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放散文:西部风物、人文视野与文化混融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刘军

摘 要:拥有“高原诗人”称号的牛放一手写诗歌,一手写散文。他的散文延续了文化散文的路数,取材上以西部风物为主,在艺术处理上,采用历史的视点与自我的视点相融汇的方式,并因为鲜明的“若尔盖”印记,彰显出特有的文化混融性。关键词:牛放;文化散文;散文语言;西部文学;文化混融

因《乡愁》一诗而蜚声华语文学界的余光中,年轻的时候曾戏称自己可以“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余光中之后,“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的称号便固定下来,并被嫁接到其他作者的创作中。新世纪前后,跨文体写作成为一种潮流,由诗而侧身散文写作者甚众,这种现象对应的是写作重心的转移,而另一种情况则是诗与文并重,且皆有不俗之成就者,作家牛放便是其中之一。

由散文集《落叶成土》 可知,生于 1960 年代的牛放,他的散文中触及童年乡土生活经验的并不多,大概只有《恨城里人》《当农民的大哥》《校长是地主的儿子》这么有限的几篇。开意识流小说先河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曾经有过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大山和平原交界的地方是最富有浪漫气息的地方。牛放的故乡 平武恰恰就是高原山地与平原间的过渡地带。对于牛放而言,少时特殊的家庭经历使得作家的童年个性趋于顽皮与桀骜,而不合时宜恰恰构成了作家成长过程中作为基本动力的文化基因。按照常理,童年经验作为创作的母题,作家们会当做富矿反复开掘,其中对童年经验的审视尤被散文作家所钟情。如今,中国的城市化已接近60% ,然而诉诸新世纪以来的散文界,乡土经验的处理的再现依然潮流汹涌,由此可见乡土情结的强大。而牛放笔下,涉及童年经验的散文篇章之所以为数甚少,有两个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首先,对于拥有“高原诗人”称号的牛放而言,侧身散文场域非有心为之,而是闲适之作。作家是在诗歌领域取得一定成就之后,以闲笔来写散文,“闲”之一字,是一种文化心性的表征,它对应了情趣、境界、情怀、趣味等中国文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美学品味。闲适之作与经验之作的区别,涉及到观念、艺术处理、写作资源等等方面,随着新世纪以来散文界叙事的转向,经验之作傲立潮头,散文的叙事性要素得以急剧地扩张,进而诞生了一种与小说文体等量齐观的苦难美学。反观牛放的散文,大量的笔触不是投向经验场域,而是集中于行旅、山水、人物这些要素之上,这也决定了其散文创作从题材属性来说,可归属于文化散文的 范畴。

其次,对于牛放而言,青年时代在若尔盖草原的生活经历,对其文化心性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思维认知、情感判断的坐标是在若尔盖,再扩大一些,是在阿坝州完成的。若尔盖的苍茫,信仰的坚韧,多民族的融合及包容,这些地域性的要素,融进到作家的主体性人格之中,当然,也塑造了其散文的基本面貌。

文化散文发端于1990 年代初余秋雨在《收获》杂志所开设的专栏文章,其形成标志则是1992 年作家汇集出版的《文化苦旅》一书。就其内涵,学者石华鹏曾给出这样的定位,“文化散文是在历史文化与散文之间找到了一块交界地带,用文学的形象和情感来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用历史文化的精神维度来丰富散文的深度。” 因为思辨因素的进入,以及对知识的强调,文化散文与历史散文容易混淆。其实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历史散文有着明确的判断体系,借以知兴替,考得失。历史散文中的判断力主要朝向价值判断,审美判断的因素无疑是弱化的,因此,识见能力是考量历史散文的重要标准。文化散文同样触及到历史中的人物、故事、命运遭际,然而在价值判断之外,文化散文里还拥有鲜明的情感判断,作家笔下有明确的情感代入方式,也可以这样说,文化散文是一种具备了双维度的文体。在当代散文史上,余秋雨和他的文化散文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尽管后期的他在写作上遭遇了瓶颈,文化散文这一文体形式虽然难以再续辉煌,然而后继者不乏,至于行进到何种程度,尚需观察。

基于见贤思齐,有感而发的态度,牛放的文化散文在取材上集中于西部风物。超出西南、西北地理范畴者,《江南最后的乡村》算是单列的一篇,其他则不多见。这些西部风物中,有沙漠绿洲,有草原湖泊,有陕北民歌,有敦煌故地,有军事要塞,有名山大川,也有佛寺和道观。在其笔下,自然景观的感性抒发往往一笔带过,重点则放在历史人文景观的观照之上,梳理历史的细节和脉络,勘察对象的由来和现状,同时也注入个体的思绪焦点。即使是行旅之作,作为

读者很少能够在其作品中见到风景美学的阐发,而是将个体的思辨与脚印代入到文本之中。

米沃什曾经说:“我到过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这表明我害怕被打碎,害怕失去我的中心,我的精神家园。” 米沃什的这番话表达了其强烈的家园归属感。中心

边缘的配置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西欧来说,东欧就是边缘。相应地,对于北京、上海而言,四川位居西南边陲。对于成都而言,若尔盖同样构成了边缘的存在。来自边缘地区的作家往往具备强烈的家园意识,牛放也不例外。在《落叶成土》这部文集中,其笔下的文化散文涉及若尔盖的篇章,有怀人之作,也有涉及人文地理的篇章,所占的比重较大。其中分量最重的当数《中国历史的粗心大意》一章,这篇长文字数达到一万五千多字,从历史沿革、地形地貌到高原的民情、民俗、信仰,再到红军长征中的悲壮与非凡,更重要的是,作者写出了若尔盖不同于其他地域的文化特性,即这个地方所具备的韧性和包容 容得下黄河的折返,也能容得下不同宗教、教派的信仰活动,它能收留失散的红军将士,也能够在历史上的各民族的对抗中保持韧性。作家牛放花了这么多的文字来打量若尔盖草原,大概在于这里是其文学的出发点,是灌注精神气息的家园所在。

与余秋雨的国家、民族视野相区别的是,牛放笔下的西部风物,恪守着鲜明的地方主义传统。在情感代入的层面,文本中总会安放一个自我的视点。这里且以《世界的敦煌》为例,它与余秋雨《道士塔》所陈述的历史史实、人物基本重叠。在《道士塔》中,余秋雨就敦煌文物流失这一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的基点定位于小人物王道士身上。既写出了王道士作为文物破坏者与文物出卖者的身份,将其定位成敦煌的罪人;又写出了王道士的无奈。作者最后把王道士定位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除了预设的民族大义的立场,在具体的谋篇布局上,余秋雨可谓煞费苦心,将大事件压在具体的肉体身上,显然有利于情绪的荡漾和生发。在《世界的敦煌》里,牛放也写到了文物的流失,写到王道士这个人,但重点显然不是王道士这个人,而是托出了一个“大局”,王道士当然有其过失,但当地的县令、懂文化的学政、斯坦因等西方探险者、京城官员以及懂行的学者,皆构成了共谋的关系。敦煌文物之流失乃一种文化垂暮之际必然的因果。除了历史的视角之外,《世界的敦煌》里还有现实的一个视角,这个视角恰恰就是自我视点散开的结果。所谓现实的视角,指的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现实的一面,即安保设施的严苛,以及敦煌管理单位的壮大,却又对应着此地文物基本不存在的现实。这种反讽无疑又是历史的某种遗留,是时间这一永恒的载体对渺小人类把玩的形式。因此,《世界的敦煌》一章里,带给读者更多的是一种苦涩感,而不是读完《道士塔》那样的捶胸顿足。

在《退隐或修行》《雅安·蒙山·茶》《被遗弃的嘉峪关》《活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塔尔寺》等一系列以西部风物为 题材的文化散文作品中,作家牛放很少采取大一统的视角进入,而是恪守地方主义传统。除了处理历史地理传统、重要历史事件之外,牛放总会在作品中设置一个现实的“我看”的视角,以此带出“我思”与“我想”。这样的艺术处理可能与文化散文一向强调的文化大关怀有所偏差,在激情的投射方面也偏弱,然而却带给了读者更真实的一面,如此这般,恰是对前期文化散文过分执拗于“正义”“关怀”的某种修正。

除了文化散文之外,牛放还写了数篇人物题材的散文,或怀人、追思,或为纪实之作。人物散文这个类型基于题材的划分而来,诸多历史散文、文化散文其实就是以人物的处理为主,在艺术处理上,注重发掘对象身上的故事元素和经验元素,以此观照出独特的生命独在状态或者社会关系的纵深区域。就审美指向方面,因为涉及到人和社会两个着重点,与小说更为靠近,但是两者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人物散文更注重微小单元的刻画,其中写作主体与对象间是相互吁请、相互激发的关系。而在短章式小说的处理中,情感关系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我”是要被隐藏起来的,主体与对象的呼应关系大致处于被取消的状态。探究起来,写人散文的源头可追溯到史传文学那里,“其文直,其事核,贵在实录”的《史记》在此方面堪称表率。作为古典文学的四大高峰之一,《史记》中的人物本纪或传略可谓光芒四射,其用笔如刀,将重大史实、人物的肖像、行动所展现出的内在世界等因素准确地勾勒出来,并将这些因素熔铸在一起,形神兼备。

牛放笔下的人物多为平凡普通的人物,却往往具备志异的色彩。画家黄吟秋对政治一向迟钝,对时事与个人的事务也缺乏敏感度,一生达观,爱岗敬业,因为其“糊涂”和迟钝,反而成就了其艺术造谐。欧漆匠尽管是个手艺人,然而精于书法和金石艺术,且个性倔强,依照自己的脾性而行事,他所有的一切与手艺人的身份形成了对立反转的关系。何木匠一生苦心孤诣,坚忍不拔,竟然由一个普通手艺人晋升到艺术的高级殿堂。他们皆是散落到民间的艺术家,对艺术有着赤子之心的一群人。宋代理学家朱熹曾对赤子之心有过这么一番解释,他认为:“赤子之心,则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 朱熹所诠释的“不以物诱”恰好能解释以上这些人物的人生轨迹。牛放在这些人物散文的篇章中,一方面致力于开掘普通人的人生传奇,毕竟,只要一个人的阅历足够,足以活成一个传奇,或者人生历程中总会有传奇细节的存在,传奇并不独属于某一特定人群或者特定阶层,传奇是人生本相的一种;另一方面,这些传奇细节恰恰对应了某种文化心性,“不以物喜,不以己忧”,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人格的突出部分所在。所以,牛放的人物散文,既讲故事,又讲人文向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牛放在处理人物素材之际,无疑带入了个体的人文视野。当然,这种人文视野在他的文化散文里也普遍存在,毕竟,介入意识与文化关怀

是文化散文的两个基本要素。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牛放为数并不多的人物散文,我们会发现,刻画逼真且感染力十足的当数《若尔盖有个欧漆匠》《糊涂人黄吟秋》这两篇。作品中两位人物皆是拥有一定文化和技术的汉族人,他们人生重要的传奇段落皆是在若尔盖展开的。为何他们的人生履历后面皆矗立着若尔盖草原这个关键词?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从若尔盖突出的地方文化传统即文化混融性入手。文化混融不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跨文化交际之中,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尤其是多民族杂居之所,文化混融的特性会体现得非常明显。人口构成与地理概况还不足以突出某个地方的文化混融性,而历史传统与信仰情况才是两个核心要素。若尔盖作为边缘地区,在历史上往往是权力规训的薄弱地带,也是“问题人群”流放的处所,这些往往能够带来另外的文化、思想,并与地方文化信仰产生部分的融合。羌族的西迁与汉族人的流徙,从历史上看,聚合于若尔盖草原,“问题人群”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景观。信仰方面,若尔盖尽管人口稀少,但是却聚集了藏传佛教的多个宗派,伊斯兰教,羌族本土的宗教。一方面,各个宗教之间长期相安无事,相互尊重;另一方面,因自然条件的恶劣,塑造了各个宗教信众特别虔诚的信仰态度。牛放在阿坝州有过长达二十余年的生活经历,若尔盖以及阿坝州极具包容性的文化传统和长盛不衰的藏传佛教对于作家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也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这个印记不仅充溢于其系列高原诗作之中,而且也内蕴于其系列散文作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牛放的作品,是典型的文化混融性的载体。

尽管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提出了文学是语言的突出这个重要观点,然而如果具体到文体语言特色,这个观点还显得笼统。就散文而言,普遍存在质文代变的问题。比如,后世学者比较韩愈与苏轼,认为前者的语言风格是“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后者的语言风格则是“汪洋恣肆,随物赋形”。散文作为自由表达的文体,不仅创作上无定法,在语言风格的定型上也不可以一种标准框定之。同时,个性化是一种表征,时移势迁也是一种表征。作为散文文体的研究者,陈剑晖将文体分为四个层次:文类文体,语体文体,主体文体,时代文体。

对照陈剑晖的描述,牛放的散文作品在语言传达层面恰恰符合他所提及的“平实亲切,自由随便”这样的美学特征。平淡真实,亲切家常,也是林语堂先生在谈散文语言的时候确立的标尺。纵观牛放的文化散文与人物散文,少见华丽的辞藻,少见拿腔拿调的言说,也少见卖弄人文历史知识的宏论。这种平淡话语风格的形成,与前文所阐发的文本中自我的视点不可分割。这个自我的视点的存在就意味着自我现场的到达,意味着在具体的物理时空坐标系内的真实言说。如此以来,就形成了牛放的散文在语言上的两大特色:一是家常话中有自我体温的带入,二是随便的言说方式给与读者以放松感,从而可轻易地进入作品描写的具 体场景中去。且看《青羊宫里喝道茶》这篇文章开头的行文方式:“茶就是茶,树叶而已,在成都青羊宫里怎么就喝出道来了?是不是说得太玄了。不过,谁都知道青羊宫是道观,道观里塑的是神仙,住的是道人,讲的是道理,走的是道路。就算是个不相干的人误走了路,耳濡目染也必定多少会沾染一些道气。所谓道法自然,不知不觉你可就已经入了道。”

起句并非劈空之语,而是采取了事实陈述的方式。不过,这陈述里自然形成了文学的陌生化色彩,因为茶本来就是树叶之一种,只是被世人省略,觉得叶阔大方是树叶的特性,这是一种“可爱”的误差。作者接着谈青羊宫作为道观对世人潜移默化式的牵引。整体行进下来,语言表达皆无玄虚的成分,而道观也好,道家也好,恰是务虚的集中之处。作者在这篇作品中使用了两个线头加以叙述,道观的清虚自守是个圆形,生活世界的烟火是另一个圆形,两个圆交汇相切,自然冲撞出别样的东西。类似的行文方式,在牛放其他散文篇章多见,“平实亲切,自由随便”这八个字也构成了牛放的散文在语言上的基本特色。

散文是个人与世界相遇的方式,从独抒性灵的明清小品到尊崇自我的现代散文,再到新时期以来对抒情散文的反拨,精神个体性是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考量要素。虽然散文是一种高度依赖经验的文体,但是精神个体性与日常生活中的作家个性却有所区别,这个概念实际上指向自觉性主体的完成。

在精神个体性相对成熟的前提下,个体经验在散文中的表现有两点,第一,个人经验应该是经过反省和消化的;第二,个体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吃饭、喝茶、穿衣等物质原态的表现,更多的是精神真相的呈现。精神个体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丰富性拓展了人们理解现实生活、历史存在、人性局限的维度。或许出于对人文视野和文化混融性的偏重,牛放在散文中真正展现其精神个体性的篇章并不多。《巴西,珍藏的心跳》就提供了一种范例,这是一篇朝向自我心魂的作品,然而未及充分展开就已经收尾。审视自我,如同鲁迅那样更无情地解剖自己,注定是个艰难的历程。而一旦打开了这样一种通道,必将如艾略特所言:“沿着我们不曾走过的通道/通往那扇我们不曾打开的门”。

注释: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实习编辑 任皓责任编辑 童剑

①牛放:《落叶成土》,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3 年 1 版。为行文简洁,本文所引牛放的散文皆出自本书,不再加注。②石华鹏:《文化散文的命运》,《文艺报》,2014 年7 月 18 日。③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版,第8 页。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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