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为尺度,独立批评为灵魂

——对夏志清文学批评史观的一种解读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建构及可行性 - ◎袁文卓

摘要:本文从学术史研究的视角出发,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考察核心,详细论述了夏志清所秉持的“以文学价值为尺度”的批评立场以及“独立客观”的叙述姿态。文章指出:正是由于夏志清的“偏见”,使得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以及张天冀等一批作家的学术史价值被重新发掘并重估,进而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史的编纂与整理。论文从“文学价值以及文学批评的尺度”“独立意识以及中立立场”以及“其批评史观的影响”这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对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史观进行综合考察。关键词: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文学史观;文学价值;学术史

文学史观的形成有赖于批评家对文学的实际感知以及批评实践,它一方面揭示了批评家的文学品格及其文学思想形成的嬗变轨迹;另一方面也对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因而,对文学史观的考察,也是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和应有之义。作为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兼汉学家,夏志清以其独特的学术视野和批评风格独树一帜。《中国现代小说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以下简称《小说史》)一书,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界的地位。在夏志清的《小说史》中,无论从作家作品的选定,还是对文学批评尺度和文学批评视野的把握,都彰显了其视野的独特性以及学术的敏锐性。综述学界关于夏志清的研究文章,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首 先是对夏志清在中国文学批评领域所作出贡献的褒扬 ;其次是从学术研究的视角,对夏志清《小说史》中存在的偏见,以及史实错误的批评 ;再次是对夏志清《小说史》及其文学研究,持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 ;最后是海内外学界有关夏志清的追忆作品,尤以其弟子的怀念文字为主 。综合来看,学术界关于夏志清的研究可谓多点开花,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海内外学界却鲜有从文学学术史研究的总体视域出发,对夏志清的文学史观进行整体考察。即便有部分文章论及过其文艺思想,但却只是零星介绍,并未从整体上勾连出一条清晰的学术线索。而这亦是夏志清研究中的不足。本文拟以其代表作《小说史》为例,从学术史研究中的文学价值,独立批评意识及其文学批评史观的影响这三个维度出发,

对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史观进行深挖和总结。在考察其《小说史》书写背后所秉持的学术价值以及批评尺度的基础上,进而发掘并凝练出其独立的学术品格,厘清夏志清的文论批评线索和批评维度。

一 文学价值乃文学批评的尺度

从学术史构建的角度来看,对学术价值体系以及资源体系的考察,离不开对具体研究对象的学理化探究;而对夏志清文学批评史观的考察,则主要基于对其学术资源体系 的梳理及其学术价值体系的回溯与展望。从1962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伊始,至1991年荣休 ,夏志清可谓成果斐然。而在这其中,《小说史》不仅成为其重要的代表作,也是考察其文学批评史观以及学术史观的重要文献。究其原因,这与夏志清在《小说史》纂写过程中所一直秉承的“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 ”的叙事主旨紧密相关。在夏志清看来:“新文学确有不同于前代,亦有异于中国大陆文学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 正是持这种学术批判尺度,夏志清对中国现代小说史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全面梳理。

夏志清在《小说史》中对相关文学作品的选取以及评述,首先是基于一种“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他认为小说作品以及相关作家能否被写入文学史,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水平” 。其次,夏著中对相关作家的批评,也并非人云亦云,而是具有“自身独特的判断标准” 。为此,王德威曾指出《小说史》“代表了五十年代一位年轻的、专治西学的中国学者,如何因为战乱羁留海外,转而关注自己的文学传统,并思考文学、历史与国家间的关系” 。可见该作的诞生,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另外一方面也与作者对本国文学传统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密切相关。夏著中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发掘,以及对左翼作家张天冀、师陀文学史地位的擢升,可谓石破天惊。而以上作家在之前较为流行的中国大陆文学史著如“王瑶本”“丁易本”以及“刘绶松本”里,却并未被提及或只是被零星介绍。然而在夏志清看来,这些作家作品却足以传世。夏志清曾为张天冀单独立章并指出他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才华的短篇小说家” 。不同于王瑶等新文学史家在文学史编纂过程中所采取的是肯定左翼的立场,夏志清在《小说史》的编纂过程中所坚持的始终是“去左翼” 的立场,虽自成一家,也显示出一定的“偏执”。

至于被遮蔽的张爱玲,夏志清指出:“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有研究者曾就《小说史》中介绍作家的篇幅有过专门统计,结果显示:“张爱玲〉茅盾〉鲁迅〉钱钟书〉沈从文〉张天翼〉老舍〉巴金〉师陀〉吴组湘。” 从夏著中对张爱玲的着墨,可以看出其对张爱玲的倚重以及“偏爱”。而在这之前,张爱玲的创作被归属于沦陷区文学范畴。而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地区文学的“合法性” 问题一直为人诟病,而沦陷区文学也往往被冠以“汉奸文学”的称呼。然而正是由于夏志清的“偏见”,使得张爱玲等一批被遮蔽的作家得以“重见天日”。早在《小说史》正式出版之前,夏志清便已经将其中的“部分章节” ,交由其在台湾任教的哥哥夏济安翻译并整理出版;由此也在台湾引发了不小的“张爱玲热”,一度影响并波及到了香港以及大陆地区。与张爱玲一样受到夏志清“偏见”的还有钱钟书。他认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夏志清在《小说史》中将钱钟书的《围城》,与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相提并论,并认为钱钟书小说中的讽刺水平,甚至盖过了古典小说家吴敬梓。在夏志清看来,《围城》的卓著,主要在于其有统一的叙事结构以及喜剧风格。而对于沈从文,夏志清同样不啬惜溢美之词。他认为沈从文“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他同期作家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的确,沈从文的作品往往给人一种超凡的艺术感,在他那“田园牧歌”和“人性神庙”之中,供奉的是“人性”。而“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 。其实沈从文的书写独特性,不仅体现在这种牧歌田园式的乡土写作,关键是在那个特殊年代能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尤为可贵。此外,在对许地山的文学地位及其文学才能的擢升方面也不遗余力。回顾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历程,尽管王瑶、丁易以及刘绶松都在自己编纂的文学史中,曾多次提到过许地山及其创作,但却无一例外忽略了对其作品《玉官》的解读。然而在夏志清看来,《玉官》却是许地山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因为在这篇小说里,许地山“很成功地采用了理解人生的宗教观点,超越了当时文学作品中流行的人道主义和‘义愤填膺’的情绪。比他年轻一辈的同时代作家里头,只有沈从文具有同样的宗教认识” 。由此可见,夏志清在《小说史》的书写过程中,对作家作品的

品鉴并未受到主流批评界的影响,而是具有自身独立的文学作品鉴赏标准以及批判尺度。夏志清的文学批评,首先是基于作家创作的小说文本。在熟读文本之后,再将其置于中西对比的视域中去进行整体观照,从而得出了较为符合文学审美的结论。而关于文学批评家的这种文学批评的价值审美指向,张光芒曾将其纳入到学术范式的阐释框架中进行构建。在他看来:“可以把学术范式理解为:研究者的知识资源、问题意识之所在,及其研究所显示出的学术方法和价值理念。也就是说,学术范式包括四个层面,即问题系统、资源系统、方法系统和价值系统。” 这里的价值系统指的是文学研究者自身所具有和秉承的文学批评价值尺度和标准。夏志清文学批评史观的形成,一方面与他本身所具有的中西文化视域有着紧密联系,而另一方面也与其所批判的文学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密不可分。

二 独立意识乃文学批评的灵魂

坚持中立且独立的批判原则和批判尺度,这是夏志清《小说史》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偏执”恰好赋予了夏志清以更加中立、平衡以及客观的书写态度。他曾坦言:“我虽然更珍视新文学这个传统,然而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对‘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语见《小说史》初版原序),这个宗旨我至今还抱定不放。” 由此可见,夏志清治文学史时所具有的独立批评意识以及批判立场。在夏志清看来,发掘被文学史所遗忘的作家和作品远比“接着说”更有意义和价值。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界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这里开始,也在鲁迅这里成熟,这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此当我们翻开大量中国大陆学界编写的现代文学史,鲁迅无疑都是被大写以及特写的重要作家。然而在夏志清看来: “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但却纵容、甚而后来主动地鼓励粗暴和非理性势力的猖獗。……鲁迅为时代所摆布,而不能够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这里对鲁迅的创作心理以及创作姿态进行了深入分析,显示了夏志清的“偏执”以及自成一派的批评立场。我们暂且先不论其批评本身准确与否,而应该看到夏志清对于鲁迅本人及其作品都有过深入的品读,并且在中西对比的基础上将鲁迅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而 得出的结论也对后来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产生了一定影响。有论者曾指出:“……当时现代文学界正致力于‘重写文学史’,夏志清的小说史中对现代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评价和论述,以诸种或隐或显的方式进入了中国学者重估现代文学的视野。” 譬如,《亚洲周刊》在20世纪末曾邀请知名专家参与评选“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名前十二位小说中的十位作家中,就有九位曾被夏志清设专章讨论过,而唯一被遗漏的作家乃是《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由于研究资料的短缺,夏志清在当时尚未读过萧红的作品。但后来,他在读过萧红的作品之后还特地指出:“四五年前我生平第一次系统地读了萧红的作品,真认为我书里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在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我计划另写一部《抗战期间的小说史》,把吴组缃、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以及其他值得重视的小说家,予以专章讨论。” 由此可见,夏志清不仅具有批判自觉性,同样也具有文学史家所特有的严谨踏实和勤勉笃行的学术品格。夏志清的文学思想和批判主张汲取了中西的优点,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夏志清长居海外“聆听业师布鲁克斯等人的理论教诲,接触着英美‘新批评’及利维斯的‘大传统’理论的激刺,濡染着西方文学正典的熏陶。” 这段教育背景和学习经历,无疑对夏志清后来的治史理念以及学术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在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褒贬取舍层面,夏志清对西方文学的褒扬明显要高于东方文学。在他看来:“20世纪的中国文学当然也比不过仍继承基督教文化余绪的现代西洋文学。” 显然,这种观点略有偏颇,难道所谓拥有基督教精神的固有西方文学,就一定会优于我国文学吗?毋庸置疑,就中国现代文学的视域而言,我国受到西方文学的滋养的确比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谓的西方基督教文学“优胜说”。只不过夏志清这种站在中西两种学术的比较视野和角度,的确为我们观照本国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找到了某种参考并提供了一定借鉴。

三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史观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1949年以后,在学界,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设置的专门学科而存在。围绕着这段文学史的研究,有学者曾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将1980年以前视为“‘一体化’的左翼学科,而1980 年后,则渐趋多元

与开放” 其实,这种分界还可以更加具化为1980年代中期。尤其是伴随着文艺学方法论热潮的来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也开始迎来了自身发展的一个新时期。诸如“二十世纪文学史”以及“重写文学史” 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逐渐由引进外部向自我内部尝试着重构和突围。与此同时,海外汉学界也以积极的姿态开始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从夏志清在《小说史》中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人文学史地位的肯定;到第二代汉学家李欧梵对鲁迅价值的重估及其以现代性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考量;再到王德威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的论断。海外汉学由第一代夏志清的“被动介入”(严格意义上《小说史》最早引入中国是复旦2005年版,但是早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便已经流入中国大陆),到第二代李欧梵以及第三代王德威等人的“积极参与”以及“主动介入”。中国文学批评逐渐获得了较为宽广的国际视野。而在这其中,夏志清发挥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总结来看,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史观的特点、文学史意义及其局限,可以大体归纳为以下层面:

首先是学贯中西,具有较为宏阔的学术视野。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一方面往往具有着深厚的旧学功底,另一方面在欧美的留学经历又给了他们以系统掌握欧美文学(或文化)的机会。有论者曾指出:“在大量的作家评介过程中,夏先生时常会有精妙的中西文学比照论断。” 也正是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使得夏志清多了一种看问题的视野。进而言之,夏志清的文学批评是在中西两种语境下诞生的多元化结果:一方面他既肯定了在西方宗教的哺育下的西方文学,在某些方面是优于东方(或者称中国文学),然而这种优胜也并非是完全的,而是一种批判式的,东方文学显然也具有自身发展的内驱力。他在《小说史》的序言中写道:“我国固有的文学,在我看来比不上发扬基督教精神的固有西方文学丰富” 。当然,他主要是站在西方宗教与文学的角度来言说,并未真正深入中国宗教以及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层内核。而且他对中国传统文学中,到底有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的判断也是有失公允;而事实上,夏志清在“推崇‘为圣灵写作’的文学价值观的同时,对‘为人类福利写作’的人道主义文学既有批评否定又表同情和理解” 。也可以看出中西两种文化在他身上产生的综合影响。譬如他在评价鲁迅的时候,一方面无法跳出前辈学者对鲁迅文学史地位的固有表述;另一方面他又不完全赞同之 前的文学史论调,而想要建立了属于自身的独特批评品格。

其次,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史观对中国新文学史的书写有着深远的影响。夏著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经香港流入中国大陆 ,当时正处于新时期文学初期,在经历了伤痕文学以及反思文学之后,中国当代文学步入了较快的发展时期。1985年更是迎来了文艺学批评方法的狂欢浪潮,一时间,西方各种理论以及文学作品被推介来华。而夏志清为代表的海外汉学家作品的引入,无疑对当时我国大陆固有的学术理路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后来无论是集体或是个人编纂,基本上都将夏著中所发掘和拔擢的作家如张爱玲、沈从文、张天冀、许地山等予以重视。比如由钱理群等编纂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还专门为沈从文设立专章,并且从“边地湘西的叙述者、歌者;乡村叙述总体及其对照的世界以及文学理想的寂寞” 这三个角度出发,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思想作了总体评价。此外,很多1980年代之后编纂的文学史里,无一例外对张爱玲、钱钟书以及张天冀、吴组湘等给予了较多篇幅的介绍和书写,这不得不说是夏著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再次,夏志清的《小说史》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它在评论中对部分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入发掘,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些具有重要地位作家的评价亦有失公允。不难发现,尽管夏著中对鲁迅与张爱玲分别设章评析,但单从章节篇幅的设置而言,便可以看出作者的批评“偏见”。正如孙绍振所言:“夏先生所写‘鲁迅’一节只有27页,而张爱玲一节却占了43页,不管张爱玲的小说在艺术上有多少成就,但从实际发生的影响来说,张爱玲无论如何是比不上鲁迅的。因为鲁迅是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创了一个时代,又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大师,他又有那么多追随者、赞扬者和批判者,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因此尽管夏志清的“偏见”固然可贵,但作为小说史的编纂者,则需要站在史学意义和文学价值的宏观角度去作出公允评价。为此,陈平原曾指出:“他只履行了批评家的职责,而难当文学史家的重任。” 由此可见,尽管在《小说史》中无论是对文学作品价值的品鉴,还是对某些被文学史遗忘作家的重新发掘都堪称典范,显示了夏志清的独特批评视角;然而当我们站在文学史的角度来考量《小说史》的传世价值,却不免对这其中的政治偏见有所诟病。而且由于诞生于冷战的背景,也给《小说

史》打上了抹不掉的意识形态烙印。

当然,学界还有人就夏著中动摇鲁迅《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地位一说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 “夏志清书中对鲁迅作品有误解或有偏见之处” ;还有人就夏著中对许地山一章的评价部分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其“严重歪曲了事实,从而由偏爱走向了偏见” 。也有学者专门指出了夏著中存在的硬伤,比如关于“鲁迅、巴金、萧军部分的史实错误;郁达夫部分的版本错误;老舍、蒋光慈、丁玲、沈从文、张天冀部分的史料错误等” 。除此之外,还有论者专门撰文谈到了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捧杀”,并且总结出了夏著中存在的一种编写模式,即“只要是反共的作家作品,就伟大,就杰出,就崇高,而只要是共产党的作家作品,就浅薄,就渺小,就拙劣” 。无论这种评价是否中肯或者公允,但这或多或少揭露出了《小说史》诞生于中美冷战时期的大背景,以其在实际的书写过程中,作者所难以规避的意识形态偏见 等。

除此之外,夏志清在对年轻批评家的培养以匡扶新人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比如刘剑梅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道:“他(指夏志清)选择王德威老师做他的‘接班人’,希望哥大的人文传统和中国文学传统能够薪火相传。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博士生仍然非常关心。” 以及“因之一年到头忙着为学生、同事、朋友写推荐信,让他们拿到奖学金、研究费,再不然给他们机会升级跳槽,换到更理想的教职” 。以上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夏志清在提携后进方面的良苦用心,也体现了一位学者的使命、责任和担当。正如他是“以英文版首度向西方” 介绍中国现代小说一样,这亦展现出了他对传播中国文化,以及提升中国文学批评的审美品质所付出的艰辛。

结语

作为一位跨中国古典文学 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夏志清在文学批评领域成绩斐然。《小说史》充分体现了夏氏的批评风格和对文学价值研究的独特视角。全篇从学术史研究的视野出发,以学术价值和独立批判为标尺,为学界发掘并打捞起了之前被忽略和遗忘的作家如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但同样也应指出,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成书于冷战时期的大背景,《小说史》不免打上了政治烙印。然而,当我们重新站在学术史的视域,以批判的眼光来 重新审视夏志清在《小说史》中的学术批评尺度、价值及其文学治史态度,更应该肯定其对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实绩。尤其是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站在更高更大的舞台上去参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之际,对夏志清文学批评思想的梳理和考察的意义便尤为凸显。

注释:

① Liu,C. ( 1961). 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 tion 1917- 1957" ( book review).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1 ( 1) ,80. Retrieved from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 1290383075?accountid=41288

②参见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 年第1期;[美]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汤振纲:《“夏氏范式”与新文学史编著——兼评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邓文华:《论夏志清的中国文学研究遗产》,《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李怀宇:《感时忧国夏志清》,《书城》2016年第2期;夏伟:《对美国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刍议——将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视为汉学共同体》,《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5期等。

③参见徐明旭:《“偏爱”还是偏见?——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许地山章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古远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评论》,《贵族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房向东:《〈狂人日记〉的“缺点”、地位及其他——夏志清对鲁迅的偏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2期;孙绍振:《关于鲁迅和张爱玲的评价》,三联书店(香港)出版社1994年版;袁良骏:《张爱玲研究的死胡同——论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的“捧杀”》,《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宋剑华:《为史需严谨:夏志清〈中国小说史〉勘误》,《中国文化批评》2016年第

2期;

④参见刘畅:《在政治立场与学术探讨之间——评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专章》,《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

1期;吴小攀:《夏志清的文学与生活》,《华文文学》2011年第

1期;张涛:《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建构方式》,《小说评论》2015年第4期等。

⑤参见季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怀念夏志清先生》,《国际汉学》 2014年第 1期;刘剑梅:《永远天真的“老顽童”——缅怀恩师夏志清先生》,《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2期;刘再复:《夏志清先生纪事》,《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3期;陈思和:《假如中国现代小说也有“大传统”——纪念夏志清先生》,《书城》2014年第3期等。

⑥ Lau,J. S. M. ( 1969). HSIA,"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 book review).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8(2),393. Retrieved from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 1290428105?accountid=41288

⑦古远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评论》,《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

⑧ [美]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载《中国现代小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6页。

⑨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9-350页,第163164页,第280页,第303-309页,第145-148页,第160页,第69-71页,第13页,第42-43页,第14页,第11页,第11页。

⑩ Hsia,C. T. ( 1963).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a reply to professor Pruek.T'Oung Pao,50, 428. Retrieved from 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 1303232603?accountid=41288

[美]王德威:《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张涛:《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建构方式》,《小说评论》2015年第4期。

黄涛:《从统计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统计》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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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双向互动”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 16JJD75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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