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界的王安忆城市写作研究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台湾学界的王安忆城市写作研究 - 李馨

摘要:台湾学界对王安忆的城市写作研究主要集中在“怀旧上海”、书写物质和“我—城”关系三个方面。台湾自身都市文学的发达,王安忆城市写作的特质及其与张爱玲写作的相似性,是王安忆的城市写作受到台湾研究者重视的重要因素。相关成果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王安忆的写作和城市文学有所启发。关键词:王安忆;城市写作;台湾学界

1984年9月,台湾杂志《文季》双月刊第9期在台湾首次介绍王安忆作品《本次列车终点》,这是她第一次进入台湾读者的视野。 随后,台湾地区陆续出版多部王安忆作品集,至2015年,台湾麦田、印刻与九歌等出版社出版有王安忆的小说、散文等四十余本,其中不少作品甚至先于大陆地区出版。三十多年来,王安忆一直深受台湾研究者关注,根据台湾相关文献数据库得到的搜索结果,王安忆的受研究者关注程度仅次于莫言。 在对王安忆的研究中,城市写作成为研究者甚为关注的主题。这些主题主要集中在“怀旧上海”、书写物质、“我—城”关系三个方面。

一 怀旧上海

上海这座城市被认为是王安忆的写作中心和重心,《长恨歌》是写上海的典型文本,许多研究者注意到其中 的“上海怀旧”问题。

黄宗仪在《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谈老上海的怀旧论述》中,提到了全球城市的自我塑造问题。 他认为“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仰赖两种镜像,一面镜子映照世界知名的全球城市来寻求可参照的先例,另一面镜子映照城市过往历史,以便向内寻找历史偶发事件来证明城市本身具备全球化的条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恰是这两种镜像的交汇之处:“老上海的租界世界主义历史吊诡地证明了上海是今日得天独厚的全球城市。”因此他把上海怀旧语言看做是“全球城市”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

在这种文化研究视角下,黄宗仪认为王安忆的散文《寻找上海》和小说《长恨歌》是要写出“上海怀旧”的破绽,试图用文学中的城市书写所代表的感知空间来质疑政治经济学话语代表的规划空间。小说和散文都在表

达,只有里弄的日常生活和扎实绵密的日常情感才是真正老上海的精魂,是最应该被怀旧的东西,也是当下的全球化中不应当(却已经)被丢失的东西。

但是,黄宗仪认为这样的反抗是无力的,这种“将生活细节标识化”的怀旧叙述终究要崩解。《寻找上海》的问题是,当王安忆在面对上海发展遭遇的问题,即全球化的华丽空间并非小市民的生活空间时,她试图以各种方式在老上海“寻根”来表达疑惑和反抗,然而当她作为游客面对香港的繁华却迅速“沦陷”了,而并未意识到香港居民可能同样有着日常生活与全球化城市的冲突和妥协。《长恨歌》的问题则是,王安忆将老上海的灵魂寄托在王琦瑶一个人身上,使得老上海随着王琦瑶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从正面显示了这种怀旧的脆弱性;小说将里弄生活描绘得十分细微,以至于不受外在环境影响而自成一格,则从侧面(反面)反映出这种怀旧和上海精神的不可靠性。这一见解非常犀利,显出了王安忆的城市写作的盲视之处和或许她都并未察觉的偏见。

黄宗仪因而得出结论:用细节书写留住老上海的“真实面”的做法,并不能给日益同质化的全球都市空间增添色彩,因为再怎么重唤老上海灵韵也难以挽救全球时空压缩下不断流逝的生活空间。历史发展既然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日常生活依赖的地理空间如果消失,历史也可能随之飘零溃散。召唤原汁原味的老上海并不足以充分消弭全球城市特殊地景与文化带来的各种冲突,甚至于怀旧论述所呈现的历史深度感常常只是全球城市为求落实资本主义规划空间所创造的文化资本(culture capital)。

黄宗仪的结论可与大陆学者王晓明的观点形成有趣的对读。王晓明在分析《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时认为,王安忆之所以书写如此多的感性细节是因为“对于那总要用概述来遮蔽现实的意识形态,多样的细节是最有破坏力的。这是一种重压下的反拨,一种看成是自觉的对抗,它既是针对身外的恶劣和麻木,也是针对心内的沮丧和悲哀。” 王晓明认为这种写作在落脚于社会时看似无效,但实际上这种“浪漫”的气质是对现实的反抗,是大作家的气象。面对王安忆同样的文本,王晓明和黄宗仪得出不同的结论,显示出研究者对“文学和社会”这一经典议题的不同认识。

在《挥之不去的媚/魅影——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城市怀旧书写》一文中,赖佩暄认为对《长恨歌》的理解要建立在两个背景之上。 一是1980年代兴起的老 上海怀旧热的怀旧对象并非早期的吴江小渔村,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繁花似锦的都会风采,因而上海怀旧是属于“城市怀旧”。二是上海这座城市和女性具有同构关系:城市的特质使女性在城市中更容易生存发展,更容易摆脱乡土中国的沉重负担;上海的被殖民身份,使得上海处于“雌性/女性”的地位;展示出城市丰富形态的,往往是各具风姿的中西女郎,故而上海可称是一座“女城”。因此,《长恨歌》将西方殖民者所造就的上海‘女’城形象寄托在王琦瑶身上,是顺理成章的,并且处于从韩邦庆到“鸳鸯蝴蝶派”、茅盾、“新感觉派”以至张爱玲、苏青等人创造的“上海——女性”这一文学传统之中。王琦瑶弄堂女儿和上海小姐的双重身份代表的是“繁华是表,平实是里”的老上海生活。但是1980年代以后,她弄堂女儿的身份被淡忘和上海小姐的身份被突出,意味着老上海的怀旧热潮只集中在繁华的一面,而失去了日常的平实,老克腊等带有恋物感伤性质的虚空怀旧与王琦瑶带着沉重历史感的怀旧成为鲜明对比,充满女性风采的“上海媚影”在这种虚浮怀旧中变成了魂兮归来的“老上海魅影”。作者认为王安忆这样的写作,是以反讽的笔法,对1980年代以来逐渐流于肤浅表象的怀旧想象与迈向全球化城市愿景表达了忧虑,但是作者同时也认为,这种写作却同时彰显了物质、消费、时尚,恰恰是上海怀旧的强大推动力和难逃的宿命。

赖佩暄的论文使我们对《长恨歌》的理解有所加深,更梳理了一条百年来“上海——女性想象”的写作脉络,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从女性角度理解上海、理解城市写作的新思路。

二 书写物质

台湾研究者对《天香》的理解集中于对物质的理解。这些论文细致、深入,具体到《天香》中香气、工艺的形成,明朝对物质文化的崇尚和明朝消费社会的风气等方面,显示出与大陆研究者不同的兴趣。

张宏琴在《香气、工艺、女性情谊——王安忆〈天香〉探析》 中引用了许多晚明社会生活史方面的论文和专著 ,以近乎考证的方式探析《天香》中出现的各种物质。作者对香气中涉及的植物之香、饮食之香与制品之香,工艺中涉及的园林和刺绣,都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和发展流变的梳理。《天香》的故事发生在晚明,张宏琴对这一时期的士人生活也进行了详细介绍,包括总体生活由雅趋俗,物质上追求适世乐生、精神上追求艺术化等

特征。张宏琴认为,《天香》中的物质和文化之间有密切联系,无论是熏香、墨香、茶香,还是饮食或者种植,尤其是刺绣和建园,都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尤其是刺绣,是凝聚于小说中的物质文化的标识,女人情谊与绣艺一体两面、相得益彰:绣艺让女人情谊得以存在,女人情谊让绣艺流传不绝。这篇论文虽然缺失一些抽象的论点和主题的提升,但是如此细致的背景介绍和物质分析,对于《天香》这样一部注重以物质依托来书写上海前史的小说而言是十分切合主题的。

郑颖重视《天香》对物质文化的关注及其对物质书写传统的承继。在《物质不灭——〈天香〉,王安忆的上海繁华过眼录》中, 作者提到,从晚明开始,“消费”与“消费文化”这一新的文化现象开始出现,奢侈风气有了更丰富的特征并首次波及社会中下阶层,社会进入了消费/物质、欲望/需求交互作用的时代。此时的江南,营造园林宅邸和进行艺术品收藏这两大文人独有的消费活动,因为其中蕴含的“雅”和“闲隐”趣味而成为富人普遍追逐的时尚,而雅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各种“长物”的品赏中,这正是《天香》选择晚明作为故事背景的原因。因为正是在园林和奢侈品二者的融汇之下,《天香》的场景才立体繁复地构建起来。论文主题的“物质不灭”则是指,王安忆将“永恒”寄托于实体的刺绣,万事速朽而物质不灭:“王安忆用天香园绣,预示永恒的价值。”

同赖佩暄为《长恨歌》勾画一个“上海——女性”写作的谱系一样,郑颖将《天香》放在了一个物质书写的传统中,她认为“在物质文化的倾注中,《天香》重叠“刺绣”织工与织品身世,重新溯述上海的繁华过往,进一步延续了古典小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物质书写传统。

王德威为台湾版《天香》作序,认为“《天香》意图提供海派精神的原初历史造像,以及上海物质文明二律背反的道理。” 《天香》依托于物质文化书写了上海的过往传奇及其始终具有的“持盈保泰”的海派精神,因而具有城市寓言的意义。

石筱佩从诠释学和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天香》,认为《天香》建构了想象中的上海,使小说具有地域小说特色,既创造了“地方感”,也完成了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在天香园内,以人物移动为线,历时串联起空间,在天香园之外,又有着历史变化更迭,两者交互融合。因而《天香》是借申家园林“天香园”的兴衰盛 败,探究晚明时代的上海的兴衰。

如郑颖所言,物质书写传统在新文学中一直属于隐而不显的地位,相关研究也相对薄弱,台湾研究者对物质和物质文化的研究十分贴合《天香》的主题和小说气质,这些研究成果提示我们关注文学中的物质书写传统,并提示我们思考物质书写和研究匮乏的原因。

三 “我—城”关系

在台湾研究者看来,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书写属于“我城”书写,许多论文追溯王安忆三十余年的写作历程,对于王安忆写作中的“我—城”关系及其流变进行梳理。

有论者将王安忆与程乃珊、陈丹燕对比,研究王安忆对上海的身份认同的发生和发展,认为王安忆缺少对上海的家族记忆并因此带来无根的感觉,让她对上海有一种焦虑和疏离感,因此一直以边缘视角看城市。但是,王安忆对城市的认同感逐渐发展,上海的复兴与唤醒在她心里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张爱玲热逐步深入地唤醒了王安忆的都市感觉与城市认同……她不自觉陷入了如张爱玲曾经对上海的冷眼与旁观,进而转变为一种对上海的情感与关怀。”

郝誉翔认为《遍地枭雄》体现了王安忆对时代、社会的态度上的巨大变化:“王安忆终于摆脱了‘张腔’的绮丽缠绵,也告别了她过去反复书写的、一群关在客厅和卧室里不顾世事的小布尔乔亚。这一次,她走出上海的弄堂,才恍然发现时代已经改变了……而小说中的人物不可避免都要汇入其间,搭上了时代的脉搏。”王安忆对时代的认识发生转变,使得《遍地枭雄》在内容上和语言上也都有所转变,表现了时代巨变下上海的风貌,正是这种写作的突变,使得郝誉翔认为王安忆突破自身写作局限而写出了时代感,由此超越了许多同时期的大陆作者。

石晓枫关注《纪实与虚构》》中体现的“我—城”关系。他认为这部小说的叙事者身处城市边缘,以本雅明“拾荒者”式的视角发现隐匿的城市,“漂流者”的身份使叙事者对城市精神的吸纳是既抗拒又融入的。抗拒之处在于叙述时显出的距离感,融入之处则在于小说中能看到叙事人深受上海的影响:叙事者在整部家史的缔造过程中都充盈着对具体可见的“物质”的信任与眷恋;叙事者宁愿放弃事实依据而将祖先安置为一个辉煌灿烂的形象,说明“作家‘我’在对事物的观察与人情

的进退中,其实无形中已经融入了道地的上海社会、上海氛围。”

朱建忠也关注王安忆都市书写中隐藏的写作态度,饶有兴味的是,他选择将王安忆与台湾作家朱天心并置讨论。认为王安忆和朱天心都经历过两岸各自的历史变革,在进入历史大变动的新阶段后,她们最致力的都市书写仍旧背负着前一时期的负担。

朱建忠勾画了一条王安忆创作中的思想走向,在经历了早期的知青小说写作后,王安忆在寻根小说和女性小说创作中,逐渐建立了主体意识。而《叔叔的故事》等时间相近的几部小说,则是王安忆在遭遇精神危机之后尝试建立新的主体性,这使得王安忆在后续出现的都市书写中,有了较为稳定的主体意识和价值理想。《长恨歌》虽然是王安忆都市书写的代表作,但它并非借怀旧之名消费上海,而是写出上海昔日的旖旎华丽及其虚妄,在众人歌咏上海的时候表达了对都市现代化的疑虑。《长恨歌》之后的一系城市题材作品如《妹头》《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作者将其定位为“以都市民间或江南市镇来作为寄寓小说家理想的场所”。对于其1990年代末以来的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更可以看到王安忆对都市生活的拒斥,朱建忠将之定义为“知青文学”的新发展。朱建忠发现,王安忆置身在后新时期资本主义浪潮下的中国都会,却在写作中采取了“审美”的方式,重新肯定知青时代的某种生活方式或人性美德,她“或许并不期待中国倒回到乡村时代的生产方式,但是却召唤这种生产方式下的人性或文化价值,借以对照制度化的都市生存感受。这仿佛是一种乡愁,在审美中对乡村这一文化空间‘去历史化’的乡愁”。

“海派传人”是台湾的研究者对王安忆的集中定位,许多论者认为“海派精神”在她的城市书写中有较多体现,且多与张爱玲的写作做类比。

石晓枫认为《长恨歌》是海派传承的代表作。从书写内容来讲,《长恨歌》用王琦瑶代表上海,以言情的内容取材方式,书写王琦瑶“从俗入流的心”和“实际”的生活态度,呈现了俗民生活,这是海派书写的惯常内容;从对物质和世界的认识来讲,《长恨歌》对衣装的抬举和“小题大做”,及物质背后透出的虚无感,与张爱玲的服装哲学旗鼓相当。

陈碧月用“顺境时,乘风而起;逆境时,韬光养晦”来形容海派文化安身立命的精神,她认为《长恨 歌》借王琦瑶表达这种上海精神,延续上海独特的城市传统。从写法上来讲,《长恨歌》在历史的情境中展开城市的日常经验,尤其重视细节的雕琢,将书写重心放置于表现日常生活的况味,其中表现的市井意识,是海派小说的基调。同时,文中被津津乐道的城市意识,因其城市历史都由女性去承载,因而都有一种女性化的特质。

结语

王安忆的城市写作为什么受到台湾读者和研究者的重视并且有许多丰厚的研究成果?这涉及众多因素而难以一一辨析,但其中有些主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台湾城市化程度高,城市经济是台湾经济的中心和主导力量。 台湾都市文学感应着新的都市文化意识而产生,“都市文学已跃居8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 较为丰厚的都市文学发展传统,使得台湾学者面对王安忆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书写时,有较好的接受能力。其次,从城市化程度来讲,中国内地最接近台湾省的行政区就是上海:“1992年,台湾城市化水平已达80.3%”, 2000年中国内地城市化最高的省级行政区为上海,城市化水平为88.31%。王安忆“城市写作”中的主要经验都来自于对上海的感知,这无疑使得台湾读者更容易成为王安忆的“城市写作”的知音。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是在台湾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在对王安忆的研究中,每当涉及“城市——女性”和“物质”以及“海派精神”等主题时,台湾研究者总是习惯于将王安忆和张爱玲进行并置讨论。与张爱玲在写作上的相似性,为台湾研究者对王安忆研究提供了一种兴趣或者入口,台湾地区较为充分的张爱玲研究情况,也会使得研究者在面对一位同张爱玲有一定相似度相似的作家时,有了较好的阅读准备和研究储备。

从韩邦庆到王安忆、陈丹燕、程乃珊等人的上海书写,台湾研究者正是在这一传统和背景中理解王安忆的城市写作,他们对王安忆小说中“上海怀旧”“物质书写”“我—城”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增加了大陆研究者对王安忆城市写作的理解,也启发、开阔了大陆的城市文学研究思路。相信在两岸持续的文学与学术交流中会不断有新的闪光点出现,扩展我们对两岸作家、对文学的认识。

注释:

①陈信元:《从台湾看大陆当代文学》,丛强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②数据来源于“国立台湾图书馆”数据库、airitilibrary 学术文献数据库、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等。

③参见黄宗仪:《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谈老上海的怀旧论述》,载《文化研究》2005年第一期。

④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张新颖、金理编《王安忆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7页。

⑤赖佩暄:《挥之不去的媚/魅影——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城市与怀旧书写》,载《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8期。

⑥张宏琴:《香气、工艺、女性情谊——王安忆〈天香〉探析》,载《新竹教育大学人文社会学报》2015年8卷2期。

⑦所引文章有《香气与快乐的关系》《中国饮食文化史》《佛教的香与香器》《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奢

侈的女人:晚明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茶香与美味的记

忆》等。

⑧郑颖:《物质不灭——〈天香〉,王安忆的上海繁华过眼录》,载《中国现代文学》2013年第23期。

⑨王德威:《虚构与纪实——王安忆的〈天香〉》,《天香》序言,麦田出版社2011年版。

⑩参见石筱佩:《论王安忆〈天香〉城市空间书写》,载《问学集》2012年第19期。

参见薛雯珊:《后新时期的上海图像——以陈丹燕、程乃珊、王安忆之都市散文为主》“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见郝誉翔:《二十一世纪的巨变——读王安忆〈遍地枭雄〉》,载《文讯》2005年第240期。

石晓枫:《论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中的个人与城市》,载《国文学报》2001年第30 期。

参见朱建忠:《历史创伤、精神危机、自我救赎/放逐:论朱天心与王安忆的都市书写》,载《清华中文学林》2005年第

1期。

石晓枫:《论王安忆〈长恨歌〉的海派传承》,载《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季刊》第11期。

参见陈碧月:《“海派文学”的女性特色——以王安忆、陈丹燕、卫慧九 年代的作品为例》,载《景文学报》第十八卷

第二期。

相关数据及结论参见李非:《论台湾城市化的形成与发展》,载《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4期。

黄凡、林耀德:《〈新世代小说大系·都市卷〉序》,希尔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

杨荣南、张雪莲:《台湾省产业结构演进与城市化初探》,载《经济地理》1996年第16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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