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诗意的遮蔽与呈现 - 路文彬

摘要: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中国革命获取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它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有效性,奠定了其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权威地位。基于此,身为无产阶级一员的作家们在返观这段英雄时代的历史时,只能把辩证唯物史观作为透视历史景观的唯一合法窗口。无产阶级以胜利者的姿态坚信,辩证唯物史观是有史以来最为科学、最为合理的历史观,只有藉此历史观考察出来的历史才可能称得上是真实的历史。关键词:“十七年”文学;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

“十七年”文学所书写的历史大多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其确切历史年限主要是指从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直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二十八年之久的岁月(当然也不能省略新中国成立之初抗美援朝这一战争史实),亦即我们所指称的“英雄时代”。这一时代的历史实际上也可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由诞生、成长到壮大的历史。其间所经历的革命战争表明,“要想确保伟大的胜利,我们不单需要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来引领,而且还需要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路线来指挥。”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引导这场中国革命战争获取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它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有效性,奠定了其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权威地位。基于此,身为无产阶级一员的作家们在返观这 段英雄时代的历史时,也只能把辩证唯物史观作为透视历史景观的唯一合法窗口。无产阶级以胜利者的姿态坚信,辩证唯物史观是有史以来最为科学、最为合理的历史观,只有藉此历史观考察出来的历史才可能称得上是真实的历史。因此,无产阶级认为有义务将历史重新书写,正像卢卡奇所主张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任务:整个历史的确必须重写,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整理、分类和评价过去的事件。” 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依照真正本质理解过往时代的一种最为合乎科学逻辑的方法。相比于资产阶级的历史观念,它可以让我们洞穿历史的真相,以便极其有效地认知当下的实际,深刻捕捉到表象背后那些推进历史事件的重要动力。必须承认,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生死较量中,无产阶级依靠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武装,夺

得了决定性胜利,因而有理由将这一理论奉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认定它拥有摧毁资本主义的强大能量。饱经炮火洗礼的无产阶级,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手中武器,用以捍卫自己的历史。他们第一次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发现了历史的真正规律,并借此掌握了揭示历史真相的法宝。从此,他们开始统一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理论指南,去读解历史话语的全部。根据这种理论指南的诠译,科学的唯物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断定“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将民众视为创造历史、承当历史的主体力量。在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撰写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按照恩格斯的阐释,除却原始社会以外,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里始终贯穿着,它决定着人们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型塑出相应的经济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之上构架起一整套的上层建筑。要想真实解释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不从阶级斗争入手将是无法想象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经过对生产关系的考察和探究,得出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结论,将阶级话语涵盖了除原始状态以外的整个人类历史。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中,恩格斯进一步强调:“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史观,在为个人赋予阶级身份的同时,也确立了人际交往的斗争方式。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即所有的人物都必须表征着特定的阶级及其价值取向,甚至是行为方式;他们的动机不是源自单纯个人的欲望,势必同其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息息相关。他们的行动从来就不是一种个人的行动,而只能是一种集体的行动。发生于作品里的冲突也必将是由阶级对立引发开来的有关历史进程的利益之争,而绝不是纯粹个人之间的所谓恩恩怨怨。从阶级视角切入历史,描写历史中人的斗争过程,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正是再现历史实质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去把握历史命脉的,并肯定“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依循这种历史观念,毛泽东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时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显然,《武训传》没能运用阶级斗争的取景框来观照过去的现实,而是着重描写武训个人行乞办学的执著与困惑。武训虽属被压迫阶级,但他拒绝使用暴力同封建统治阶级对抗,试图以普及教育来改变现实境况。在一定程度上,武训体现的是个人而非阶级的奋斗历程。将这样一个人物作为中心形象来歌颂,在毛泽东看来当然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所以他认为《武训传》里有反历史的思想。周扬则宣称:“电影《武训传》污蔑了中国人民历史的道路,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用改良主义来代替革命,用个人奋斗来代替群众斗争,用卑躬屈节的投降主义来代替革命的英雄主义……是反人民的,反爱国主义的。”从阶级属性刻画人物行为,由革命斗争感知历史动向,这成为以后文学叙述历史时自觉坚守的重要法则,也是衡量文学重构的历史话语是否可靠的最高圭臬。依据海登·怀特的观点:“阐释至少以三种方式进入历史:审美的(用于选择叙述策略时)、认知的(用于选择解释范式时)与伦理的(用于选择使既定的意识形态内涵表述能被用来理解当下社会问题的策略时)。” 这也就分别是我们泛常意义上所说的美、真、善三种历史表现形态。只是海登·怀特在这里针对历史阐释行为实施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并未将三者笼统归结为对历史叙述内容抑或历史叙述形式的概括。他曾列出如下表格以阐明三者间的相互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海登·怀特并没有将此表格里的彼此关系看作是完全的一一对应的,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写作者或历史作品那里它们经常是交错搭配的。如果借用海登·怀特的这种划分法,我们可以把“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解读方式称为伦理话语层次的解读,它所偏重的是既定意识形态同当下社会问题的契合。而从“意识形态内涵模式”层面来说, 它则应当属于“激进主义”之列。海登·怀特认为,激进主义者们“倾向于将乌托邦的前提看成是近在眼前的事情,这就激励他们忙于准备革命手段来促成乌托邦的即刻实现。” 而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恰恰就在于以革命这一激进方式打碎现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经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从而尽快获得他们已经预见到的社会主义美丽新世界。在历史“论证范式”上,它采用的正好是与其相对应的机械范式,“机械范式的解释理论有赖于对决定历史进程结局因果律的寻找”, 被遵奉为论证历史话语的垄断性法则的阶级斗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由历史进程当中总结出来的决定性因果律。但由情节模式来看,“十七年”文学对于历史的叙述却没有按照既有的悲剧对应关系,而是选择了传奇的历史情节叙述模式。此种模式“拒斥所有正式的解释体系,而是试图通过利用隐喻模式描述历史和代表其进程的传奇情节来得到一种解释效果。” 它把历史解读为正义必将征服邪恶、光明终能驱逐黑暗的浪漫化理想过程。“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叙述,正是凭借这种浪漫传奇精神构架起来的。这也确如弗莱所说:“然而在传奇中也拥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元素”。倘若把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话语也放在海登·怀特的理论框架里来解析的话,它和“十七年”文学一样,同属于伦理层次的解读。 有所不同的是,其情节模式、论证模式与意识形态内涵模式则分别对应为喜剧、有机式和保守主义。此三种模式的严格对应,证明了它在历史情节的处理上不如后者灵活。而且,相对于古典文学历史话语竭力维持现实秩序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而言, “十七年”文学历史话语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中充盈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十七年”文学是一种以革命隐喻为主题的政治寓言文本。它的职责不仅仅是简单地描述英雄时代的历史记忆,更重要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准则重新建构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此处的真实并不等于历史进程中业已发生的所谓客观事件,而是超越于其上、拥有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理解原则,是指导无产阶级人生观的真理。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李希凡认为历史真实“并非只是指的历史真实的内容,它是更为广泛地包括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不可能设想,一个作家所写的文学作品,只是为了描写一个历史故事,而和他的现实生活体验以及现实生活的斗争内容毫无关系。” 周扬则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说道:“我们从来主张文艺必须真实,反对虚伪的文艺。但是我们却不是‘为真实而真实’论者。在阶级社会中,文艺家总是带着一定阶级的倾向来观察和描写现实的,而只有站在先进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才能最深刻地认识和反映时代的真实。人民的作家选择和描写什么题材,首先就要考虑是否于人民有益。真实性和革命的倾向性,在我们是统一的。” 这正像保罗·利科一再力图澄清的,真理不是单纯的事实,是对事实的建构,它的反面不是虚假(falsehood),而是谬误 (error)。 “真实看起来相当于我们只是占有了一个重构真实的根基,而并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面对面地看到它的手段。” 黑格尔亦曾断言“真理不是一种铸成了的硬币,可以现成地拿过来就用。” 因此,这一时期文学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的追忆,其具体操作行为不是以描述或者还原历史实际情境的方式来完成,它偏重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构筑历史真实/真理的全新写作实践,彻底刷新以往“反动历史观念”的遗迹。就拿梁斌《红旗谱》这部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自发走向自觉革命斗争历程的小说来说,作者交代“书中的故事即使有现实根据,也决不等于生活中原来事件的再现。书中写的一个事件、一个人物,都是从许多事件和许多人物中一星星、一点点地集中起来的。经过集中、概括、突出和提高了的。所以,‘红旗谱’中的故事不是革命生活的实录。”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元件重新构造的“真实”,于此刻既是进入历史的根本途径,也是人们对于历史的唯一期待。如何才能把历史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真实地表述出来,是人们必须首先面对的带有根本性和方

针性的策略。只有掌握好这一策略,无产阶级重写历史的伟大任务才有可能圆满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真实性”的这种格外强调,最终导致其成为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首要砝码。陈涌便声称“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没有真实,便没有艺术的生命,艺术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不能离开艺术的真实而存在的。” 李何林曾表达了“艺术性主要是反映生活的真实性”的看法, 他主张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一致,认为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是否反映出了生活的真实;而反映生活真实的程度,恰恰决定了其艺术性的高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李何林在此言及的“真实性”并没有严格依照历史唯物主义所制定的阶级斗争逻辑,正如他后来自我检讨时所言, “错误仍然在于这种‘真实性’没有阶级性,看不出作家用什么阶级立场或世界观写的‘真实’。” 为此,张光年撰文驳斥道:“在我们看来,必须有先进的思想立场,先进的观点和方法,才能看出和写出生活的真实。有了正确的世界观,才能正确地观世界,才能正确地写世界”,认为“社会生活中间的最普遍、最基本的真实或本质真实就是阶级斗争,新事物和旧事物的斗争”。在这里,以阶级性作为内核重构历史真实的焦虑,使人们暂时忘却了对于作品其他价值的诉求。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之所以受到严厉批判,被苛责为没有“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 正是在这种阅读语境下的必然遭遇。应当看到,今天的现实也就是明天的历史,对于历史的释读观念同样会影响到对于现实的释读。历史唯物主义信念不仅左右着人们之于历史的理解,而且引导着人们之于当下的把握。毛泽东针对当时国情的总结,正是建立在其对历史的认识基础上的,他曾多次告诫人们“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他看来,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所亟需的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也已趋于结束,但是,这并不说明被推翻的所有反动阶级均已不复存在,它们的残余势力仍然不可小觑,需要时时刻刻都提高警惕。从这一意义而言,阶级斗争实际上并没有结束。从此点来说,阶级斗争在新中国既承担着历史的真实,又承担着现实的真实;它不但制约着历史的书写,同样也制约着现实的书写。不过,历史唯物主义者虽然再三强调历史的阶级斗争话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唯物史观的全部。事实 上,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叙述里,进化史观和人民史观始终未曾被放弃,它们与阶级斗争史观一同构成着历史的真实。有所区别的是,前两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并不陌生,唯有后者才是真正的舶来品。因为早在中国古代的公羊三世说那里,历史的进化意识便已滥觞,到了近代逐步走向自觉。严复就曾说:“自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已发之矣。但古以谓天运循环,周而复始,今兹所见,于古为重规,后此复来;于今为叠矩,此则甚不然者也。自吾党观之,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运常然也,会乃大异。” 梁启超也断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至现代,随着达尔文、柏格森等人进化论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进化史观几乎赢得了所有进步知识分子的认同,到处可以听见不满现状、挺进未来的呼声:“历史是人创造的,古时是古人创造的,今世是今人创造的。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的艺术,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创造的,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我们凭我们的天才创造的艺术,古人也不见得能赶上。古人有古人的艺术,我们有我们的艺术。”至于人民史观,在近代以前的知识者那里表现得多不彻底,如梁启超在清算旧有史学时,指出“历史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 然而在根柢上,他依然是一位英雄史观的虔诚信徒,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 “历史不外若干伟大人物集合而成”。 只有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人民史观才得到真正的坚持。陈独秀便经历了从英雄史观到人民史观的转变。他早期曾慷慨陈词道:“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 他还认为“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 崇尚英雄、藐蔑民众的心理溢于言表。而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和同样经历了这种思想转折的李大钊一样,开始奋力肃清英雄主义思想,认为“盖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 坚信“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

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与我们。” 人民史观从此得以确立,于是,由此出发去观照历史的文学也因之有了可能。有必要澄清的是,“十七年”文学尽管也在大写特写历史中的英雄,但它绝不是立足于英雄史观的立场来张扬英雄个人的,而是遵照人民史观的要求极力彰显英雄的人民群体。这一时期文学呈现的实际情形与古典文学里的一样:富有冒险精神的孤胆英雄从来就是缺席的。只不过从属其中的英雄是人民的英雄,其性质和古典文学运用英雄史观塑造出的群体忠义豪杰截然不同。即使有观点提出可以适当描写个人英雄,但其宗旨也不过是为了“突出描写的英雄人物和群众保有正确的关系,从他本身体现了群众的意志,反映了群众的力量”,以确保“突出写出了群众的力量和作用”。 书写英雄的人民,其动机首先在于表明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其次是在于显示这段历史的光荣与辉煌。众多英雄的在场,使历史充满了生机和希望,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有资格被看成是一个“永远胜利的神话”。在它那里,历史被想像为抵达成功与梦想的可靠旅程,它终究会提供给我们一个满意的承诺。“十七年”书写英雄年代的作家,正是站在历史馈赠的美好结局上回眸远眺的,因此曾经遭遇的一切恐怖阴霾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必须向历史结局偿付的利息,它最终无法阻挡阳光的来临。这时,渴望的激情化解了现实的苦难,只有阳光而不是阴霾才能进入文学家们的视域。唯物史观构造的历史理性,由根本上说来,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所有挫折和不幸都被当作暂时的琐碎细节弃置不顾;光明/前进比黑暗/落后更能符合它的历史真实逻辑。所以,针对小说一度热衷于描写英雄“落后到转变”过程的倾向,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反诘: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我们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我们处在新旧交替的伟大革命时期,在我们眼前,新生的、前进的、从古未有的代替那陈旧的、落后的、已经过时的事物的革命的变革,出现得是如此之多,如此之明显;我们怎能抛开这些生动的过程不写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躲避他它们呢?” 邵荃麟、冯雪峰等人针对英雄人物形象公式化的反拨,同样面临的是理想主义腔调的质询:“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创造了一些成功的和比较成功的英雄人物。他们有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英雄,有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英雄。他们之中就有不少可以说是符合我 们时代理想的英雄人物。作品也没有写他们的什么缺点和缺陷。像李有国、沈振新、许云峰、江姐、李玉和、赵五婶,等等。他们都是工农兵中的先进英雄人物,都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具有无产阶级的共性,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明确的个性,并不使你感到性格重复,你决不会把他们互相混淆,彼此代替。” 在这里,邵荃麟、冯雪峰等人出于艺术层面的顾虑,被理解为“完全是和时代的要求相背离,跟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相对立,同人民的愿望唱反调。”而关于时代真实画面的描绘,也一样被限定为明朗乐观这种单一色调的使用。由这一意义上说来,周扬正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规约来阐述他对现实时代的解读的:“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各种英雄的事迹。我国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分地表现出昂扬的革命意志和高度的创造精神,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各个战线上表现这样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我们的文学艺术,应当如何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这种精神面貌,也就是如何反映我们时代的面貌呢?用阴暗的色调,灰色的语言,琐碎的自然主义的手法,难道能够反映我们时代的面貌吗?那是决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用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鲜明的色彩,来歌颂和描绘我们的时代。”实质上,历史唯物主义在其有关往昔的叙述中,所以能够尽量省略历史过程中的负面事实,始终把持激昂愉悦的语调,原因除了拥有人民史观供给的资源保证之外,也反映了进化史观的内在要求。进化史观惯于把视点置于未来的某一瞬间,令历史变作跨越现实障碍的终极理想追求,在这种浪漫信念的鼓舞及感召之下,历史枯燥艰难的“马拉松”便被压缩成“赶赴庆功喜宴”式的“大凯旋”。只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内的进化史观,迥异于从前那种纯粹依赖生物本性的解释,将阶级斗争作为推进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在美好的目的论这一观念导引之下去讲述往事的;而“目的论思想认为,堕落的现在向秩序井然的未来进展,这种叙事被本原思想移到了过去,建构了具有历史实质的、进化论的、一个想像的过去。”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唯物主义更加器重的不是对于过去的诠释,而是关于未来的预言。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86第 页。

② [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5页。③④⑤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第41页,第602页。⑥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972 2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 页。⑦ 199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年1515版,第 页。⑧ 197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年46-47 375版,第 页,第 页。⑨ 2 1985周扬:《周扬文集》第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 118第 页。⑩ Hayden White: Interpretation in History, Postmodernism Critical Concept, volumeⅢ, p168, edited by E. Taylor and Charles E. Winquist, published in 1998 by Routledge. Hayden White:Metahistory, published in 1973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7- 29, p25, p17, p143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p186, published in 1957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参阅路文彬《中国古典小说历史叙事论(之一)》,载2017 6《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 期。李希凡:《历史人物的曹操和文学形象的曹操》,载《文1959 14艺报》 年第 期。(1949- 1966)张炯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 ·理论史料1994 151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年版,第 页。 Paul Ricoeur: History and Truth, pp165- 191,参阅translated by Charles A. Kelbley, published in 1965 b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W. H. 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 ry, p85,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London, 1956.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1979 25书馆 年版,第 页。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载《红旗谱》,中国青1963年出版社 年版。陈涌:《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载《人1956 10民文学》 年第 期。 李何林:《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载《文艺报》1960年第1期。李何林:《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作者1960 1附记》,载《文艺报》 年第 期。 1960 3张光年:《驳李何林同志》,载《文艺报》 年第 期。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载《文艺报》1965 12年第 期。 [英]赫胥黎原著,严复译述:《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31 4-5年版,第 页。 1985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 年247 249-250 243版,第 页,第 页,第 页。 1984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年175版,第 页。 199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 年版,第184页。( ) 198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 上,三联书店 年165 91版,第 页,第 页。1), .1999李大钊:《李大钊文集》( 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160页。3), 1999李大钊:《李大钊文集》( 人民出版社 年版,, 321-322第 页。周宇:《关于正面人物的塑造和评价问题》,载《文学评1963 5论》 年第 期。张立云:《关于写英雄人物和写“落后到转变”的问1952 11 12题》,载《文艺报》 年第 、 期合刊。赵锦良:《邵荃麟同志为什么反对写理想的英雄人物》, 1965 2载《文艺报》 年第 期。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1960 43社 年版,第 页。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三1997 156联书店 年版,第 页。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七年’中国乡村文学社会学研14BZW144)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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