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传统,如何继承

——— “2017 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会议综述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内容 - 刘小波 整理

? ———“2017 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会议综述

2017 年8 月 25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联合主办,《当代文坛》编辑部承办的“2017 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在成都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武宝瑞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澳门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沈阳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暨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温州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厦门城市学院、长江师范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小说选刊》《华文文学》等期刊社的领导,《文艺报》、中国作家网、《文学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的媒体来宾以及四川省作家协会机关及各事业单位负责人共70 余人出席本次会议。

峰会开幕式上,侯志明、李朝全、武宝瑞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向峰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向全体参会嘉宾表示感谢。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峰会学术论坛,学术论坛共分三个阶段,分别由武宝瑞、李朝全、刘川鄂主持。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当代文学与中国优秀文化传承”这一主题开展讨论。与会者分别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阐释、中华文化的当代融汇与传承、当代文学中的民族性与地域性、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等方面作了专题发言。

一 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针对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思想价值,与会学者发表了精彩的观点。武宝瑞指出,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都把当代文学的作品和研究成果视为承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指引民族复兴和民族未来发展崇高理想的灯塔,捍卫思想自由的旗帜,守护人性尊严的堡垒,建设民族精神的共同家园。当代文学要传播思想,构建价值,推动创新,要以其内在的文化底蕴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中坚力量,要对社会价值的引领和民族文化复兴的形成发挥出明显的导向和示范效应。

陆建德提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统从何开始要搞清楚,传统是开放的、流动的。不要把现在排除在传统之外,我们 对传统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比如中国的现代文学其实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我们不能忘记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鲁迅先生。现在不能否定鲁迅,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太深刻了。开放的心态对传统的继承特别重要,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还要反思在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传入中国的文化可以按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概念是靠大家来共同参与建构的,不断带着问题去看,才会达到自信的状态,这种自信的状态与泱泱大国的气质相配合。

很多专家以自己的研究领域为中心,寻找各自研究对象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契合点。赵宪章主要论述小说插图与图像叙事。他提出小说插图起源于唐代以降的“立铺讲唱”,变文变相、话本插图等是目前可见的早期案头化存留,以明清白话小说为典范的插图艺术是它的超越和复现。从现场讲唱到案头读本是小说叙事的折叠,“插图”就插在叙事册页的褶皱中,以其明见性召唤默存的事迹在读者心目中苏醒。故事图与人物图是小说插图的主要类型,它们逃逸册页而独立叙事之所以可能,在于唤起记忆“象晕”的重新认同。就小说的纯粹性而言,图像的插入是符号异类的入侵,“图说”是“言说”的抵抗话语,是对沉浸式阅读的解构,“装饰”而非“再现”是小说插图的显在表征。

赵毅衡以“解释漩涡:一种常见但未被讨论过的解释方式”为题发表观点,用简易的语言解释符号学理论。他提出“解释漩涡”这一概念正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人已经再三提出。先秦的“言象之辨”、《文心雕龙·定势》多处讨论“奇”与“正”等都暗含解释漩涡。当代理论物理的最重大进步(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等)都是建立在判断标准无法确定之上。几个意义之间形成了解释漩涡,反过来看,意义协同、取舍,反讽,恐怕都没有漩涡为多,只是我们一直不注意而已。而这些观点其实早已被中国古人提出,足见传统文化的当代生机与活力。

王尧从“文化自信”层面讨论文化传承的问题。他提出,要传承文化,首先要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不同概念加以区分和界定。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到新时期,文化传承一直有一个大前提:以革命的方式对待传统。左翼理论家往往强调要重视中国文化传统以抵消西方文化的影响。面对旧传统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我们应当

做到两个都要,两个都重视,并且要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坚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鉴于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在继承中补课”的问题存在,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不仅要回到传统,更要注意整合与创新。

贺仲明从传统文学中的“道”与“器”的辩证关系来谈。他认为,创作也好,理论也好,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向。在创作界,很多作家都在用传统文学中的体裁、语言等进行尝试。但就目前而言都不是很成功,也许我们在方向上出了问题。传统文学包括“道”的层面和“器”的层面,即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而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更多应该是在“道”的层面,而非“器”的层面。因为后者受时代局限较大,在今天,可能已失去了其存在价值。而精神层面更为内在,更难以改变,所以我们最缺的,不是形式,而是思想的继承。只有将传统的“道”与现代生活密切关联起来,融入现代生活之中,才有意义。

曹纪祖提出,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应有现实意义。继承传统首先对传统应有明确的认知。中国诗歌传统是“言志”与“缘情”的。关注社会现实,忧患国计民生,言说匡时济世的志向,把个人命运与国运联系起来,并以抒情方式为表达,充分展现汉语之美,是中国诗歌传统中的主流精神。当今诗歌创作有脱离生活,疏离民众,藐视传统,消解汉语的倾向。文艺理论应有强烈的现实介入感。面对这些问题,应该重倡新诗的现实关注。当然关注现实是以新的时代理念为基础的,而不是旧有文艺观念的回退。

二 对传统文化不可盲从

当然,传统文化并非全是精华,也不能不加选择盲目继承,很多专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灵敏的警觉。王彬彬从优秀文化的“优秀”二字谈起,提到了现在社会沉渣泛起的现象严重,很多腐朽的东西仍未完全剔除。我们要对传统文化有所鉴别,也必须考虑到如何有效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而非封建糟粕,必须抵制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牢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另外他还阐述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认为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传统文化,文化是融合的、多元的,从起源至今经历了动荡、融合、演变,不可能存在纯粹的文化,更不存在纯正的汉语系统,因此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不可能分离。

何锡章认为传统文化是把双刃剑,融汇的道路十分艰难。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一个角度理解可能是合理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就可能是错误的了。而且我们要辨析的是:在历史上究竟是哪一种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才是关键。传承也好,弘扬也好,必须要理清这些问题,要剥离这些概念中纠缠、附加着的违反人性的东西。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没法谈传承。至于传统文化该如何进入当代文学、如何影响我们的文学观念、文学制度,而我们又该通过什么途径把它们呈现出来、呈现出什么样子,这还需要我们学术界进行细致的工作,建立一个合理的标准体系,这才是我们 讨论当代文学时应有的态度。

李怡认为,要走出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选择题式思维,应该将选择文化的思考转变为认知文化的思考。不能简单地认为西方文化好或者是传统文化好,二者都各有其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应该辩证地看待两者而不是将两者二元对立起来。优秀的作家都是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我们应走出对“分清什么是西方什么是传统”的思考焦虑,着眼于解决生存表达。他也提到我们要学习鲁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丰富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学的追求就是对解决当下生存问题、社会问题的追求,这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而关于文化自信,李怡认为,我们需要以更广大的胸怀包容文学批评家的各种质疑和批评,文化自信不是面对批评跳脚反驳,而是不怕别人怎么说,以包容的态度面对批评。

张文东提出,中国当代文学有没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和中国经验?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肯定有。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小说有两大传统,“史传”与“诗骚”,这个分类也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学诗文两分的传统。在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传统是以“传奇”为核心的,“传奇”不仅仅是叙事的传统、接受的传统,甚至也是大众的审美接受的心理机制和文化核心体制。所以他的主题就是“认清传统,精准传承”。或许我们需要厘清传统是否优秀,包括我们对于已成定论的传统的认识,也应该有一个全面的“对不对”、“准不准”、“全面不全面”的考量之后,再去谈传承、谈发展、谈创新。

白浩提出,我们在谈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的同时,传统文化如何转型,也是一个重要且急迫的问题。西方文化体系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少个人主义文化的价值支点:儒家讲“克己”,老家讲“无己”,佛家更是“空”。由此就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在这种结构问题下的转型,就需要找到一个接榫点。我们的传统文学中,如果要找个人主义的元素,可以追溯到杨朱哲学。杨朱哲学虽然缺少系统的思想,但在我们的民间文化、文学中却传承了下来。杨朱的个人主义哲学需要放置到现代性文化视野中来重新发掘、审视,并进行现代化转型。

张卫东提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诸领域,传记式、考据式研究占绝对优势,理论的介入很少也很乏力。由于理论知识和理论这种研究方式都是外来的,并且会破坏经验的完整性,加上理论的套用或滥用,理论实际上不太受信任,至今未能广泛有效地介入古典文学研究。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的经验很难概念化,很难得到精确界定、深度描述和如实评价。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关于新诗合法性的讨论,有许多无谓的争论均源于此。与传统对话并激活传统,是更好的继承方式,新诗的“逆诗意化”写作就是一个例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文学”之类的概念移用到古典文学研究,都会造成遮蔽和扭曲,需要时常反思。

石厉提出,“传统”一词,既有固态的一方面,也有动态的一方面。我们所谓的固态传统,对文学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伤害。“文质”是关于个人心理的、个人觉醒、认知的表

达。所以这是一个个体的表述、而不是群体的表述。任何一个整体制造出来的东西,就算里面有文学的因素,也不是文学。就个人来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人,有不同的文学传统。“传”意味着过去的、已经接受的东西,“统”指影响思想、灵魂并一以贯之的东西,所以其更多地与个人联系。

三 国外资源与中西方文学关系探讨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国外资源也不容小觑,文学、文化引进来、走出去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焦点之一。李朝全提出,许多作家的个人风格都因为其地域性、民族性特征的彰显而更具辨识度,但同时我们也要强调一个作家应当努力克服狭隘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增强其作品的世界面向性和人类面向性。文学应该是一种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的文化文本。目前,中国文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关注,这既表现在中国传统的纸质文学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也表现为中国网络文学逆袭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生长点。

吴思敬从百年新诗的发展角度,表达了自己对当代文学与中国优秀文化传承的理解。新诗传统不仅扎根于中国古代诗歌传统,还包括百年来新诗自身发展出的传统。它是对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也是对外国优秀诗学传统的学习与借鉴。一方面,优秀的外国诗歌作品一直是中国新诗的重要养料,而当代中国的许多诗人更是具备阅读、翻译和创作外文诗的能力。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对外国优秀文学传统的学习,并且要在与外国诗人的交流学习中坚持主体位置,不能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同时,我们要把中国诗学传统中最优秀、最精辟的部分介绍给当代青年,以加强他们对古代诗人精神实质的理解。

张法从语言的角度和中西思维的对照来谈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他提出,现代汉语运用的是西方的结构,现代汉语的目的也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比如说,我们写学术论文的时候,都要求符合西方语法。中国的哲学观点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的观点是实体性的,而中国看待事物是从虚实两个部分来看的。汉语也是一样,汉语实的一面后面还有虚的一面。虚的一面又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我们可以解释的,还有一种虚,是“口不能言”的。所以体会汉语,既要看到它实的一面,又要看到虚的一面。我们的理论语言,讲求符合西方语法逻辑,于是在解读汉语小说时,可能就没有把一些言外之意、民族文化的东西挖掘出来,这是有问题的。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中发展出来的,通过古代汉语来补充、理解现代汉语,也许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新文化与传统文化。

贺绍俊指出,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这一议题实际上是对现实的描述,符合世界潮流,体现了世界格局由冷战转变为对话交流的时代特征,具备世界眼光。我们要从具体语境和历史背景出发,理解走向世界的当代文学的含义。走向世界的当代文学首先是对过去自成一统的文学格局的自我否定,其次是对过去被认定为敌对方的西方世界的接受和认同,在这一前提下,双方才有了对话和交流的可能 性。与此同时,走向世界的当代文学也意味着中国文学最终想要融入世界的文化意愿。当然,不但旧格局和旧思维模式不易打破,走向世界也不等同于完全融入世界,当代文学还要重视保持自身的主体性。要扩大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空间,首先要理清什么才是中国的优秀文化,要找到其中的“最大公约数”,即找到能够容纳世界的、全人类共通的精神文明所在。

李建军提出,谈中国文学、文化时,宏大的问题可以少一些,具体的问题多一些,最好具体到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我们谈文学时起码有两个层面:一是个人性,二是公众性。我们有很多维度,可以具体地进入文本,而少一些大而空的问题。我们在谈中国文学时总是有一个焦虑,就是如何走出去、获得国际的认可。但不同语言的文学既有可比性也没有可比性。文学中用特殊的语言表达特殊的心情,有它特殊的韵味,而不应该简单判断与评价。评价中国文学,要首先看它的汉语性,看它表达中国文化的深刻度和完美度。我们在评价作家、分析文学现象时,应该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而且要有怀疑意识、否定意识。尤其是重要的作家、文本,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分析他们的错误,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问题,甚至将我们引入歧途。

樊星以当代文学的地域性为主题发表观点,他提出,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事实上,越是地域的,才越是民族的,越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才越是具有民族色彩。作家用方言写作也是对当今全球化浪潮的一种抵抗。地域文学是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传统之一,体现了一方水土一方人的独特情感和精神特质,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华文化的崛起正是以丰富的地域文化为支撑的。所以,我们应当加强对地域作家群的关注和对地域文艺的探索。

马大康以“中国经验与新文论建设”为题展开讨论,他提出人类文化活动就建立在两种行为(语言)协同作用的基础上,文学艺术则是两种行为(语言)的深度合作。人文学科的特殊性就根源于行为语言的独特性,根源于两种行为(语言)关系的复杂性。文学艺术活动亦此亦彼的双重特征可以由此得到解释,各种争论可以得到澄清。他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来谈论中国独特的文论经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虽然强调行为语言,但注重两种行为(语言)的协作。“中国经验”的根本点就是同时重视两种行为(语言)的协同作用。新文论建设应该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和前提。这实质上就是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吸收古代文论的内在精神。当我们发现文学活动中两种行为(语言)的协同作用,就可以在古人缄默不言处“接着说”,实现新文论建设。

邹建军提出,中国学者有必要以新的文学观念重新建构世界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要走向世界,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要站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立场上,重新编写一部世界文学史。这样才能够引起其他国家的学者和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重视。当今中国文学的译介效果有限,一部新的世界文学史更有可能引起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文学的高度重视,并更好地反映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全

貌。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要树立起新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现有的文学理论许多都存在着很大问题,尤其集中体现在高校所使用的文学理论教材对文学的相关论述中。中国学者应当自觉地反思那些从前认为是常识的概念,并且不能只关心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而要在实践中更多地思考一些根本的、理论的、能够解决问题的课题。

王确提出,本次会议的四个议题里蕴藏着一个宏大的主题:文化自信。他认为,这是我们在历史发展到当今节点时必须思考、研究和谈论的问题。正如陆建德先生提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谈论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不仅是文学评论层面的话语形式,更应当被视为一种文明进程的方法去理解。所谓的“为自己写作”,只有当“自己”是人类的“自己”,是世界的“自己”时,这样的写作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同时也可以解决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文化自信”的问题。要真正释放和实现文化自信,其根本在于文化的质量。所谓的“中体西用”,本质上也是一种“席勒式”的思考,我们应该警惕在推进文化自信这项事业时“席勒式”的思考方法。

谭五昌就走向世界的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发表看法,他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学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向世界,而且是深入地走向世界,以曹文轩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水平的评价为例,以西方外国同行对中国当代诗歌的高度评价为例。二是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怎么样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据重要位置,第一个层面:本土化(中国经验,中国形式)中国作家的文化身份,第二个层面:世界性(全球化)。本土化(中国性)经验与世界性(全球化)眼光的结合,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选择方向。

傅其林以公共阐释论的合法性辨析为题发表观点,通过中西对比的模式来探讨“公共阐释论”。他提出在人类个体与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理解的丰富性与歧义性同时存在,如何建构具有社会性的公共阐释,一直纠缠着理论家。他从中西文学理论视野探讨张江的《公共阐释论纲》,通过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的梳理,辨析公共阐释论的学理基础及其限度,并反思公共阐释论拓展的理论空间。他指出,古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存在很多追求阐释的共通性、寻求阐释认同的知音的努力。公共阐释论是在诊断当今中西人文学界尤其文学理论界之时弊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规范美学的建构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其理论空间的拓展将深化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代建构。

四 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学创作

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照意义,很多作家与批评家都意识到这一点,会场上也有许多声音与此相关。龙协涛从传统文化继承与现时文学创作关系的角度讨论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他引用了钱钟书先生的“哀乐虽属私情,文章则为公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这句话符合创作规律,也极具现实意义;同时他又提出文学创作不能无节制地写私情、只注重个人情感表达而没有共感和美感。古人讲文以载道,但他认为文不止是载道,也不能不载道;如果不载道,就将变得娱乐化和低俗化,变成赵本山式的廉价笑声和低俗的娱乐。最后他以自己的最新创作为例,阐述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切身体会和自己对于当代文学诗歌创作的独特理解。

朱寿桐提出文学的文体意识和载体意识。他认为,我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一直都有将文体与载体有时加以区分的现象。在文化历史当中实际上是有很多一样的作品、一类作品的文体和载体是分别对待。有些作品,作为一种载体,作为戏剧这样一种载体,实际上是可以被大家所接受的;但是作为一种文体,作为一种文字的载体则是不能被阅读的。比如《红楼梦》中的《西厢记》与《牡丹亭》。在现代文学家里面,有些作家既有文体也有载体意识,但有些作家就不一定。这个载体意识比较缺乏的就是伟大戏剧家曹禺,陈柏成则认为文体跟载体可以有区别,戏剧的载体与电视剧的载体有区别。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当代意义。第一,文学家现在的写作已经多元化,有没有必要区分网络写作、通俗写作和一般的文学写作,这里面就有文体与媒体意识的问题。第二,现代的文学家可以有一定的文体意识与载体意识。文体和载体可以有一定的区分,但是不要混淆。

张志忠认为中国优秀文化传承不仅包括古代,也包括近现代到当代的文化,重点在于文学怎么表现当下时代,如何表现现实生活。他通过举例优秀的长篇小说,指出优秀文学作品不是写小规模的儿女恩怨,而是将事件放入社会和历史的大背景中去描写,通过细节的描写和矛盾刻画表现大时代的社会全景。他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不是空中楼阁,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它通过对19 世纪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解读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社会现实、表现当下时代风云仍然具有深刻意义。

陈仲义从具体的意象入手,探索了古今诗歌的异同,通过举例分析现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的传承与重构,讨论了如何传承文化,又如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对于当下来说,古代传统文化精华有些是隔膜的、有些是断裂的、有些是可汇通的、有些是可作出创造性转化的。因此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第二,我们不仅要看到它们的同质性、叠加性和传承性,更要从差异性和创新性出发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对存在的个性传统体验、瞬间体验、超验感受、求真意志,对现状、困境的深层心理不断从事陌生化的挖掘和刷新,处理古诗所达不到的许多“不可言说的言说”。第三,不管是继承,还是重构、转换、打通,目的还是在于创新。以全新的现代思维、现代意识、现代言说,重新破译现代存在感,是现代新诗人的使命。

徐可指出,传统文化是中华散文永恒的母体。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的散文大国,散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古老的文体之一,是迄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学样

式。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四大文学样式(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中,只有散文是最古老的而且至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学样式。广义的散文至今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在长期的散文文本创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属于自身民族的创作方法和美学观念。这些创作方法和美学观念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它们深刻地影响着一代代作家的散文创作。中华传统散文有很多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第一,“文以载道”乃中华散文之本。第二,“真情实感”乃中华散文之魂。第三,明白晓畅乃中华散文之风。

钱文亮以诗歌为例探讨中国审美体验。他认为,新世纪以来诗歌领域偏向地理因素的书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也有人称之为“地方性”诗歌、“地域写作”或“诗歌地理”甚至“地方主义诗歌”等。不言而喻,这一现象和命名的发生直接联系着“全球化”、“现代化”的现实社会语境。1990 年代当代诗人在诗学观点和写作实践中的分野同样根源于他们面对扑面而来的现代化(社会现代性)、市场化大潮的不同应对。可以把1990 年代中国的“纯诗”写作归为退却的现代主义,“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化写作”归为否定的现代主义,“民间写作”以及“下半身写作”则与肯定的现代主义相通。但经过市场经济的全面深入之后,新世纪的诗人关注的重点与面对的现实又有变化,“城市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更是非常非常的巨大,这就是段义孚所说的剧烈的“空间”变化必然增加“地方”的重要性,出现强烈的“恋地情结”和对“地方感”的强调。新世纪以来的“地理诗学”在现代主义形态上显然比1990 年代更为复杂和综合。

敬文东提出,中国新诗发展百年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完全可以与古典诗歌形成对比。一方面,新诗与古典诗歌存在相同之处。语言自有其延续性和遗传性,鉴于新诗与古诗都是用汉语写成的,二者在基因层面一定有着不可改变的东西,如“感叹诗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新诗与古典诗歌也存在区别。古典诗歌对透明的、可直观的农耕经验进行“过心”式表达,这与新诗对不透明的现代经验的纯“用脑”式转换截然不同,后者更多的是一种对词语的冷静算计。如果我们从“感叹”的角度继承了古典诗歌传统,就可以弥补纯粹“用脑”带来的冷漠与冷酷。

罗强烈就散文这一文体发表观点。他提出,中国的现代散文近百年以来,无论是叙事、意识、态度还是语言,都在逐渐由丰富走向单一。汪曾祺先生也说到过这个问题:在散文的写作当中,我们和传统有一个断裂。我把“叙事”和“语言”放在一起,是因为这里说的“语言”并不仅仅是传统文字的运用,而是同时也涉及了叙事当中的一种态度、意识与哲学。另一个方面,汉语的文字之美,我们能不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从《周易》开始,汉语对世界的把握,是“感知”的,与西方的“认知”比较,更适合文学的表达。我们需要继承这一优势,转化成一种力量,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

王干以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峰”之作《红楼梦》为例,讨论了当代文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方面,中国 现当代文学创作一直对优秀传统文化有所继承和弘扬。例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苏童的《妻妾成群》中的某些情节设置,与《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一节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又如《红楼梦》中的“刘姥姥进大观园”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真正对农民进行了描写,为现当代小说塑造农民形象提供了模本。另一方面,许多新兴的、优秀的外国文艺理论也能够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映证,例如《红楼梦》的成书和传播过程正说明了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理论。

周航就当下中国新诗如何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发表自己的观点,他提出中国有丰富的诗学理论、诗歌作品和诗教传统资源,有太多可供吸收、继承的东西。但是新诗教育的现状难以令人满意,而新诗教育又是新诗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百年新诗足以形成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新诗是 20 世纪文化思潮的排头兵,传承其优秀传统,将有利于新诗今后的良性发展。古代文人之间的诗词相和,可以说是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表现。发现诗歌中地域的、民族的、民俗的、民间的积极元素,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相当重要。在很大程度上讲,它们名义上是诗歌,实际上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这是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途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现当代作家的旧体诗和古体诗创作,应该纳入,否则一些良性的东西被人为地遮蔽了,我们就不能看到文化的全貌。

五 大众文艺与传统继承

除了文学创作,所有的艺术门类都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唐小林从电影《战狼 2》谈起,讨论的是当代文学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关系。他提出,对《战狼2》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评价声音,但如果分析它的成功,却离不开优秀的文化传统,或者说离不开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他认为,传统不是历史,是历史中那些可以对当代持续发生影响的部分,或者说是历史中那些可以化为现实、化为当下的东西。只有历史当中能够持续地对改善当代的人情人性、世道人心,推动民族、国家向好发展发挥作用的那部分,才是优秀文化传统。《战狼2》与中国一百年现代文化传统相关联,《战狼2》正是在“忧国意识”和“呼唤男子汉”上,触动了民族、国家的神经,打动了国人的心灵,动员起上亿观众走进影院,重温一百年的优秀现代文化传统。

马季围绕网络文学进行了发言。他谈及网络文学的现状、现象和走向,提出了网络文学的很多现象也是值得研究的。网络文学的商业属性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商业性的特征也是研究它的重要方向。马季从中观察到两个现象,一是许多从事网络创作的网络作家都是非文科生,可以理解为这些作者从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都超出了我们现有的理论方向。二是文学开始在网络中出现了异于我们传统文学的多种问题,如二次元文学和架空历史小说是在传统文学中都没有出现过的。另外,关于网络文学的走向问题,现

在网络作家要提交世界观架构,这在传统文学中也没出现过。世界观的架构是叙事实体的构成要件,它不单指世界观,而是与其故事有关的,在庞大的架构中难以把控小说的走向。因此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当代文学在网络中发展的现实,和在民众中产生的影响,包括转化到影视 IP 的方向,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的部分。

艾莲提出当代网络文学创作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她指出网络文学的影响不容小觑。据统计,北美“wux ia world”网络小说网站,总点击量超过5 亿,日访问人数稳定在50 万以上。网络文学的文化取向饶有趣味,一方面是“ACGN、LGBT、宅、腐、萌、冷、黑、挖槽点、无节操”等亚文化标签无处不在,一方面是马季老师所指出的,网络文学作家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深植于传统文化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架空小说”中,故事、情节都可以是“架空”的,但在器物、服饰等细节方面,网络文学作家又会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以便在创作中真实还原。

陆正兰从歌曲研究的方向探讨了大众文化要不要继承传统,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问题。她提到中国自古就是礼乐之邦,在过去诗歌不是分开来谈的两个概念;如今诗脱离了歌独立发展,但歌曲反而更能坚持中国传统的独特性。中国歌曲的风格都是原创而非从西方搬抄而来,对西方风格有所借鉴却始终保持了中国特色的独特风格。从歌词来看也是只有了解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才能真正理解许多中国歌词的表达。而且在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现在,歌词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我们也要更多的关注歌曲领域的创作与研究。

陈涛对于中华文化的当代融汇与传承,谈到了中国当代电影对于佛教元素的挪用。他认为,这种挪用满足了导演的商业性的诉求,它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语境,不管引用、挪用还是滥用,都具有其目的性。并且佛教元素参与了中国电影奇观化的进程,中国电影的奇观化显示出了后现代全球化的景观特征;佛教元素作为奇观化的一种道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背离了它的宗教性。而佛教元素的恰当使用其实有对抗精神的慢性枯竭的作用,而中国作品在面对好莱坞电影的攻势下如何坚守本土化的创作道路,拍摄出具有民族和当代特色的电影是值得深思的;因此佛教元素恰当表达就能够为中国电影发展和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做出贡献,也能助力于中国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和建构。

六 其他相关议题

陶东风主要就艺术家与文艺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文艺的制度化主要在三个方面对作家艺术家产生实际的重要的影响:首先是让作家艺术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收入、物质生活乃至艺术声誉、社会地位等的不稳定,具有了稳定甚至体面的职业与生活;其次,赋予了作家艺术家“灵魂工程师”的社会职责与重要使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其“哲学王”的理想和抱负;再次是通过将 作家艺术家“个体”融入“集体”之中从而以“归属感”替代了“孤独感”。在一个成熟完善的文艺制度性安排之中,文学艺术的创作、传播、接受过程和创作者、传播者、需求者等都被悉数纳入其中,成为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根本性地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解决了作家艺术家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可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姜晓辉讨论了学术评价中的自信与不自信问题。他以学术期刊为例,指出评价体系的好坏对期刊的发展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作用。而这个体系的很多指标,一开始是从国外学来的,因为如果我们自己设定一套指标,不一定能说服人。从这里就看出了我们国人的文化不自信国内的理论不一定能说服大家。一些评价体系对某些指标的简单化,造成了很多问题、引起了很多意见。而另一方面,一些人意识到了我们的文化不自信,而想改变这种情况。比如自己建立一套指标,但却并不注重于其内容的科学性,而是希望通过高平台、高声望与制度支持,来维持其运营与学术地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些文化不自信的缘由,归根结底,不自信源于我们自身的浮躁。学术评价体系中的不自信问题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共同来找出并改善。

陈思广针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学阐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看似已成为我们文学实践中的指导思想,但在具体创作实践中许多东西并没有真正扎根下来。他认为必须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现在许多创作充斥着观念的、教条的东西。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视为一纸空文,更不能以各种借口将其拒之门外;只有真正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文学事业才会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时代。

宋玉成从出版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出版社是沟通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的一条通道,以北方文艺出版社为例,其多年来出版的产品并非都以追求市场利润为目的,亦坚持着一种文化理想与文学追求,许多优秀的论文集和专题著作都在其出版范围之内。出版机制正是传统文化保存与继承的重要机制,不容忽视。

文艺在弘扬传统文化时应当结合时代实际,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和取舍,并在传承的基础上强调文化的创造和创新,创新是文学和文化的生命之所在。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源”,是我们的“本”和“基”,如果丧失了传统,就会丧失文化自信的最根本的基础。本次峰会以此为主题,交流最新研究成果,展望当代文学创作的转化和优秀文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推动当代文学事业的发展。本次峰会也必将进一步提升“中国文艺理论前沿峰会”作为当代文艺理论发展重要支撑点的理论基础,进而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当代文坛编辑部)

责任编辑 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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