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的修辞:试论宁肯《沉默之门》中的反讽性因素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诗意的遮蔽与呈现 - 顾文艳

摘要:近现代修辞学偏重反讽这一辞格对话语主体与内容的否定性意义,使其成21为文本解读过程中一个具有颠覆作用的概念。本文选取宁肯 世纪出版的长篇小说《沉默之门》为例,以其中关于“疯癫”的书写与具有“疯癫”特征的叙述为主要对象进行文本分析,旨在探讨这本小说中反讽性因素与“疯癫”修辞的关联。《沉默之门》中的反讽建立在智性写作与“疯癫”叙事之上,由游离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精神病叙述者同时充当反讽者与反讽受害者,在模糊的隐喻性中表现个人化的逆反姿态。宁肯在这部小说中关于“疯癫”书写的反讽并非个人精神创伤之下对历史谬误的讽刺性矫正,更多表现的是边缘化知识个体对真实不确定的,乃至虚妄的追求。关键词:宁肯;《沉默之门》;反讽;疯癫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疯癫”的书写往往触及一种个人在面对理性主体时的逆反性自觉。从“五四”时期狂人式的批判呐喊到1980代先锋小说中精神病式自我怀疑的叙述,病理学上的“疯狂”作为非理性的力量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小说作品中层见叠出,向文本内外通常与权威相联甚至相等的“理性”发出挑战。无论是疯子狂人的形象构型还是疯言乱语的叙事逻辑,还是直接关于精神病症的描述,文学中的“疯狂”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作者对文本世界或者现实世界的逆反姿态。这种以非理性意识为形式的文学上的逆反,在社会学解读过程中可以看作对社会道德机制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反叛,旨在动摇甚至颠覆理性主体的统治地位。如果说精神上的“疯狂”症候在文本中获得颠覆性意义而成为文学上的“疯癫”,那么这种“疯癫”在文学语言层面平行的表达所指向的也必然是一种具有逆反、 否定与颠覆作用的修辞。反讽是修辞学中最具“逆反性”的辞格。事实上,反讽的定义就是建立在文字的“倒反”与意义的“逆转”之上的。西方修辞学传统重视反讽在修辞手法与文本构建上的否定性意义,现代解构主义理论也强调反讽对字面意义的逆反与消解,视其为在语言修辞层面对权威意义的延宕性否定与解构。 反讽在修辞上的否定暗示着一个模糊了真实与虚假的文本世界,表达的是对理性主体深刻的怀疑。在这一点上,反讽几乎可以被看作一种“疯癫”的修辞,而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才有了德·曼这样的评论:“反讽是无法缓和的眩晕,抵达了疯狂的顶点。”同样,关于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疯癫”修辞的讨论也无法绕开对其中“反讽”的剖析。这里所指的“反讽”既是修辞辞格,也是文学概念。本文以文学中“疯癫”与“反讽”在概念上共有的逆反性为出发点,选取

当代作家宁肯在21世纪初完成的长篇小说《沉默之门》为范例文本,重点分析贯穿这部小说中“疯癫”书写的反讽性。

一 疯癫叙事中的反讽意识

总体来看,尽管《沉默之门》在叙述模式上具有诸多先锋小说的叙事特点,但这本小说的内容情节是直白明晰的。小说以1980年代末政治社会动荡后的北京为背景,叙述一名被边缘化知识个体的社会与精神生活。故事一开始,主人公李慢用回忆式的个人视角从经历过的一种“病”症出发,进行自我陈述: 简单地说,那一年我的胃出了点毛病,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打嗝,不停地打。开始我以为打打也就好了,后来发现成了毛病。现在我已不敢小看打嗝,包括别人打嗝。通常,偶尔打打也无所谓,但要是连续打上两天、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事情就很麻烦。那时你可能已发不出声音,身体不断抽搐,拿不稳东西,拉断灯绳,写字总是出错。 作为整部小说叙述的开始,这段多少有些神经质的独白除了在内容上引出一个曾经在办公室工作、患过奇怪打嗝“毛病”的主人公形象,还通过反常的叙事透露了这种“病”的隐喻性:叙述主人公的精神失常。叙事人称的连贯性在三句话后就被一个突兀的“你”打破,而叙述视角切换到第二人称后又立即蹦入下一句话中莫名其妙的复数人称“我们”,再回到第一人称。这样的人称切换——之后以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切换为主——贯穿了整部小说,有时还会出现“我或者慢,我们”如此并序人称的叙述视角。就此,叙述者后来还专门跳出叙事,解释了原因:“现在的我回忆自己就像回忆他人,我称自己慢或李慢就像称另一个自己。” 叙述中的人称转换和自我“间离”在现代复调小说和元叙事的先锋文学中司空见惯,具有削弱甚至消解叙事权威的作用。而这种叙事模式的运用往往表明了叙述主体的分裂,尤其是在叙述者与叙述人物统一的情况下,叙事人称的随机转换也暗示了人物话语主体和精神意识的分裂。不难看出,宁肯在这部小说初始就为主人公预备了一个自由的精神叙述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自我意识随时都可能分裂瓦解。 不仅是叙事人称,李慢这段独白到处都有说话人精神异常的痕迹。比如他说到办公室里的人一起打嗝,用了一个不完整的跳跃性隐喻,“很有点郊外的田园景象”,并停止在田园这一模糊的喻的(vehicle)上,交给认真的读者去填补喻的与喻矢(tenor)中间的部分。然而,建立这一隐喻的却又是两个意义完全相反的谓语副词:“很”和“有点”这两个反义副词的叠加使用或许还远远无法彰显说话人的精神问题,但是话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至少能引起读者对叙述者的怀疑。李慢描述这场“病”史时用的是过分认真的语气和说理的句式。诸如“也不是——就是”“开始——后来——现在”“通常——无所谓——但要是”这样的逻辑连词并置,渐进构句成段,用以诠释的却是一种近乎荒谬并且带有明显虚构性的打嗝“病”。用过于理性的语言方式来表达理性外、甚至非理性内容的叙述者,如果不是一名佯装天真的反讽家,那很可能就是一个疯子。也可能二者都是,无论是反讽家还是疯子,叙事者背后的作者却必定是带着一定反讽意识地在模糊他的人物形象与叙述声音,以至于读者不得不保留自己对叙事者“疯癫”状态的判断。李慢的叙述主体从故事开始就带有轻微的疯癫特征,比如他对打嗝“病”近乎疑患病式小题大做的态度,对别人喊自己名字时声调变化的过敏关注,以及之后他对所在报社地下室里灰尘、天窗、蜘蛛的超幻感知。 这种特征被裹藏在逻辑谨然的说理和不断智性化的话语中。他对这些症状的描述方式近乎临床病理学研究,包括将自己的症状同其他打嗝病“患者”进行比较,在得出结论前还不乏经验性的证据,后来还附加给自己处方疗程。 叙事主体明显的非理性与叙事用语的知性化相互对立,构成一种具有强烈反讽性的个人叙事。这种叙事反讽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与叙述主角的“疯癫”特征一起逐渐暴露在文本之中,并随着“疯癫”病症的加重而不断深化,达到一个共同的高潮:当李慢进入精神病院,他的“疯癫”得到了不可置疑的理性(病理上)的确认,故事也更为反讽地进入一个精神病人的“理性”自述。李慢在精神病院的故事发生在以《医生》为标题的第三部,紧接着第二部李慢女友唐漓离去后戛然而止的结尾。尽管第三部开头一整段的精神分析围绕的是这段情感上的创伤——主要讨论第二部《唐漓》末尾李慢对女友唐漓暴风骤雨式地离去时拿“五四枪”指着他这段亦真亦幻的记忆——它在小说时空上接续的却是第一部

的末尾。在小说第一部《长街》中,因地下室报社停刊而失业的李慢为一家打幌子的调查所四处找饭馆推销,最后发现是一个骗局。在“发现”这个很难叙述得更明显的骗局之后,李慢“发疯地想,总要成功一次”,继续游荡在北京街头,“像烂纸一样撞进餐馆”,继续为这场骗局推销。他的叙述与他的形象一样颓唐狼狈,并且愈来愈癫狂: 你到了郊外,看到大片庄稼地,进入县城,在松木掩映的一家医院门口你看到并排几家小餐厅,大喊大叫,先生,……药片,医生,梦中的旗帜,呼喊,自行车,雪花,枪口,蓝布条周围—— 倘若之前李慢在叙述内容和叙述语言上的反常至多是一个喜欢海子的文学爱好者(叙述者多次提及并引用在叙事时间背景中自杀没多久的诗人海子)诗人般异于常人的敏感和狂想,那么此时这番断续而递增的呓语就正式宣告了他的“疯癫”。开头轻微精神紊乱的叙述到这一部分结束时已经完全偏离了理性语言的浮线。混淆时空的意象注入破碎的短语形式,拼组成叙述者发疯的叨念。这里,疯狂的叙述内容和疯狂的语言形式平行一致,不再矛盾。两者间矛盾的消失削弱了叙事的反讽性,随即突显出的却是书写的“疯癫”。与此同时,叙事空间也随着李慢精神上的边缘化,从城市中心转移到了郊外县城。绝望癫狂的游走最终把李慢领向了郊外的一家医院,正好与第三部开始李慢接受精神治疗的地点吻合。这两个部分在情节与时空上的连贯也为叙事上的反讽意识提供了发展空间。李慢最初说理式地展示自己充斥着非理性元素的内心世界时,是作为一个反讽叙事者,有点装傻佯狂的意味——在反讽修辞学上可以看成叙事结构上的通篇性反讽(structural irony),反讽者通常就是不可靠的叙述者,其典型是西方小说史中故作天真的“愚偶”(naive hero) 。然而,李慢不可避免地精神崩溃,他的疯癫被取消了佯装的可能,反讽性叙事结构也因而被动摇。尽管如此,叙述中的反讽意识并没有完全随同结构反讽性的弱化而消匿,因为在精神病院的李慢并没有继续第一部末无序混乱的疯癫叙述,而是采用了一种比他正式发疯前更加客观知性的叙述语言。这一章节的标题《医生》虽然有明显的人物指涉,即代 表了知识权威的心理医生杜眉,但是文中大部分关于精神病症、机构、历史、疗法的知识叙述都来自于叙事者李慢本人。整体来看,这部分的叙事语言跟通篇的叙事基调,以及作者智性写作的风格是一致的,处处印刻着理性思考的痕迹。叙述者在精神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研突兀而又仿佛理所当然地穿插于他在精神病院的个人经历中,不得不令人怀疑这位叫做李慢的叙述者,他究竟是精神病患者还是治疗精神病的医生?这个疑问在小说结尾得到了解答。李慢出院去了另一家报社工作,经历了一系列闹剧似的荒诞故事之后,受杜眉医生的邀请回到精神病院教病人书法来治疗,最后还跟杜眉结了婚。撇开这个结尾在情节处理与艺术效果上的好坏评判,作者在结尾给李慢的“疯癫”叙事和他自己的“疯癫”书写提供了一个逻辑上的合理解释:小说是从一名精神治疗师而非精神病患者的角度在回忆过往,因此他叙述疯癫时的一切智性用语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一名痊愈的精神病人,他对自己“疯癫”的记叙恰恰是对这场“疯癫”的全盘否定。正如费尔曼在她的疯癫修辞学研究中观察到的那样,“所有关于疯癫的讨论事实上都是对疯癫的否认。” 而这种面向自身的“否定”,也正是反讽概念的核心。一个疯子叙述自己确凿无疑的“疯癫”,若不是对“确凿无疑”的怀疑——或者说对“疯癫”命名者的否认——就只是类似“一个说谎者说自己在说谎”的纯粹反讽性悖论。这时候,值得关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说这句话的人是不是疯子,是骗子还是反讽家,而是“疯癫”言说者反讽意识的指向,即反讽的意图。 二 “荒谬的权力”:理性权威的个人反讽 经上所述,小说《沉默之门》中的反讽是作为一种叙述意识隐藏在“疯癫”书写中的。这种叙事反讽在形式上体现于理性化语言逻辑与非理性形象内容之间的反差。从创作层面上概括,反讽建立于智性写作与“疯癫”叙事的罅隙中,体现了“疯癫”书写本身的否定性。可以说,反讽与疯癫在这个文本中的隐现是密切相关的,两者共同的特征就是从形式到内容,再到意义主体的逆反姿态。具有反讽意识的“疯癫”书写既可以是对“书写”和叙述真实的否定,也可以是通过对“理性”权威主体的逆反达到对“疯癫”的否认。关于疯癫与理性在宁肯小说中的表征,这里不得不提及福柯的社会理论。在1961年出版的《疯癫与文明》

一书中,福柯将“疯癫”作为社会道德理性之“他者”,对其不断被社会权力机构化的过程作了理论性研究。福柯这本书与他的权力理论在1990年代初被译介进入中国,而宁肯在写作《沉默之门》时也不免受到福柯理论话语的影响。 小说第三部分中关于精神病院作为社会权力机构的描写与对治疗病症的知识理论分析几乎可以看作是福柯研究的文学阐释,而让李慢成为病院“新的叙事者即统治者” 的水疗故事更是对《疯癫与文明》开篇章《愚人船》的直接参照。可以说,作者在选择“疯癫”为艺术主题与叙事基调时有意识地参考了福柯由权力关系组成的世界,接受并宣布其在这个体系中颠覆“理性”霸权的可能。当具有最高“权威”的“职业患者”李大头以一种极其荒诞的方式自杀,无法释怀的杜眉医生与李慢谈及李大头对权力的迷恋,得到的回应是李慢用精神分析医师的口吻对她作为医生的理性权威表示质疑。以“疯癫”为名的荒谬权力始终受到“理性”名正言顺的正义权力之压制,而理性的统治权无时无刻不在荒谬权力的怀疑和威胁下——正如在这个场景中处于弱势的疯病患者李慢对杜眉医生权威的质疑。事实上,“正义权力”和“荒谬权力”的辩证关系贯穿了整部小说。故事中几位李慢生活里的主角都以不同方式代表着“正义的权力”:图书馆老人倪维明是李慢的精神导师,代表了知识理性权威;在性与爱情上占主导地位并在李慢精神创伤中与暴力权威(李慢对她拿“枪”的妄想性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女友唐漓是政治理性的隐喻;而杜眉医生作为治愈拯救病人的医生,携带着宗教式的精神理性权威。这三种“理性”权威在故事发展过程中都被种种“疯癫”的荒谬权力削弱,如叙事者总结的那样,“再没有比一种荒谬更能消解另一种荒谬的了。” 至于杜眉,她与李慢医病关系的蜕变甚至反转亦可以作为“他者”荒谬权力颠覆性之佐证。疯癫在文本中的出现动摇着一种以理性为主导的权力体系。理性权威不仅受到否定,还因其本身作为一种绝对权力的内在谬误被疯狂的因素颠覆,由“正义的权力”变为与“疯癫”同样的“荒谬的权力”。反讽的是,荒谬权力的叙事者(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李慢的疯癫恰恰是来自于他作为一个知识个体,企图理性化一切,包括理性化历史与精神之谬误的本能与责任。文本叙事中的通篇性反讽不只是与“疯癫”契合的修辞意识,还在主题层面上代表了被边缘化的知识个人对理性权威矛盾的情感,同时信任又不无怀疑的辩 证批判精神。在继续对文本中的反讽与疯癫进行论述之前,或许有必要对反讽的概念背景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反讽在中国传统修辞学中很少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辞格出现,而通常表现为一种在数个相互关联的辞格之上的修辞意识。古代诗词歌赋中的诗学反讽多涉及语辞倒反的运用,而其他文学体裁中的反讽,如论辩、讽谏以至非正统叙事中的夸张“讽刺”都依存于一种语言与内容之间的反向性隐喻。尽管“反讽”与“讽刺”的修辞学定义往往相连甚至等同,这两种辞格在概念上的区分对文本的解读却是至关重要的。相较于反讽,讽刺有更强烈的意图性,其表达也更为直白。讽刺不仅是修辞意识,更是一种具有批判性与“刺”伤力的修辞形式,其中包含各种反讽性的语言因素,却并不一定需要依靠文字上的逆转(反)来实现意义上的尖锐(刺)。然而,也正是出于讽刺与反讽在修辞质性上的这种区别,关于这两种辞格的比较不可能止于语言表现上的异同,而往往会涉及到两者本身的意图指向与意义形态。西方修辞学传统中,反讽与讽刺的修辞学意义可以溯至这两种辞格的语词来源。反讽(irony)来源于古希腊语eironeia一词,得名于古希腊喜剧中一名擅于自我贬低的弱小角色eiron。古希腊式的反讽从eiron开始到苏格拉底著名的无知“反讽”(苏格拉底声明自己唯一知道的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凸显的是对言语意义与外界强势主体的“反转”过程中反讽者诙谐智性的个人特征。相反地,来自拉丁词源(satura)的讽刺(satire)代表的是罗马式法制理性,旨意表现普遍的意义价值。换言之,讽刺背后站着一个代表道德或理性权威的主体,而讽刺话语从这个角度看也就是讽刺者站在道德理性高度的教条性批判。借用一位西方反讽修辞学者的比喻,“讽刺”的下方有一把需要磨砺的刀斧,紧握斧头的讽刺家除了有清晰明了的斩“刺”的对象,还有不容置疑的“正确”的权力。 这种西方定义的讽刺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一而足。无论是古代讽谏上书背后忧国忧民的士大夫,还是近代黑幕小说背后愤世嫉俗的揭幕人都坚守着一个代表道德理性的、正义的非个人立场。这样,“讽刺”与“反讽”两种修辞在文学中对应的权力关系就清晰可见了。带有普遍价值判断的讽刺代表了道德理性与“正义的权力”,批判性意图直接且明晰;相反,个人化的反讽对自身正确性没有绝对的预设,凭借“荒谬的权力”表现反讽者的逆反姿态,含义所指却

是模糊不定的。回到《沉默之门》,李慢的叙事除了具有通篇性的反讽意识,也包含了讽刺因素。第一部分李慢为骗子公司推销《北京餐饮指南》的情节中,一名冷静的讽刺家隐藏在佯装天真疯癫的叙事者背后,对失范社会中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现象进行戏谑性批判。更明显的讽刺因素出现在第四部分,李慢来到“眼镜报”,幽默地叙述了小单位同事间的权力斗争与浮躁的社会风气,站在道德理性的高度对其冷嘲热讽。尽管如此,讽刺性的因素只是穿插在以个人式反讽为主基调的故事情节中。李慢作为“疯癫”叙事主角选择立足的权力始终是被社会理性边缘化的,个人的而非普遍的,“荒谬的”而非“正义的”,反讽的而非讽刺的。反讽者而非讽刺家的基本修辞身份模糊了叙事者颠覆性的意图,一方面淡化了“疯癫”叙事的具体批判特指,另一方面则加强了文学表达的个人化倾向。 三 门槛上的徘徊:无声的疯狂与反讽的界限 在小说的最后,逆转“疯癫”身份而成为治疗师的李慢回到精神病院,与杜眉医生走到院墙外的黑角门前,看到了曾经看到过的景致: 牧羊人躺在羊群之中,是个老人,或许不太老,戴着草帽,忽然站起来,并没高出羊群多少。羊群缓慢地走下河洲,老人走在中间。老人如此孤独的睡眠之后,又是如此孤独的行走,与世界无关,与天地无关。 这段描述与第三部分李慢还是精神病患者时对同一意象的描述仅有只字之差,而由角门与门墙后沉默得“恐怖”的羊群组成的意象显然是小说标题的来源。同时,这个与疯人院只有一墙一门之隔的地理空间暗示了两个时空主体的并置:沉默的羊群与疯癫的人群,隐藏在羊群里领路前行的牧羊人与消匿在人群中支配秩序的统治者。在这样的并置关系下,作者为小说最核心的意象所安排的隐喻就稍显明晰了。沉默之门里的羊群与病院之墙内的疯子一样,是一个由被理性权威规范化从而缄默不言的个体构成的群组。在一种时常匿名的、隐形的、强大的、绝对的权力统治之下,他们失去了,或者自己放弃了自由与言辞的权力,恪守疯癫的缄默,演绎无声的疯狂。然而,面对这种被压抑的沉默的疯狂,作者和叙事 者的态度却是模糊的。当然,作为被“他者化”而缄默的精神受创者,李慢对“疯癫”个体的偏护不言而喻。这一点上,如果我们将这群有秩序的羊(被机构化的精神病人)的意象构建同之前李慢兴致勃勃地援引《堂·吉诃德》(实际是宁肯援引福柯对“愚人船”作为“浪漫化的疯癫”的解析) 里那群在中世纪航行时期被“愚人船”送往各地的疯子形象描述进行对比,就不难看出李慢对自由而不受约束的“疯癫”在情感上的偏颇:一面是沉默的、死气沉沉的、“不像生命”的、不真实的羊群,另一面却是喧嚣的、自由自在的、“仍有生命”的、真切的疯子。尽管如此,小说最后已不再是患者的李慢作为“疯癫”的理性叙事方,对“疯癫”的一切叙述都是从“沉默之门”的另一方——理性与言语的世界里展开的。沉默之门里的疯癫早已是废墟式的个人记忆,被埋藏在滔滔不绝的叙事者隐秘的深处。这时,叙事者即使为了呼吁疯癫个体自由而作一曲“疯人颂”,那也仅可能是伊拉斯谟“愚人颂”式的反讽。不仅如此,如果我们从这条路径更仔细地研究“沉默之门”的隐喻,就会发现叙事者(这里和作者统一)除了对疯癫个体的认同是模棱两可的,他对压抑个人的统治权力也有一种暧昧的认可。隐藏在羊群里的牧羊人象征的是引领秩序的“正义权力”,是理性统治者。然而在这个意象中,这位牧羊人孤独自然的形象几乎不能引起任何褒贬性的猜度。牧羊人可能是“老人”的形象设定令人联想到李慢从小的精神导师倪维明,拥有来自知识理性的权威;可他独自任意的步伐又好似从专横绝对中汲取权力的唐漓,代表政治理性的权威。而“牧羊人”本身的宗教象征——在西方基督教里耶稣和牧羊人的形象等同性相联——又指向了心理医生的精神理性权威。尽管他以“发疯”这种“荒谬的权力”反抗性地回应唐漓对他在情感上的施暴,李慢对倪老头和杜眉医生的理性权力大体是尊重且认同的。也正是因为有倪老头与杜眉医生的在知识与精神上的引领,李慢才找到了他的个人话语和身份。李慢的“疯癫”除了是权力谬误造成的个人精神创伤,也是知识个体本能和职责冲突的结果——一方面作为知识个体,他对理性权威抱有本能的信任,而另一方面,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他又负担着质疑理性统治正确性的责任。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叙说不仅仅是个人对“被沉默化”的反抗,而且是介于沉默与言说、疯癫与理性之间的不确定的表达。这里,作者与福柯的出发点达成了一致:现代语境中疯癫

(失范个体)与理性(秩序机构)对话的破裂形成了一道沉默之门。 李慢的“疯癫”并非“理性”的对立,而是一种模糊了疯癫与理性权力关系的个人姿态,在沉默门槛上的独自徘徊。在这种模糊的个人徘徊中,反讽性的因素聚集成为主导。上一节中介绍过,反讽与讽刺不同,没有清晰的批判所指或者普世道德的刺砍对象,而是建立于语义“逆反”的个人化与模糊性当中。李慢的“疯癫”无疑是反讽的。然而反讽的并不仅仅是他对知识理性的信仰将他引向疯癫这种“命运反讽”,也不完全是在第一节讨论中出现的说理叙事与疯癫内容相悖的“通篇性反讽”。更为反讽的是他游离于疯癫与理性之间不确定的姿态,是李慢同时作为叙事反讽者与“反讽受害者”的身份。 事实上,在李慢对自己从发疯到“治愈”过程的叙述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对“疯癫”的真正自觉,因为他所有关于自己精神病的论述都是用精神病学语言做的“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即对“疯癫”的全盘否认。这种“自信的不自觉”决定了他作为作者“疯癫”书写的反讽叙事者与反讽受害者的双重身份,也构成了徘徊于两极之间的浪漫主义式的反讽。针对浪漫主义式的反讽及其对无限“延宕”式的解构可能,另一位西方著名反讽学家布思曾这样提问: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反讽? 布思问题所指向的是反讽的界限,也是文本解读的限度。而这,也同样对《沉默之门》结尾隐喻的解读有所启示:李慢有了新的知识分子工作岗位和正常化的生活,但他和门里的那群羊,究竟是重新走进了沉默之门,还是在牧羊人的引领下走出了沉默?是再次接受了理性权威,还是偏执地保留着“荒谬的权力”?是找到了理性的真实,还是又回到了疯癫的虚妄?“疯癫”的书写者或许也是带着这些疑问在门槛上沉默地徘徊。而当他再次开口言说时,他的声音应依然带有个人式的反讽,坚持一个被边缘化的知识个体对历史真实偏执的探求。 注释: ①杨小滨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疯狂叙事看作对从“五四”知识现代性到“文革”政治现代性文化范式发展中历史叙事主体的解构。参见杨小滨:《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中的精神创伤与反讽》,愚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版,第33页。②后现代解构主义视阅读为一种从文本结构和文本主体之différance)间的差异中获得“延宕”( 性意义的批评方法,与浪 漫主义“反讽”概念里从字面与语义的无限对立中寻找意义的理解路径平行。反讽》,愚人译,上海三联书店③ ④⑤⑦⑧⑨ 转引自杨小滨:《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中的精神创伤与宁肯:《沉默之门》,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版,第125页。2014页,第⑥版,第在这里隐喻成立的前提应该是隐喻接受者能够想象田园220页,第5页,第247 17页,第页,第405 8页。页,第6页,第82页,第178景象中蛙鸣或鸭叫之类能同此起彼伏的打嗝类比的声音形态,这个前提到下一页中才出现,将“鹅叫”加入隐喻:“当别人还在一片鹅叫时我差不多已无声无息,就是身体还有些抽搐而已。”叙事者省略了喻的与喻矢之间的共同类比性,无法通过感知直接产生意义。“喻的”与“喻矢”的概念参考由ards提出的隐喻用法,参见[美]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I. A. Rich⁃特·哈珀曼:《文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版,第262-263页。学术语词典》,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⑩参见[美]艾布拉姆斯、杰弗里·高尔特·哈珀曼:《文2014版,第368374页。 Shoshana Felman,Writing and Madness,trs. Martha No⁃ el Evans and the author,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252.福柯理论最早在1980年代中期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关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文版最早于1991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发行,宁肯《沉默之门》出版于2004年,写作时间大致在21世纪初。作者受福柯影响的可能性还表现他于2014年出版的小说集《词与物》,这个能联系到福柯1966年作品《词与物——人类的考古学》的标题中。 See Zoja Pavlovskis- Petit,“Irony and Satire”, in Ru⁃ ben Quintero (ed.), A Companion to Satire, Blackwell Publish⁃ ing Ltd.,2007,pp. 510-524.比较参见[法]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1版,第24页。“精神病学的语言是关于疯癫的理性独白。它仅仅是基于这种沉默才建立起来的。”这种沉默就是由疯癫个体与理性秩序对话破裂而造成的。参见[法]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1版,第3页。`穆克定义反讽时区分“反讽受害者”与“受讽者”,将前者定义为一个被自身“‘自信的不自觉’直接卷入反讽情境”的角色。参见D. C. Muecke, The Compass of Irony, London: Methuen & Co,1969,p.35. Wayne C. Booth, A Rhetoric of Irony, Chicago: Univer⁃ 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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