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研究点滴谈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茅盾研究点滴谈 - 杨扬

主持人语:作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和左翼文学主要代表,茅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本专辑中,杨扬较为全面地回顾了近年的茅盾研究史,强调新史料的发掘对茅盾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赵思运探讨了很少有人关注的茅盾1949—1976年的旧体诗词;蔺春华考察茅盾1953—1966年的日记,重新梳理茅盾这一时期的心态和日常生活;妥佳宁则审视《子夜》评论史,对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中关于《子夜》的论争作出新解读。四篇论文均注重第一手史料的运用,也都对茅盾研究有所推进。

从1950年代起,茅盾研究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镇,拥有一批知名的学者,产生过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1980年代成立的茅盾研究会也曾是诸多学者踊跃参加的学会,人数多达数百;出版的会刊《茅盾研究》,几乎是当时所有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都会关注的。但1980年代之后,情况有所变化。由于对茅盾文学史地位的重新评价以及一些批评意见的出现,原有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热闹景象已经不再呈现,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茅盾研究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新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中,为数不多的研究者还在继续茅盾研究。因此,有一些研究者怀疑,茅盾研究会不会越来越衰落下去?

我个人感觉,不仅仅是茅盾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热转冷的历史性变迁,其他的一些曾经热门的作家研究,像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赵树理研究、丁玲研究、巴金研究、老舍研究等,也经历了这样的变局,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目前的状况未必是坏事,当然更谈不上茅盾研究“衰落”。学术研究本来就是少数人对问题有兴趣,然后进行研究。几百人抱团取暖的热闹场景,未必是一种正常的学术研究状态。从茅盾研究目前的情况看,参与的研究者中,有学术名望的学者不及以往,有 广泛学术影响的论著也不多,但研究的基础依然雄厚,像2016年在上海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茅盾研究会年会,参会代表80余人,均是来自全国各地方院校的研究者。而且,有不少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还在逐渐推进。如新世纪以来,钱振刚教授主编的大型研究丛书“茅盾研究80年书系”以及钟桂松先生主编的新版《茅盾全集》的出版,毫无疑问,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收获。这些研究成果区别于以往研究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研究都是茅盾研究者凭借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课题资助形式完成的。这体现了研究者自己的研究兴趣,或者说,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一种常态。如果说,以往的茅盾研究之所以红火,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茅盾先生的声望而在诸多方面获得帮助的话,那么,今天的茅盾研究,这些曾经的外部因素基本都已经没有了,更多的是研究者出于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走进这一研究领域。如果说,学术研究需要研究者付出很多,那么今天的茅盾研究就是这样一种需要付出很多的研究。

作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茅盾研究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以为史料挖掘得差不多了。在茅盾的文学史评价过程中,恰恰是因为史料的挖掘不够,造成了学术界

对茅盾认识和估价的不够准确和不够充分。譬如,针对茅盾晚年回忆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茅盾在一些史料细节上存在失误和偏差。而另一些人认为,茅盾先生晚年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坚持写回忆录,误记误写之处难免,但整部回忆录总体上依然可信,而且非常难得。对茅盾所写的回忆内容是否属实,最有力的回应就是通过挖掘和阅读大量档案材料和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录来验证。那么,这些档案材料到哪里去寻找呢?从目前所能见到的研究文章反映的材料看,中国大陆各级档案馆披露的史料并不多,比较多的是从台湾获得的解密材料。其中比较集中的解密材料,是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以及台湾“国史馆”的解密材料。这些材料涉及1949年前,各个不同时期茅盾的历史活动情况。将这些材料与茅盾晚年回忆录中的内容相对照,就会发现,很多回忆录中的叙述是可以得到证实的。譬如茅盾说自己曾代理过国民党宣传部长,此前这一职务由毛泽东代理。恰好毛泽东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请假信函中,有这样的内容,原件在国民党党史馆保存。再譬如,茅盾曾希望辞去上海交通局局长的职务,这些相关的书信材料,今天都能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找到。另外,还有一些材料能够旁证茅盾在1949年前的思想状况和社会影响,如1940年代国民党调查机关向蒋介石提供的茅盾情况的说明,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茅盾在桂林以及从桂林赴重庆时的国民党方面的材料。这可以与茅盾晚年回忆录相关内容对照起来阅读,甚至可以丰富我们对茅盾回忆录内容的认识。譬如关于到桂林动员茅盾赴重庆的国民党文化官员刘百闵的情况,以往很少有材料介绍,但从国民党党史馆披露的材料看,他是一位有留学日本背景的文化人,对传统经学有较深的研究,晚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经学,最后在香港病逝。所以,他不完全像茅盾回忆录中所说的是一个“党棍”,而是一个有专业背景的文化官员。另外,茅盾在回忆录中提及,陪同他从桂林一路到重庆的两个国民党特务一直在监视他。但这两个执行公务的特务最主要的任务,还是保护茅盾夫妇免遭土匪的侵害。因为抗战时期,西南一带匪患猖獗。茅盾等著名文化人作为蒋介石邀请的客人,从桂林前往重庆的路上如果遭遇匪患或意外,吴铁城、张道藩等是没法向蒋介石交账的。所以,这两个特务可以说是茅盾的贴身警卫,一直跟到重庆就算完成了护卫任务。再比如,茅盾回忆1946年访苏的延期问题,从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材料看,主要还是苏联 方面以及外事部门将邀请函呈送审批机关时出了偏差,将茅盾出国的邀请函呈送到教育部,而教育部的回覆意见很清楚:茅盾属于社会自由职业,并不是教育部所属人员,教育部无权接受邀请函和审核批复。这样的公函往来,延误了原有的出访时间。当然,无论从苏联方面还是后来新闻媒体上对茅盾访苏的宣传报道,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无疑扩大了左翼文学家的影响,所以很多人包括茅盾本人认为国民政府方面的拖延是故意刁难。最后托了沈钧儒、邵力子等,在王世杰的帮助下,顺利通过审核拿到护照,得以访苏。有关这一过程,在一些《茅盾年谱》中有记录,但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的《王世杰日记》,未见有相关记录。 估计这位党国要员对这样的举手之劳的事,并不在意。如果真是国民党方面对茅盾出国设置障碍,而王世杰从中斡旋完成,那他应该会作为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记录在案。所以,研究茅盾,解读历史语境中的茅盾,依然需要我们对茅盾相关的史料做进一步的挖掘和梳理。

最新的茅盾研究中,与一些新材料的挖掘、解读相关的研究,从我个人角度来说,2017年有几篇论文比较感兴趣。一篇是发表在2017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雷超对茅盾与《时事新报》关系的研究。 她列举了新发现的一组茅盾早年的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在《时事新报》上。有关茅盾与《时事新报》的关系,茅盾自己在晚年回忆录中,有比较明确的说法,这就是“五四”时期,他向《时事新报》投稿,当时的主编张东荪非常赏识青年茅盾的文章,认为是发现了一个新人。至于器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曾要求他代理主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相应的另一个问题,是茅盾与陈独秀的关系。茅盾是如何结识陈独秀的,这在茅盾研究中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说明。一般只是照茅盾自己的说法,陈独秀1920年到上海不久,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1920年10月茅盾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联络员。但问题是陈独秀怎么会让茅盾担任联络员的?从《张东荪年谱》提供的材料看,陈独秀1920年到上海后,最初想联络的对象是张东荪,因为张东荪当时在报上讨论社会主义问题,陈独秀希望张东荪能够加入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来。但张东荪在思想上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很有可能,张东荪将自己非常赏识的青年才俊茅盾引荐给陈独秀。李汉俊当然

也是围绕在陈独秀身边的年轻人,茅盾与他年龄相仿,应该说都是陈独秀的追随者。另一篇是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妥佳宁研究《子夜》的文章③ ,这篇论文关注实业兴国的思想来源以及茅盾的态度。《子夜》中的吴荪甫可以说是实业救国的践行者,但他最后的结局是工厂倒闭,事业受挫。茅盾在《子夜》中,对吴荪甫这个形象寄予了某种同情,但在1930年代的中国政治语境中,吴荪甫们注定没有出路。妥佳宁在分析《子夜》时,梳理了大革命时期茅盾对于实业救国问题的一些思考。换句话说,《子夜》中的这一条思想脉络,是有其现实基础的,早在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茅盾就有所接触,并产生共鸣。根据妥佳宁论文提供的线索,我联想到2016年第十届茅盾研究年会上,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罗维斯博士的大会发言,主要是对茅盾1920年代小说《动摇》中的商民运动以及工商冲突的描写进行分析。④或许是茅盾从小生长在商业气息比较浓厚的浙西杭嘉湖地区,对工商人士的生活比较熟悉。而且,杭嘉湖地区对外交流频繁,很多家庭都是亦农亦商、农商兼具。这也许就是茅盾对大革命时期少数人针对小商人的某些过激行动持有保留态度的原因。茅盾的这些看法,可以说是终身没有改变,在晚年回忆录中还批评这种过激行动。或许仅仅指出茅盾对1920年代过激主义的批评,以及对工商人士的同情还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让人们意识到茅盾作为一位小说家,他对于自己观察、体验和情感的忠实,常常会有意无意间超越特定时期政治理论的规范。所以,《动摇》等系列作品,包括《子夜》和《林家铺子》等作品中,对于工商人士以及实业,茅盾都是持有深深的同情和理解,这不仅构成了他小说创作中的一条脉络,也是他小说创作中的一个亮点,体现了一位真正的小说家听命于内心的律令和真实的情感。

如果单纯地从茅盾研究角度来看各种研究论文和论著,应该说有新意的成果还是不少,所以有研究者曾说,茅盾研究的学者近几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拼”的。当然,与鲁迅研究相比,无论数量或质量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不少研究只是翻来覆去炒炒冷饭而已。茅盾研究应该内外兼修,不能满足于茅盾研究一个领域,而是要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互通声气,换句话说,茅盾研究虽然研究的是茅盾,但问题应该触及学术研究的普遍问题。跨出茅盾研究领域,才能够获得学术界的 重视和尊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茅盾研究中那种“单打独斗”的遗风并没有彻底破除,尤其是这种遗风与“唯我独尊”的学风结合在一起,常常成为禁锢创新的力量。记得曾有文章说茅盾先生生前反对鲁迅研究中的形而上学的僵化思想,反对神话鲁迅。⑤同样,茅盾研究中也应该有一种宽容而开放的态度,以应对各种研究提出的问题与意见。某种研究能不能超越单一的研究领域而对整个学术研究起到促进作用,或引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这与某种研究的开放格局、包容程度有很大关系。事实上,目前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几乎无一例外都无法做到引领中国学术的程度,这与研究的视野、格局有关,也与长期形成的研究氛围有关。

茅盾研究在新世纪以来,拥有多方面的发展潜能,除了中国茅盾研究会获得很多地方院校的研究者的支持之外,茅盾研究还吸引了海内外的研究者借助研究茅盾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相关的问题。譬如2016年7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举办了远东文学研讨活动,以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作为会议主题。⑥这是国际汉学研究中,研究者们向一位中国现代文学家表达敬意,同时通过茅盾研究来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事实上,茅盾研究与鲁迅研究、巴金研究、老舍研究、丁玲研究、赵树理研究等具体研究一样,孕育着发展生机。这不仅表现为研究者的研究热情有所回升,由一个时期的怀疑、茫然、不知所措,到目前重新捡拾起问题,专注于研究;而且,研究领域的确有新的拓展。以茅盾研究为例,近些年知网期刊数据库所收录的有关茅盾的研究论文,数量基本稳定,而且是在逐年上升;参与茅盾研究会的年轻会员人数也在逐年增多。中国茅盾研究会于2018年4月底,在贵州举办首届茅盾研究青年论坛。⑦浙江传媒学院与浙江桐乡市文化局联合,成立茅盾研究中心,出版《茅盾研究年鉴》。⑧在对茅盾文学思想以及研究的侧重点上,茅盾研究也展示了新的姿态。如王嘉良在《茅盾的“矛盾”人生与现代作家的复杂样态呈现——置于中国20世纪复杂文化语境中分析》,对于茅盾的复杂性的强调,上升到中国现代作家所处的特殊生态语境中来分析;阎浩岗在《茅盾与20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一文中,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土地革命问题的小说文本的脉络线索加以梳理,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展示了茅盾小说的价值。⑨在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化之后,重新再来研究茅盾,一些研究者也有非常鲜明的反思态度,如赵思运在

《茅盾译诗的症候式分析》中,指出茅盾早期在诗歌翻译上存在着诗意不足的问题,联系到茅盾长于史诗性描写的文学特点,这种翻译活动中存在的症候式现象,或许不是一种孤立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创作现象,涉及到茅盾的文学意识和创作的诸多方面。⑩

当然,对茅盾文学思想的探究,对茅盾研究而言,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除了立足于史料,还得益于开阔的视野和深入思考。我觉得茅盾与政治以及茅盾与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茅盾最值得关注的两个领域。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最值得探讨的命题,也是中国文学最具现代特色的问题,到目前为止,理论上的论述并没有提出有效的思考和范式。在文学史研究中,比较多的研究也只是拘泥于一些作家个人之间的恩怨得失等细节材料,很少有那种立足于现代社会、文化变化关系的理论论述。作为一种研究参照,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有一种回暖趋势,但其中也有一些现象值得关注,这就是将鲁迅与同时代人割裂开来的现象,把鲁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唯一代表,似乎其他作家都不如鲁迅。在这样的视野下,不仅鲁迅的论敌失去了文学史研究的独特价值,就是茅盾等昔日与鲁迅并肩奋斗的战友,也成为鲁迅的“附庸”,似乎都因为与鲁迅有关,这些作家作品才有了自身的价值。茅盾一生都没有改变左翼作家的创作姿态,病逝之前还上书中共中央,希望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样的人生态度和政治立场,与其文学理想的追求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不能回避,也不能以今天的语境来简单地看待,而是需要在历史过程和历史语境中加以仔细分析。

另外,茅盾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茅盾与上海的关系,值得深入的研究。从个人生活角度看,上海是茅盾文学事业最早起步的地方,他在上海先后生活近20年,是他一生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之一。从他的创作情况看,城市生活经验是他文学创作中最着力表现的对象,《子夜》开创了以现实主义笔法史诗般地描写上海城市生活的现代模式,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以往对这些都市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比较多地揭示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也就是强调阶级斗争的内容。但事实上,这些作品的内涵应该是比较丰富的,这其中就包含了三十年代中国城市生活经验的文学转化内容。换句话说,《子夜》同时也是一幅当时都市生活的风俗画,就像左拉对于法国社会自然主义描写揭示出很多 当时社会生活的世相一样。不仅如此,茅盾还将对城市生活经验观察的手段,延伸到对江南乡镇生活的观察上,他的一系列反映江南乡镇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不同于很多乡土作家的创作之处,就在于茅盾是带着城市生活的眼光来审视乡土生活,所以,他对乡土生活给予了比较多的反省,与废名、沈从文等将乡土生活理想化、诗意化的处理有所不同。茅盾的这种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着自己的影响和脉络,包括姚雪垠、柳青等一大批作家,都受到了他的影响,有的文学史以“现实主义道路”来命名这种影响。总之,茅盾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正在逐步提出自己的研究问题,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注释:

①参见林美莉编辑校订:《王世杰日记》,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2012年版。

②雷超:《茅盾代理〈时事新报〉主笔史实及新发现的佚文考证》,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4期。

③妥佳宁:《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

④罗维斯:《游移的官商与盲动的农工:《动摇》中的商民运动与工商冲突》,载《茅盾抵沪百周年纪念暨第十届全国茅盾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⑤阎愈口述、阎喜记录整理:《茅盾:反对神化鲁迅》,载《文汇读书周报》2016年8月15日。

⑥李逸津:《开启茅盾研究的新阶段:第七届远东文学研究暨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3期。

⑦参见中国茅盾研究会青年论坛征文通知: http://news.gog. cn/system/2018/01/016441015.shml。

⑧参见赵思运、蔺春华、张邦卫主编:《茅盾研究年鉴( 2014-201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张邦卫、赵思运、蔺春华主编《茅盾研究年鉴( 2012-2013)》,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

⑨王嘉良:《茅盾的“矛盾”人生与现代作家的复杂样态呈现:置于中国20世纪复杂文化语境中分析》;阎浩岗:《茅盾与

20世纪中国土地革命叙事》。参见《茅盾抵沪百周年纪念暨第十届全国茅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⑩赵思运:《茅盾译诗的症候式分析》,载《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

(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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