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式叙述之限度与空间

——以《寻找张展》为中心

摘要：孙惠芬是当代文坛将“写什么”与“怎么写”同等看重的实力作家。较之前期写作，《寻找张展》因“题材之新”大获赞誉，但从表层结构看，叙述策略也有“新”变，不过究其本质，依然延续着作者一以贯之的写作理念与表达习惯。且场域化设置、成长型叙述和论证式推理在突显作家深刻的人性探幽、娴熟的技巧运用以及严谨的细节推敲等既定风格之余，也暗含其强行介入、理性过重、缺乏文学质感等不足。特点即局限，局限即空间，只有将写作追求与叙述风格妥帖融合，才是孙惠芬长篇写作的可能空间，也是当下优秀长篇写作的不二出路。关键词：孙慧芬；叙述策略；《寻找张展》；限度与空间

上半年，《当代作家评论》刊发了一组关于孙惠芬新作《寻找张展》的评论文章，其中论者韩传喜盛赞新作是“作家创作题材与风格的全新拓展与突破”，并指出这“拓展与突破”并非“体现在写作技巧的特异和艺术风格的奇异上，更多表现在内容的独特性上”。 论者韩文淑则肯定“孙惠芬在这部成长主题的作品中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在精神维度上始终以理解尊重和交流沟通的姿态切近人物与事件……直逼人们习而不见的真相和真实，完成了又一次兼有‘思想'和‘体温'的写作”。 论者聂梦则肯定孙惠芬在新作中塑造了一个在其人物谱系中从未出现过的“新人”形象。 不仅评论界对新作持肯定态度，《人民文学》的卷首语更是将新作推向一定高度，认为新作是“作家文学履历上的现象级力作”，同时亦是中国文坛“近些年创作中的一个异数”，它的出现甚至也 许会是“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事件”。 上述评论主要肯定了新作题材之“新”与人物形象之“新”，而在关于“怎么写”上，论者韩传喜直接忽略了写作技巧和艺术风格的评价；论者韩文淑则肯定其在叙事维度上“抽丝剥茧”的方式以及对“思想”的推重；论者聂梦则为孙惠芬略显失控的思想呓语做出解释，认为“很难说作者这次是不是故意让这一特质放大，让不合潮流的弥散漂浮的心灵自传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可见，大家对新作的“怎么写”基本持忽视或包容的态度。质言之，大家对新作之“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低姿态接纳。孙惠芬作为当代文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家，新作出炉仅以“题材之新”得到认可，此种片面的“题材决定论”从某种意义来说，有降低优秀长篇写作标准之嫌，也有降低孙惠芬写作水准与要求之嫌。

一 “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并重 其实，纵览孙惠芬的写作，她自始至终都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两条道上前行。从《歇马山庄》到《上塘书》，再到《吉宽的马车》《生死十日谈》以及《后上塘书》，历时近二十年，孙惠芬构建了“歇马山庄”文学地域。因关注领域的集中，其作品不可避免被贴上“乡土叙事”“女性写作”等标签。当然，被贴上标签并不意味着其写作是缺乏新意的，甚至相反，应标志着其稳定的语言体系和叙事风格的形成，而一个作家成熟风格的形成并非朝夕之间，往往需要在主旨意蕴的拓展以及文体表达的构思等方面历经漫长的探索过程。孙惠芬在其首部长篇《歇马山庄》中开始确立自己的文学坐标，关注对象为辽南地域的乡村百姓，作品着意展示了遭受现代文明冲击下辽南乡村的诗意生活；《上塘书》依然关注歇马山庄，其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诠释了辽南乡村自成一体的伦理生态与乡土秩序；《吉宽的马车》让充满诗意的歇马山庄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开始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在进与退之中摇摆；《生死十日谈》零距离再现辽南乡村百姓贫困无望的生活，与死亡的距离只在一念之间。至此为止，作者对歇马山庄的文学演绎已达通透，而在《后上塘书》里，她让进城发达了的村民将拥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歇马山庄改成上塘村。其实，上塘村还是歇马山庄，标题的置换表明作家别有深意的考量。关注对象虽未变，但作者的情感态度与价值立场在逐渐发生变化：《歇马山庄》流露出对诗意乡村的坚守与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向往；《上塘书》散逸着对诗意乡村自足伦理秩序的满足，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与威慑依然从容；《吉宽的马车》因招架不住现代文明强烈的冲击而被动或主动离乡入城，在城市文明的碾压下再度返乡，诗意乡村犹在；《生死十日谈》中乡村百姓贫穷的物质生活与贫乏的精神世界使诗意乡村全方位沦陷；《后上塘书》中企图将现代城市文明移植到沦陷的乡村，但这显然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从离乡、进城、还乡、改造乡村整个过程来看，作者一直在“乡土书写”的主题领域内积极探寻与掘进着。标题的置换、主旨的推进、情感的变化等，这些皆隐性彰显着作者对“写什么”的思考，但细致分析会发现作者从未放松过对“怎么写”的构思，如《歇马山庄》的原型寓意、《上塘书》的方志体、《吉宽的马车》的空间叙述、《生死十日谈》的调查采访体、《后上塘 书》的书信体与亡灵叙事。为突显写作的现代感，作者还在作品中夹杂一些超现实主义因子，如《歇马山庄》中小女孩火花的通灵之眼、《后上塘书》的灵魂附体等。对此趋向，贺绍俊先生一语中的，认为“孙惠芬是不老实的，主要体现在结构方式上” 。确实，对于“怎么写”，孙惠芬有着自己的想法。在她眼中，文体不等同于技巧，但技巧和生活相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她主张“好看不过素打扮，朴素能直抵人心”，她“宁愿在文体外死去，也不愿在文体内活着” 。相对于文体意识强烈的作家，她显得淡定，正如有论者所言，孙惠芬“不是一个激进的文体革命家，更像一个改良主义者” 。温和的改良者并不轻视文体，只是她心中理想的文体不是花腔般炫技，她意欲追求的是“无技巧之技巧”，又或言“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之境界。 二 新作与“新”的叙述方式 如此思维与立场，孙惠芬的新作必然含有“新”的因子。相对于前期的乡土叙事，新作之“新”主要体现在作品的表意结构上。新作以“我”为线索，展示了青年张展的成长历程，关注的对象由乡村百姓转为新锐的年轻一代；写作的场域也从辽南乡村转移到现代城市；涉及的主题转换为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多元冲突与多重困惑，如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行政权力与人性的博弈、关于爱情与亲情的探究、个体自我认知与自我价值的寻找、生命健康与人生价值的体现等。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新作所关注话题也并非特别新鲜的话题。不夸张地说，每一个话题在古往今来的文学演绎中已成为陌生而又熟悉的生发点。当然，对此常见又不常见的话题，若采用传统线型叙述方式，呈现给读者的或许是另一个文本，但孙惠芬没有选择常规叙述，而是采用场域化设置、成长型叙述和论证式推理等来结构文本，这相对于其前期的文体表达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使新作在“怎么写”上体现出一定的“新”意。《淮南子·齐俗训》曾言“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可见时间的无始无终和空间的无边无际，但在现实生活中，场域作为人们活动的时空受到各种限制，而在文学作品中，场域不仅包括物理时空，还指涉特定的精神文化空间，同作家的审美取向、价值追求等存在关联。《寻找张展》中这种割裂式时空结构鲜明存在。从表层结构看，作品呈现为并置的物理时空。上部讲述现在时态下“我”帮助儿子寻找青年张展的全过

程。“我”先后寻访张展的班主任、交换妈妈和辅导员，为了不使线索中断，作者使尽各种媒介如儿子的日记、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闺蜜等。在采访式寻找中，通过诸多当事人的口述，隐于后台的张展形象逐步明晰，共同指向一个另类、怪异、冷漠、堕落的“坏掉的一代”年轻人形象。“我”费尽气力找到张展，寻访的最终结果却是对方避而不见，给读者留下系列疑问与悬念。下部以张展的电子邮件为载体，以成年张展的视角回顾其往昔成长时空，与上部的当下时空互为补充，为读者立体还原张展的形象以及寻找的意义。在作品的表层时空中，读者看到的不仅是张展作为一个当代青年的生理成长历程，还能从其窥出迥然不同的两个精神文化空间，即作品深层结构里双重对峙的精神场域。其中，由张展、申一申、“我”、斯琴等构筑的精神文化空间里，充满着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对人性的尊重与弘扬的呼唤、对纯粹爱情与美好情感的守护、对权力与欲望的本能抗拒等。与之相对立的，则是由张展的父母亲、舅舅以及交换妈妈等构成的世俗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评价成功的标准主要体现为权力的拥有、官位的等级、人与人之间的权益交换与利用价值的大小等，而维系对峙空间的联接面则是张展的成长历程。作为官员子女，张展的精神生活灰色一片。出身农村的父亲在乡下尽管根系发达，可在有着做官家庭背景的母亲眼中不值一提。为了最大限度地攀爬升迁，母亲强势地折断父亲与乡村的一切“无尽关系”。为了将来的光明前途，张展自然也要远离“无尽关系”而寄住在姥姥家。八岁表姐梦梅被县政府的轿车撞死，这本是桩罪罚分明的惨案，却被张展父母用谎言掩盖真相，将亲人惨死置换为仕途升迁的架梯。梦梅事件是张展童年无法抹去的阴影，他第一次看到被权力与欲望扭曲的险恶世界，对政府官员的仇恨情绪由此深埋。而在少年时期，孤独无依的张展偶然被卖土豆饼的黑脸男孩所吸引，被那个世界没有虚假的世界所吸引，但好景不长，张展的逃课被发现，他再次被拉回冰冷无爱的世界。此次事件的后果是黑脸男孩连带小卖部一并被父母的权力清理，张展再次体会到权力的疯狂与不可理喻。张展爱绘画，但在父母眼中，画画是不务正业的行为，只有升官发财才是人生正道。为了实现他们眼中的“功成名就”，张展又一次被转学，并创造性拥有了“交换妈妈”。幸运的是，在新的环境中，张展遇见了给他带来情感慰藉的同学，邂逅了唤醒并照亮其体内艺术世界的发廊女斯琴。在这里， 张展遭遇了“爱情”，但这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爱情”，斯琴是纯粹的，她能给张展以艺术和美的启蒙，能指引他去认识真正的自我，获取真正意义的成功。很显然，作品深层结构里的对峙空间，不仅存在于张展与他的父母之间，还如同牢不可破的丝网一样笼罩于现实生活之中。在双重的空间对峙中，张展的灵魂经受着一次次洗礼。他在不断寻找，寻找接纳，寻找认同，寻找人生的支点与意义，这种寻找一直到父亲的遭遇空难才得以升华。在父亲遭遇空难前，张展将父母视为同盟，与父亲之间有着深深的隔膜。在父亲遭遇空难后，张展终有机会了解父亲的真实情况，才发现那个在乡下拥有“无尽关系”的父亲曾经的理想是做个优秀的木匠，曾经渴望能展翅高飞，但遇见母亲，只好挥泪斩断与乡村血脉相连的纽带，如同短翅之雀走上这条仕途之路。张展最终明白“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权力和利益绑架了我们的父母，在他们欲望的羽翼下我们如何不畸形成长”。至此，他理解并接纳了父亲，但此时父亲已与他阴阳两隔，他已没机会与父亲倾心交流。唯有不幸才能医治不幸。为了医治受伤的心灵，张展选择去特教学校任教，选择去肿瘤医院当志愿者，直面病痛与死亡。这些经历让他的精神世界完成了最后的自我救赎，使他学会正视一切成长之痛，让自己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有信念、有方向和健全人格的人。在这部类似于女人活计的“女红”之作中，作者以“寻找”为主线，在“抽丝剥茧”中抵达她想要抵达的精神高地。但寻找一个与自己关联不大的人，关注一件与自己关联不大的事，这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点“庸人自扰”，这需要作家超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自圆其说的论证能力。孙惠芬曾言“庸人自扰的滋味便是文学的滋味” ，《寻找张展》确实让读者感受到文学“庸人自扰”的滋味。小说分成上下两部，上部“寻找”，下部“张展”，合在一起构成小说整体。通读全文，从前往后看和从后往前看感觉迥异。从前往后看，读者跟随作者的一次次猜测和解释，勉为其难地一步步往下走，为作者担忧；从后往前看，读者体会出作者在上部的良苦用心，为作者喝彩。作品开篇告知读者寻找张展是“我”儿子提出来的一个请求：“还记得我的高中同学张展吗，帮我找找，他与我的科研有关。”因为这个，“我”走上了寻找之路。这个理由令人信服吗？作者曾说过，“小说需要有说服力，有说服力的小说重要的一点是让人觉得真实” ，显

然，这个理由不够充分。接下来“我”得知张展遭遇空难的父亲曾读过“我”的《致无尽关系》，就认为张展和“我”有了说不清的关系。这个理由成立吗？显然还不够。通过儿子的描述，“我”又知张展的基本情况：冷漠、怪异、倔强、我行我素、爱画画、与父母决裂、独立生活能力强。儿子的描述不但没有打消“我”寻找张展的念头，反而更加强烈。至此，寻找张展的理由归于两点：一是缘于作母亲的对于儿子有求必应的爱；二是缘于“我”作为作家特有的好奇心。因为这两个理由， “我”走上寻找之路。如何让这场并无多大意义的寻找顺畅进展下去，又一次考验着作者的设计安排。在儿子提供的有限信息里，作者先找到班主任，关于张展的信息为零，但有了交换妈妈的联系方式。找到交换妈妈，得到的信息是“张展是个无道德感”的人，此外，无它。接下来怎么办？作者的安排有些牵强，阅读儿子高中时的日记，一个高中生会将自己的私密日记随意放在家里并让家人轻易找到？但为了让“寻找”继续下去，必须承认它的合理性。因为日记，“我”发现了发廊女斯琴的存在，寻访上门，无果，一切止于猜测。接下来寻访张展就读的大学成了必然选择，找到辅导员得到的信息是了解到张展“爱戴毛绒帽”的习惯和“乌啦巴涂”的性格以及毕业去向。寻访特教学校，众人的描述又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爱心和责任心的张展形象。前后割裂的张展形象皆由不同叙述者的猜测构建，但在种种猜测中“我”也算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寻找”任务。与其说上部在寻找“张展”这个人，不如说在寻找“寻找张展”的理由。在上部结尾处，“我”以信件的方式向张展提出系列疑问，问题的提出并非随意铺设，而皆巧藏故事。与其说下部是张展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不如说是作者针对上部疑问逐个解答的过程。从此角度看，新作更像一部立论清晰、论据充足的论文，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中严谨地完成论点的论证。 三 不“变”之风：孙惠芬式叙述的延续 众所皆知，内容和形式向来不能分而论之，因为所有形式皆承载着小说的基本要义和作者的气质、性格、理念与习惯等。承上所述，新作虽采用场域化设置、成长式叙述和论证式推理等叙述策略，在主题表达和叙述方式上较之前期有了“新”变，但究其本质，这些策略皆延续着作者一以贯之的写作理念与表达习惯，此种“新”乃不变之“新”。 首先，在《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后上塘书》等几部作品中皆存有类似于场域化叙述的结构设置，最典型的是城乡并置的二维空间。作者通过对乡村风景、风俗人情的描绘为读者呈现了朴实恬淡、秀美宁静的乡村场域，以作品人物的视角为读者呈现了虚伪、肮脏、堕落、冰冷的城市空间。而在精神意义上也存有二维对峙空间，最典型如城乡经济文化的巨大差异使百姓在城与乡的游离中不可抗拒地陷入精神困惑与身份焦虑之中，《上塘书》《吉宽的马车》《后上塘书》中皆流露出对乡土文明的眷恋和不舍，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抗与绝望。其次，新作作为成长小说，为突显“成长”主题，以“寻找”为载体，在“寻找”中“成长”，在“成长”中完成作品的立意升华。但诸如此类的成长模式并非新作独有，其前期写作中已有体现。如《吉宽的马车》中，这种成长模式更加鲜明。有论者认为其“在整体结构上可看作离家——探险——回家童话结构的某种变奏，可看做是一部探险与成长小说” ，还有论者认为“吉宽从‘虫子’到‘蚂蚁’，再变到‘屎壳郎’的过程，吉宽的人生图式是中国版的变形记” 。这种模式在《后上塘书》中亦能觅得痕迹，刘杰夫作为乡村逃离者，对城市文明充满向往与崇拜，在城市里不择手段谋得暴富，但遭遇丧妻事件后开始对乡村淳朴文明充满珍惜与向往，内心的狂躁也随之归为平静，有论者认为作品“在书信讲述的故事中，完成了刘杰夫这个农民资产者成功后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救赎”，“是一个农民资产者的精神成长史” 。再次，新作首次运用论证推理式叙述方式，但究其本质，则由其一以贯之的女性写作立场所致。谈及女性写作，不少作家反感被贴上“女性写作”的标签，估计孙惠芬也属此列。在她的意识中，写作就是“对灵魂的追逐，对情感的挖掘，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确实，写作不应分性别，但作为女性作家，性别意识的存在还是让其作品不可避免染上女性作家的气息，如喜欢采用向内转视角、擅长于内倾式关注、青睐于絮叨式语言等。向内转视角使她们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截取琐碎的细节和纷繁的意绪融入创作，显示出女性独有的细腻与繁琐。为表达微观的日常体验和生命感知，在表达方式上多采用日记、书信、随笔等形式，使小说在外在结构上呈日记体、书信体、闲聊式等样态。为了更酣畅地表达情感，在人称安排上多采用第一人称，即便不如此安排，文中的人物叙述者也会肆意流露出作者叙述者

的情感，摆脱不了“我”的内倾式动机。这种强烈的内倾式动机使作品带有自叙传印记，易给读者造成自传体小说的印象。这种视角与表达方式还会影响其语言形态。一般意义上，大家皆能接受男女作家在语言形态上存在差异的观点，如认为男性语言通常是“理性的、逻辑的、等级的和直线的”，而女性语言通常是“不重理性的、反逻辑的、反等级的和回旋式的” 。铁凝也说“女性作家在表达女性的时候比男性作家表达男性的时候要来得率真，这是女性作家优点的同时也可能是她的一个劣势” 。孙惠芬的叙述也体现出鲜明的女性特色，她侧重探讨人物微妙的内心，主张“最好的小说是写出素常日子素常人生的素常心情，是写出素常心情中蕴含的素常人性” 。她在心灵化、内倾式的语言表达中并不试图为读者提供生动的故事，而侧重“抒写人生命运的悲喜交加，挖掘隐藏其中人性的复杂与迷惑” ，这种语言表达使其作品呈现出诸如少描绘性语言、多理性化评述等特征。 四 叙述的限度与可能性维度 关于经典长篇的标准，向来莫衷一是，但有一个相对性的衡量尺度告诉我们，故事性、思想性与艺术性是成就一部经典长篇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当然，这些要素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妥帖地糅合，缺少或偏重其中某个要素都存有产生“半部佳作”的危险。浓郁的时代气息、深邃的生命意识、女性主义色彩以及对人性的深度考察等，这是评论界对孙惠芬作品总体特质的概括，这些概括用在《寻找张展》上依然妥帖，而诸如场域化结构、成长式叙述和论证式推理等叙述方式的运用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表达了作者的精神追问，但若以经典长篇的标准丈量，这种叙述策略存在一定限度。长篇小说的第一要素应是故事性，但故事和小说又存有区别。本雅明曾将其作了区分，在他眼中，故事往往给人以某种教诲，小说则由故事构成，但并不止于故事。故事是小说的载体，小说真正的意图应在故事的背后。如果一部作品只注重故事性，忽视了思想性或艺术性的存在，则易沦为通俗读物，但一部小说也不能少了故事。很显然，孙惠芬式叙述淡化了故事与情节。如《寻找张展》花了半部篇章用来证明故事的可信性，连故事的根都难立住。对此局限，孙惠芬己有认识，她曾言“和许多作家不同，我缺乏故事的滋养。我从小到大对故事不感兴趣” 。确实，新作上部自始至终都以“我”的视角去解决“寻找”的理由和存在的价值，下部虽由张 展来讲述自己的成长过程，但我们还是不难看出张展的价值立场、情感倾向、言说气息等与“我”完全一致。孙惠芬坦承自己不擅长讲故事，但她善于挖掘故事背后的隐秘，这点已得到读者的普遍认可。一般情况下作家会选择哲思化、散文化等笔法，通过人物叙述者、作者、或“我”的思考、评议等形式，将各种观点传达出来。这种手法在孙惠芬的笔下显得尤为鲜明。在此并无意否定小说散文化或哲思化，而是不赞成毫无保留的、不管不顾的分析与评说，如在《寻找张展》中， “我”自始至终用自己的语言和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情感和价值取向，在下部又通过张展之口继续倾情表达与作者立场完全一致的各种观点。小说应该有自己的情感与思考，但不能如此不加节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说，现代小说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暧昧性”。确实，艺术的魅力往往就在于这种暧昧不清的“混沌”状态，一种不可解释的混沌，或者说即便解释了依然一片混沌，用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则解释为“含蓄”“多义”“留白”等。优秀小说存在的价值就是以故事的方式诠释那些幽暗不明的事物。如果作者洞察至深，一切深远的东西让读者一览无余，小说因此难免会流为单薄或肤浅。曾有论者指责《歇马山庄》“全凭生命的知觉感知世界，缺少应有的指责和批判，表现出理性的匮乏” 。谢有顺也认为“过分注重个人感性经验表达的写作是有限度的。个人的困境如何与人类的困境发生关联，是许多女性作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笔者认为，孙惠芬式叙述不乏批判与理性，也能突破个人困境与人类精神的关联，但过于急切、任性的介入让小说深深打上作者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小说的文学品质与艺术美感。一部作品有了故事性和思想性，欲想成为经典之作，艺术性则显得格外重要。当然，小说的艺术性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奇特的结构、缠绕的叙述或奇异的语言。更深层次地说，艺术性包括一切形式的运用，但并不止于这些形式，而是在综合因素的合成下形成的一种气息、情绪或意蕴。何以达到如此佳境，这就需要处理好写作技巧与艺术性的关系，这是每一个作家必须思考的重要命题。关于小说技巧的掌握，阎连科曾感慨“我们不缺技术，不缺语言实验，但我们还缺，缺的就是写作中那种愁肠百结的混沌和迷憾” 。这里的“混沌”与前文中的“混沌”所指各异，此处指对写作技巧运用的不确定或曰陌生化。但凡一个作家的成长，总要经历由“不会写”到“太会写”的过程，“不会写”阶段需要模

仿，“太会写”阶段易于陷入由轻车熟路、经验丰饶而产生的麻木感，而最佳的写作境界应是再次回到“不会写”状态，此境界与孙惠芬所提倡的“无技巧之技巧”相契合。但遗憾的是，孙惠芬在《寻找张展》中所处的正是“太会写”阶段，在思想的表达、技巧的运用上游刃有余，其过分贴近生活，通过琐碎的生活突显人物的情感体验、生存困境以及挣扎等，这种絮叨式写作的弊端是鲜明的，如同王干评价池莉时指出她“过分沉湎于对现实的体验和理解，零距离接近生活接近读者的同时，少了超越性” 。小说不是故事会，也不是学术论文，孙惠芬对写作有着自己的理想，其以《歇马山庄》为起点，以《寻找张展》为节点，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写作追求，善于从素朴的生活中发现至深的意义，这是一个优秀作家必备的能力之一，但与此同时，如何表达这“至深的意义”也是写就一部优秀之作的重要因素。且常识也告诉我们，题材选取与文体表达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一部优秀之作应是内容与形式的妥帖融合，融合度越高，意义的表达与形式的妙处皆能得到最佳体现。以此观之，孙惠芬式写作追求与叙述风格的融合度在不同题材书写中有着不同体现。同样的理性评判与精神追求，同样的空间建构与心灵化叙述，《上塘书》让读者心生敬意与满足，但新作《寻找张展》还是让读者读出了乏味与单调，生出了对文学品质缺失的遗憾。为何如此？因为孙惠芬采用方志体全方位讲述乡村生活，读者就将《上塘书》当做“方志”来读，他们满足于“方志”所呈现的生活点滴，乐意听取作者入情入理、别开生面的呓语言说，至于有没有完整的故事已经不重要了，而这点正好与孙惠芬式叙述合拍。而新作作为一部标准的长篇小说，作者选取采访与写信的方式讲述“寻找”和“成长”的故事，本身就限制了故事发生的时空感与场面感，在此劣势基础上，作者还继续其不管不顾的言说与无孔不入的评判，自然使写作追求与叙述策略之间出现裂缝，从而产生迥异的艺术效果。总之，孙惠芬式叙述在不同题材书写中呈现出不同的融合度。融合妥帖，特点就会变成优势；融合割裂，特点随即变成局限。只有遵循小说创作的内在规律，真正做到写作追求与叙述表达的最佳融合，才是孙惠芬长篇写作的可能空间，也是当下优秀长篇写作的不二出路。 注释： ①韩传喜：《欲望羽翼遮蔽下的成长寻踪——孙惠芬〈寻找张展>的多棱面透视》，《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期。②韩文淑：《成长的寻找——读孙惠芬的〈寻找张展>》，《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期。③聂梦：《孙惠芬的冒险出走，以及张展的两位援军》，《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1期。④《人民文学》“卷首语”，2016年第7期。⑤贺绍俊：《孙惠芬的变与不变：评〈后塘书>》，《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4期。⑥姜广平：《我更注重生活本身的力量——与孙惠芬的对2011 5话》，《文学教育》 年第 期。⑦陈红莲：《论孙惠芬日常生活书写中的结构》，《江汉论2010 3坛》 年第 期。⑧孙德宇：《女性作家的心灵家园：对话孙惠芬》，《渤海大2011 3学学报》 年第 期。⑨姜广平：《我更注重生活本身的力量——与孙惠芬的对2011 5话》，《文学教育》 年第 期。⑩张丛皞：《思考的诗性形式——评孙慧芬新作〈吉宽的马> 2008 9车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 期。2009 5程亚丽：《中国农民的变形记》，《东岳论丛》 年第期。徐勇：《全球化进程中的乡土寓言写作》，《当代作家评2016 4论》 年第 期。孙惠芬：《伤痛城市·写在前面的话》，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7年版，第 页。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1995 126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刘学斤：《对面、永远有多远和大浴女》，见铁凝：《谁能2001 383让我害羞》，新世界出版社 年版，第 页。2005 6孙惠芬：《让小说在心情里疯长》，《山花》 年第 期。2005孙惠芬：《写作不是获奖，是生命》，《深圳商报》 年6 29月 日。张丽丽：《生命深处的喧嚣与骚动——论孙惠芬小说中的2008 2女性世界》，《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年第 期。1996谢有顺：《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当代作家评论》1年第 期。2012阎连科：《写作最难是糊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74年版，第 页。王干：《说情主义，池莉的看家本领》，《中国图书商报》2002 5 30年 月 日。（作者单位：马鞍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本文系2018年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史统’兴衰与长篇历史叙述的发展”阶段性成果，项目编SK2018A09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