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小说中的父子伦理叙事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任何人都会在它的翅膀下感到温暖 - ◎宋雯

2090摘要:20 世纪90 年代的父子伦理叙事从“人民伦理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90真正的自由伦理个体叙事。 年代小说中的父亲给人一种更加日常更加真实的感觉,他们不再像五四文学那样常被拿来做旧文化的象征,也不像先锋文学中的那样,为了印证“暴力”“人性恶”的诗学把父亲写得残暴丑陋不堪。父子伦理叙事的叙事视角也变得更加多元,除了以子辈的身份来言说父亲,以父亲的身份来言说子辈,还有从旁观者的视角来同时打量父子,“审父”和“审子”并行不悖。之所以“父子伦理叙事” 90在 年代会发生这样一些变化,与作家整体的文化立场及伦理观念的转变有关,他们从以前的“启蒙立场”和“精英立场”转向了“平民主义立场”,“父子伦理叙事”因90此不必承担过多的文化象征重负和意识形态重负,从而使 年代小说父子伦理叙事成为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当下生存”叙事。关键词:父子关系;伦理叙事;个体叙事;平民主义

“五四”以来,“父子伦理关系”一直都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因为中国是家本位的国家,父子关系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关系。“父亲”身份不仅意味着他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意味着他在社会文化中所拥有的一切特权。“父亲”不仅是血缘意义上的长辈,还代表着权威、秩序、规范,因此父亲常常作为文化象征和权力隐喻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腐朽封建文化对人的个性和独立精神的压制,对社会文明和国家 现代化的阻碍,他们对这样的社会体制深感不满,作为封建文化之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被大力批判的对象。君为臣纲是父为子纲的延伸,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所以,在“五四”文学中,父亲往往成了腐朽封建文化和宗法制度的象征。

“十七年”文学时期,中国文学普遍被庞大的意识形态统辖,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父亲”的封建文化象征意义减弱,阶级性压倒了“父性”,在“一大二公”“去私化”等思想引领下,具有自给自足和封闭性特

征的中国传统家庭成了被改造的对象,传统的父子关系似乎被颠覆了,子辈不用再对父亲盲目服从。因此在“十七年”文学中,我们常看到的场景是思想陈旧、把小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父亲在大公无私的儿子的影响下,最终摒弃了自己的私心,成为党的拥护者。这时候的父亲的符号性特征比五四时期更为明显。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中的“父亲”则比以往文学作品中的更为多样,他们有的残暴变态得像恶魔;有的卑琐孱弱,生命力极度萎缩;有的一身匪气却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强力,这与社会环境变得宽松,西方文学文化及哲学的传入等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父子伦理叙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 市场经济时代中的“平凡父亲”

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同心圆式的社会结构进一步碎裂,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变得更加多元。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慢慢抚平伤痕,充满了对彼岸的畅想,被理想和现代化的光芒照耀着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就是一个热气腾腾的生活在此岸的年代,虽然在文学中我们还能常常发现人道主义、理想主义和启蒙话语等20世纪80年代主流话语的身影,但它们的光芒已被甚嚣尘上的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冲得很淡。

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中国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民伦理大叙事,而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宽松,文科知识分子精英地位的失落,自由伦理个体叙事代替人民伦理大叙事成了主流。因此,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父亲不再像“五四”文学、“十七年”文学及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中的父亲那样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和政治象征的意义,但是他们又不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中的父亲那么极端。在先锋小说中,我们看到的父亲往往体现着人性各种可能性的极限,和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有些远,而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父亲大多回归平凡,在以20世纪90年代为故事时代背景的作品中尤为如此。这些作品中的父亲让我们觉得很亲切,他们的思想、价值观、行为以及和子辈的关系也都折射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重要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变迁。作家们开始真正地与现实对话,父亲也因此重归日常。这使得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父子伦理叙事多具有鲜明的时代指涉性和 社会现实性,从而成为作家透视当下现实生存状态和价值存在状态的重要窗口。

20世纪90年代,宗法制度早已被推翻,父权失去了族权的支持,可是由于父亲往往是家庭中的顶梁柱,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提供者,这就使得他们依然在家庭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依然忽视子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企图控制子女的人生,把子女引进自己所希望的道路。如叶弥《成长如蜕》中的父亲,作为市场经济时代第一批抓住机遇先富起来的企业家,深深体会到了金钱带来的尊严、荣耀和社会地位,因此他把实用主义奉为圭臬,把赚钱看做天底下最重要的事,而他的儿子, “我”的弟弟,则理所应当把他建立起来的商业王国发扬光大。但儿子却是个倔脾气,他厌恶生意场上的虚情假意和尔虞我诈,固执地在世俗的泥沼中遥望彼岸的理想和光芒。父亲和“我”弟弟的冲突,不仅仅在于父亲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儿子身上,还在于理想主义对实用主义的抵抗。在小说最后,父亲去世,“我”弟弟终于成了一个稳重成熟的商人,却依旧保留着一颗善良真诚的心。这一方面说明“我”弟弟终于认可了父亲为代表的象征秩序,完成了他的成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在经历了理想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思想冲突后,思考的一种折中的人生的可能性。

周大新的《同赴七月》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20世纪90年代,经济迅猛发展,可一派盛世繁华的背后,是贫富分化加剧,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很多父亲,尤其是贫穷家庭中的父亲把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子女身上,而中国的高考,则被视作改变家庭命运,实现阶层上升的一个重要通道。《同赴七月》生动鲜活地呈现了高考前夕的一个普通底层家庭的场景,在贫困生活中挣扎着的父亲,哪怕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快保障不了了,还花大价钱送儿子上考前培训班,儿子对于他来说,是未来的希望,也是救命的绳索,所以他把心血全都耗在了儿子的高考上,儿子是个懂事的孩子,知道父亲的艰辛,可是身上背负着的过重的期待就像挑满沉重货物的扁担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表面看来,父亲似乎是在牺牲自己成全儿子,可儿子在父亲沉重的爱和期望的重压下,也在无形中变成了一个失去主体性的傀儡,一个父亲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为了不让父亲失望和伤心,他只有把自己的不满压抑在心底,久而久之,他的“原始自我”就失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父亲所期待的那个角色,这其实也是这个时代很多

人的生存现状:终其一生,都在别人设定的角色里挣扎。

在“十七年”文学中,阶级伦理是高于家庭伦理的,在家庭里面最有话语权的不一定是历来处于统治地位的父亲,而是最像社会主义新人的那一个。20世纪90年代,很多作家从现实经验出发书写父亲和父子关系,我们能感到市场经济时代经济伦理对家庭伦理和父子关系的冲击,在一个家庭里最有话语权的,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最有钱的那个。毕飞宇《哥俩好》中的那个老父亲貌似专断威严,把自己意志强加在儿子头上,固执要求儿子跟自己一样,当个光荣的人民教师,凑齐教师家族的“祖宗八代”,可大儿子图南却在当了两年教师后就辞职,顺应时代潮流下海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图南对父亲还是尊敬的,没有当面顶撞等行为,发家了还不忘给家里汇款,可是比起言语来说,他的实际行动对父子等级秩序的颠覆更有说服力,老父亲虽然顽固专断,可实际上却失去了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所以评论家们在讨论《哥俩好》这部小说时,都把哥哥图南和弟弟图北的关系当做父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来讨论,这是因为经济主导权使得哥哥成了家庭里真正的“父亲”,图北没考上大学,图南花八万元把图北送进师范大学念书,这也是违背了弟弟图北的本意的,可是图北不得不听任哥哥摆布,主要是由于自己在经济上需依附哥哥。这些作品都充分反映了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因素对父子伦理及传统父子等级秩序带来的巨大冲击。

二 “审父”与“审子”并行不悖

“对父亲的态度,包含了我们对自我对生命对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文化全部复杂的感情。审父可能起于并包含着某种私己的经验,但它有可能触及人类存在的某些根本问题。” ①从“五四”文学开始,“父亲”就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推上了审判台,但是由于现代作家多是在传统阵营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笔下的这些父亲虽然思想僵化腐朽,却并不猥琐丑陋,这与当时作家们的矛盾心态有关,虽然从理性上来说他们是反对父亲为代表的封建文化传统的,可从感性上来说他们又很难和旧传统完全决裂,因为旧传统中还有他们眷恋着的较为温馨的一部分,他们也意识到文本中的父亲形象只不过是父辈文化的人格化而已,而且他们还有较强的“为尊者讳”的心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中的“审父”书写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审视“父亲”的仍多是子辈, 但我们明显感觉到这些子辈不再像“五四”小说和新时期初的小说中的那些子辈那样心态矛盾,犹豫不决,这些先锋小说作家审视父亲的眼光是冷酷的且决绝的,不留一点情面,他们的叙事笔调是亵渎的,用极度夸张、变形等手法扭曲着父亲们的生存本相。“对于父子伦理传统叙事模式进行颠覆和解构的叙事意旨十分明显,尽管这种颠覆和解构式叙写从艺术构思那一刻起就具有先验和观念色彩。” ②可见,现代文学中的“审父”和先锋文学中的“审父”蕴含着不同的时代内涵。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父子伦理叙事延续了先锋小说作家悬置道德判断,以“零度叙述”的口吻审父,但“平视”父亲的叙事视角显得更加突出,子辈在审视父亲的时候变得更心平气和了,对父亲的描写不再是一种严肃的批判,而是对父亲丑态的兴致勃勃的观赏。如《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偷窥父亲麦琪土司偷情,叙述者并没流露出激动或愤怒的情绪,他津津有味看着父亲和别的女人翻云覆雨,就像父亲和他毫不相干一样,作家的叙述策略加深了我们这种感觉,“在‘我’这个傻儿子的视点中,‘父亲’称谓一直在变化。‘父亲’有时作为‘叙事主体’进行自我叙说,在更多叙事情境中,作家将父亲身份替代为‘一个男人’和‘麦其土司’双重身份并呈现在子辈‘我’的聚焦之下,从而在父子伦理叙事时获得了自由多变的叙事视点。” ③土司在外人眼里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在傻儿子的视角下则还原成了一个有点猥琐的普通男人。在这种“偷窥”视角和悬置道德判断和情感的叙述中,“父亲”不再具有传统伦理文化谱系中的特定象征寓意,从传统文学的单一规约性走向多面性。在《我爱美元》和《施洗的河》中,父亲的父性光环得到进一步削弱,不过父子间的冲突已大大淡化,父子关系常被置换成两个普通男人的关系。《施洗的河》中,父子俩都是膨胀着无限欲望却无法正常宣泄的男人,两人通过自渎发泄欲望,并一起偷窥对面的女人,父子已从传统的父子等级秩序中脱身出来,成为可以彼此嘲讽的对象,这样的叙事场景设置“完全悖离了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孝道理念和文学叙事传统” ④。此外,这还体现了作家道德虚无主义的叙事立场。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和《雨天的棉花糖》中的父亲则是日常生活中也常会见到的专制父亲形象,他们常常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强加在儿女身上,却忘了儿女也是个有思想有想法有自己的喜好的“人”,美国学者古德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最幸福的家庭也可以被

看作是一种权力制度……几乎在一切社会中,传统的规范和压力都给予丈夫以更多的权威和特权来管教孩子。” ⑤虽然封建社会早已推翻,传统意义上的大家族都被核心家庭取代,可是社会心理的转变比制度的转变缓慢得多,哪怕到了现在,“上主下从”依旧是家庭里的基本规范,因此《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黄苏子的父亲会在不跟女儿商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把女儿调到女儿并不喜欢的理科班;女儿在高中被男生追求,写情书,怀着懵懂少女忐忑和恐慌的心情告诉父亲,可父亲粗暴的解决方式使得她在全校同学面前颜面尽失,让她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这使得黄苏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格分裂者,表面上温顺沉默,实际上习惯在内心恶毒地咒骂别人。小说的结尾,女儿黄苏子被害致死,他不但对女儿的死没有一点悲痛和伤感,反而对女儿偷偷做妓女的经历耿耿于怀,怨恨得咬牙切齿,作为学校的老师,他是负责且够格的,可作为黄苏子的父亲,他并不比《伤逝》里子君那个暴君一样的父亲好到哪里去。

《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的父亲和黄苏子的父亲有点类似,在外人看来都是值得尊重的,曾在朝鲜战场上奋勇杀敌,常被邀请去学校等机关单位做讲座。在他看来,儿子红豆去当兵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也明白红豆从小就像个秀气文静的女孩子,可他坚信军营生活会把有些“女性化”的儿子改造成像他一样的铁骨铮铮的硬汉。在庞大的父权压制和严苛的性别规范之下,安静羞涩的红豆像沉默的黄苏子一样无力反抗,只能被动接受父亲的安排,舍弃了自我和个性,听到红豆战死消息的时候,父亲的光荣感压过了失去儿子的悲痛感,因为战死沙场在父亲看来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是家族的骄傲,因此当红豆以战俘的身份归来,“死而复生”之后,父亲感到的不是儿子失而复得的高兴而是失落和耻辱。

这些作品中的“父亲”仿佛就是我们或我们身边朋友的父亲,在外人面前的形象可能是个尽职尽责的好干部,是个乐于助人的好好先生,他们一点不像先锋小说中的那些父亲那样极端,可是他们对子女的控制和封建家族中的那些专制的大家长何异?虽然故事的时代背景不同,可是作家在其中寄寓的某种价值探询还是传统的,通过对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父亲的审视,一直存续着的父权文化也得到了追问。

在20世纪中前期的文学中,由于父亲这个身份负载了太多的社会文化含义,加之达尔文进化论和线性历史观的影响,“父亲”常作为被审和被批判的对象,而这个 “审父”的主体往往是子辈,这实际上使得父子关系负载了重要的叙事能指意义,子辈凭借主要叙述者的优势地位,对父亲或父亲的替身进行内聚焦,“轻而易举地把作为传统家族文化代言人的父亲置于被否决的逆历史的无从辩解的地位。” ⑥因此我们会发现,在20世纪中前期的文学中,“审父” 很常见,“审子”却不常见。到了新时期,传统的“新胜于旧”的父子伦理叙事模式开始打破,出现了不像父亲的父亲和不像子女的子女,但“审父”依然是主流,子辈并没有在家庭伦理身份的意义上得到有力的审视。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中,“审子”的力度大为加强。

东西的《我们的父亲》看标题是写父亲,实则主题却是“审子”。在这篇小说中,从农村来城市探望子女的父亲已没任何威望可言,对于子女来说,自己的生意应酬,和狐朋狗友的交际都比陪伴父亲显得重要。在连遭城里几个子女的嫌弃之后,父亲失踪了。可子女对于父亲的失踪,显得冷静又冷漠。纸醉金迷的现代生活把人变成了缺乏情感的“单向度的人”,把温热的人心变成了冰冷的顽石,《我们的父亲》中子女对父亲的恶劣态度,对父亲的失踪和死亡体现出来的冷漠,都体现了马尔库塞的这一论调,“工具理性”把人变得麻木不仁,就连中国历来最重视的父子关系,都被异化和颠覆了,这是现代社会的悲哀。不过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更多的情况,是把“父”和“子”放在同部作品中进行审视,“审父”和“审子”并行不悖,这些作品常常以旁观者和第三人称的视角进行叙述,这种旁观者的立场把父亲和儿女纳入同一视域进行审视,获得了对于父子伦理自由观照的叙事视角,父子均被还原为现实经验意义上的生存个体,这就使得父子伦理叙事显得更加理性客观。

三 重建“父性”的尊严和荣光

按照弗洛伊德的构想,在儿子打倒父亲之后,会有一个重新迎回父亲神像的过程。因为失父不仅意味着血缘意义上的父亲的缺失,还意味着以父法为代表的神性世界的丧失。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中,子辈的“根”是漂浮不定的,因为“失父”的同时也失去了与历史、传统和秩序的内在关联,他们如尘埃漂浮在茫茫宇宙中,这种漫无边际的自由不但会摧毁社会,还会毁灭他们自己。因此“无父”的状态是痛苦的,它不但会带来子辈情感上的缺憾,安全感的缺失,还会导致子辈的主体性人格难以确立。

在20世纪中前期的文学中,父亲常常是被批判被打倒的旧文化象征,“寻父”绝不是文学叙事的主流,80年代中后期,“寻父”主题开始多了起来,父亲对于他们来说,代表着民族性格中较为光辉的那一部分,如《红高粱》里的那个爷爷,侠肝义胆,杀伐决断,有一股走马扬鞭轻生死重道义的豪气,《祖父在父亲心中》的祖父也是叙述人景仰的对象,面对敌人的刺刀,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在这些作品中,“父亲”的血性、勇猛和强劲的生命力和孱弱卑琐的子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其实也是“寻父”的隐喻,曾有论者把“寻根”的一代称为“无父的一代”, “‘根’的缺失,‘家’的缺失与‘父’的缺失,史的缺失是这一代人共同的主题”。⑦寻根,就是寻父,寻历史,寻民族之根、生命之根。

“寻父”主题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是“失父”—“寻父”,在《耳光响亮》中,父亲的突然失踪使得子女陷入空前的自由状态,没有了父亲的管束,也意味着没有了权威、秩序和规范,这就使得他们人格中的“超我”难以建立起来,所以他们才遵循快乐原则支配,跟着街上混混四处胡作非为,可放纵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快乐,而是让他们有一种如入“无物之阵”的焦虑,“超我”建立不起来,他们永远不能完成真正的成长。他们后来的寻父行为,从心理根源上来说是渴望成熟,找回自我,解决主体归属问题。蒋子龙的《寻父大流水》中,父亲的被迫离去使得儿子的生活陷入困窘,他之所以终其一生寻找父亲,不仅仅因为父亲拥有吃香的美国人身份,还因为父亲指涉着不堪回首的历史,他需要通过寻找父亲来向社会证明历史对他的不公。而且似乎只有向大众确认他的父亲的儿子的身份,才能证明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因为“寻父”成功意味着对父子等级秩序的确认,“父子等级秩序实际上同时拥有生物基础、社会结构基础和文化身份基础的合理性,其中所包含的责任、义务、权利、权力都可以在这种合理性中得到说明。” ⑧

20世纪的中国一直处于剧烈的变动和革新之中,活跃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作家的价值观不断被颠覆,加之文科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得而复失,使得他们多有着一种强烈的失落感,这种精神上的“失父”感觉使得他们缅怀父性的温暖和神圣的一面,因此在邓一光的许多作品如《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中我们能看到大量具有雄强男性气质的父亲形 象,他们在打仗的时候骁勇善战,是立功无数的战神,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血性雄浑的升腾,这是邓一光对“理想之父”的重塑,对“理想主义”的缅怀。这一点比较接近《红高粱》中的爷爷,不过邓一光的超越之处在于,他重点并大篇幅描述了父亲退役后的,暮年的,在和平年代的生活。在《父亲是个兵》中,年事已高的父亲在儿子眼里褪去了战神的光环,他们跟许许多多普通老头一样过着他们平静的晚年生活,他们身上大多还残留着小农思想,也有着种种人性弱点,但是又不乏正义感,为了帮村民打抱不平,他会不顾法律法规带头哄抢化肥,他对战争和自己往日的辉煌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战争带来的破坏力是很大的,因此他并不居功自傲,比起战争带来的荣誉,他更尊重个体生命。这样的父亲身上的神性光环似乎没有《红高粱》的“我”爷爷身上的那样耀眼,但是更接近日常生活中那些理想的父亲形象。这是因为作家在日常生活层面将曾经叱咤风云的战神从父亲、丈夫、爷爷等不同伦理身份角度观照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另一类父亲虽然没这么伟岸,在外人眼中他们只是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蝼蚁一样的角色,没有能力给予妻儿丰厚的物质生活,甚至可能落魄到需要卖血来维持生计,可是他们身上照样充满着人性的光芒,如《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卖血维持家庭生活,抚养妻儿,卖血养家在底层社会其实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许三观先后用七次卖血行为来拯救一乐,可一乐并不是他亲生的,这个事实对许三多来说,无疑是非常残酷的,因为在家本位的中国,父子关系是家庭里最重要的关系,儿子血缘上的纯正自然也是顶重要的事情,关系到人伦和尊严,何况这件事还被许玉兰大肆张扬了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许三观去卖血供养“别人的儿子”,需要承受道德和尊严的巨大煎熬。而许三观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挣扎后,居然认可了这个“野种”儿子,这使得“他的血也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商品的血’,卖血与施爱的过程超越了父与子的生命范畴,甚至蕴含了许三观对自我生存的道德追问和伦理冲撞。” ⑨余华20世纪80年代作品中的很多父亲残暴变态得不像日常生活中的人,《许三观卖血记》则表明了余华的叙事立场由精英主义转向了平民主义,这也印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在“弑父”之后,儿子会感到一种无根的漂浮感和恐慌感,所以“父亲”的回归是迟早的事。20世纪90年代父子伦理叙事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从观念“理想之父”转变成了现实“理想之父”。

总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的父子伦理叙事从“宏大叙事”,或者说“人民伦理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真正的自由伦理个体叙事。20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父亲,无论是生活在当下还是过去,都给人一种更加日常更加真实的感觉,他们不再像“五四”文学那样常被拿来做旧文化的象征,也不像先锋文学中的那样,为了印证“暴力”“人性恶”的诗学把父亲写得残暴丑陋不堪。父子伦理叙事的叙事视角也变得更加多元,除了以子辈的身份来言说父亲,以父亲的身份来言说子辈,还有从旁观者的视角来同时打量父子,“审父”和“审子”并行不悖。之所以“父子伦理叙事”在20世纪90年代会发生这样一些变化,与作家整体的文化立场伦理观念的转变有关,他们从以前的“启蒙立场”和“精英立场”转向了“平民主义立场”,“父子伦理叙事”因此不必承担过多的文化象征重负和意识形态重负,从而使20世纪90年代小说父子伦理叙事成为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当下生存”叙事。 注释:

①郜元宝:《告别丑陋的父亲们》,《钟山》1994年第2期。②③④张文红:《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 90年代小说的文本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第13页,第

21页。

⑤ [美]威廉· J.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

⑥李永东:《颓败的家族:家族小说的文化与叙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5页。

⑦孟悦:《荒野弃儿的归属:重读〈红高粱家族〉》,《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3期。

⑧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版,第111页。

⑨洪治纲:《多元文学的律动( 1992-2009)》,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版,第191页。

(作者单位:五邑大学文学院。本文为2017年度高校优秀青年教师重点培育项目“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理论资源及其现代转向”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 17wkz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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