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塑造的历史与当下

——近期长篇小说的讲述方式与姿态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Contents - ◎孟繁华

摘要:如何站在这个时代书写历史和当下生活,是一个作家观察和认知历史和时代生活的表征。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有格非《望春风》、关仁山《金谷银山》的乡村文明与乡村故事,哲贵《猛虎图》、北村《安慰书》、王妹英《得城记》、商国华《师道弯弯》的生活交叉地带,宗璞《北归记》、严歌苓《芳华》、胡学文《血梅花》的大历史与自叙传等。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魅力,也是一个充满了文学魅力的时代。关键词:长篇小说;讲述方式

如何站在这个时代书写历史和当下生活,是一个作家观察和认知历史和时代生活的表征。面对过去,是我们如何讲述;面对当下,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如何,这还是一个充满了文学魅力的时代——我们身置其间,居然有五千多部长篇小说铺天盖地涌来,这就是时代的文学魅力。

一 乡村文明与乡村故事

新世纪乡土文学的不同叙事:《梁庄》等对乡土溃败的痛心疾首;《湖光山色》、《麦河》等的乐观主义;《凿空》、《陌上》等对“现代”的处乱不惊;三种不同的叙事表达了当下作家对中国乡村变革的不同态度和期 待。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有合理性。《望春风》书写的是记忆中的乡村。是作者以自己的城市生活经验照亮的乡村记忆。格非的上海、北京生活经验对他书写他的乡村非常重要。如果格非没有他的城市生活经验,他是不能完成《望春风》的写作的。小说虽然也写到当下乡村的变革,但他很少做出评价。显然,格非对当下乡村变革的评价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与他的历史感有关。我们知道,包括乡村变革的中国变革,它的整体塑型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说这是一个漫长的链条的话,当下的状况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环。如果把一个环节当做整体,显然是缺乏历史感的。这也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所说:“人预定的

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出入。不能预见的作用占了优势,不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发动的力量强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不可控制的力量的无意识的作用所左右,只要人所希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得到相反的结果,那么上述情况是不能不如此的。”作为学者型作家的格非,除了有发达敏锐的感性触角,还有清楚的理性思考在制约他的感性表达。我发现《望春风》的写作,基本是“史传”笔法,以写人物为主。比如写父亲、母亲、德正、猪倌、王曼卿、章珠、雪兰、朱虎平、孙耀庭、婶子、高定邦、同彬、梅芳、沈祖英、赵礼平、唐文宽、斜眼、高定国、春琴等等。但作家又不是平均使用笔墨。这也正如《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一样。父亲和赵德正着墨多,母亲少些;春琴着墨较多,其他人少些。通过小说的写法和内部结构,我们也会发现:格非很难将他的乡村结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的记忆也是碎片化的。他只能片段地书写一个个乡村人物,通过这些人物发现乡村在今天的变化。因此,格非写《望春风》,不是要解决乡村中国变革的“问题”——而那些试图解决乡村中国变革问题的小说,在今天恰恰成了问题。他还是要对他记忆中的乡村做文学化的处理——努力写出他的人物。这样,《望春风》就有别于那些急切处理乡村变革问题的作品——那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事情。小说中很多细节非常感人,比如父亲从工地带来一碗饭,只是为了让我尝尝数月未知的“肉味”,我则偷偷地将肉埋在饭里,让父亲吃。格非讲得很好,他说,个人经验只有通过和“他者”构成关系时才有意义。现在的孩子如果愿意,一顿饭可以吃二斤肉,但这在格非话语讲述的时代,是没有可能的。我们能够理解他在讲述什么;还比如朱虎平和雪兰的“不伦之恋”,这是乡村“差序格局”遭到破坏的一个症候性的情节。乡村中国的秩序,就靠“差序格局”和伦理、礼仪等维系。如果这个格局破坏了,乡村中国的秩序也就不存在了。但格非不是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地讲述乡村秩序的“炸裂”,而是通过文学性的情节一览无余。所幸的是,朱虎平和雪兰绝处逢生,那令人忧心如焚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这是作家格非的过人之处。同彬和春琴的恋情虽然是“姐弟恋”,但还在伦理秩序之中。小说中对前现代人际关系的 书写,温暖而多有情致。但格非清楚,那一切是只可想象而不能再经验的。格非在写过《望春风》后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曾多次回乡,但后来“突然发现有一个惊人的变化,我发现我不想家了。而且我对家乡感到厌恶,我发现农村已经凋敝到一个没法让我待下去的程度……我突然发现,你到了乡村以后,你碰到的乡民,乡里面的乡亲父老,他的价值观突然变得极其单一,就是完全为了钱,完全为了一些简单的经济上的问题,比如他们会不断地问你的收入,他们会说,你当了大学教授,你拿这么点钱,这种观点在乡村变得非常非常严重。”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它不可能按原来路线返回起点。《望春风》的返乡之旅并不是要回到那个起点。当任何一个作家难以讲述今日中国乡村全貌的时候,每一种局限性就都有其合理性。不同的是他们讲述乡村的出发点各异,但他们试图认识当下乡村中国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文学在作用世道人心的同时,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当下中国的巨大变革,推动中国乡村变革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的现代性设计了乡村发展的路线图,它有历史的合法性,但左右这个预期和目的的多种力量有不可掌控的一面。乡村改革,就是尽可能祛除那不可掌控的力量以缩短我们抵达目的的时间或周期,但它绝不是回到过去。这也正是乡土文学的价值所在。关仁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乡土文学作家。几十年来,他立足或扎根于乡土,认真书写他的冀东大地。他的“中国农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出版后深受好评。这三部小说生动地记述了冀东大地几十年来的巨大变迁,在追踪乡土变迁的过程中,他塑造了属于这块土地的文学的农民形象。如何书写乡土中国几十年来的巨变,如何看待和想象大变动时代的中国乡村,是这个时代作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关仁山一直乐观地看待这场巨变,他的文学人物都是乡村中国变革的支持者。他的《金谷银山》,用大红大绿的色彩描绘了北中国一幅绚丽的画卷。“金谷银山”,是乡土中国的梦幻,“披金挂银”是乡村吉祥的福音。主人公范少山是新时代的农民英雄,是新时代的梁生宝。他在白羊峪建构的不是一个虚幻的文化乌托邦,而是一个巨大的、触手可及的、金谷银山的物质世界。塑造社会主义的文学新人,曾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学观。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新人的代表。他们来自大春哥、二黑哥们的同一条

道路。这些人物,让我们看到了活泼、健康、生动的中国农民形象。他们改写了阿Q、华老栓、老通宝、祥林嫂等中国旧有的农民形象。他们自有其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形象与其说是在塑造文学形象,毋宁说是在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或者说,这些新人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这些形象建构起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极大地影响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当然,我们也得承认,中国农村的改革也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试验的过程。应该说,关仁山一直关注这场关乎无数人命运的重大变革。他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乡土中国的变化过程。他的“中国农村三部曲”就是例证。《金谷银山》在创作方法上,与“三部曲”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它不是有意反映农村流行的政策或农民对政策的不同态度,也不是以同情者的角度悲天悯人地专注于农民的生存景况,而是着力塑造了一个“新时代的农民形象”——范少山。这是一个有着梁生宝血统的冀东农民:他从小喜欢小说《创业史》,喜欢梁生宝。当他决定离开北京回白羊峪时,这部小说就成了他的“口袋书”。他不仅喜欢,重要的是他还要践行梁生宝的人生,要造福于白羊峪的乡亲们。实事求是地说,对关仁山而言,这是一条“险象环生”的选择:当英雄的时代早已过去之后,如何塑造新的时代“英雄”,实在是太艰难了。即便这个时代仍然有英雄,但从已有的创作经验而言,“正面英雄人物”的塑造,其难度也远远大于书写普通人。普通人被塑造出来仍然是“人”的形象,英雄被塑造出来大多是“神”的形象,后者可敬却难以让人亲近。关仁山自己也不讳言,这就是一部“主旋律”的小说。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主旋律”,关键是怎样理解和怎样书写“主旋律”。对我们而言,“主旋律”也不止是革命历史和当代英雄。我曾经表达过,那些凡是维护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文学作品,也就是对人类进步、民主、自由、忠诚、爱和善等的维护和张扬,都应该看作是主旋律。按照这种标准,《金谷银山》就是一部主旋律小说。范少山有梁生宝的血统,但是梁生宝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范少山是带着他的时代印记走到我们面前的。他有个人的情感史,有失败的婚姻。他常年在外经商,妻子迟春英耐不住寂寞,在马玉刚的诱惑下终于越出了底线,人也嫁给了马玉刚。但是刺激范少山“拯救”白羊峪的还不是个人的情感挫败,而是村民老德安的死。 老德安是贫困户,虽然有儿子,儿子搬到城里后就没了音信。他“养了两只鸡,快要下蛋了,让黄鼠狼叼走了;种的苞米囤在院子里,也让耗子啃得差不多了。种了点儿土豆,卖不出去,只能上顿吃,下顿吃;白羊峪没有小麦,不种水稻,吃白面大米要下山去买。钱呢?得用鸡蛋、苹果、山楂去换。咋换呢?‘鬼难登’在那横着呢!不能车运,只能提着篮子翻过那段险路去卖。老德安本来山货就少,又是老胳膊老腿儿下不了山,只能整天吃土豆,连苞米都接不上来年的。让土豆埋没的一颗心,看不到指望,上吊了。”范少山埋葬了老德安,也激起了他要拯救白羊峪的愿望,并自诩为“超人”。原本在北京和恋人杏儿卖菜的他,决定返回家乡白羊峪,带领乡亲们创业。范少山带领乡亲们走的是绿色生态的创业之路。为了挖掘祖宗留下的谷种,与外国种子抗争,终于在太行山找到具有传奇色彩的金谷子,种在了白羊峪的土地上并获得成功。在农大孙教授的指导下,他利用本村的苹果园,培育无农药的“金苹果”。为了打通白羊峪与外界的道路,范少山带领乡亲们奋力开掘,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奋斗,使一个贫困绝望即将消失的小山村,最终脱贫致富,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观光村,过上了城里人也艳羡的绿色生活。范少山没有止步,他还下山推动土地流转,建成了万亩金谷子种植基地,在成就新农民梦想的同时,也使中国北方更多的农民受益。他们曲折的创业故事,同时也在进行新农村的道德与文化重建,充满温暖和希望,为时代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新的创业史。小说的主人公范少山,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梁生宝。梁生宝践行和寻找的是一条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新的生活观念是他前行的最大动力。后来的社会发展证明了这条道路的失败。这是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试错”的结果,也是改革开放重新寻找农村变革的起点。范少山出现的时候,农村变革已经实行多年。他可以在农村与城市自由穿行。见多识广的他和恋人杏儿在城市和乡村搭建了电子商务平台,让更多的城市人也在白羊峪的生态果实和旅游中,见证了山村绿色生态之美。作品塑造范少山这一新农民形象有眼界,有智慧,有胸怀,有风骨,是新时代农民英雄。闫杏儿、白腿儿、余来锁、田新仓、泰奶奶、范老井等人物形象也生动传神多有特点。小说改变了作家自己旧有的写作格局,打破了同类题材的模式,为农村题材写作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它的探索显然是有价值的。

如前所述,塑造一个新时代的梁生宝,书写一部新的创业史,这一自我期许的难度可想而知。事实也的确如此。范少山果然是一个“超人”,白羊峪未来的蓝图几乎就掌握在范少山的手中。他几乎没有克服不了的难题,白羊峪就是他命定的大展宏图之地。他挥斥方遒一览众山小。他的“金谷子”、“金苹果”的成功,几近传说。但是,范少山这个人物在改变白羊峪过程中,确实还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和新意。他要“不厚道”地“耍小心眼”,也要低三下四地求人。但是,就小说整体来说,可圈可点的还是关仁山乡村生活的功底。在他的小说中,生活的质地和内容,要远远大于观念性的东西。乡村那些琐屑无聊又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密实、具体又可信,小说细节他几乎信手拈来生动无比。比如余来锁的黑耳朵白耳朵的来历:范少山摆弄猎枪,不小心扣动了扳机,散弹打掉了余来锁的一只耳朵。爷爷先是卖了了两头鹿把钱给了余来锁,又卖了两头鹿,范少山带余来锁去了城里,医院给余来锁安了只假耳朵。假耳朵是乳胶的,白白嫩嫩。余来锁就有了一只黑耳朵一只白耳朵。一个惊险的事件,在叙述中有了喜剧效果。这种讲述就是农民的讲述方式;范少山和杏儿的爱情、婚姻生活风生水起,诗人余来锁却黔驴技穷一筹莫展。他夜晚去“白腿儿”家读诗的情形让人百感交集。他是一个好人,“白腿儿”问一句“开灯吗”,他居然回答一句“看不见稿子”。“白腿儿”开了灯他也只能读诗、后悔也迟了。但这一个细节就将余来锁不是恶人的形象和盘托出;还有范少山结婚的场景,一面是新婚的热闹,一面是前妻的失落,他们各怀心腹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仅章法不乱,而且在对比中各自性格都在自己的轨道中。这就是作家心中有人物,才使他们无论何时何地举手投足都是人物自己。围绕范少山个人情感和家庭生活展开的部分,应该是小说写得最有可读性、也是作家最得心应手的部分:母亲、迟春英、闫杏儿等,还有狼群吃鹿、“白腿儿”外号的来历以及这个时代情感婚姻不确定性对山村的影响等,关仁山写得真实而有趣。比如田新仓和李小婉处对象、住一块的事儿,在白羊峪炸了锅。这个李小婉,就是跟着高辉私奔的那个女孩儿。这一关系,把田新仓、高辉、“白腿儿”都牵扯进来了:田新仓爱过“白腿儿”,没成,这回和李小婉成了;李小婉呢,还是当年高辉的相好;而高辉呢,是“白腿儿”的儿子。当然,田新仓和李小婉也只是“一夜情”或露水夫妻,李小婉说她和田新仓“不合适”,然后就回北京公 司总部了。白羊峪这边,余来锁得知“白腿儿”去找田新仓,还以为是拦着田新仓搞对象,和“白腿儿”吵了一架。“白腿儿”解释半天,余来锁才消停。男女关系是乡村生活最具生活性的关系,这与乡村文化生活匮乏有关系,也与农民对生活的理解有关系。因此,关仁山抓住了男女情感和婚姻生活,也就抓住了白羊峪生活的精魂。另一方面,是关仁山在小说中对农民劣根性的批判。马玉刚在小说中不是多么重要的人物,但却是一个很“典型”的人物:他是“村里的富户,搬到城里住了,时常回村看看。有钱人在城里是窝不住的,总要衣锦还乡。为啥?显摆。你有钱,城里人不眼热,不眼红,因为四周都是生人,谁认识你呀?没处显摆。要想得瑟,就要回老家,让乡亲们都知道:俺有钱了!那些个过去瞧不起俺的,骂过俺的,恨过俺的穷光蛋、土包子们,服不服?哈哈,这才叫眨眼打哈欠——扬眉吐气呀!”这种炫耀我们可以批评它肤浅、不堪,但它就那么真实地存在白羊峪或广大的乡土中国。不仅马玉刚,被马玉刚诱惑并结婚的迟春英,后来也遇到了大体相似的事情,马玉刚又有了小三: 杏儿说:“你们家老马没事儿吧?”迟春英说:“我家老马又帅又有钱,能没事吗?过去就有个小姑娘老追他。老马心上就长了草,两人住到一块了。这事儿被我知道了,就吵。你吵吧,他不怕,嚷着离婚。你说男人有良心吗?当初我是怎么跟了他的?……”杏儿说:“打住打住。当初的事儿,就别说了。丢人。”迟春英说:“我说短点儿。我一看没办法了,得保卫婚姻啊!就找这个小三,和小三谈判。送她一百万,让她离开,一百万啊,她能不动心吗?当天晚上就离开公司跑了。”杏儿说:“你大战小三挺牛的。”迟春英说:“我们嫁给了成功男人,指不定哪会儿就冒出个小三来。花点钱,能把人保住,值!” 迟春英当初是为金钱倒在了马玉刚的怀里,马玉刚有了新的小三之后,迟春英也用同样的方式——金钱去处理,并认为“值”,因为把人“保住了”。我惊异于关仁山对乡村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这些与情感相关的解决方式,在梁生宝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关仁山在乡村大变动时代对普通

民众价值观的发现和担忧。梁生宝的时代也有矛盾,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作家只需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就可解决或化解。今天就不一样了。范少山即使彻底改变了白羊峪的贫困,使乡亲们都过上了好日子,他能改变白羊峪乡亲的价值观吗?这个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个足以说服人的理由或方法吗?大概很难。因此,范少山遇到的问题要远比梁生宝遇到的问题复杂得多。这是中国现代性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也是人性中一直蠢蠢欲动、时隐时显的问题。它在被压抑时难以发现,没有顾忌时便肆无忌惮。人性的全部复杂性和魅力,就在于我们永远不会全面地认识我们自己。这也是文学还要继续存在的理由和可能。因此,从梁生宝到范少山,就是关仁山在《金谷银山》中的发现。只要他发现了这一点,《金谷银山》就足矣。

二 生活的交叉地带

哲贵以写信河街闻名。信河街是他的“高密东北乡”、“马孔多镇”。他写了众多的信河街上的“时代英雄”。他改写了习以为常的社会观念以及文学本质化书写的传统。这就是对商人“为富不仁”、“无商不奸”、“唯利是图”、“钱权交易”、“钱色交易”等不变的成见。这是哲贵关于反其道而行之的文学勇气。但是,这一“反弹琵琶”也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是忽略了这些时代英雄的“前史”。他们有各种不为人知的痛苦、烦恼和麻烦。但这心理苦痛是否都是需要理解和同情的?他们是如何成为时代英雄或成功人士的?把他们的前史略去,我们不能不疑窦丛生。《猛虎图》重新书写了信河街奋斗的英雄们。小说以陈震东经商的经历为主线,他白手起家,从家里、朋友那里融资几千块钱开始,他开一家“多美丽”服装店,迅速脱颖而出。成功会膨胀一个人的欲望,陈震东当然希望越做越大,他潜意识里甚至希望吞噬整个世界。正如后来他老婆柯铜锣说的那样:别人背后叫你大老虎,可见什么咬什么,看见谁咬谁,每时每刻虎视眈眈,准备吃掉全世界。当然,商场有商场的规则,在陈震东看来,他是一只老虎,是每天虎视眈眈要吃掉全世界。但是也有成千上万只老虎想吃掉陈震东。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就是丛林法则。当然,陈震东最后被更大的老虎吃掉了。他的疑似情人楼雪飞三番五次找陈震东让他贷款投资房地产、投资光伏项目。银行突然断了他的 续贷,房子卖不出、光伏项目还要后续投入,没钱还银行。银行通过法律手段查封和拍卖了他所有的固定资产,并用法律名义宣告他破产。英雄陈震东从人生的巅峰状态被打回原形。小说如果只是写了陈震东个人经商的履历,《猛虎图》并无惊人之处。这样的故事几乎是同类题材最司空见惯的故事。现在这样的故事已经庸常无比。《猛虎图》的过人之处,在于哲贵用极为简约的方式,在商场丛林法则面前,写出了人性的温暖与善。小说写到了长辈、父亲陈文化、母亲胡虹;师傅胡长清,柯又绿的父亲柯无涯等。师傅胡长清是陈震东的亲生父亲,父亲陈文华知道并秘而不宣。这个故事本来有无尽的艳体想象,但哲贵没有沿着这个路线展开。他为前辈留了足够的面子;这些长辈有各种问题,他们都善良得可爱;他的几个把兄弟:刘发展、许琼、王万千;以及刘发展与李美丽,伍大卫与丁香芹,霍军与丁香芹,王万迁与许琼等的情感与婚姻等,如果不厌其烦,可以写得洋洋洒洒兴致盎然。但在哲贵这里,既写出了他们各自不尽相同的复杂的情感经历,又删繁就简一览无余。现在的小说越写越复杂,越写越哲学,这当然也有其必要。但好的作品可以既要标新领异,又能满目青山。《猛虎图》做到了。我读小说的时候,特别注意人物对话,对话非常难写。《猛虎图》的人物对话非常简单,有时甚至感觉这是发生在未庄时代的故事。人物似乎理智不那么健全,没有曲笔没有隐喻,说话都是直奔主题。但是,这貌似简单的写法,是哲贵提炼或感悟的结果。这些普通的小人物,没有阴谋,没有心机。生活中的他们是另外一回事,小说中的他们远没有那么复杂。这里只有一个不那么可爱的人物就是黄丽君。她抛弃了私生子篮生,在篮生要换肾的时候又畏缩不前,还是李美丽义无反顾地舍生取义般为篮生换了肾。小说中刘发展、李美丽对篮生的情感,是最为动人的桥段之一。小说承继了中国古代史传笔法,虽然不设章节,但人物一个一个出场,非常有耐心地写每一个人物。人物之间有关系,但一节重点写一两个人物,线条极为清晰。这是小说做到简约的技术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的文学经典仍然是我们巨大的可资开掘的文学资源。小说结束于陈震东破产后躲避山林土地庙,他落魄的情形可想而知。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放弃他:柯又绿见不到人,她上山规劝自言自语,每天坚持送食物、被褥、枕头、牙刷、脸盆、水杯;然后是他所有的朋友、

部下、父母以及楼雪飞等。从这些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失败商人陈震东的人性、品行大获全胜。一年以后,陈震东的儿子陈宇宙因公司上市成了亿万富翁。他劝父亲下山时,陈震东想的是:他妈的陈宇宙,你现在有钱了,该还老子债了。但他没有发出声音。陈震东下山了吗?他回来了吗?他还坚持躲在山里吗?我们不知道。这个结尾当然很有意思,但像短篇小说结尾,显得有些“小”。哲贵自己说,他的这部小说只“负责对世界提出疑问,也就是陈震东的出路在哪里?他的身体和灵魂何去何从?他能否找到自己的封神台?或者,他注定要成为一个野鬼孤魂?这也是我的疑问,我觉得应当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疑问,甚至是这个时代的疑问。”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文学不负责、也没有能力为陈震东指出方向,也没有能力为人类指出方向。文学只负责呈现人生的无限可能性,或者说写出人生的“无常”。《猛虎图》在这一点上已经做到了,而且做得是如此之好。北村的《安慰书》是一部既有现实关怀又有审美理想,既有先锋性又有可读性的作品。小说从李瞳杀人案进入,逐渐牵扯出陈先汉、杜秀丽、陈瞳一家;刘青山、刘种田、刘智慧一家;李义、李江一家。三个家庭在今天的社会生活结构中,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阶层:陈家有权力资本,刘家有金融资本,李家则是认同了权力资本的底层普通人。当然,这是老一辈人的身份。也就是陈先汉、刘氏兄弟和李义的身份。而第二代的陈瞳、刘智慧和李江,并没有完全秉承家族的身份地位。因此,小说并不是类型化地演绎当下社会阶层矛盾的作品。我注意到,作为先锋文学重要作家的北村,《安慰书》的写作与他的《逃亡者说》系列、《施洗的河》、《武则天》、《卓玛的爱情》,以及《周渔的喊叫》或后期的《望着你》、《玻璃》、《愤怒》、《发烧》等都有所不同。这些作品,表达了北村不同时期的追求和关注。《安慰书》应该是北村在以往创作基础上新的发展。这部作品,北村的现实关怀一览无余。陈瞳杀了人,但对陈瞳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北村用抽丝剥茧的方法,耐心地牵出了与小说有关的所有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北村并不是殚思竭虑地要写一个侦破或悬疑小说。我们看到的是,当所有人物都登场之后,三个家庭几乎都家破人亡。在各种人际关系和利益争夺中,在陈瞳的母亲杜秀丽恳请石原律师为自己的儿子辩护时,她在讲述当年修高铁拆迁导致血案,然后才有了花乡今日繁荣时说:“你当年是反 对我们的,现在时过境迁,你说一句公道话,恶,是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杜秀丽的这一问几近天问。还有,李义是当年血案的顶替者或执行者,但他不是决策者。当年决策者的策略是,不发文件、不打电话、不留任何痕迹。而李义这个顶替者却甘心下地狱。在他看来:“陈先汉让我清场的,起先我不干,我不是杀人犯,我连一只鸡都没有杀过,但陈先汉磨了我三天三夜,最后我想明白了……不付出代价,历史不会进步,是英雄在推动历史,而我是英雄的战友。”这些人物表达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才是小说最令人震撼的。当然,这不是一部讨论历史或现实的理论著作。通过小说的具体细节,我们看到了北村一览无余的批判笔触。在作者北村看来,人性是不可相信的。无论是陈先汉、刘种田还是李江、石原,即便是刘智慧,也是城府极深怨恨无边。小说揭露了人性的贪嗔痴,也告知了贪嗔痴的因果报应。最后,小说在一片虚空中结束。除了陈先汉、刘青山的死亡,刘智慧也在域外做了修女。这是一部大作品。特别是在小说讲述方式上,北村延续了先锋小说叙事的复杂和盎然兴致。每个人物都有无尽的可能性,阅读中如果遗漏一个段落,人物性格和命运都会大相径庭。因此,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我唯一不大满意的,是对刘智慧的处理。我以为,她亲生父亲已死、母亲成了植物人,写到她出家时就可以了。但后来又写到她处心积虑地报复陈瞳,并且心机太深。这个曾经让我们同情和喜欢的人物,也完全幻灭了。我对此深感遗憾。或者说,北村对人物处理的决绝,给人一种深刻的绝望。即便小说命名为“安慰书”,我们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安慰。王妹英是陕西新崛起的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陕西是文学强省,新时期形成的“三座大山”——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几乎是难以逾越的文学高峰,他们不仅是陕西、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无限风光。因此,在陕西从事文学创作要脱颖而出何其艰难。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陕西的文学高峰,也为后来者标示了文学的高度,他们也是励志的丰碑。可以想象,后来的陕西作家作品能引起全国性的反响,那一定是出手不凡。在陕西众多新崛起的作家中,王妹英是引人瞩目的一位。2014年,王妹英发表的长篇小说《山川记》,曾引起批评界热议。她的抒情笔致和对变革时期桃花村的情

感表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小说书写了桃花村从“十年浩劫”一直到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塑造了东明、蓝花、二喜、小山、翠平和东明爹铁石、香莲、二喜爹妈、三寡妇等形象。这些形象虽然可以在百年乡土文学的大传统里找到各自的原型,但在王妹英的讲述中,他们不仅有坚实的生活质感,重要的是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特别是蓝花,在乡村文明的哺育下集乡村中国女性优点之大成,她美丽、多情、勤劳、坚忍,几乎就是《人生》中巧珍的转世。另一方面,面对桃花村的变革,王妹英也不免踌躇:她对传统的乡村文明充满眷恋,那里流淌的诗意的文明她有充分的书写。这种文明的超稳定性的内在结构,对族群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道德准则具有支配意义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这种具有“超稳定”意义的文明,虽然也处在不断建构或重构之中,但在本质上并不因时代或社会的变迁发生变化。它是不可阻挡的,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王妹英同时也表达了她对呼啸而下的乡村变革的某种隐忧。这一隐忧当然是文化层面的。三年之后,王妹英发表了长篇小说《得城记》。毫不夸张地说,《得城记》是迄今为止王妹英最成熟、最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即便放在当下长篇小说整体格局中,也不失为一部优秀之作。《得城记》写桃花沟三个女孩子——凌霄、艳红和九米二十年前进城的故事。凌霄进城与九米、艳红不同。凌霄十八岁,父亲修书一封,让凌霄进城寻找父亲当年为她定下的娃娃亲家,是凌霄的亲祖爷爷救过都城里那家祖上的谁谁,于是结下了这门娃娃亲;九米和艳红进城,心思或动机与当下大多农村青年大体一个路数:“不离开桃花沟子,咱这辈子就哪里都去不了!北京、上海、省里,都去不了,更别说远地里的外国。注定要烂在这里,和上一辈、上几辈人一样,变成一头瞎驴,拴在早就规定好的磨道里,没明没暗地推磨”。于是三个青年女子怀着不同的追求和目标来到了旧都。凌霄日夜苦读考取了省城数一数二的大学;九米和艳红考取了幼师学校。凌霄分配到社科院从事研究工作(应是科学院,社科院没有从事物理、天文研究专业);九米、艳红中专毕业,分配到梨花县政府幼儿园。然后是一波三折又心有不甘地嫁人。青年男女的婚恋嫁娶各不相同,本是人之常情。但九米和艳红的婚恋——一个是杀猪的屠夫,一个是监狱的二线狱警,夫贱妻贫,为两个女子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不幸的伏笔。作为小说,如果仅仅是 这些家长里短男欢女爱并不足观。但开篇不久小说波澜骤起——艳红在省城旧都梨花新区做起了当朝大官。艳红攀上了梨花县副县长礼财,梨花县撤县建区,通过礼财,艳红进了区政府。艳红出身卑微,但心高气傲生性妒忌,她一直攀比凌霄,初心是一定要压凌霄一头,为此她不择手段。为了实现目的,与礼财勾搭成奸被礼财老婆发现时,“艳红说,是我在酒里下了迷魂春药,曲意奉承,诱他上钩。与他无关。你要告官法办,要杀要剐,都尽由你。我要有片刻躲闪,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随你发落处置”。可见艳红为了日后发达真是舍出了身家性命,她敢做敢当,性格中有“豁出去”的一面。这也是礼财临死时还念念不忘艳红,想见她一面的原因。艳红出身贫寒,颜值身段乏善可陈,她可以利用的个人资源,除了身体之外,大概也就是不计后路的“断然”了。艳红做官之后,性格、欲望无限地膨胀起来。艳红的性格和行为方式预示了她的命运,她最后走进监狱去“争强好胜”已在预料之中。但艳红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是近年来不多见的、可称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九米在艳红的影响下虽然艳羡不已蠢蠢欲动,但终因性格还不那么决绝而只限于随波逐流而已。小说的“正面人物”是凌霄。这是一个儒雅、知书达理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她善良、友好、忍辱负重,一心从事她热爱的研究专业。她也和艳红见过一些场面,但她对旧都新时尚显然是拒斥的。通过凌霄,王妹英构建起了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在讲述者王妹英看来,旧都的“现代”,只是旧都的一部分而远非全部。沉浸在旧都深处的历史,仍是旧都当下生活的魂灵——祖奶奶作为一个历史符号,她仍深刻地影响着今天旧都的生活。这个当年大户人家的阔小姐,嫁给了一个县长,县长因在县城寻花问柳,面对祖奶奶时有心理障碍,后因祸匪绑票失了性命。一个救下了自己性命的年轻团长,在祖奶奶家里养伤,日久生情有了肌肤之亲。团长养好伤归队时承诺,秋后再来旧都明媒正娶。但因城北匪首告密被捕,一时谣言四起,团长下落不明,祖奶奶秋后同一只大公鸡拜堂成亲。此后世易时移,祖奶奶矢志不移,等待她的团长归来。祖奶奶关于人生、爱情的信念,与艳红、九米和社科院的知识分子们,形成了鲜明的比照。那历经沧桑的高门大院建构起来的“旧文明”,依然如“夜明珠”般地照耀着旧都的大街小巷。凌霄后来与“红脸汉子”的交往,虽然有渊远的历史缘故,但她还是发乎情止乎礼,没有越雷池一步。凌霄的情怀和

行为方式,就这样与历史、与过去、与祖奶奶建立了联系。因此,《得城记》是一部有历史感的小说。这一点,《得城记》与《山川记》在内在理路上是一致的。还值得提及的,是小说的讲述方式。旧都的市井文化仍是主流文化,各色人等五行八作,沉浸在旧都文化中。因此,小说语言行腔也多有“话本”调:

夜色越来越沉。街灯送凉,冷冷清清。残月西沉,星宿不明。灰蓝色的夜空,沉静如水。犹如世间万象,红尘物语,皆被地心吸走。一个旧都,肃静无声。街景楼宇,岁月空度。城垣马道,犹如画面。九米和凌霄合力怀抱大公鸡,往东绕了三匝,往西绕了三匝。嘴里念念有词。虽为妄语,却是真心希望厉鬼孤魂,放开艳红,各......归各处

对明清白话小说语言和“行腔”的运用,使小说看起来不那么写实,但更有小说的韵味、特别是中国小说的韵味。这是一种新的尝试。这一尝试在传承古代小说语言和讲述方式的同时,显然也汲取了《废都》的经验。《废都》将西京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幻灭写得入木三分;《得城记》将乡下女子艳红进城后的欲望喷张写得活色生香。小说不足的是,历史与现实的连接处还显得有裂隙,还不那么自然,还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如果在结构上能够更加浑然天成,小说会有更高的成就。《得城记》是三个女子二十多年来在旧都的生活阅历。他们进了都城,但他们得到都城了吗?城市是什么她们也许自有体会,除了凌霄,艳红和九米也就是进城走了一遭而已。与其说她们得到了城市,毋宁说她们通过城市更深刻地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欲望:情欲、贪欲、权欲。城市有机会放大了她们也最后毁灭了她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得城记》也是一部批判城市文明的小说:城市文明是现代的,但城市文明的本质也许带有“现代的原罪”。商国华是一位敢于触及现实重大和敏感题材的作家。他的这一禀赋、激情和敏锐,表达的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的勇气和担当。可以说,是否敢于触及现实重大和敏感题材,是对一个作家最大的挑战。《师道弯弯》深刻地反映了当下中国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作品敢于揭示矛盾,敢于在人性深处游走。在复杂的纠葛和时代新的矛盾中,塑造了敬俞书老师的形象。这是一部具有新 时代特征、让人思索也让人感奋的好小说。教育问题,是当下最敏感、话题最集中的领域之一。从家庭说关乎到孩子的未来,从国家说关乎到国家的未来。于是,择校、补课、请名师等,成了家长的普遍焦虑。可以说,城区的家庭开支除了买房外,孩子教育可能是最大的开支。被热炒的学区房,不断暴涨,几乎可以影响到国家GDP。实事求是地说,教育领域的问题日益凸显,其中的复杂性,不身置其间是很难全面了解的。面对这些问题,学生、教师、家长和行政管理单位往往各执一词。每个方面站在不同立场上,各说各的理,矛盾丛生并愈演愈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最让人疲惫不堪又难以置之度外的领域。小说一开始,集中写了北阳德才中学面临的几个问题:学生家长情绪激动地要求敬俞书继续担任高一·一班班主任,将学校大门围得水泄不通,严重影响了城区交通;校长方坤刚刚在法院处理学生跳楼的调解书上签完字,回到学校面对的就是这些情绪激动的家长们。方校长试图平息家长情绪,改变事端的走向,但并不奏效。敬老师一出现一席话,事情有了转机。家长来到了会议室。通过对话我们知道,家长最关心的,是班主任带的班级的高考率,这是家长的终极目的。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方校长领导下的老师——敬俞书的婆婆还在医院,另一个班主任董老师也因高血压住进了医院……家长与学校的矛盾、学校自身的困境等,预示了这是一部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小说。敬俞书是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学班主任,她洁身自好严于律己,是这个时代艺术作品中不多见的教师形象。敬老师虽然受到家长的追捧,校方的信任,但各种矛盾也同时集中在她身上。最主要的矛盾,首先是师生之间的矛盾、教与学的矛盾。黄朗朗——一个富二代的娇小姐,因父亲嫖娼父母离异,是一个典型的“问题学生”。她虽然是一个借读生,但仍然跋扈自以为是。她嫉妒比自己长得漂亮的学霸程素素;更有甚者,居然在厕所里举行生日派对;不满学校的伙食,将馒头扔掉;早恋的狄迪和柳佳佳;黄朗朗和狄迪之间的矛盾、特困生程素素的生活和精神困境等,如何面对这些学生大概是所有老师最棘手的问题。敬老师不仅有效地化解了这些矛盾,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学生对数学课程的兴趣。历史老师不无嫉妒地说:你的数学迷宫,每天都有学生进进出出,可历史王国的孩子却少得可怜。这一看似不经意的一笔,却也道出了我们个人的童年记

忆:学生喜欢的老师,便明显地偏向他的课程,甚至会影响学生一生对某一知识的兴趣。如何带领这些孩子健康、平安地度过青春时节,让他们在获得知识、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同时,也拥有一个值得回忆、值得纪念的中学时代,是敬老师内心不曾言说的期许。也只有这样,一个教师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面对她的学生,包括他们的“问题”。黄朗朗剃了一个新的发型,在别的老师眼里几乎不可容忍。但敬老师不仅没有勃然大怒,甚至还略有夸赞地评价了黄朗朗的发型。黄朗朗本来准备好的激烈的反击语言,顿时烟消云散化为乌有。这是一个老师对待学生的教化艺术。敬老师的形象能够竖立起来,最重要的是她心中有大爱,她对学生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对亲人、同事的爱,对学生家长的友善和理解。她是一个站在高处的人,是一个内心高贵的人。小说当然也写到了敬老师的个人生活。丈夫祝鸣东在击毙贩毒分子的同时也中弹牺牲,但他保护了一个突然从楼里出来的小女孩免于祸患。他的事迹也深深滴感动了学生狄迪。她的个人生活,因丈夫牺牲、婆婆住院,收入减少开支增多。敬俞书的负担可想而知。但她坚决拒绝了像白老师那样在校外挣高额讲课费,不仅如此,她还创办了让学生普遍受益的“语音课堂”并不断扩容完善。丈夫祝鸣东牺牲后,老同学副校长周源平死缠烂打百般纠缠,并且和黄朗朗父亲黄总勾结,试图更卑劣地报复敬老师。作为模范教师,敬老师的这一处境几乎是宿命式的。诬陷、中伤敬老师的不止周源平一人。这些问题的化解,一方面是敬老师个人的人格魅力。当真相大白时,那些试图诬陷敬老师的人不仅终止了诬陷行为,而且深感惭愧,黄总就是这样的人;另一方面当然也有校方的支持。小说还是从正面书写了这个时代的教育领域。我还惊异的,是商国华对这个时代中学生活的熟悉,对这一时代青年时尚的了解。他笔下的中学校园生活,充满了这个时代的当下性和时代感。学生的兴趣、关注的对象、聊天的内容等细节,是编造不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小说的情节、人物等是可以虚构,但细节是万万不能虚构的。而《师道弯弯》中年轻人的生活气息等细节,生动而真实。当然,小说也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当下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分数、成绩、升学率,三座大山压得学校喘不过气;学校排名、学生排名、升学率排名,让学校掌门人心绪难定;学生的压力不仅来自学校各科任老师,同时也来自家长。比如狄迪,家里每月 要为他交四千元的补课费,他除了参加补课,还被要求学习大量父亲寄来的某名校一尺高的练习题。家长望子成龙已成为社会的普遍期待和流行病。因此,教育问题简单地指责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教育存在问题是可以肯定的。小说或文学作品没有为社会问题指出路的责任,它的功能是呈现问题和世道人心。问题的呈现就是文学参与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变革的一种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师道弯弯》是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小说还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小说人物的塑造还有简单化、脸谱化的倾向。比如敬俞书,很容易让我们想到1980年代《人到中年》的陆文婷。各种压力与不幸都集中在一个中年女性身上,略有不那么真实之感;比如周源平有些脸谱化。一个中学副校长毕竟与混社会的人不同。但他的举止行为,过于粗俗、粗鄙,处理时用力有些过。但这些可以讨论的问题,都不能掩盖小说的价值。我相信小说塑造的人物、提出的问题等,给我们带来新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一定会为推动教育事业的改革提供某种参照。

三 大历史与自叙传

《北归记》是著名作家宗璞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压卷之作。前三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发表之后在读者和批评界引起极大反响。其中第二卷《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北归记》的发表,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了《野葫芦引》的全貌,有机会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书写的大历史和自叙传。应该说,包括《北归记》在内的《野葫芦引》四大卷,是当代文坛的重要收获。我之所以说这部巨著写的是大历史,是因为在前三卷中,在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的时代,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密切关系。看到了为人正直慷慨,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的明伦大学教授孟樾孟弗之;看到了学识渊博心系家国,宁死不做汉奸的吕清非;看到了用一死呼吁停止内战的将军严亮祖;看到了参军后壮烈牺牲的明伦大学学生澹台玮;当然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卫葑,远征军师长高明全,游击队长彭田力等。这些人物与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有关,与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有关,是他们在国破家亡的时代,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浩歌般的抗争史和精神史。小说从北平沦陷,明伦大学南迁写起,然后是抗日军队长沙一战失败,明伦大学

不得不再次西迁昆明;1944年,抗日军队克复腾冲,第二年抗战胜利;1946年,孟樾和家人返回北平。《北归记》写的就是孟樾一家回到北平的生活。多年离乱,盼望的和平生活终于到来,离别北平多年的孟樾一家和明仑大学的教授们,心情可想而知。因此,明快的风格是《北归记》的主调。战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尽情享受和平生活带来的欢乐。他们跳舞、滑冰、听音乐、读书、堆雪人、搞诗歌朗诵会、学术报告会等。小说充满了校园的青春气息。我们知道,作家书写什么表明的是作家关注什么。《北归记》中对日常生活的盎然兴致,表达的恰恰是作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只有经历了这一切的人,对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才有更深刻的体会。而此时,爱情生活如带露的玫瑰,勃然绽放在年轻一代的心头。 子与卫葑、嵋与无因、之薇与颖书、峨与家毂等,无论是热烈、温婉还是怪异,爱情既是他们的相互选择,同时也是对未来和进步的选择。宗璞是书写青春爱情的圣手,当年的《红豆》曾传诵一时。《北归记》中几对年轻人爱情的讲述,是小说最华彩的篇章。抗战胜利后,内战接踵而来。因此,教授和青年学子们并不是尽情享受胜利后的和平生活。他们举办严亮祖将军座谈会,组织出版纪念严亮祖将军专辑。这些活动先后影响到南京、昆明、重庆等地,停止内战的呼吁此起彼伏。反内战、反饥饿是《北归记》记述大历史的基本旋律。即便是在场景描述中,仍隐约透露着这样的痕迹:“随着五月的到来,校园里柳枝已经成荫,各类花朵依次开放,五月的鲜花十分绚烂。桥头的墙壁、大饭厅、各宿舍张贴了许多纪念五四的壁报,也有很多反饥饿、反内战的标语和文章”。尽管内战是知识分子不能阻止的,但他们一定要表达他们的良知和责任。教授和青年学子在表达对时局态度的同时,当然也没有忘记自身的使命。对大学之道的坚守,是那一时代知识分子最值得尊重的文化信念。当一个高级职业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要将他们的学校设在明伦大学里的时候,卣辰教授说: “职业学校培养的是谋生的手段,这是社会和个人都需要的。大学培养的是独立的全面发展的人,而不只是技术手段”;孟弗之说:“大学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有理想有热情,能够独立地自己判断是非,而不是被人驱使。我们培养的是人,不是工具。大学不只是教育结构,还是学术机构,它的人物是继往开来、传授知识并且创造知识。国家的命脉在于此。”大学教授们对大学功能的议 论,显然不止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它与讲述话语的年代同样有关。因此,宗璞在讲述个人经验的同时,也就是在讲述历史。抗日战争爆发后,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先生自北京南渡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了八年时光。亡国之痛、流离之苦、父辈师长的操守气节,给少年宗璞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这段生活对她而言弥足珍贵,既不可复制也难再经验,既是她丰富的创作素材,也是她灵感的一部分。她年过八旬之后,这段经历历久弥新,可见它对宗璞的重要。她不惜用几十年的时间要完成这一巨著的创作。1989年,《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发表之后,卞之琳评价说:“就题材而论,这部小说填补了写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小说之中的一个重要空白;就艺术而论,在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繁荣当中独具特色,开出了一条小说真正创新的康庄大道的起点。”另一方面,宗璞是重要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家。特殊的家庭学养和她自己学贯中西的文化根底,使宗璞小说具有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质有极高的辨识度,无人可以代替。大家闺秀的才情、气质在举手投足间,宗璞的才情气质则在遣词用语和人物的一招一式间。孙犁先生评价宗璞的文字时说:“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我们发现,《北归记》对日常生活的讲述,多有“红楼风”,“方壶”里外进出的人物以及对话方式,与《红楼梦》确有谱系关系。而小说蕴含的浑然天成的高雅气质,更是令人过目难忘。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应该是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灰舞鞋》等一个谱系的作品。青年时代的从军经历,为她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资源。因此,《芳华》也可看做是严歌苓具有自叙传性质的小说。一群青年男女构成的文工团,在一座小红楼里演绎着他们的青春年华。于是,刘峰、小穗子、林丁丁、何小曼、郝淑雯等,在那个时代的前台后台,挥霍着他们的青春年华。《芳华》是一部回忆性的作品,但它既不是怀旧、也不是炫耀曾经的青春。话语讲述的是曾经的青春年华,但在讲述话语的时代,它用个人的方式深刻地反省和检讨了那个时代,因此,这是一部今天与过去对话的小说。那是一个简单、透明、单纯和理想的时代。当时的人间大戏是革命“样板戏”,这些时代英雄经过不断的“过滤”,几乎了却了人间“念想”。他们一门心思投入革命,要拯救“普天下受苦人”。这一浪漫的理想主义文

艺,迅速蔓延至所有的文艺工作团体。无论排演任何节目,“样板戏美学”都是它的核心要素。于是,小穗子的文工团也概莫能外。但是,前台的演出与后台的人间生活并没有建立起“同构关系”。那些少男少女——尤其是文工团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小心思、小伎俩、小是非、小矛盾以及更加难免的两情两性关系,都在或明或暗、若隐若现中没有剧终地演出着。时代的主旋律威武雄壮,女生的小零食欲罢不能。那个不谙世事少不更事的小穗子,在貌似不经意的讲述中,通过女孩之间的秘密、男女之间的秘密,讲述了人性与生俱来的顽强,它是如此的难以规训、难以改变。女孩子之间的关系,与今天比较起来,除了表现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之外,在本质上并无差别。但是,小说因为有了另一个人物——刘峰,《芳华》便异峰突起卓然不群。刘峰在文工团是“名人”。住在红楼的文艺青年们,日常生活中有琐事、麻烦事,最好的办法是“找刘峰”。刘峰不厌其烦,乐于助人,没有坏心眼,是一个极端朴实厚道的山东青年。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他“雷又峰”——既和发音有关,也切合他的个人形象。小说极有耐心地书写了刘峰作为好人和模范的先进事迹。在和平年代,做个雷锋式的模范何其艰难。但刘峰做到了。那个时代,一个人如果做了英模,就如同镶嵌进了云端——一如样板戏的人物一样,他们与世俗生活没有关系。但是,刘峰毕竟没有走向云端,他生活的真实环境是小红楼,身边是触手可及的文艺女兵。于是,刘峰多年暗恋的对象锁定了,她是林丁丁。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峰与林丁丁有了单独在一个封闭空间的机会,慌乱的刘峰王顾左右,在前言不搭后语中完成了对林丁丁的爱情表白。当刘峰扑向了林丁丁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林丁丁不仅哇哇大哭,甚至破口喊出了“救命啊”的呼救声。这一声呼救,将在云端的刘峰径直送进了地狱。至于林丁丁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林丁丁说不出来,脸上和眼睛里的表达我多年后试着诠释:受了奇耻大辱的委屈……也不对,好像还有一种幻灭:你一直以为他是圣人,原来圣人一直惦记你呢!像所有男人一样,惦记的也是那点东西!……她感到惊悚,幻灭,恶心,辜负……

系,林丁丁夸张地认为刘峰的示爱就是对她的“强暴”,虽然尴尬也无大碍。但事情引起了组织的注意并不厌其详地审问了具体内容,刘峰被公开批判了。然后是党内严重警告、下放伐木连当兵。中越边境发生冲突,刘峰回到了他的老连队,野战部队的一个工兵营。战争让刘峰失去了一条手臂。转业后他去海南做生意,老婆跟别人跑了,但刘峰顽强地生活下来。刘峰的顽强,是来自土地和底层的顽强。改革开放高昂的时代与刘峰低迷的人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善良的刘峰还是那么具有悲悯心和同情心。他做好人的历史没有断裂,当年战友的情义也没有断裂。不仅小穗子、郝淑雯没有忘记他,在刘峰人生的垂危时期,那个大家都不待见的何小曼出现了。何小曼的“芳华”时代实在乏善可陈:她是和母亲一起进入一个老干部家庭的“拖油瓶”,那个家庭气氛紧张。母亲委屈求全寄人篱下,何小曼的少年生活可想而知。不幸的童年生活如影随形地带进文工团,她的屈辱远未结束。她进入医院之后,上了前线并当了英雄。她像当年的刘峰一样到处做报告。她每天接受崇拜,继父、母亲以及战友的欺凌和侮辱,已经千百倍地抵消。何小曼知道自己是怎么成为英雄的,这个巨大的痛楚她难以超越。于是她得了精神分裂症。三年之后痊愈留在军区医院当宣传干事,也找到了曾经看过她的刘峰。他们走到了一起。但他们既不是恋人、情人,甚至也没有肌肤之亲:“我们是好朋友,亲密归亲密”。好人刘峰最后还是因绝症去世了,小曼和小穗子告别了最后的刘峰。严歌苓说:写《天浴》的时候还要控诉情绪,但现在拉开了距离,觉得一个人写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所以到“穗子”系列虽然都是悲剧,但全是嘻嘻哈哈讲的,那是更高的境界。这是作家的自述,应该无可辩驳。我也认为《芳华》的前半部,确实松弛,那个青春好年华就这样过来了,无大悲亦无大喜。刘峰毕竟是个好人。他爱林丁丁有什么错呢?他一生执着地爱一个人——尽管这个人最大限度地伤害了他,他一直活在这个巨大的创伤性记忆中。但仍然无法改变他对那个“假想的”林丁丁的爱。这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他有过自己的芳华,他的芳华却酿成了悲歌。因此,《芳华》不是一部怀旧之作,也不是有关于“芳华”的嘻哈之作。我想,2016年在柏林定稿《芳华》的严歌苓,显然是在同她的“芳华”时代对话——那个时代并未终结,它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且——人生之短暂、人生之无常,是任何人都无从把握的。但是,好人会被记住,

他合乎人性,它温暖我们一生。胡学文的《血梅花》在题材上很难界定——抗日、复仇、土匪、情爱?都可以,但都难以概括。因此《血梅花》很复杂。小说是以民间抗日作为主线,间杂以东北土匪、山里生活或情感生活等不同的内容。第五章之前,小说内容平平。山里生活或土匪生活并无特别之处,和其它写东北响马或剿匪题材的小说相比还略显平淡。但是,到了第五章,特别是117页开始,柳东风和柳东雨在田埂上发现了一个男人之后,小说波澜骤起。一个名叫宋高的男人出现之后,小说变得扑朔迷离深不可测。这个叫宋高的男人是一个日本人,他叫松岛,但他的身份几乎到最后我们才得知。他是一个日本的刑事警察,专门搜集与抗日相关的各种情报,特别是“梅华军”的情报。这样,小说又沾染了悬疑、侦探、间谍等小说的情节或内容。但这些对《血梅花》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胡学文铤而走险地处理了日本间谍松岛与柳东雨的关系。这个关系险象环生,两个人就像一直处在悬崖边缘,稍不谨慎就会玉石俱焚。松岛的身份开始是一个商人,他在安图做生意。因为柳氏兄妹的救命之恩,他日本商人的身份公开后,仍与柳氏兄妹有关系还在小说的逻辑之中。但日久生情,松岛爱上了柳东雨,柳东雨讨厌松岛口是心非。两人的 暧昧关系一度发展为“同居”——尽管没有实质性关系,但从一个方面表达了柳东雨对松岛的情感。小说也或明或暗地地写到了柳东雨对松岛的情与爱。这是小说最大的突破。松岛是一个隐藏很深的日本刑警。但他卑躬屈膝温文尔雅地周旋于柳氏兄妹之间,有极大的迷惑性。柳东雨对他产生感情,在人性的范畴里讨论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在家国利益面前,柳氏兄妹义无反顾地站在国家民族一边,也就完成了人物性格塑造和小说的全貌。人物关系的设置,表达了胡学文对人性探讨所能达到的深度。这个问题是绝处逢生还是铤而走险,可能会引起讨论。但我会坚决支持胡学文的探讨。因为那里有符合人性的极大合理性。《血梅花》中,在松岛身份暴露之前,他与柳东雨的情感不能不说是真挚的。情感方面的诚恳是不能骗人的。当然,《血梅花》就像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一样,守住了最后的底线。胡学文的探索虽然“欲说还休”,但我看到了他心中燃起的些许勇气。这是很了不起的。我想,只要作家敢于在文学中探索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期待的大作品终有一天会诞生。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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