年的延津常常“城头变幻大王旗”，可是，那些苦苦挣扎于底层的延津人，名字却毫无变化：孬舅、白蚂蚁、六指、猪蛋、瞎鹿、曹小娥。这种人物的命名方式，既指向普通的延津人在权力结构中不变的悲苦命运，也说明了他们的生命毫无庄严感可言。在刘震云看来，《单位》中的老张、《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他们究竟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因为在权力结构中，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不过，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主人公杨百顺竟然先后有四个名字：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倘若我们将长篇小说《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刘震云近些年来一直在关注中国人对于命名的某种焦虑，这不能不说是其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次结构性的调整。

我们关注杨百顺的更名史，并非要探讨人物的名字与命运之间的神秘关系，而是探讨具体的更名过程与人物命运的关系。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常常着意于生活中的名实不符所带来的滑稽感、荒诞感。“也就三间屋，七八张桌子，做些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等家常菜”，却叫“老李美食城”。一个小小的照相馆，本叫“人和照相馆”，后来竟更名为“东亚婚纱摄影城”。同时，人物的名字与其现实处境也往往构成巨大的反差，那个因父亲置气而死去的女孩子金枝，无疑是对“金枝玉叶”的反讽。而叫作秦曼卿的女子，原以为下嫁杨百业，多少类似自己熟读的明清小说中的传奇女子，可到头来，她的姻缘却是个笑话。

杨百顺正是在这种不伦不类的文化中出生的。“百顺”，看似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事实上，兄弟三人：百业、百顺、百利，传递出杨百顺的父亲对于家业兴旺的期盼，这种期盼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最为朴素的生活观念。但是，对于一个走街串巷卖豆腐而不敢高声吆喝，回家对儿子们却似暴君的人来说，给儿子所起的名字与对儿子的真实态度相差可以不计。因此，杨百顺无论是跟着老曾杀猪，到老蒋 的染坊挑水，还是流落街头，入赘吴香香的馒头铺，他所经历的恰恰是百事不顺的人生。同时，每当其走投无路之时，最不愿意回顾的就是杨家庄的老家。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其所遭遇的依旧是大而无当被命名的命运。对于来自意大利的牧师老詹来说，期望杨摩西能够像《圣经》中的摩西一样，带领延津人走出生存的困境。可是，杨摩西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混口饭吃。老詹的良苦用心不过是对杨摩西生存处境的另一种讽刺。从杨摩西到吴摩西，本该是一次艰难的抉择。不过，从逃离血缘上的家庭，到更姓换名而获得一个“自己”的家，几乎是其人生真正的转机。可是，在吴香香看来，将杨摩西更名为吴摩西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羞辱其人格以实现对吴摩西完全意义上的掌控。在小说中，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再到吴摩西，刘震云展现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生活中所遭受的屈辱。

在杨百顺的儿时记忆中，最喜欢的事情是看卖醋的罗长礼喊丧。乡间的丧事往往凌乱无序，可是，罗长礼却能将丧事主持得井井有条。在杨百顺看来，罗长礼的喊丧透着处乱不惊的气概，不由得让人生出对生命庄严感的敬畏和渴望。这也许是年幼时杨百顺所接受的唯一的关于生命庄严意味的教育。已是吴摩西的他当在开封火车站理解了吴香香与老高之间的真爱时，决意彻底地离开延津。在西去的火车上，当人问及叫什么名字时，他告诉别人，自己叫罗长礼。长久以来深藏在杨百顺精神世界中生命的庄严感，借着自我的命名得以实现。但也正如小说中所展现的，这个罗长礼在陕西娶妻生子、安家落户，依旧融入家庭伦常、熟人社会中。当然，他的自我命名毕竟确认了生命的庄严感，这也许不是真正的自我救赎，但从他人对自己的命名，到自我命名，确也彰显了一个人努力探寻自我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普通百姓对生命庄严感的追求，也成为刘震云随后创作的长篇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精神内核。这部小说看似是对改革时代上访户命运的揭示，事实上，李雪莲从延津到北京，从乡政府到人民大会堂，支撑其申冤的心理动因就在于，无论污名化所带来的精神苦痛有多么沉重，自我庄严依旧是内心深处无法抹去的东西。当然，杨百顺、李雪莲的自我庄严并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这种自我庄严也许会以急遽喷发的方式展现出惊人的力量，可也正像后来的罗长礼在牧师老詹送给他的教堂建筑设计图的背面所写下的话，“不杀人，我就放火”。内心所淤积的愤恨，依旧随时可能毁灭这种自我的庄严感，这也许是刘震云真正的冷峻所在。

照见自我：返回“一无所有”的故乡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最终的“出延津”，完成了某种程度的精神自新。可他乡一如故乡，一个人并不能就此卸掉所背负的精神苦痛。因为，他依旧是在此岸的世界中求取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后半部的“回延津记”也就有了深长意味。当然，并非是杨百顺回到了延津，而是与其有着关联的人，在多年后与延津之间或明或暗的

纠葛。当年的吴香香撇下自己的孩子巧玲，与老高私奔，吴摩西带着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巧玲到新乡寻找吴香香，不想巧玲被人贩子拐走，后来几经周折，卖到了山西襄垣县曹家庄，便成了曹青娥。不幸的婚姻，老年时的孤苦，使得曹青娥既不愿面对延津，却又时时回顾，弥留之际不能忘怀的仍旧是从延津寄来的一封信。罗安江是“出延津”的罗长礼的孙子，一直保留着老詹送给罗长礼的教堂建筑设计图，在病重之时，毅然回到延津寻找爷爷的秘密。牛爱国是曹青娥的儿子，自小未曾享受过父母之爱，成家后更是陷入妻子屡次偷情的丑闻中，以至于自己也成了偷情事件的主角。可是，时时折磨牛爱国的并非这些不堪的生活，而是无处话凄凉的孤苦。在假意寻找与人私奔的妻子时，阴差阳错地去了延津，又从延津到了咸阳，最终只找到罗长礼遗留下的教堂建筑设计图。曹青娥、罗安江、牛爱国，三人的“回延津”，其实都指向了人的深层精神诉求：“我从哪里来？”由此，故乡之于人的意义也便显现出来。不过，正如罗长礼的孙媳妇何玉芬对牛爱国所说的，“就是找到这些事，也解不了你心里的烦闷。”探寻故乡隐藏的秘密，除了照见我之所自，更要照见我之我是，我之所往。牛爱国最终踏上了寻找情人章楚红的旅程，这种人物命运的安排，不能不说是对返乡主题的某种重构。

事实上，“回延津记”又何尝不是刘震云的精神返乡呢？当然，这样的理解必须基于对其精神历程的整体观照。在长篇小说《手机》中，严守一身陷“一腔废话”的都市，深感生活的虚无。他禁不住将视线转向故乡，渴望在土地中找寻到支撑自己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这种回望，是无数像严守一一样的进城者所共有的精神历程。年少时，他们通过各种途径，逃离贫瘠的故乡，融入城市生活。可是，多年后，即便明知故乡仍旧是贫瘠的，却又忍不住回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矛盾心理折射出进城者未曾逃离精神贫瘠的命运。《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显然触及了故乡的另一向度。或者说，我们也许常常是把故乡限定在了一个相对狭窄的意义空间中。事实上，故乡不单是和某一块土地的关联，故乡也可能是精神层面的。正如海德格尔在论及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所说的，“‘痊愈者’乃是那样一个人，他专心于还乡，亦即专心投身于自己的使命。这位痊愈者在走向他自身的途中，从而能说出自 己是谁。” 作为刘震云新世纪的精神返乡之作，《一句顶一万句》不单是呈现了地理层面上的故乡，而且着力于开掘某种精神层面上的故乡。

在小说中，牧师老詹常常对延津人说到，“信了主，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的确是人类最根本性的哲学命题，也是刘震云在精神层面上对故乡的重新审视。不过，刘震云显然不是从宗教的意义上观照精神层面的故乡。因为，小说中的老詹可以算作是一个相当失败的传教士，他对延津百姓现实生存处境的漠视，使得他所宣讲的命题常常显得空洞无物。刘震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非脱离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来呈现这样一个人类根本性的命题。而是在精神返乡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近乎一无所有的故乡延津，并最终生出对人之为人的关怀。或者说，返乡并非毫无意义，关键在于如何照见真正的自我。也许，这个精神层面的故乡正是刘震云苦苦求索而终于得见的故乡。由此，我们方能明白《我叫刘跃进》中的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牛爱国，以及《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在奔波中所彰显的人之为人的庄严意味。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实习编辑 任 皓责任编辑 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