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站在当代小说转捩的前沿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格非:站在当代小说转捩的前沿 - 张起

摘要:当代小说自1980年代中期变革开始迄今三十余年,这场源自改革开放引发的小说叙事变革,符合文学变革的基本规律,即社会变革促进小说变革。作为当代小说三十年发展的见证者、亲历者,格非小说全面反映了这三十年文学的进步历程,他的小说创作时间轴可以从三个时段来建立与观照,进而科学地认识他在当代小说转捩中的弄潮儿地位。客观说,与其他先锋作家不同,他并未沉迷形式实验,而是不断走向更深层的艺术探索,为先锋文学的转捩及当代小说叙事的突破提供了示范。因此把个体作家论置于宏观的“格非现象”下来研究是极有意义的。关键词:格非;当代小说;转捩;弄潮儿

一 涉足先锋

分析当代小说发展,格非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样本。新时期小说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的不断切换。至198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寻根文学的勃兴,这实际是一次文学的文化寻根之旅,在文学的现代派与现代化的论争中,将目光转向拉美地区的文学,《百年孤独》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获得诺奖给了中国作家莫大信心,放弃学习西方文学技巧,转而以拉美文学为楷模,拉美作家对西方文坛的冲击主要是发展西方文学的现代技巧展示拉美地区的民族历史文化,这给了 二战以来西方现代派文学极大的新鲜感,也启发中国一部分作家先知先觉寻访民族文化之根,以此融入世界文学之林。拉美作家的逐一发现,不仅引发的是“写什么”的问题,还引发了“怎么写”的论争,1985年是文学面临变革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出现了王安忆《小鲍庄》,徐星《无主题变奏》,刘索拉《你别无选择》,这一年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以先锋姿态步入文坛,掀起了马原年的热潮,引发了残雪《黄泥街》、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这样的作品跟进问世。

这股文学热潮也必然反映在高校校园中,华东师大李 、格非、宋琳、张小波等人发起讨论“怎么写”比

“写什么”更重要的问题,格非适时创办了“散花社” (小说散文社),出现了一批学院派小说家。华东师大一直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重镇。作家有1920年代风俗小说家许杰、19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评论家钱谷融、徐中玉、许子东、王晓明皆为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名家。在这一环境下格非对文学界的变化、动态十分熟悉,他在1986年5月以“散花社”的名义请来朋友马原讲座,笔者与李洱参加了那次讲座,当时在场的还有上海评论家吴亮、程德培。马原那略带羞怯的开场白让我记忆犹新,他讲了两个方面,小说叙事技巧,要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势,让读者参与到小说的创作中来,碎片叙事,读者根据自己经验重新组合补足故事,获得阅读满足。鄙以为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实验努力,先锋亦由此开始。另一方面是讲自己小说内容、他对边缘文明神秘文化的向往、为什么要去西藏、他早年知青生涯经历的一次神秘事件等。

由写什么到怎么写所引发的先锋现象,不仅在小说,在诗歌领域也发生了重要影响,而小说和诗歌又是交互影响,彼此促进,这一逻辑必须清楚。先锋小说实际不仅只有以格非为代表的作家以拉美博尔赫斯为圭臬,形成学院派先锋小说,追求“怎么写”。以池莉为首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也是先锋小说的范畴,其新写实与其说是现实主义,不如说是后现代的现实主义,所取唯一不同就是取日常生活写实,小人物为对象的现实主义。这与传统现实主义区别巨大,也可称“写什么”的先锋主义小说。我们又可见其中的诗歌与小说相互影响,尤其新写实主义深受后现代诗歌内容的影响。新时期诗歌不满于朦胧诗的精英化,全知全觉,开始反其道行之之旅,出现了受196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创作转向,称“后朦胧诗”,以于坚、韩东为代表的去英雄主义的诗歌,掀起了后现代主义诗歌的高潮,实验诗的努力,在小说上也得到回应,就是新写实的转向。而在华东师大宋琳为代表的诗人对现代主义诗歌“如何写”的技巧追求,引起了美国“垮掉派”诗人金斯堡的重视,并亲临师大一舍与宋琳交流,舒婷在1986年后多次来师大会晤老乡宋琳,感慨自己的时代过去,称赞宋琳是真正的诗人,此时的舒婷受改革开放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已非早年的朦胧诗人,她的谦虚反映的是文学的现代化进步。以宋琳为首的上海城市诗派必然影响格非,启发格非走先锋小说的道路,学习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的写作策略,更重“怎么写”。这一思维的形成 使得格非的先锋小说充满叙事圈套,形成了一个个的故事迷宫,如1987年被誉为“新时期最玄妙的小说”《褐色鸟群》,这是最经典的学院派小说的代表力作,虽然其中有明显博尔赫斯的影子,也有生活底蕴不足的书斋之嫌,但他在“怎么写”、写作智慧与阅读智慧的游戏中的建树,则使先锋小说声名鹊起。

学院派可能疏离社会,更追求形式上的形而上意蕴,先锋叙事实验也更易在学院中展开。学院派小说也深受学术影响,鄙以为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殊途同归,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满足人类的探险、猎奇心理的不同方式的游戏。学术考证就是弥补过去的空白,破译历史秘密,小说亦然。所以格非的小说叙事思维充满了学术考证,甚至以学术考证、研究的态度虚构故事,留下空白、悬疑、迷案等隐秘部分让读者再破译再探秘。学院派本是小圈子的创作,容易失败,但它的学术探险性,满足了受众普遍的窥探欲,故又展现了宽敞的通向读者大众的大路,邀约读者参与进来其乐无穷地考证、索解、探秘。格非叙事实验的成功,鄙以为应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本质。《青黄》《陷阱》的有限叙事,叙事转移,留给读者很多追索余味,有学术考证的影子。以智力游戏方式培养新型阅读经验的读者,告别过去现实主义阅读经验,这也是实验叙事的任务,格非完成得很好。《迷舟》讲述了一个叫萧的旅长的故事,他是孙传芳部下,奉命视察即将驻扎的棋山对岸的小河村落,故事由此开始,七天后又被警卫员杀死,小说中有许多莫名其妙的事件,譬如三顺为何不杀萧,是惧怕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马三大婶何以似乎看穿萧的心思,都留给读者去追索。《迷舟》之诡异,就是斜视角度,宏大历史惑人,但未必真实。这是1986年最初的先锋要实现的目的,对195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宏大历史叙事解构。同时我也在其中看到了格非的故事来源,即受到左联革命文学“革命加爱情”的吸引。这时的格非创作受到环境影响,二十二岁明显生活积累不足,只能靠个人文史知识储备,以及想象来实现创作。那时课堂上现代文学的老师许子东是郁达夫子侄辈,王铁仙是瞿秋白外甥,都喜欢讲左联革命加三角恋爱的创作模式,这也是左联作家想象出来的文学,不是远离生活,而是没有生活,带着使命制作的“普罗文学”,想必这一方法也启发了格非,只不过是先锋姿态而已。

1980年代中期“走向未来丛书”《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学生中流行。以宋琳为中心的

一帮诗人,对埃舍尔的矛盾空间、不可能的世界、埃舍尔楼梯、“怪圈”津津乐道,宋琳还写了名诗《致埃舍尔》,埃舍尔对世界的思考,他建构的合理表象下的矛盾与荒谬,天使与魔鬼互为背景的拼图,也深刻启发了格非处理小说结构和设计小说意象。如《锦瑟》“自我吞噬”的叙事,四个故事,每个主人公都是冯子存,每个故事结尾均以死亡告终,但在死亡之前均通过自述,或别人之口引出另一个冯子存的故事。这些故事首尾相连,最后一个故事与第一个故事重合,使小说结构呈现循环的状态。“叙事框架由环环相套和层出不穷的叙事组成,直到最后的叙事回到原来的叙事框架。”“冯子存这种追忆前世般的叙事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精神轮回”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假设,在先锋作家的叙事思维中,本打算讲个完整故事,但每每叙完,意犹未尽,又另起炉灶,重新叙事,沉湎其中。而不断的历史理解与生活经验储备,使得作家内心的那些叙事得到了统一,组合成最终文本。这或许是先锋作家实验的路数,与那些现实主义作家宏大整体的叙事经验全然不同,时间、空间在先锋作家那里已经溢出了传统作家经验之外。

如果说“写什么”是取舍,“怎么写”则就是讲究,经此努力,当代小说写作突飞猛进,小说艺术再上层楼,作家们在先锋氛围下进步神速,小说艺术得到极大提高,这又为下次的回归积攒了力量和创作经验,同样是传统题材,在他们的梳理、叙事之下摇曳生辉,别开生面,充分体现了叙事的智慧与魅力。

应该说关于“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讨论,直接引发了先锋小说,从历史经验看每到易代之际,文学都会发生明显变化,无论内容或形式。唐宋之嬗递乃历史大转关,文学由诗而词,由贵族至平民;晚清易代革命亦属大转关,催生的是“诗界革命”,破旧立新,文学往往是社会变迁的先驱,观念转换的晴雨表,1980年代中期遇上全社会的改革开放,文学之变又及时反映了社会之变革,对1950年代以来的小说叙事的改变,即是开放改革之成果。在这场变革中,格非先锋小说无疑是站在了当代小说转捩的潮头,虽然他的《迷舟》戏拟历史,《褐色鸟群》疏离现实,但这恰恰为后来的回归留下了空间,他在叙事圈套和叙事智慧的追求,叙事策略的创新,都为先锋小说叙事打下了基础,应该说他在“怎么写”上搭起了脚手架,使其日后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超越的回归,因此可以说先锋小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引发观念变革的成果之一,是合乎从社会改革到文 学变革逻辑的。

二 回归江南

江南书写在江浙地区一直有着传统,可以说明清小说就是江南小说。到当代,华东师大不仅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基地,也是明清小说研究的重镇,华东师大的郭豫适、方正耀等皆为明清小说研究的名手,在这一学术氛围下,出现了格非、李洱、姚霏、谭运长等一批影响文坛的作家,格非由先锋转向江南,无疑受到了华东师大明清江南小说研究的学术启发,以及他生活于江南地区这一小说高地,日常听闻对他的影响。正如鲁迅所说儿时常听小说、戏曲,并阅读了许多小说传奇,可见江南传统对作家而言是多么重要,这为他回归江南作了准备。

小说的存在是市民文学兴盛的反映,必须有清醒的定位,自然格非接下来的回归就是必然。2004年开始的“江南三部曲”,体现了师承明清家庭世情小说,归于传统与现代结合书写的创新,《人面桃花》被誉为“典范的中国式小说” 。三部曲开启了回归江南故土的“想象之旅”,这一阶段格非饱含历史思维以三部连续性小说建构了对执意寻找精神桃花源的“偏执理想”的完整书写。其中涵蕴的历史逻辑就是专属汉民族的永恒的“江南梦”。

(一)寻找“江南梦”江南“三部曲”展现了以“江南”为中心的百年历史的发展和身居其中的人们百年生存史,“三部曲”是严肃的“历史寓言”,而后出的《望春风》则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抵达江南乡村命运,亦可见出格非的不断进步。三部曲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江南梦”,陆秀米的革命理想、谭功达的工业化梦想、谭端午文学理想、庞家玉的事业欲望,这没有什么不对,个人的“江南梦”又切合汉民族农耕文化传统孕育出的各自的精神桃花源。鄙以为“三部曲”构思深受《水浒》避难地“水泊梁山”大同世界意象的影响,追求公平世道,与《水浒》人物一样,主人公都有复兴太平盛世的个人的光荣与梦想。

可以说一千余年来江南文化生生不息,没有衰落过,其有意无意间又型构了文人的文化心境,使得他们津津乐道,乐而忘返。明清江南文化说到底是一种世俗的平民文化,这一文化最适合小说的繁荣和发展,文学地理已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江南出身的格非自然会受到这里小说环境的熏陶,其取材叙事有意无意均受到江南

明清家庭世情小说的影响,但又有超越,他在世情文化的背后更多的寄托了文人的江南理想,而这理想又是虚虚实实的迷人,这是明清世情小说所不见的。

从陆秀米到谭功达再到谭端午,一边是偏执血脉在江南梦里固执的绵延,一边是时代的飞速转换,“三部曲”系列小说将跨越百年的社会时代转换缩影成信仰索求的家族史。这信仰的求索即是寻找各自的桃花源的江南梦。认识了江南就能深刻认知历史,因之有扬州、江阴、嘉定的激烈抵抗以及近世惨烈的南京抗战,这些江南历史记忆影响了格非的历史判断,潜在地形成了他江南三部曲的叙事意图。

(二)重拾明清小说路子明清世情小说不仅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极大比重,而且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传统的世情小说高地,至今仍产生着重要作家,如格非、余华、苏童等。我们推想格非大抵也是认识到这一小说发展演变的逻辑关系之后,才从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家庭世情小说中汲取营养。他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不仅对家庭世情小说《金瓶梅》进行了文本解读,而且还认识到明代世俗的社会史与思想史。被鲁迅称为“世情书”的《金瓶梅》以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历程为中心反映世态人情,而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亦是通过描绘个人经历、家族变迁来窥看人世沧桑,时代变迁。其中如《春尽江南》通过对诗人谭端午以及妻子庞家玉以及他们周围的人群的人生际遇,透视当代个人在时代剧变中精神求索问题。

明清世情小说作为古典白话文小说的一种,不仅具备通俗的特点,也兼具诗意韵味。“江南文化的审美性在世情小说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明清小说注重韵散结合、众体毕备,可谓中国古代文学的集大成者,无论是长篇还是短制都能巧妙地将诗、词、曲、文融为一体,极力提高小说的文采与可阅读性,同时又注意语言通俗、准确与生动,强调叙述与描写的简洁与传神,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产生了《红楼梦》那样的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堪称完美的巅峰之作。”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从书名上便耐人寻味,给人古韵无穷的初始印象。在文本中多处可见旧体诗词与赋的影子。将《人面桃花》全文通读下来,便能感受其独具余韵的古典诗情。《山河入梦》中谭功达收到的一名大概为乡村学究的匿名举报信,全信由文言所就,信文 还带一首小诗。而《春尽江南》的主人公谭端午人物职业设定本就是诗人,而全文也有一首原名为《祭台上的月亮》而后改为《睡莲》的诗歌首尾贯穿,这些设置使小说显得诗情浓郁。“三部曲”系列也因此展现了格非深厚的传统文史修养。毋容置疑,自格非写作以来,传统小说的传奇性也一直在暗中影响他的叙事,无论是先锋还是回归时间河流的格非叙事,其小说始终存在着隐秘的传奇性,惟其如此才令其小说深得读者喜爱。

三 重返乡村

格非在完成《春尽江南》后,延续了对现实世界的观照。《隐身衣》是关于精神避难的问题,类似于“江南”的精神避难所。小说讲述了一个曲折浪漫又诡异的故事,古典音乐的优美宁静,与无序和欲望的世界构成强烈的反差组合,表达了人生深刻的逻辑悖论和现实困扰,揭示了精神避难所的失效。小说由两条线索组成,一条是“我”的职业,以给高端客户组装音响设备为业。从为一位大学教授装机开始,到为丁采臣打造世界最高级音响,再到为那位大学教授改装结尾。小说穿插介绍了不少古典音乐知识,包括名家名曲和音响器材专业设备。古典音乐的意象就是“江南”世界,个人的精神避难所。另一条线索是“我”的生活,与玉芬恋爱,结婚,离婚;与发小蒋颂平,经历生死恐惧,一起长大,直至绝交;与姐姐姐夫本应血脉相连,而后恩断义绝;与侯美珠相亲;丁采臣自杀后,与别墅里的女子同居生女。小说中的现实世界充满生存压力,人性复杂,亲情溃败,与理想音乐世界相互碰撞渗透形成张力。

关于隐身衣如何认识的问题,一种说法是音乐发烧友们生活在半想象的世界里,拒绝黑暗的认知,也拒绝黑暗的投影,他们试图营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穿上了隐身衣。另一种说法是朱康《格非的隐身衣与分身术》:“由于《隐身衣》把组装音响机器的手艺人蔑视社会、自得其乐的生活命名为‘隐身人生活’,评论者纷纷在解读与猜测‘隐身衣’这一命名的精神寓意,但在格非本人那里,‘隐身衣’首先是一个与叙事有关的问题。” 我以为两种说法皆通。从叙事上认知,格非《文学的邀约》多次出现“隐身”这一词语,提出作者是一个隐身者、幽灵。所以《隐身衣》的标题意味着作者的隐身衣,作者虽不可见但却有在场的身影。因此“隐身衣”是一种格非式叙事的暗示或创新尝试的明示。但我更倾向是对“江南”意识的延续,即

面临危机时民族的避难所问题,只是小说讲述的是集体的历史潜意识下,个人的精神避难所问题。

后“江南三部曲”时期的创作变化,从形式上看是从第三人称转到了第一人称叙事。这是格非喜欢的方式。或便于作品风格的一贯迷人抒情,或便于回到内心世界,即“中心人物的内心意识”,或便于回到亲历者在场性,或便于回到叙事空白。叙事者的在场性,决定了非全知全觉,故有空白,与牛顿定律下的现实主义完美叙事不同,抑或更便于作家隐身。如《隐身衣》中的丁采臣、那个被毁容的女人,这两个人物身上留有不少空白,姐姐和蒋颂平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始终没有交代。

后“江南三部曲”时期的作品与“三部曲”在内容上也是紧密关联。从《隐身衣》《望春风》对“江南三部曲”的精神回应看,后“江南”时代的格非又出现转变,我们看见了作家身上分裂的价值观,这有点像沈从文。当他审视城市时,是“新感觉派”式的,表现了作家内心深深的隔膜、不适。回望江南时,是由衷喜悦,迫切重返乡村。由于格非来自江南这一汉民族精神庇护所,格非在对待城市与乡村的态度上,犹如沈从文。沈从文的《柏子》中乡下人对于感情和性的表现是自然和人性的,充满了对原始生命的冲动的大胆追求,他们的生命才更真实,即使妓女也有情有义。而知识分子在各种社会问题以及道德的笼罩下,显得虚伪而面目可憎。他们的心理是病态的,城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特别是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隐身衣》《望春风》始终在现当代文学洪流中重复,在此并非贬意。沈从文把握到的真实世界,与格非把握到的一致,他们的价值观、人生态度也一致。

《望春风》是一个退休的工厂图书馆管理员赵伯渝,用“我”的眼睛、耳朵与手,去观察、倾听与把握发生在故乡五十年里的,以及关于故乡自身的故事。儒里赵村,不仅是一座简朴风景如画的江南乡村,而且号称祖先是世代簪缨的高门望族,又特别受明清古风的影响,在这传统环境中,天大的秘密都能守得住。浩劫岁月中相互帮助维持完整,可惜时代变迁中却悄然离析。小说通过村民个人命运、家庭和村庄半个世纪的遭际变化,微缩中国当代乡村历史。乡村各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故事特别真实,个人的命运靠关系改变就是当年的现实写照。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序》云“望春风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 评论家汪政评价道,乡村的溃败和消失,在当下的文学书写中,确乎不是一个新的主 题,但是,在社会重大转型期,一些主题是值得并且需要反复书写和思考的。

格非在许多场合提到对鲁迅的敬仰,而鲁迅正是开创现代乡村小说的人。乡村是无可回避的精神源泉。《望春风》是对江南故事最为专注、集中和彻底的表达。相对于“江南三部曲”,《望春风》更接地气,更加沉稳,更有温度,更多地关注时代洪流下乡村的人情之美。在对历史的沉思中,最终完成一幅寄托作者故土情怀和时代叹息的群像画卷。格非面临的是与鲁迅、沈从文、废名不同的时代,乡村的意义正在消减,不管是传统的伦理纲常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带来的乡村的象征意义,都在衰落。

拆迁不仅是拆的生活方式,而且是生活底色,这确乎就是文化断层的实景,作家有责任记录这一切,历史与文学是由回忆组合的,小说是时间的堆砌,这一功能使得小说家必须去记录,“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堆绚丽的荒芜。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 这用来解释阐发《望春风》创作初衷极为恰切。《望春风》就是“让笔下的村民重新回到那个故乡的场景之中,虽然很短暂,但这就是文学的作用,文学可以让他们回来,这特别重要”。

结语

从格非小说的三阶段看,他始终站在当代小说的潮头,得心应手做着弄潮儿,但细察却发现每一阶段皆包含着作家不同的思想情趣,合乎作家不同的年龄身份。第一阶段作为先锋主力,由于生活储备不厚实,他对梦境、女人、性、悬念关注最多,这充分显示了二十多岁的格非的想象,但他以大师为标准要求自己,他对博尔赫斯的迷恋,使他认识到形式里包含的形上意味,这就使得他的先锋明显高于其他人一筹。大约在1990年代中期,格非离开了文坛,读博、进入清华做教授,十年后携“江南三部曲”回归文坛,第二阶段开启,“三部曲”反映的内容,显示了格非的变化,揖别二十多岁年华,四十岁的格非已然成熟,学养的增厚使其有别于早期先锋,再次引领了文坛风骚,他对汉人历史的反思,使得他将目光投向江南,这一汉民族的庇护地,每有外族入侵,这里就成了汉人最后的避难所,江南的重要性的认

知使得他的创作有了历史深度,比评论界的什么“乌托邦”的评价不知要高了多少,这是对汉民族深刻洞见后对江南的观照,同时他又不像早期先锋疏离现实,他关注了当下江南人在市场经济下的观念变革、存在状况及生存意义。三个时段的江南生活,使他将中国社会百年变迁淋漓尽致发挥,浓缩在江南这一汉文化核心区域,进而观照了汉民族的百年变革生存史,但坚持早期先锋的诗意、缺位、悬疑、形式美学的多方追求,反英雄主义的历史叙事,使他疏离于宏大历史叙事之外仍可深具历史感,令人耳目一新。他对江南的回归不仅是题材的回归,而且是文面的回归,即回归明清家庭社会世情小说写法,绝非由先锋回归牛顿原理建立的现实主义道路。第三阶段则是近几年,《隐身衣》回到城市题材,各色人的精神危机和困惑,在各种极致追求中声色犬马,在空虚中自杀,这又似乎在暗示格非将在未来开掘城市题材,当然这还有待观察,但似乎已有苗头,若此,则格非又是站在时代潮头引领当下小说发展潮流。这一阶段格非在先锋现代与传统叙事之间切换与摇摆,他又以《望春风》获得了2016年《当代》小说年奖,再次点亮了人们的目光,城市化正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作家使命使他有责任记录下乡村传统的瓦解,从此记忆里的生活和乡村社会将彻底消失。其实小说已告诉我们作家 的工作就是记录,小说的功能就是迫使我们回到过去,我们的生活意义就是回归,不忘祖根,这又似乎使得《望春风》与先锋实验之前的“寻根文学”等一致了,可见格非的整个创作并非仅仅是在玩埃舍尔的楼梯游戏,而是一直未曾脱离现实社会。

注释:

①杨小滨、愚人:《不确定的历史与记忆:论格非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

②张清华:《〈山河入梦〉与格非的近年创作》,《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③申明秀:《明清世情小说的江南性抒写》,《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④朱康:《格非的隐身衣与分身术》,《东方早报》2016年9月11日。

⑤路艳霞、格非:《〈望春风〉:微缩乡村当代史》,《北京日报》2017年3月20日。

⑥格非:《重返时间的河流——在“人文清华”讲坛的演讲》,《山花》2016年第5期。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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