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飞《惊蛰》的叙事伦理

摘要：海飞的长篇小说《惊蛰》，虽然以“谍战小说”的面貌出现，披着令人扑朔迷离的故事外衣，以及充满魅力的奇特构思，但其中却蕴藉宏阔的历史感和丰厚的文学性。尤其是强大的文本张力、想象力和虚构力，使其展示并透射着历史复杂变局中人性的裂隙、善恶、真伪，以及个人信仰的维度、灵魂的渴望、复杂社会关系之间的博弈与纠结。我们可以将其当作是另类的“历史叙事”，而且可以视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新文本形态”和叙事伦理的凸显。关键词：海飞；《惊蛰》；历史；人性；叙事伦理

我们熟悉海飞的小说，也熟悉他作为编剧而拍摄的诸多电视剧。我们惊异于海飞这两套笔墨的并存，他写了那么多的电视剧却没有将小说叙述这支笔写坏。我们认为，海飞与电视剧，海飞与小说，这三者之间有着某种极其微妙的联系，这也严峻地考验着海飞的叙述定力。其实，尽管海飞很多的电视剧收视率不低，但从海飞在小说方面的结构力，讲故事和塑造人物这些能力和才华来看，海飞的电视剧，并没有真正完全地实现他的虚构梦想和文学诉求，我们清楚电视剧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门类，制片人、导演和演员，甚至道具，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决定一部戏的成败，从而改变文学性在影视剧中的艺术主导精神，而这是一个编剧根本无法掌控 的。小说则不同，作家在自己纸上的王国里，是一个乾坤独断的皇帝，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艺术构想、经验、情感释放的端口，都统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展示出来。也就是说，作家的才华和能力，只有在小说中才是有保障的。说这些，其实还是在想，海飞应该尽早地从影视剧的叙事圈套里逃离出来，全身投入小说的写作。因为，一个作家的叙述能力，终究还是体现在文字的空间和弹性里，而不是一味的紧密的连续动作和画面。当然，这两种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我们从这部长篇小说《惊蛰》中，其实已经窥见了海飞在叙述技术层面所显现出的某些尴尬和逼仄，以及其中埋藏的很多遗憾，我们也能感知到他叙述中的自我博弈。小说和电视剧之间，在叙事方面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兼容性，这两种艺术样式在写作上的“和

而不同”，对于一位作家的想象力和表现方式来说，需要怎样的转换和调整，也许只有写作者才深谙其中的况味。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海飞还是让叙述保持在一个非常值得令人称道的水准，显示着他叙事的从容和自信。我们非常相信海飞的结构力，严丝合缝的情节和故事编码，使他在进入历史和人性的时候，表现出极其开阔的叙事气度，激烈的事件、叙事的细密的纹理，在情节和虚构中，他能够调动出一种激情，来展现历史烟尘中的豪情正义，及其被重新唤醒的生命和人性，从容不迫，并且竭力地发掘，呈现出人的最真实和隐秘的内心图景。可以说，近些年“谍战小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或影响了阅读甚至文学的生态，增加了文学叙事更多的可能性，但现在，当我们谈起“谍战小说”的时候，首先，是我们就已经将其“类型化”了，写作者似乎也正在逐渐自觉地确定它的写作模式，对它具备的元素和结构方式了然于心，轻车熟路，而这样反而缺乏了创造性，使这条路日益狭窄起来。这很可能就此终结了这类小说写作新的可能性。作家们也感到了文学叙述的“文体压力”，这就使得许多作家刻意在小说的“文体策略”上，更加讲究技术层面的修辞方法，无论什么样的题材——历史还是现实，都试图赋予其新的、极具个人经验的存在形式和内在意义，从创作主体种种形而上的写作意图出发，制造出看似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镜像。而对于个人经验的强调，使得长篇小说叙事的内在激情日渐冲淡，有时还不惜“牺牲”故事、细节和人物等小说的基本元素，宏大的、历史的、思想的内涵，则渐渐消失在文体艺术创新的旗帜之下。但海飞的这部《惊蛰》没有刻意在主题上寻求新奇，而是精心地考虑故事和人物在结构中的重心和张力，因此整体结构和内蕴上别有深意。海飞一直都在努力地摆脱模式化的侵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不必简单将其归入“谍战小说”的范畴来考量。谍战，在《惊蛰》这里，似乎仅仅成为一件令人扑朔迷离的外衣和充满魅力的道具，其中蕴藉的历史感和叙事的文学性，尤其是强大的文本张力、想象力和虚构力，使其展示并透射着人性裂隙中善恶、真伪，以及个人信仰的维度、灵魂的渴望、复杂社会关系之间的博弈与纠结。我们可以将其当作是另类的“历史叙事”。可以说，好的小说，都应该是一部有关人物命运与抉择的修辞或传记，也许这些，才构成一部小说虚构的令人信服的可能性空间。如 何走进人物的灵魂里去，才是一部小说成功的不二法门。进一步讲，这部小说体现出海飞探触这类题材的深广度的自信和能力。这也是一个作家摆脱“类型”书写的重要路径和写作伦理的重新选择。而如何更好地把握、处理这类题材，才能突破或补充其它主流文学或文类的写法和欲望，重塑这类题材“类型化”的叙述格局，对作家的确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最近一段时期，关于历史叙事，尤其近现代史的叙事，出现许多的纷争，其实这就是一个文学叙事伦理的问题。海飞聪明、智慧地避开了意识形态叙事视角的暧昧，彻底选择了人性及其审美的维度，让文学性、虚构、悬疑和人性，成为叙事的直接动力，历史的情势在人性的展示和各种力量、势力的博弈中，自然呈现出来。这样，历史的“众声喧哗”就在还原已有的生态时，有了一个不带有任何武断、现实偏见的姿态和心态。

评论家施战军在这部小说的推介语中说，海飞将这部“瓷实”的作品，演变成一场“灰黄色的回忆”。实际上，他所隐喻的就是文本所呈现出的强大的历史苍茫感。所谓苍茫，就是不可规避的历史的模糊性质，数十载岁月之后，怎样“重构”历史的骨骼？泥沙俱下之后，判断品质，描述情境，解谜细节，叙述主体难以摆脱主观臆断，或虚无历史，或追忆临摹，沧桑、苍茫、幻化出虚构的不同路径。说到底，就是选取一种怎样的历史讲述的方法，因为讲述的方法直接决定一个故事的讲述策略，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叙事伦理。194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整个社会的存在状态，给人一种极其“迷乱”的感觉。我们觉得，海飞在对1940年代这段历史的重新书写和发酵中，在用力地寻找、刻画历史“断层”中的迷惘、迷津和疑惑，并且试图给那些纷繁的历史往事建立一个可以厘清灵魂的坐标，写出那个时代的驳杂、纷纭、焦虑和茫然。小说主要是想通过表现一个个来路各异、从事特殊职业的“小人物”，感知大历史是如何急匆匆地进入个人的内心。在这里，人人都有一个恒定的选择，即使是沧海一粟，仍需以一种极其个人的方式让身心能够尘埃落定。那么，究竟是选择按着某种意识形态视角进行演绎，还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历史片断或瞬间，揭秘人性在激烈的、变动不羁的混沌中，灵魂最清晰的那部分？这其中必有难以廓清的真相或浮光掠影的经验，更有令人忍俊不禁、不

可思议的诸多吊诡。可以说，历史“灰黄色的记忆”若隐若现，一个鱼目混杂，藏龙卧虎的历史年代，一切似乎又昭然若揭，在一场场人物身份的最终确认中，提取出理想和信仰、民族和道义的“公因式”。是否忠诚于祖国，是否卖国，成为一个灵魂染色体的唯一标志，这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道德架构。在此，我们看到了海飞所做出的努力。陈山、张离、周海潮、钱时英、余小晚、唐曼晴、陈夏、费正鹏和荒木惟，他们各为其主，每每又各自有因，对其内在灵魂冲突，被唤醒、自我觉醒的摹写，是动荡年代衡量、厘定生命价值的一种途径。“惊蛰”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意象，暗喻一种隐忍和蛰伏的状态和力量，惊雷响起的时候，就是爱国情怀和革命的浪漫精神，烈焰臻于不可遏止之日。大历史，小人物，让一段沉睡而苍茫的历史，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不仅是一个重新演绎的问题，而且是对苍茫历史烟云的无尽的缅想。荒木惟是小说叙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作为日本间谍特工的核心人物，他性格里的多面性，被海飞呈示得毫发毕现。其狡黠、凶残、色厉内荏，又多疑、警觉，善于在与对手的交锋中获得满足和快感。侵略和反人类的品性，同样也铸就了他不可一世的刽子手“情怀”，也呈现出一个刽子手的孤独和寂寞。虽然，荒木惟在很大程度上，几近一个“符号性”的人物，而且在这里，他的“性格”并没有得到很充分的展示。其中主要的原因，一是小说结构设置和叙事格局，相对追求叙述的乖巧，相应的情节和细部也没有做出从容的铺排和“延宕”；另一个原因，海飞一定是考虑既将荒木惟这个人物作为一个“穿针引线”的叙事线索，又试图彰显他心理和灵魂纠结和扭曲的“真空地带”，直抵他性格的核心层面。但小说还是通过大量的局部情境，精到地凸现出荒木惟久藏于内心和灵魂深处的复杂以及人性的嚣张。对于影视剧情节和人物关系驾轻就熟的海飞，将这个日本特工的职业精神和其人性的残忍、狡黠和无耻，放大到极致。极度“任性”的荒木惟，在这个场域里，就像是一架帝国机器，为他的帝国侵略事业殚精竭虑，声嘶力竭，他自己始终沉浸在属于他本身的无情无善的世界里。尽管他时而也流露出一丝对故土的柔情，但萦绕刽子手的怀乡思绪，会在疯狂的谍战中稍纵即逝，人性中善良的部分，就仿佛泡沫和蒸汽，终将在人性的博弈中化为乌有。显然，与其他人物相比，陈山这个人物，更具有不 可思议的伦理的游弋性。他成为整个小说叙述的结构性人物。这个人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人格构成的多面性，重要的还在于其信仰选择的维度的游弋。政治信仰和现实选择，毫不含糊地伫立在每一个人面前的时候，是否还有第三种选择？陈山曾经告诉张离，他有，就是血缘伦理。“黑暗之中，两个人又有了长时间的不说话，他们黑亮的眼睛都望着天花板。张离后来说，我不瞒你了，我希望你站到共产党这一边来。陈山说，对我来说，什么党都是一样的。我只要我妹妹的安全。党有两个，但妹妹只有一个。”妹妹做了日本人的人质，他在无奈以及强大的血缘伦理中开始苏醒。在家国利益和伦理亲疏之间，内心的选择和自我博弈，都在逼近他内心真实的样貌。陈山，一个曾经的上海滩的“小混混”，主要是因为相貌的因素，加之天生的特工、间谍素质，被日本人荒木惟所选定去执行任务，假扮一个死去的军统间谍肖正国，到重庆与遗孀余小晚做“真夫妻”。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虚构和叙述的可能性，在这里一定会遭到最大的质疑。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生活的大忌，却不是小说的大忌，但一定是小说的冒险。海飞这样做了，也许，他就是要寻求一种新的可能性。没有想到，情节、叙事一路下来，原本是作为一次性工具的陈山，却在险象环生的窘境中，在假戏真做，狸猫换太子的假定中，尽管“漏洞百出”，但每一个当局者都因为暗含“杀机”，而让陈山逃离重围。悬念构成或扭转了叙事的方向，陈山没有成为命运的牺牲品，冥冥之中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因此，牵扯出家国情仇、爱恨抉择，以及错综复杂的谍战变局。海飞大胆地试探着虚构的边界，努力使小说的可能性张扬到最大的限度。这样，陈山，就从一个真实的陈山，“生硬”地被变成另一个“虚拟”陈山，让一种性格迅速地变成另一种性格，让一种身份变成另一种身份，让一个人的一切，包括话语方式、生活方式、存在情境，在两个角色之间发生错位，而唯有一种信念，令他保持清醒，从容甄别善恶和真伪，清楚人物行走线路，步步惊心。尤其是，陈山身上那种强烈的反叛性力量，在与荒木惟等各种人物的纠结和博弈中潜滋暗长。陈山的妹妹陈夏，被荒木惟扣为人质，后被训练为日谍特工，在懵懂、迷茫的状态里，与大哥陈河、小哥陈山成为对峙的阵营中重要的因子。从她的身上折射出一种隐秘的力量，她如同一个令这场博弈不断发生重心倾斜的砝码，测试这三兄弟的人性维度和家国情怀，为

这部小说添加了人物结构的活力和魅力。如此说来，一家三兄妹，分别为三个组织效力，这种传奇性其实很容易落入类型小说的俗套，但海飞对此十分警觉，所以，三者的政治立场、信仰的选择，都以兄弟陷入险境、流血牺牲为代价。最终，在多方复杂、残酷的角力中，面对陈河、张离、余小晚的牺牲和离去，陈山和陈夏兄妹俩，终于在纷纭的时世中，生命中的亲情伦理，与国家利益和民族之恨的诉求，叠合一处，确立并选择了忠于祖国的信仰，同仇敌忾，并肩拼杀在抗日的战场上。同时，人物滋生的“向延安”的冲动，在复杂迂回的个人经历和命运的对峙下，成为陈山、余小晚等人精神、心理和灵魂的归宿和升华。中华儿女的政治理想、报国情怀、忠诚，在江河破碎的魔影下日渐清晰，人性维度中的正义、坚韧、勇敢和智慧，皈依到一个宏阔的历史变局下，只能重新选择，重新上路，坚定一种爱国的民族大伦理，显现出海飞小说创作的红色的底线及其强大的乌托邦情结。 我们看到，这部小说中都是小人物，这是我们前面提及的“大历史小人物”的叙事格局、文本策略和叙事美学伦理。这一段大历史，如何进入叙述者的内心，就成为小说叙述最大的焦点。我们看到，除了陈山、陈夏之外，即使像宋大皮鞋、菜刀和刘芬芳，这样在上海滩厮混的小人物，在面对家国危机，面对日本人的时候，也是丝毫不吝惜自己的气力和生命，选择的是“报国”的铁血丹心。无疑，正是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说叙述的方向，也宿命般地呈现出时间洪流中永恒的人性亮度。阿来在谈到小说的叙述力量时认为，一部小说的深度，并不是思想的深度，而是情感的深度。不错，小说家不是哲学家，小说不必也不可能超越哲学的深邃，但情感和情怀充盈其间的文学文本，则是强大的异质性精神力量，衍生着哲学所无法替代的使命。《惊蛰》的整个叙事，无不是情感伦理成分的增量延展，血缘伦理，亲情、爱情、友情，在民族大义面前，必须重新考量。因此，诸多在家国伦理面前，最大的道德选择，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选择。这些伦理关系，裹挟，驱动着叙述，平静地讲述惊悚又惊艳的特工故事，才会扎实推进，稳步推进。所以，小说叙事，也只有在没有过多意识形态纠结和文化压力的状态下，小说才真的可能产生小说本 身应有的力量。我们在这部小说中还感受到一些新的小说因素和文本力量，这就是强烈的神秘感、存在感和浓郁的现代人文气息。与以往的许多小说一样，海飞并未在叙述中为我们提供任何判断、揭示事物真相，阐释意义和种种意识形态直接介入文本的暗示或可能，我们却意识到这位作家开始写作一种更为纯粹的小说文本。并更加远离那些所谓“后现代”“解构”模式的叙事游戏，也更远离了精巧地摹写现实的层面，而从自己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透视具体事物并将其提升到富有诗学意味的高度。在这部小说中，最突出之处是对人性在“存在”现场无限的追问，和对灵魂纠结及其突变的自觉认定，这显然是作家在文化视野上所做的进一步发掘和拓展。无论是谍战文学还是历史小说，都应该把“人”作为价值尺度，用人道精神、人性、人情来审视战争、历史的真实形态。以此进一步揭示博弈中的荒诞、荒谬与残暴，对人的命运及其悲剧性表现出深度关照与同情，进而对谍战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力量、终极性意义做出艺术思考与表达。这就使这类文学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内容：一是对谍战中一个民族与人的美好品质和智慧的整体性颂扬。在这里既可以是对历史的一种“宏大叙事”，表现一个民族在种种复杂交战中所显示出来的凝聚力，无畏无私或献身精神，也可以从谍战中的生命个体的视角，让人性的张力与活力贯穿于“人性—命运”的诸多方面，使其具有复杂和多重的美学品质。同时，在对谍战中各种力量、各种人性的表达中，使人物的本质在叙述中获得了再生的力量。还有，表现谍战对于人性及其变异的令人惊异的改造力量。这是文学从谍战小说叙事本体的角度，对于人的本体的重新打量。多年以来，文学如何能揭示生活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者说，人的本质能够被直接而清晰地揭示吗？人的存在现实是被多种力量所造就的，而处于谍战状态中的人，更能在特殊环境中呈现自身的丰富和复杂。也许，历史，让人变得无法暧昧和隐晦，要么勇敢，要么悲悯，要么软弱和变节，总之要有一种坚定的选择。可以看出，海飞的写作已把认识、理解、表现的事物从人的被限制、自然性，转向人生、世界、存在的不定性，不可把握和无限变化性，无疑，海飞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状态，历史与虚构、谍战与叙述，构成一种新的审美路径和可能性。事实上，在叙事伦理的选择上，早已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道

路”。海飞在叙述中不断地让陈山承载多重的精神和心理压力，性格也在诸多的“动作”中自然而然地完成。这自然又令我们想起海飞与影视剧写作的关系。海飞的叙述，尽管故事枝蔓横生，但结构紧密，很是节制。整个小说，传奇中蕴藉着平实，繁杂中透露着简洁。叙述话语的中性气质，增加了叙述结构的空间张力，使小说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另外，这部小说在文体形式方面也有独特的探索。文体形式作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最终还是无法取代小说的精神性价值，因此我们说，文体的独立性仍然要依赖小说精神的独特性而存在。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恐怕还是如何整合个人经验与现实、历史的关系问题，这其实也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是作家如何真正地进入一种自由创造的文学精神空间和层 面的问题，而文学的丰富性，能否真的能在对文体创造冲动中呈现新的景观和奇迹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海飞在文体品质上始终在做着自己的努力和调整，寻求叙事上的突破和变化。从他之前的《向延安》和《回家》，我们已经见识过海飞小说在这类题材上，叙事结构、叙述节奏的特点和个性，也感受到其叙事话语的中性品质。平易而淡然的语气，从容不迫，不仅加强了波诡云谲、跌宕起伏的嚣张与压抑的战时氛围，而且，在故事奇峰迭起中，人物的情感激昂澎湃，变化奇崛，兀自升起一股无限的牵动人心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这部小说的美学形态生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