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会在它的翅膀下感到温暖

——论肖洛霍夫与《静静的顿河》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任何人都会在它的翅膀下感到温暖 - ◎李建军

摘要:肖洛霍夫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静静的顿河》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本文从写作原则、人道精神、复杂性与中间性、悲剧性、景物描写的调性与意味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作者伟大的人格和成熟的写作经验。关键词:《静静的顿河》;心灵原则;人道主义;叙事原则;悲剧基调;景物描写

在草原辽阔的怀抱里,顿河静静地奔流,不舍昼夜。春夏秋冬,年复一年,人们在顿河母亲身边降生,成长,相爱,劳动,享受着生活的美好和快乐。但是,灾难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们头上,像噩梦一样难以摆脱。战争撒播着仇恨的种子,剥夺了无辜者的生命。悲伤的歌声和绝望的哀哭,从屋舍里,从暗夜里,隐隐传来。肖洛霍夫听到了人们的呼告。他是顿河之子,熟悉这里每一种花的样子,每一种草的清香,每一种鸟的歌声。从孩童时候开始,他就感受着顿河边的悲欢。他知道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吃过多少苦,遭过多少罪,流过多少泪。他爱这里的人们,同情他们的不幸,他要写一部献给顿河母亲和顿河儿女的史诗。于是,历时十多年,他终于写出了悲怆而恢廓的《静静的顿河》。这是一部真正的史诗,是一首充满泪水的哀歌,更是一部充满毁灭 和死亡的悲剧。它以贝多芬交响乐般的巨大表现力,记录了顿河哥萨克在战争年代的悲欢离合。

《静静的顿河》是苏维埃俄罗斯时期最伟大的长篇小说。在一个对文学写作如此不利的时代,竟然产生了如此伟大的作品,这简直是一个令人惊诧莫名的奇迹。究其原因,就作者一面看,强大的个性和人格、成熟而稳定的心理,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作者的勇气、良心和对生活的忠诚,保证了写作的可靠路向和精神高度。他成功地克服了自己时代冷酷而狂躁的心理倾向,表现出十九世纪文学才有的情感态度和精神气质,表现出了俄罗斯民族在精神生活上的一种特性,即对真理,对“正当生活”“正义和合乎情理的社会秩序的寻求”—— “这象征着俄国人民在经历了所有残酷的与严峻的折磨之后,在精神上所作的探索”。

这部伟大作品的出现,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甚至不能说它是纯粹个人的杰出天才的创造物。它是一种强大的文学传统的产物,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绽放的花朵、结出的果实,就像马克·斯洛宁所说的那样:“它完全是以十九世纪长篇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写成的”。可以说,没有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伟大作家的经验支持,肖洛霍夫的写作就很难达到如此成熟的境界。受托尔斯泰影响,肖洛霍夫也有强烈的反战意识,侧重于描写战争所造成的可怕后果。《静静的顿河》的核心主题,同样是“战争与和平”,而且它的叙事结构也像《战争与和平》一样,采取了前方与后方相互关联和对照的方式。至于那种既冷静又抒情的描写,则显然是受契诃夫影响的结果。

肖洛霍夫既是吸纳者,也是给予者;他接受了前辈作家经验的影响,也用自己的经验影响了后辈作家。他的《静静的顿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当代小说写作。肖洛霍夫是柳青和刘绍棠崇拜的作家。《创业史》和《蒲柳人家》的充满诗意的景物描写,柳青的介入性极强的抒情化叙事,皆与《静静的顿河》的影响分不开。路遥和陈忠实也是肖洛霍夫文学经验的受益者。经由柳青写作经验的引导和启示,路遥从肖洛霍夫那里学到了充满激情的诗意化叙事方式,陈忠实则从《静静的顿河》里吸纳了站在“中间立场”,以悲剧性和复杂性的方式,塑造人物和叙写生活的经验。总之,没有肖洛霍夫的影响,没有《静静的顿河》的经验支持,这些中国当代第一流小说家的写作,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现在,就让我们再次打开《静静的顿河》,沿着它所提供的细节和路径,走近它的作者,走近辽阔的顿河草原,走近那个美好而苦难的世界。

一 心灵驱使与自我完成

作品反映着作者的心灵世界。无论多么客观的作品,本质上都是一个折光体,都不可避免地折射着作者的心灵之光。因而,谈论一部作品,而不谈论它的作者,不谈论它的作者的心意状态 和人格状况,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其公开言论来看,肖洛霍夫的文学立场和写作态度极为正统,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绝对服从外在的文学纪律的循规蹈矩的作家。然而,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对任何一个作家来讲,要想使自己的写作成为积极的写作,要想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他就必须服从心 灵发出的指令,就必须根据内心的真实感受来展开写作。也就是说,文学写作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神圣的“心灵原则”。这是一个正义而伟大的原则,一个包含着真诚态度、自由精神、博爱情怀和平等意识的原则。

虽然肖洛霍夫并不是一个尖锐的批判型作家,但也不是那种毫无个性和原则的作家。他有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旦进入文学世界,就要放下人格面具,就要摆脱外在束缚,绝对忠诚于自己的“心灵原则”。1954年,在苏联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国外的恶毒的敌人,说我们苏联作家是在听从党的指挥棒进行写作。实际情况有所不同:我们每一个人受自己心灵的驱使进行写作,而我们的心灵是属于党、属于亲爱的人民的,我们用自己的艺术来为党和人民服务。” 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听到两种声音——在一个声音里,他反驳敌人的污蔑;在另一个声音里,他为写作的自由辩护。在看似语义缠绕的“官样文章”中,他巧妙地把最重要的写作原则——“受自己心灵的驱使进行写作”——加了进去。

文学要求自由,权力要求服从。作家的心灵原则与体制规约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考察作家与权力的关系,是分析其人格的一个重要角度。肖洛霍夫在权力面前的表现,大体上是有尊严的,甚至表现出非常难得的坦率。在面对斯大林的时候,许多作家两股战战,譬若羸羊对猛虎,而肖洛霍夫却敢说出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话。有一次,他见到斯大林,谈完话之后,便向他提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你为什么允许如此毫无节制地宣扬自己?干嘛让无数多的赞美、肖像画、纪念碑遍地都是?”斯大林“用柔和的眼光”看着他,“带着有点狡猾的嘲笑”回答道:“我有什么办法呢?人们总需要尊神。” 面对一尊不容冒犯的人格神,肖洛霍夫竟然敢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多么真诚的人,也足以说明他有着多么强大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气。

向读者和生活说真话,这是文学必须服从的伦理原则,但也是一个最沉重的原则,因为,它意味着对权威和压迫力量的对抗和冒犯。虽然,肖洛霍夫并非在一切问题上都说真话,但是,在特别重要的时刻,为了很多人的生死存亡,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勇敢地说出真相。1930年代的“集体农庄”运动和“粮食强征”政策,给农民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痛苦,很多人遭受迫害,家破人亡。从1931年到1938年,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写了至少十封信,反映北高加索边疆区,尤其是顿河地区

的维约申斯克区的悲惨境况。“集体农庄”的低效而混乱的管理,导致牲口大量死亡,给春播造成直接的威胁, “绝大多数集体农庄都是如此。” ⑥同时,在掠夺性的“粮食征购”中,许多农民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很多农庄庄员被赶到了零下20度的户外,“谁要收容被驱逐的人家,他自己全家也将被逐出户外……1090家农户,在零下20度的冰天雪地里,整日整夜地在街上生活……” ⑦这样的严酷迫害对孩子也不例外。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征集粮食的任务,他们还“大规模拷打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 ⑧有的酷刑简直令人发指:“在上其尔集体农庄,协动委员会的成员让受审的人脱光了脚,站到滚烫的火炕上,然后拷打他们,再把他们光着脚拖到冰天雪地里”。⑨更为难得的是,肖洛霍夫不仅为陷入绝境的农民辩护,也挺身而出,为那些在“大清洗”中受到政治迫害的干部辩护。当他的朋友、维约申斯克党委书记鲁哥沃依被捕以后,他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勇敢地与他站在一起。他对奉斯大林之命调查他的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说:“我不相信鲁哥沃依有罪,如果要判他,那么说我也有罪,也应该判我,因为所有的事都是我们共同干的。” ⑩由于他总是批评当地政府的错误,所以,北高加索第一书记叶夫多基莫夫对他恨之入骨,曾两次面见斯大林,要求准许逮捕肖洛霍夫,并公开声言:“假如他不是肖洛霍夫,没有他这样的名气,他早就被我们逮捕了。” 1928年2月16日,肖洛霍夫写信给斯大林,说明了自己在写作和生活上的艰难境况:“五年来我十分艰难地写了半本书。像在维约申斯克这样的环境下,不仅不能有效地工作,而且连活着都极度艰难。”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仁慈的同情心,没有非凡的勇气,绝对不会关心弱者的痛苦,也不会冒着巨大的危险,给最高统治者写信,替他们求情,更不会在严酷的环境中,不计一己之安危,为被迫害者辩诬。所以,就人道主义精神来看,肖洛霍夫是像托尔斯泰一样伟大的作家;就敢说真话的勇气而言,肖洛霍夫不仅不比批评他甚至诋毁他的索尔仁尼琴差,甚至表现得更加勇敢和无畏。

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肖洛霍夫会写出《静静的顿河》;你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大清洗”前后,完成了这样一部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脉相承的杰作。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到四十年代初期,是苏联对文学监管最为严厉的时期:“政治压力机已经拧紧到了极点了——几乎每个人都被压平了” “阿赫 马托娃差不多十年没有出过书。创作不自由让普利什文颇为苦恼,他将自己的思考深深地藏在日记里。服毒自杀的有谢尔盖·克内奇戈夫、亚历山大·什里亚耶维茨、彼得·奥列什……受到迫害的有布尔加科、巴别普拉托洛夫。” 然而,就是在如此严酷的写作环境里,肖洛霍夫历时14年——1926年开始构思,分别于1928年、1929年、1933年和1940年出版——按照稳定的人道主义态度,按照贯穿始终的沉郁悲凉的调性,完成了这部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的杰作。

是的,在坚持写作自由与服从现实规约之间,肖洛霍夫表现出了一个伟大作家的选择和坚守。在现实生活中,他也难免会说一些违心的话,但是,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他就是一个无拘无束的顿河哥萨克。1965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肖洛霍夫做了题为《现实主义的活力》的演讲,表达了自己的“说真话”的文学观:“同读者对话要坦诚,要向人们说真话——尽管真话有时是严酷的,但永远是勇敢的。” 就写作实践来看,肖洛霍夫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受自己心灵的驱使进行写作”的作家,就是一个坦诚而勇敢的人道主义作家,就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作家。他蔑弃那些僵硬的精神束缚和文学教条,毫不犹豫地按照生活的真相和自己的真实感受来写作,就像马克·斯洛宁所说的那样:“肖洛霍夫的地位如此之高,他几乎什么话都敢说。他是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最伟大和最成功的艺术家。但是,他的作品不是简单的信条,而确实是出色的文学作品。” 《静静的顿河》无疑是苏联文学史上一个令人震撼的奇迹。就史诗气魄和人道主义精神来看,它完全可以被归入二十世纪的经典作品之列,完全可以被看作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之树上结出的果实。

在某些社会和时代里,天才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家,往往会受到极大的误解甚至严酷的迫害。肖洛霍夫就属于很容易被误解的天才作家和伟大作家,而《静静的顿河》则属于很容易被误读的伟大作品。虽然,自出版之日起,《静静的顿河》就赢得了读者普遍的喜爱和赞誉,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勇气、强烈的真实感和深刻的悲剧性,却也考验着特殊时代的包容度和承受力。在文学上,喜欢甜软食物的胃口很难接受和消化如此苦涩又如此坚硬的杰作。那些思想僵化的批评家,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它进行定性和诋毁。有人说他是“富农的作家,是反革命哥萨克的思想家” ;扬切夫斯基则说它是一部“反动的浪漫主义作品”,是一部“与无产阶级

格格不入,甚至敌对的作品”。

那些严重缺乏善意和事实感的批评,给肖洛霍夫带来极大的困扰,令他极为愤懑和痛苦。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这样写道:“人们制造了反对我的三大罪名(‘老妖婆’‘富农的辩护士’、剽窃戈洛乌舍夫)和随时都在损害我的名誉的各种肮脏的传闻……让他们见鬼去吧!我无论如何要写完《静静的顿河》。而且要按照我所构思的样子来写。” 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肖洛霍夫的非正常遭遇并不鲜见。孤独和痛苦,是那些伟大作家必须承受的磨难。肖洛霍夫没有妥协。他坚持自己的写作原则,坚持“按照我所构思的样子来写”。就此来看,他在文学精神上的勇敢和伟大,一点儿也不低于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异端”作家。

天才容易引起嫉妒,也容易受到诋毁。《静静的顿河》如此悲怆,如此浩茫,如此完美,如此卓异,简直就是一个活了两三百年、看尽人间不幸的天才写出来的。然而,它却出自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之手,而且,这个顿河农民之子,竟然只读过四年书,根本就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文学教育,是自我完成的,是通过阅读俄罗斯的伟大作品完成的。还有,从政治身份来看,如此贴近大地和苦难的作品,如此真实地揭示战争的罪恶和人性的复杂的作品,也不像肖洛霍夫这样一个总是显得“政治正确”的作家写出来的。缅希科夫就说《静静的顿河》抄袭了白军军官叶兰金的《静静的顿河》。 这是对一个作家道德人格的严重侮辱。对一个作家来讲,这种文学上的诋毁所带来的伤害和痛苦,简直比政治上的迫害还要严重。

面对这样的污蔑和构陷,任何一个作家都很难保持沉默。肖洛霍夫先是于1930年4月1日写信给绥拉菲摩维奇,澄清关于自己“剽窃”的“谣传”,说自己该着“倒霉”和“晦气”,偏偏跟哥洛乌舍夫的旅行札记和生活随笔《静静的顿河》同名。 后来,又先后于1938年2月16日和1950年1月3日两次写信给斯大林为自己辩护。在前一封信里,他否认自己抄袭;在后一封信里,则是针对斯大林对自己的批评而提出申诉。

然而,斯大林更在意的,并不是这部小说到底是谁写的,而是它是如何写的,写的是什么,具体地说,它在政治上是否正确。他不仅没有搬掉压在肖洛霍夫心上的石头,还给他压了另一块更大的石头。在致费里克斯·康的信中,斯大林批评《静静的顿河》“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赛尔佐夫、波德焦尔科夫、克里沃什 雷科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 斯大林的评价见报之后,有关部门立即闻风而动:“肖洛霍夫的作品立即被停止重印,并要求重新修改”。 肖洛霍夫不得不再次写信给最高领袖:“我恳求您,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向我说明我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在哪里。今后为再版这部小说,重新修改时,我会考虑您的指示。” 斯大林没有回复肖洛霍夫的来信。出版社要求肖洛霍夫准许对他的作品进行编辑修改。直到1951年,肖洛霍夫才回复出版社,说自己当初在选择编辑上犯了一个“错误”,因为编辑对《静静的顿河》做了“大量的阉割式的删节,我都不得不重新恢复”。

事实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并没有抄袭任何人的作品。任何一个艺术感觉正常的读者,都会从他早期的《顿河故事》中看到《静静的顿河》的影子。现代性的学术研究也支持肖洛霍夫为《静静的顿河》作者的结论。挪威的斯拉夫专家赫索特,组织了一个五个人的研究小组,用可靠的电子计算机程序,通过对克留科夫(即“哥洛乌舍夫”,引者注)的全部作品和《静静的顿河》的对比分析,搞清了所谓的“抄袭”问题的是非:“克留科夫和肖洛霍夫所写句子平均长度、词类的分布、使用的连接词的频率……上述各种材料列成150个表、图和公式……机器对12000个句子中的15万个词,逐词进行了比较。” 他们最后的结论是:“采用数学统计方法,使我们排除了长篇小说是克留科夫写的这种可能性,于是,原作者为肖洛霍夫的可能性就是不可能排除的。” 作为一个天赋很高的作家,肖洛霍夫通过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研摩,通过对民间文学经验的吸收,提高了自己的文学修养和文学创造力,完成了文学上的高级形态的自我教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修辞风格和叙事方式,最终成为一个第一流的文学大师。

肖洛霍夫是一个按照心灵原则写作的作家,而《静静的顿河》则是从他心灵的土壤上长出的精神之树。这是一部吸纳了他者经验的作品,也是一部富有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品。它是肖洛霍夫贡献给人类文学宝库的不朽杰作。

二 人道主义的叙事伦理

文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文学态度反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状况和人文修养。它包含着对人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对大自然的态度,对动物甚至植物的态度。文学的态度,就是博大的、诗意化的人道主义

态度。

艾特马托夫在《善战胜一切》中说,作家“应该把人道主义当作人的普遍本质和本性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而予以发现和歌颂。人道主义应该是人的天然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应该像劳动需要一样自然而简单。当作家满怀这种思想之前,他很难找到对待自己的主人公的态度,也很难把自己的真理、自己的信念传达给读者。” 这段话揭示了这样一个关于文学的真理:人道主义是文学的精神基础和基本前提,所以,没有人道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文学表现的中心内容是人类的生活,具体地说,是人类的经验、情感和思想。作家的写作态度,必须是充分人性化的,应该充满对人的爱和同情。利哈乔夫说: “人道主义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永恒本质。” 事实上,人道主义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也是所有文学的本质。就此而言,文学,只有当它将自己升华为充满丰富的人性内容和人道主义情感的精神现象的时候,它才可能成为伟大的文学。事实上,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因为作家还必须将对人的善念和爱意,扩展开去,对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也表现出温柔的善意和怜悯。

人道主义是一种尊重人的人格和价值的态度,是一种捍卫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立场。它意味着对人的爱和同情,意味着对人的理解和包容,意味着对一切针对人的歧视和伤害的警惕和反对,即意味着把人当人看。就像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一般来说,人道主义总是努力恢复人的本质:它所关注的是把人当人而不要当作非人。”肖洛霍夫也强调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人道主义,对人的爱,对人类的爱……需要有耐心和特别的努力,才能完成人道主义的崇高使命。” 在他看来,人道主义就是一种考验人、也考验文学的崇高使命;只有心性善良和性格坚韧的人,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

肖洛霍夫不仅是一个理论上的人道主义者,更是一个实践上的人道主义者。他将人道主义灌注到他的文学作品中。在评价肖洛霍夫的文学成就和总结文学经验的时候,李维诺夫这样说道:“真正的人道主义就是抛弃所有冠冕堂皇的空谈,对所有妨碍人的个性、束缚人的思想、损害人的心灵的东西保持警惕。人道主义就是在看到人的不幸、挫折、堕落时由衷地感到痛苦……”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人道主义小说。它充满了丰富的人情味和人性内容,内蕴着热烈而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感。

人道主义文学意味着对人的不幸境遇的同情,而不是对外在于人的虚假事物的赞美。它将人与人的命运置于整个叙事结构的核心位置和最高位置。这是一种内在的视野,而不是外在的视野;是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视野,而不是关注外在于人的非人世界的视野。《静静的顿河》就是按照这样的人道主义视野写出来的。它的情节,由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外在的,是由外部的革命/反革命、叛乱/平叛、征粮/反征粮等冲突构成的;一部分是内在的,是由顿河上的村庄内部的爱与恨、悲与欢、离与合、生与死、屈服与反抗等生活事象构成的。肖洛霍夫的叙事焦点,始终集中在后一部分生活内容上。他的全部同情,也给予了那些陷入不幸境地的人们。

肖洛霍夫的写作是一种植根于大地的写作。他感兴趣的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的生活。俄罗斯批评家塔马尔钦科从“人的真理”的角度,阐释了《静静的顿河》在思想和精神上的特点。他认为,“肖洛霍夫的终极话语是谈论人和人类的生活及其深层的理由。” 肖洛霍夫对生活的理解,不是来自本本上的抽象理念,而是来自具体的人生经验,主要是来自底层社会的经验;生活不是根据他者的思想来理解,而是要根据主人公的经验和思想来理解:“肖洛霍夫对世界和人的看法,形成于下层人民严酷的日常生活经验,尤其形成于他们在历史的决定关头不同寻常的精神体验和身体体验。” 《静静的顿河》在思想上的精髓,就是“包容一切的思想”。肖洛霍夫小说中的人物,不再是特殊时代的失败者和边缘人物,而是真理的表达者,甚至是代表着普遍真理的人物:“格利高里不仅从情节上看是主人公,从思想上看也是主人公:就历史的实质而言,他不是边缘人物(尽管是个具有个人优越性的人物),不是‘敌人’,不是‘反叛者’,不是毫无个性的中农,而是人民的中心和人民的代表,是体现普遍真理的正面形象。”

格利高里英俊,快乐,活泼,讨人喜欢,浑身有用不完的精力。他追求爱情,喜欢劳动,渴望过一种能够享受爱情和劳动的和平生活。他的参战是被迫的,是因为他的哥萨克身份而被强制参加的。他本质上是一个善良的人。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争中,他从来没有故意虐待和伤害过任何人。无论何种情况下,杀害无辜者都是一种巨大的恶;对任何人性正常的人来说,杀人总是一件充满罪恶感的事情。对于屠戮生命的暴力,格利高里是厌恶和排斥的。面对被自己所杀的死者,他会体验

到沉重的心理折磨和精神痛苦。肖洛霍夫非常细致地描写了格利高里第一次在战场上杀人的复杂感受:“格利高里脑袋昏昏沉沉,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下了马,摇了摇头……他的脚步又乱又重,就像肩上压着不能胜任的重负似的;憎恶、惶惑在折磨他的心灵。他把马镫抓在手里,半天也抬不起那只沉重的脚。”

格利高里在此情此景里的情感反应,是一种充分人性化的反应。杀死一个人,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是一件折磨灵魂的罪孽。在这样的罪孽面前,人的反应只能是沮丧和痛苦的。对死亡的人道主义反应,不仅是检验一个人有没有人性的标准,也是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伟大的尺度。

格利高里从不滥杀无辜,也不能容忍杀死俘虏的行为。心性残忍的“锅圈儿”用刀砍死了一个年轻的奥地利俘虏,这让格利高里怒不可遏,差点开枪打死他。在回来的路上,格利高里看见了被虐杀俘虏的尸体:“被砍的人躺在毛茸茸的青苔上,一只胳膊反扭着,远远地伸出去,脸侧着扎进青苔里去。手掌像一片秋天的黄叶,在青草中闪着暗淡的光泽。是一下很厉害的劈刺,大概是从背后砍的,把这个俘虏从肩膀到腰斜着砍成了两半。”

人道主义是一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情感态度。它不仅意味着对人的善良和仁慈,也意味着对所有生命的善良和仁慈,甚至面对一草一木,也是多爱不忍,从不随意侵害。格利高里的人道主义情感,是朴素的,也是开放的。他的善良和仁慈,可以从他对一只小鸭子的态度上看出来:“镰刀好像砍着一个软乎乎的东西……格利高里把砍成两半的小野鸭放在手掌上。出壳才几天,满身黄褐色绒毛的小野鸭还热乎乎的。张开的小扁嘴上,有粉红色的血泡,小玻璃珠似的眼睛狡狯地眯缝着,还带着热气的小爪子在轻轻地哆嗦。格利高里突然非常怜悯地看着自己手掌上的小死肉团。”

通常情况下,主人公的人道主义态度,就是作家的人道主义态度。因为,只有进入作者的意识中,而且被作者高度认同的情感态度,才能成为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情感态度或主导性的情感态度,才有可能被反复地、细致地融入小说的叙事和描写中。

肖洛霍夫的人道主义,还体现在他对死者的人性的同情上。对于死者,即便是敌人,他也总是要通过细致的描写,向他们投去最后的、充满人性温暖的凝视。一些在战争的紧张间隙可能一晃而过的死亡场面,他都会 紧紧地抓住,细细地描写:“霍皮奥尔河口镇的哥萨克塔拉索夫,从死人身上解下带着一条银链儿的怀表,当场就卖给了同排的下士。从死者的钱夹子里找到了一点儿钱,一封信,信封里有一绺金色的头发和一张少女的照片,姑娘在骄傲地微笑着。”

爱护和祝福正在成长的东西,珍惜和怜悯一切宝贵的生命,肖洛霍夫将这样的人道主义精神,落实到小说叙事的全部细节里。有人说,“新与旧的冲突,生命的稚嫩强劲生长,生命的不可戕伐与旺盛——肖洛霍夫心爱的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这些描写之中。” 这样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格利高里不是好战之徒,也不是那种天生就野心勃勃的人。他追求奖赏和军功的热情,以及保持哥萨克的光荣的信念,几乎全都来自外在的社会性影响。他凭着忘我的勇敢和疯狂的冒险,获得了四枚乔治十字章和四枚奖章,但是,他知道自己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他意识到,随着战争的不断折磨,自己的怜惜别人的心情,一去不复返了;他也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欢笑了……他知道,很难再亲吻孩子,问心无愧地正视孩子那纯洁无邪的眼睛了;格利高里知道,自己曾为这一大串十字章和晋升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他固然勇敢,是个很有行动能力的人,但是,他也内向而敏感,甚至有些诗人式的多愁善感,一觉醒来,他会“无限惆怅,有一种说不出的钻心的乡愁”。

如果说,格利高里天生就是心软的人,甚至可以说天生就是个人道主义者,那么,诨号叫“锅圈儿”的阿列克谢·乌留平天生是狠毒的人。乌留平将杀人看作寻常的、充满乐趣的事情,所以杀起人来毫无怜惜之心;这样的人,在格利高里看来,就是一个“野蛮人”和“怪人”。乌留平恨人类,甚至恨一切生命,他对格利高里说:“你每杀一个人,上帝就宽恕你的一桩罪过,就像杀死一条毒蛇一样……人这东西,坏透啦……是妖孽,留在人世,也是祸害,就像毒菇一样”“所有的马都莫名其妙地怕‘锅圈儿’……当他走近马桩的时候,马都抿起耳朵,挤到一起,仿佛走过来的不是人,而是野兽。”格利高里对他说:“你是狼心肠,也许你根本就没有心肠,上帝只是把一块小石头当心肠给你放进去啦。” 乌留平高兴地同意了他的说法。在乌留平的野蛮和冷酷的对照下,格利高里的人道主义显得更加宝贵和值得珍惜。

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文学来讲,肖洛霍夫的人道主义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现代主义的虚无主

义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嬉皮士习气,消费主义时代的享乐主义价值观,市场经济时代的极端功利主义,都极大地斫伤了现实和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一方面是人类生存境遇的恶化,一方面却是文学对人类命运的漠视。文学成了一些作家手中的玩物和牟利工具,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肖洛霍夫和他的《静静的顿河》,或许能给我们走出当下的困境,能为我们重返人道主义的文学,提供一条阿里阿德涅之线。

三 复杂性与中间性

小说叙事有两种原则:一种是按照抽象观念的原则展开的叙事,一种是按照真实生活的逻辑展开的叙事。前者让叙事服从空洞的观念和虚假的想象,后一种则将人物当作绝对的中心,一切描写都根据人物的性格、心理和境遇的真实状况来展开。

肖洛霍夫小说中所描写的生活,就像现实生活一样复杂、丰富和真实。他笔下的人物,属于真正有个性和生命的人物,在情感和行为等方面,都表现出复杂性和矛盾性。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说:“再没有什么能像暴力革命、内战和民族之间的冲突那样使社会底层、社会的死水湾泛起如此之多的种种污秽、最下流的人类渣滓。” 这样的判断很深刻,但也流于简单化。事实上,在这些“冲突”中,人的情感和行为,他们的人性和人格,也是复杂的。善与恶交织在一起,美与丑交织在一起,天使与魔鬼交织在一起。作家的任务就是写出特殊情境下人性的复杂。肖洛霍夫的小说作品,就为雅科夫列夫的判断,提供了大量的反例。

摇摆性和复杂性,是格利高里心理和行为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这固然是由生活的复杂多变造成的,但主要跟自己容易冲动和依从的性格有关。在爱情上,他在爱上阿克西尼娅之后,竟然又顺从父亲的安排,接受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娜塔莉亚。他也总是干跟自己的意愿不符的事情,例如,他对战争和杀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怀有抵触情绪,但是,他最后还是参与了进去,他“从心眼里不能跟这个荒谬的时代妥协,但又忠实地维护着哥萨克的光荣……” 格利高里像被战争的狂风吹卷着的蓬蒿一样,没有方向地飘飞着。但他是一个热爱土地的人。潜意识里,他就是为了捍卫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而战。对他来讲,谁把他从土地上赶走,谁就是他的敌人。一开始,他认为:“之所以要打这场战争,全怪来进攻的布 尔什维克。” 但是,随着对战争的厌倦和对生活的失望,他沉静了下来,开始了更深入、也更痛苦的思考: “各有各的真理,各有各的道路。只要太阳还普照大地,只要血管里还流着热血,人们就要为了一片面包,一块土地,为了生存的权利而斗争,而且还要不断地斗争下去……要充满仇恨,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要使感情奔放,像发疯一样,——这就是一切。”

他成了一个怀疑主义者,对一切都失望,对哪一方都不信任。他怀疑那种可以让一切人都感到温暖和舒适的真理。他认识了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为了生存,必须斗争,要充满仇恨地斗争。他斗争的一个具体目标,就是夺回属于哥萨克的土地。他不再是那个追求荣誉的青年哥萨克。战争毁掉了他的青春和热情。他想退出战场,回到家乡,过朴素而平静的生活:“连年征战,使他疲惫不堪。真想避开这个沸腾着仇恨的、敌对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真想去伺弄牲口,垛干草垛,呼吸枯萎的苜蓿和冰草的气味,呼吸新鲜的牲口粪气味。多么渴望和平,安逸啊……” 然而,回故乡的路没有那么平坦。甚至可以说,从他走向战场的那一天起,他就永远地告别了故土,告别了那种他梦想的生活。他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毁灭。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格利高里的性格。看了太多的死亡和不幸,他变得很脆弱,甚至有些多愁善感了:“变了,变了,格利高里变得完全不像从前那样了。他从来就不是多愁善感的人,就连童年时代,他也很少哭泣。可是现在——却眼泪汪汪,心咚咚地跳得厉害,嗓子眼儿就像有只小铃铛在有声无声地响着……”

阿·尼·托尔斯泰批评肖洛霍夫,认为他应该把格利高里塑造成更理想的样子:“格利高里不应该作为一个匪徒走出文学。对于人民来说和对于革命来说,这样做是不正确的。” 这样的理解和责备,显然是简单粗暴的。因为,根据作者所提供的叙事信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格利高里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匪徒”,而是一个内心世界和生活经历都很复杂的人。肖洛霍夫选择了一种高明而有效的叙事方式来塑造自己的人物。这种方式的突出特点,就是道德上的诚实和美学的健康。他真实而积极地写出了人物和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马克·斯洛宁对《静静的顿河》评价极高,认为它“是一部真正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它表达了对现实的真情实感,塑造了人民的各种生动形象。作者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对大自然和人性的观察方法。这种观察以健康的美学方式

表现出来。” 这样的评价,无疑更切合实际。

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中所选择的写作原则,其实就是一种“中间原则”。与某种文学叙事中的一切皆简单而明确的“绝对原则”不同,“中间原则”的叙事的焦点集中在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致力于真实地写出生活本身固有的交叉和缠绕的相对性和中间性。它更有助于塑造那些在形势瞬息万变的时代被动生活的中间人物,有助于写出这类人物情感、思想和行为上的依违难决的矛盾性。中间人物有自己的愿望和诉求,所以,对两种对立的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力量和原则,他们都很难绝对认同和服从。他们最终会被两种力量所排斥,成为时代的多余人和牺牲品。所以,肖洛霍夫才很严肃地对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能使他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

格利高里就是这样一个按照“中间原则”塑造出来的真实而复杂的人物形象。他并不绝对反对哪种力量。他卷入战争并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被动服从的结果。所以,他对战争的态度,对各种势力的态度,就不是坚信不疑和坚定不移的,而是会怀疑,会厌倦,会逃离,甚至会奋起对抗。格利高里厌倦了仇恨和杀戮,他对米哈伊尔说:“不论为谁,我都不愿意效劳啦。我这一辈子仗已经打得够多啦,精神上非常痛苦。……叫这些玩意儿统统见鬼去吧!我想跟孩子们一起儿生活,干干庄稼活儿,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 格利高里知道自己的这种不见容于两方的“中间性”。他虽然是个参与者和牺牲者,但最终却仍然是一个局外人甚至敌对分子。他对自己战友普罗霍尔说:“在白军中……我是个异己分子……他们不相信我!后来在红军里面也是这样。” 格利高里的悲剧,主要是由这种“中间性”造成的。从一开始,他就只被当作战争的工具,根本得不到信任和尊重。这也是几乎整个哥萨克民族的尴尬处境和悲剧命运。

在战争年代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像格利高里这样的中间人物,并不少见。然而,在过于整一化的叙事秩序中,他们要么很难进入作家的叙事视野,要么被当作“落后人物”,进行简单化的文学加工,最终被定型为苍白而可笑的脸谱化符号。事实上,当两种绝对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力量冲突的时候,正是这样的中间人物,才值得关注和描写,因为正是在他们身上,人们看见了不为时风众势所改变的正直、诚实、善良等美德,也正是在他们身上,体现着最切实的生活态度和最可靠的道德原则。

四 纯粹意义上的悲剧

一个作家要想创造出伟大的文学,那么,就必须赋予自己的作品以尖锐的反讽精神或深刻的悲剧精神。其中,悲剧精神显得尤其重要,因为,一个毫无悲剧意味的作品,几乎很难成为第一流的杰作。

虽然《静静的顿河》也讽刺人类的傲慢和疯狂 ,但就其整体风格来看,它并不是讽刺性质的,而是悲剧气质的。在小说的题诗里,作者引了一首哥萨克古歌,并给它换了一个名字——《顿河悲歌》:“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的滚滚的波涛是爹娘的眼泪。/噢噫,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静静的顿河的河底向外奔流,/银白色的鱼儿把我静静的顿河搅浑。”

作者用这首歌谣,为整个小说确定了基调。它的苍凉、悲哀的调性,渗透到了小说的几乎每一个细节,成为小说笼罩全篇的悲剧基调。《静静的顿河》注定是一部充满灾难和不幸的小说,一部充满哭泣和泪水的小说。在这部伟大的长篇小说里,人们更多看到的,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悲剧,是许多无辜者的死亡和美好事物的毁灭。

肖洛霍夫的战争悲剧叙事,是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完成的:一种是冷静的客观叙事,一种是热烈的主观抒情。他将这两种方式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从而形成一种亦冷亦热的完美的现实主义写作模式,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现实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艺术中短距离的出现,作者对其描绘的人物的接近,广义和深意上的人道主义,几乎贴近的世界观,不是从侧面,而是从人的内心深处的世界观,即使是想象的人物,但是是最贴近读者和作者的人物的世界观。作者的观点由冷漠-外部的变成温暖的,具体人道的,个性的观点。” 肖洛霍夫的这部伟大的小说,解决了现实主义写作的一个难题,即如何控制作者与人物的距离。他既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短距离”地贴近人物,深入人物内心世界,又能在美学上保持合理的距离,以保证描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是一种真正人性化的、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经验。

《静静的顿河》里最大的悲剧是战争悲剧。无论什

么性质的战争,本质上都是一种大规模的、毁灭性的暴力。战争给顿河草原的哥萨克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无尽的悲伤:“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村子里的惨相全露出来了。那些没有剩下哥萨克人家的板棚都是空荡荡敞着,破败的院落日益荒芜,变得令人目不忍睹。” 肖洛霍夫从不赞美战争,更不用虚幻的胜利和荣耀来遮蔽人们的牺牲和痛苦。他直面战争那血淋淋的一面,敢于不加虚饰地描写战争造成的悲惨情景。

肖洛霍夫对战争悲剧和人道灾难的描写,是冷静而客观的。他的冷静,甚至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在对死亡场面的描写上,他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勇气。他的这种非凡的勇气,不仅在同时代作家那里很少看到,在十九世纪伟大作家的作品中也不多见。也许是因为有不忍直视的心理障碍,许多作家都回避近距离地对死者的种种惨状进行细致的描写。然而,肖洛霍夫却不惮正视那些令人伤心惨目的情景,不惮细致地描写几乎每一个死者惨不忍睹的样子。他细致地描写他们的状貌、表情、衣着,描写他们的伤口,描写在他们脸上爬来爬去的蚂蚁,描写在他们身上一团一团咕容着的虱子。他不仅这样描写了格利高里的亲人达丽亚、娜塔莉亚和父亲潘苔莱,也从格利高里的角度描写了那些他素不相识的死者:“格利高里策马来到堤坝边,看见在雨水冲出的沟里躺着一个被打死的女人……年轻、黝黑的脸死后仍然很美丽。半闭的眼睛在痛苦地弯着黑眉毛下闪着暗淡的光芒。嘴角温柔地微微张开,紧咬着的牙齿透出珍珠般的白光。贴在草地上的脸颊上盖着一小绺头发。在这死亡已经抹上一层橙黄色惨淡阴影的脸颊上,成群的蚂蚁在奔忙。”

格利高里的父亲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病死在行军途中,情形非常悲惨。肖洛霍夫从格利高里的角度,描写了他的遗体:“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苍白、干瘪的腮帮子上长满了灰色的硬毛,胡子垂在瘪进去的嘴上,眼睛半闭着,蓝法郎似的白眼珠已经失去了生气和光泽。老头子耷拉着的下巴上缠着条红围巾,斑白的鬈毛大胡子衬在红围巾上显得更银光闪闪、更白了……”

读到这样的描写,人们大都会有强烈的不适感,会体验到一种很扎心的感觉,但也会牢牢地记住死者那令人揪心的样子。肖洛霍夫将战争的恐怖,将死者的悲惨,惊心动魄地写了出来,客观上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本质——作为一种巨大的恶和毁灭性的力量,它是吞噬普通人生命的冷酷无情的怪兽,给人类造成了无尽的灾 难、痛苦和恐惧。肖洛霍夫关于死亡场面的描写,是沉重的,也是庄严的。每一个死于战争灾难的不幸者,都应该受到这种人性化的同情、谛视和描写。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巨大的灾难,肖洛霍夫并不限于客观的描写。当所描写的战争灾难令人悲情难抑的时候,他就索性打开情感的闸门,让郁积的情感一泻而下,从而将冷静的叙述转化为热烈的抒情:“不管披头散发的哥萨克妇女跑到胡同里,把手掌遮在眼上,举目远望多少次,——永远也盼不回她们心上的人!不管她们呆滞无光、哭肿的眼睛泪流成河,——也洗不掉心头的哀怨!东风无力,不能把这许多生辰和忌日的哀号带到加里齐亚和东普鲁士,带到已经塌陷的阵亡将士墓边!……亲人哪,撕扯你身上唯一的一件衬衣领子吧!撕扯你那由于艰难寡欢的生活而变得稀疏的头发吧,咬你那已经咬得血肉模糊的嘴唇吧,扭断你那因操劳过度,变得粗糙难看的手吧,在你那空荡荡的破家门限旁的土地上撞头吧!你家里再也不会有当家人,你再也没有丈夫,你的孩子们再也没有自己的父亲,要记住,不会有人来抚爱你和你的孤儿,不会有人来帮你干干重活,救你的穷……”

面对小说中人物的巨大不幸,肖洛霍夫情之所至,顺势而发,将现实主义的叙事转换为浪漫主义的抒情,将客观的第三人称视点转换为直接的第二人称视点。作者颠覆了叙事学上的视点一致原则,颠覆了作者不可以直接表达自己态度的教条,出奇制胜,以人类早期诗歌才有的坦率态度和直接方式进行抒情,从而强化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升华了小说叙事的人道主义精神。作者的色彩浓烈的抒情话语,就像对上苍的撕心裂肺的呼告,冲击力极大,感染力极强,读来使人几欲堕泪。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话语里,表达的却仍然是现实主义的情感内容——战争毁灭了曾有的幸福,也毁灭了未来的生活;人们将不得不在痛苦和绝望的折磨中度过余下的岁月。

像所有关于战争的伟大叙事一样,《静静的顿河》也塑造了一个最终厌恶战争和谴责暴力的主人公。到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格利高里对这场拖了七年之久的巨大暴力深恶痛绝,“只要一想到战争,一想到任何与服役打仗有关的零星琐事,他就感到钻心的恶心和一股无名的怒火。” 作为一个游移于两间的人,他既不见容于白军,也不见容于红军,最后,连返回家园过平常生活的自由也失去了,甚至最终难逃被当作反动分子枪决的命

运。总之,格利高里的生活“变得像野火烧过的草原,漆黑一片。他已经丧失了一切他最心爱的、宝贵的东西。残酷的死神夺去了他的一切,毁灭了一切”。

任何情况下,战争都是一种不幸。因此,面对战争和暴力的正确态度,就不应该是简单的认同和赞美,而是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肖洛霍夫的战争叙事,就体现着一种高度文明的态度和立场。他写出了战争的野蛮、残酷和无意义。美国学者赫尔曼叶尔莫拉耶夫在《〈静静的顿河〉与托尔斯泰》一文中说:“本着托尔斯泰的精神,肖洛霍夫剥去了战争的英雄外衣,剖析了它的无意义和非道义。” 不仅如此,他还塑造了一个最终对战争持否定态度的人物。这无疑是一个复杂而正直的人物。只有正直的人物,才能成为悲剧人物,才能成为令读者喜爱的人物。肖洛霍夫“对个人正直的强调表现了肖洛霍夫对俄国经典的继承,特别是对托尔斯泰的继承。”是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写出人物身上的人性内容,写出他们的善良、正直等美德。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应该有这样的内在自觉。

人性的冲突和生活的悲剧,既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演,也在人物的内心世界发生。在人的情感世界,虽然没有刀光剑影,没有死伤相藉的悲惨场面,但是,由爱恨情感所引发的悲剧冲突,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却像后者一样激烈和悲惨。

格利高里与娜塔莉亚的爱情,就是一个沉重的悲剧。他们两个,一个英俊而可爱,一个美丽而善良,也都渴望爱情,本来应该是一对相爱的眷侣,但是,他们的性格是不相契的。格利高里是外向的、直接的,像一团燃烧的火,而娜塔莉亚则是内向的、含蓄的,像一泓静静的水。格利高里是一团云,而云是属于风的;娜塔莉亚是一朵花,而花是属于土的。格利高里虽然像一团云,但他的心性却并不轻浮;他对爱情是认真而坦率的,但也是非常敏感和容易失望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伤心地向娜塔莉亚抱怨:“你简直像个陌生人……就像这个月亮一样:既不会叫人感到冷,也不会使人觉得热。我不爱你,娜塔什卡,你不要生气。我本来就不愿意说这些,可是不成,很明白,这样过下去是不成的……我很可怜你,这些日子,咱们好像亲近了一点儿,可是我心里依然空空的……”

这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悲剧。它的冲突是内在的,是一种不见波澜的冲突。两个人的性格差异极大,表达情感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一个什么都诉诸话语,什么都要 响亮地说出来;一个内向而沉默,无论有多么强烈的情感体验,都埋藏在心灵深处。他们的差异性,对于娜塔莉亚来说,是互补性的,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对格利高里来讲,却完全是排斥性的,实在很难忍受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很执着:格利高里的执着,是离心的,倾向于寻求别样的爱情;娜塔莉亚的执着,却是向心的,倾向于维护固有的爱情。他们都不是恶人,甚至都没有特别严重的过错,却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都陷入了不幸的境地:格利高里失去了妻子,娜塔莉亚则在备受煎熬之后,失去了生命。两个好人之间的悲剧,尤其令人同情和难过。

悲剧里总是充满了泪水。流泪是人特有的一种生理反应,也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情感表达方式。它是人心性温柔和善良的证明。无情的人是没有眼泪的。然而,肖洛霍夫是有感情的,他笔下的人物也是有感情的。所以,他写到眼泪的地方就特别多。《静静的顿河》处处闪烁着泪光,写于1956年的《一个人的遭遇》也是泪水盈盈:“不,在战争中白了头发、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晰的时候也会流泪。这时重要的是能及时转过脸去。这时重要的不要伤害孩子的心,不要让他看到,在你的脸颊上怎样滚动着吝啬而伤心的男人的眼泪……”

勃拉果依在评论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人的命运》的时候说:“在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中的确有很多哭泣的章节……但这样的眼泪却和那种令人腻烦的感伤主义的泪水淋漓毫无共同之处。” 是的,这是一种别样的泪水。它体现的是温柔的人道主义情感。在一切力量中,最强大的力量,不是别的,而是温柔的力量。《静静的顿河》打动无数读者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从人物心里流出来的苦涩而温情的泪水。正是这些关于哭泣和泪水的描写,赋予肖洛霍夫的作品以丰富的人性内容和持久的感染力。

五 景物描写的调性与意味

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的生活,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自然是人类的镜像,人类借助自然来认识自己;自然也是伟大的中介,是人类交流和表达情感的载体。在诗人的眼里,大自然更是一个有情世界,其中的飞霞流云、小溪巨川、一草一木、飞禽走兽,都是有感情的。

俄罗斯作家普遍热爱自然,几乎个个都是描写景物

的高手。在这些写景的大师中,肖洛霍夫无疑属于顶级的大师。从数量看,在俄罗斯小说中,《静静的顿河》中的景物描写,几乎属于最多的;就质量来看,它的写景技巧也是第一流的,达到了令人赞叹不已的艺术境界。他笔下的景物描写,有普希金景物描写的春天般的明丽和欣悦,有托尔斯泰景物描写的深刻的哲学意味,有契诃夫景物描写的冷静的抒情性,有屠格涅夫景物描写的宁静而甜蜜的感伤。在他的调色板上,可以看见几乎所有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的色彩。

景物描写是小说中常见的非情节性因素。这种技巧,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因为,完美的景物描写不仅要求作者要有敏锐的感受力,要有极高明的文字表达力,同时,还要求作家要将景物描写与对人物和主题的表现,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景物不是一种外在的游离的因素,而是整个作品的有机构成部分。从小说修辞的角度看,景物描写不仅是一种具有美学意味的客观物象,还是体现作者的情绪、思想和价值立场的主观心象。

肖洛霍夫笔下的自然和物象,即便微不足道,但也“物微意不浅”,是有生命和情感的,甚至是庄严而伟大的:“村外殷红的晚霞正在黯淡下去。响起晚祷的钟声。透明的天空,天顶上,横着一片一动不动的紫红色云彩,顿河对岸黑秃秃的白杨上,像挂了许多烧焦的黑棉花团,栖满了乌鸦。在这清澈、万籁俱寂的黄昏时分,每一个响动都显得那么清晰、肃穆。从牲口棚里飘来阵阵新牲口粪和干草气味。” 这幅风景画的所有物象,都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都有一种美好而庄严的性质。这里含藏着多少令人陶醉和快乐的美啊。

然而,《静静的顿河》的景物描写的基本调性,却不是田园牧歌的宁静欢悦,而是哀歌、咏叹调和安魂曲的混合体,即杂糅着哀伤、感叹和悲怆的复杂情绪,低沉、苍凉、悲苦,包含着对人间苦难深深的悯恤,传达着对所有不幸者的同情。肖洛霍夫的景物描写是有声音的。他赋予静态的画面以音乐的旋律感和抒情性,使它带上了一种苍老的悲音,在辽阔的顿河草原上,在高远而无垠的天空,低回缭绕,仿佛从古远的时代传来,还将袅袅不绝地绵延到窅远的未来。

《静静的顿河》中的景物描写有多种形态,承载着多种功能。它首先是对自然环境的客观展示,使人像看一幅画一样欣赏顿河风物的美丽,这种描写,可以叫做物态化的描写;对它的要求,是真实和准确,就像契诃 夫所说的那样,“风景描写首先应当逼真,好像读者看完以后一闭上眼就立刻能想象出来您所描写的风景”。 其次,它是一种抒情方式,表达着作者或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情绪和心态,这样的描写,可以叫做情态化的描写。第三,它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哲理意味,这样的描写,可以叫做意态化的描写:“山下的谷底里,是一片柳树、白蜡树和白杨,山坡上点缀着三十来座白墙的房舍,四周围着低矮的粗石砌的围墙、村头高处的小山头上,矗立着一架古老的风车,它都可以用上四面八方的风。在从山阴里涌起的白云堆里,风车僵死的翅膀像个斜叉的十字架,黑亮闪光,阴晦的雨天。沟谷里黄色的风雪在咆哮,落木萧萧。枝叶繁茂的红柳树干往外渗着殷红的血汁。场院上堆着闪光的麦秸垛。温柔的初冬笼罩着散发着淡淡的土腥味的大地。”

这是典型的物态化描写。作者的态度是客观的,几乎没有加入多少主观性的情感色彩。它呈献给读者的,是一幅朴素而宁静的田园风物图。

然而,作为一个热情的现实主义作家,肖洛霍夫内心充满诗人的抒情冲动。他寓情于景,借物言志,常常通过景物描写来巧妙地抒情。于是,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抒情性,就是肖洛霍夫景物描写的一个重要特点:“亲爱的草原!带苦味儿的风把马群的骡马和种马的鬃毛吹倒。干燥的马脸被风一吹.散发出咸味,于是马就呼吸着这种又苦又咸的气味,用像缎子一样光滑的嘴唇嚼着,嘶叫着,感到嘴唇上既有风又有太阳的滋味。上面是低垂的顿河天空,下面是亲爱的草原!到处婉蜒着漫长的浅谷、干涸的溪涧和荒芜的红土深沟、残留着已被杂草遮没的一窠窠马蹄痕迹的广袤的羽茅草大草原,珍藏着哥萨克的光荣的古垒在神秘地沉默着……哥萨克永不褪色的鲜血灌溉的顿河草原啊,我要像儿子一样,恭恭敬敬地向你弯腰致敬,我要亲吻你那淡而无味的土地!”

肖洛霍夫的这种抒情性景物描写,修饰语很多,句子很长,像低沉而悠扬的交响乐,回旋着冲击力很强的旋律,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阅读记忆。

很多时候,肖洛霍夫还通过象征性的景物描写,来表达一种真理性的内容,即对真理性的生活原则的思考。在他的笔下,和谐而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与充满冲突的混乱人间生活,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太阳出来了,顿河上仍然雾气弥漫,可是从山岗上看去,远处的

草原已经清晰、明朗。高处凝集着羽毛般的白云的天空变得越来越蔚蓝明净。草上的露水很浓,像一片绣银丝的锦缎,马匹走过的地方,就留下一条黑黝黝的溪流似的痕迹。只有云雀划破了笼罩在草原上的庄严、肃穆的寂静。”

如此温馨而美好的景色,令格利高里觉得熟悉而又陶醉。他体验到了一种“安逸的心境”。这种他早已熟悉的心境,在经历了大难之后,使他的视觉和听觉都变得特别敏锐,他觉得自己“好像是重新看到了周围的世界”。 通过这样的景物描写,作者不仅深刻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象征性地暗示了一种生活的真理——人类的生活应该是活跃而有序的,也应该是静穆而和谐的。安宁而有序的大自然就是人类生活的示范者。在大自然里,无论多么弱小的生命,都表现出坚韧的生存精神;一切都以和平而智慧的方式,实现生命的接续和轮回;人类应该学习和领会大自然的生存哲学,克服那种喧哗而混乱的生活状态,学会与一切和解的包容态度和妥协智慧。古尔维奇认为,肖洛霍夫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这是和解的思想,反战的思想”。 这种反对战争的态度,赞美和谐的思想,渗透到了《静静的顿河》的整个叙事结构里,是这部伟大作品最内在、最伟大的主题。

肖洛霍夫的景物描写受到契诃夫极大的影响。“在《幸福》《佩切涅格人》《家乡》《农妇》《美女》等一系列短篇小说中,尤其是在中篇小说《草原》中,契诃夫描绘了顿河领域清新明丽的自然风光,生动地叙述了那里的民风民俗。这些是肖洛霍夫在创作一开始就接近契诃夫的重要原因。” 契诃夫培养了肖洛霍夫对大自然的敏锐感受能力,培养了他用诗意的方式描写风景的能力。但是,肖洛霍夫的景物描写也有自己的个性风格。他的视野更开阔,描写的物象也更加丰富,更具有日常生活气息。

然而,肖洛霍夫的景物描写,也遭受了极大的误读和严重的丑诋。一位苏联学者批评肖洛霍夫,说他受了“美化‘大地精华’”的消极影响:“农村的自然存在同一切别的东西对立起来了,原始的、怀古的、生物的东西从根本上被理想化了。” 还有些批评家则将他的风景描写意识形态化,从政治上进行文本误读和过度阐释。人们对自然尤其是对自己故乡的风物的热爱,是一种自然的心理倾向,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情感反应,跟意识形态教育压根就扯不上关系。然而,在扬切夫斯基看 来,作品所表达的“对‘静静的顿河’的爱,对大自然的爱,对其他所有顿河的附属品的爱,都是沙皇政府蓄意培养的”;对自然的热爱,原本是一种超越了阶级性的情感体验,但是,批判者却将人对外部世界的美好体验和诗意表达,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这种对‘静静的顿河’和对自然的美化,已经进入了顿河地区贵族和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 这几乎是在说,肖洛霍夫对顿河自然景色的描写,包含着反动的政治目的,是在完成沙皇时代的意识形态任务。

然而,这位尖刻的批评者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沙皇的“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并不鼓励人们把爱的情感全都凝聚在自己的故乡,成为一个乡土主义者,而是要求他们成为“爱国主义者”,要把沙皇和“国家”放在内心的最高位置,并视之为比故乡更重要的神圣之物。《静静的顿河》里的哥萨克阿塔尔希科夫,是白军里有知识的下级军官,有一次,在行军的间歇,浓浓的乡愁袭上了心头,他低语道:“你明白吗,叶甫盖尼……我死爱顿河,死爱这几百年来形成的古老的哥萨克生活方式。我热爱哥萨克,热爱哥萨克女人——热爱这一切!……现在我却在想:我们是不是在哄骗这些哥萨克呢?”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是一个绝对忠于沙皇的贵族军官,听到这番话,他立即“警惕起来”,冷冷地质问了一句:“你这是什么意思?” 利斯特尼茨基的态度,就是沙皇政府的态度——他们并不希望人们如此热爱自己的家乡,甚至不希望他们如此热烈地热爱家乡的大自然,因为,这种热爱会转化为强烈的感伤情绪和厌战情绪,从而削弱他们对沙皇的爱和忠诚,影响他们的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

总之,无论作为伦理现象,还是作为美学现象,《静静的顿河》都显示出一种伟大而完美的精神风貌。它就像辽阔的顿河草原一样,有着包容万物的胸怀。它怜悯弱者,哀悼逝者,安慰生者,体现出一种母亲般的柔情。它能感受到月亮的心情,能感受到一只受伤的小野鸭的疼痛,能感受到整个大自然情绪的波动,表现出善待一切生命的仁慈。它像巨大而温暖的翅膀,每一个生命都可以感受到被它翼护的温暖。人道主义精神和丰饶的诗性魅力,不仅使它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比那个总是误读它的时代活得更长久,而且,还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感动更多读者的心灵,并获得到他们由衷的喜爱和真心的赞美。

注释:

① ② [美]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 1917-1977),浦立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第198页,第195页,第195页。

③ “心意状态”是我“发明”的一个概念,用以概括那些影响写作的心理因素和精神元素,包括气质、性格和趣味倾

向,也包括作家的学养、才能和道德意识。这些复杂的精神因素和主体素质,既是作家写作的内在动力,也影响着写作的深度和风格。一个作家的写作能达到什么水准,最终决定于他的

心意状态。(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年版,第76页)

④ [俄]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文集》第八卷,孙美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第265页,第340页,第340页,第389页,第294页。

⑤ [俄]瓦连京·奥西波夫:《肖洛霍夫的秘密生平》,刘亚丁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第 311页,第146页,第45页,第494页,第499- 500页,第

500页。

⑥⑦⑧⑨⑩ 孙美玲编译:《作家与领袖:米·亚·肖洛霍夫致约·维·斯大林,1931- 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第62页,第63页,第65-66页,第83页,第85页,第117页,第156页,第156页,第82页。

刘亚丁编选:《肖洛霍夫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第137页,第141- 142页,第142页,第 143- 144页,第131页,第281页,第293页,第47页,第11页。

孙美玲编选:《肖洛霍夫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462页,第23页,第315页,第69页。

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编:《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231页。

[俄]德·谢·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吴晓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第277-278页。

[美]大卫·戈伊科奇等编:《人道主义问题》,杜丽燕 等译,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页。

[俄]瓦·李维诺夫:《肖洛霍夫评传》,孙凌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页。

[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一),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第348页,第50页,第316页,第342-343页,第156页。

[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二),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6页,第467页,第462页,第682-683页,第475页,第608-609页,第480页,第

526页。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三),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2页,第1003页,第893页,第868页。

[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四),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7 页,第1579- 1580 页,第 1588 页,第 1272 页,第 1298- 1299 页,第1480-1481页,第1564页,第1690页,第1667页,第1662页。

[俄]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文集》第一卷,草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9页。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三个方面比较了《静静的顿河》与《白鹿原》的景物描写的不同风格。参见李建军《景物描写:〈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之比较》,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

[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40页。

刘亚丁:《顿河激流——解读肖洛霍夫》,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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