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视域下“存异伦理”的解构和重构

摘要：伦理，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认知与定位，涉及到自我与他者关系范畴中的道德界定与价值判断，是随着它赖以存在的背景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翻译作为自我与他者遭遇的一个平台，作为译者言说自我和表征他者的一种话语实践，同样涉及到伦理问题。本文在世界主义的的视域下，从历史背景、哲学渊源、泛政治化立场和话语策略四个方面对“存异伦理”进行综合性探究和解构，并由此反观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世界主义伦理的当下回归对翻译伦理认知的影响以及对重构翻译对话伦理的启示。关键词：世界主义思想；存异伦理；解构；重构；对话伦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译伦理”最直接的代言人——法国哲学家、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安东尼·贝尔曼(Antonie Berman)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翻译伦理”这个重要的概念。自此以后，“翻译伦理”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为“翻译伦理”的热门研究提供了滋养。之所以这么讲，首先，物质主义、“拜物教”充盈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盈余而精神相对匮乏的时代，因此主体缺少伦理道德信念。其次，随着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所触及的话语权力运作和身份认同的建构，相比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 观”，无限扩大了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的政治性，忽视了翻译的主体间性以及翻译作为一种人类交际活动涉及到的伦理维度。再次，翻译研究范式从以原作为中心到以文本分析为中心再到以译者主体为中心，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回归，因此，伦理便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还有，后现代翻译理论对传统翻译理论译者作为“仆人”、“带着脚镣跳舞”身份的矫枉过正，对译者身份即背叛者（“Translator，Traitors”）、翻译身份即“创造性叛逆”的“合法化”，使得翻译面临例如胡译、乱译、翻译暴力以及翻译中所存在的文化霸权等种种这样的危机，因此，在译界出现了对翻译伦理回归的诉求以及随之而来持续性的热门研究。从“翻译伦理”概念的问世到

“翻译的伦理回归”和“翻译伦理学建构”的诉求，以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的“存异伦理”最具有争议性，因此也具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间。

“存异伦理”的提出、解构及其缘由

1998年，韦努蒂在《翻译之耻：论存异伦理》（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一书中正式提出“存异伦理”(ethics of difference）这一术语，并从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翻译行为所产生的文化和政治效果以及译者所扮演的“共谋”与“抵抗战士”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翻译伦理在翻译实践中的绝对必要性以及根据译者是“本土体系和机构剥削、利用外国文本和文化的共谋”这一“翻译丑闻”阐明了他的伦理立场，提出了判断翻译实践是“好的翻译”的一个伦理标准，“……好的翻译就是去中心化的，就是用译入语来表现异域文本中异域性的” 这就是他所命名的 “存异伦理”。韦努蒂“存异伦理”思想的提出虽说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安东尼·伯尔曼在《异的考验》中提到的翻译伦理思想，但是对“异”（他性）的思考若绕开德国哲学家、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贡献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正的。一直萦绕在翻译研究中的归化与异化还是由此派生出的“同化”还是“存异”伦理之争从根本上说是施莱尔马赫最著名的两种不同翻译方法的演化。1813年，施莱尔马赫在以《论翻译的不同方法》（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on）为题的演讲中提出：“在我看来，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一是译者尽量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近作者，一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近读者。两条途径彼此间毫无共同之处，译者必须二者择其一，尽可能始终沿着一条途径行走。否则，一旦将两者混为一谈，便会出现无法预见的后果，作者和读者可能永远无法走到一起。” 他进而从文化交流和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角度论说了在翻译过程中保存原文文化“他性”的意义：

正因为我们移植了异域的草木，我们的土壤才变得更加丰饶肥沃，气候才变得如 此温和宜人。……正是由于频繁接触其他语言，我们的语言的表达力才得以丰富和发展。同时，正因为对 异域文化的尊重和吸纳，我们的民族一定能够承载其他民族的艺术和知识资源，并将其与自身相结合，融为一个历史性的整体。

虽然施莱尔马赫并未直接表明保存原文文化“他性”（异化）的伦理意义，但正如Kaisa Koskinen所说的，这里暗含着一种道德诉求（a moral calling）当然，韦努蒂“存异伦理”的提出，直接得益于安东尼·贝尔曼的“翻译伦理”思想。在法文版《异的考验》中，贝尔曼认为，翻译是对异或者“他者”的一种考验，因此“就有必要对翻译行为的伦理目标进行反思，把相异性当作相异性来接受” 。从伦理目标反思层面进行反思的话，那种没有保存“他性”，在目标语的化约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原则下对原文本进行“同化”，抹去所有“异”的踪迹的翻译行为是坏的翻译；那种尊重原文与译文在文化和语言上的“相异性”，尽量保留原作的“他性”和异域的踪迹，通过借词和造词等形式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移植”的翻译行为则是好的翻译。贝尔曼有关翻译行为所持的伦理立场得到了韦努蒂的认可、推崇和明晰化，他在1998年《翻译之耻：论存异伦理》一书中将翻译行为的所要达成的伦理目标命名为“存异伦理”（ ethics of difference）。他是这么说的： “我非常赞同贝尔曼的观点……好的翻译就是去中心化的，就是用译入语来表现异域文本中异域性的。坏的翻译，是那种打着传输的幌子，对异域作品的相异性进行系统的否定的翻译行为。” 不过，不同的是，他增加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维度，他从译者在翻译行为的文化和政治效果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异”对文化身份认同的构建两个方面强化了贝尔曼对翻译的看法，进一步推进了他所倡导的以非种族中心主义为倾向的议事议程。韦努蒂“存异伦理”思想的提出，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对17世纪到19世纪英语世界中的种族中心主义翻译暴力的一种批判，是对文化“他者”的一种伦理关怀，不过遗憾的是，他并未将这种伦理关怀一以贯之，相反，他在同一本书里对自己提出的“存异伦理”进行了解构。虽然他义愤填膺地揭露了翻译之耻——翻译造成、维持了语言文化、权力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关系，并且义正言辞地提出了抵抗这种翻译之耻的伦理立场和话语策略，那就是“存异伦理”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异化翻译”和“少数化翻译”。可是，他又反复在书中提出与之矛盾的观点，他认为“归化”是翻译的本

性，而不是一种历史现象和话语权力实践，在翻译中无论怎样竭力“求异”，极力追求“异化”，翻译中的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难以摆脱与文化霸权之间所形成的事实上的共谋关系。他指出：“翻译在根本意义上是种族中心的，因而绝对不可能是地位平等的双方之间的一种交流”；翻译的“功用不是别的什么，而就是对外异性的吸纳与同化，是将外源文本根据本土的领会和兴趣加以铭写。” 因此，他又总为“求同伦理”、为“归化”翻译辩护，他认为译者只要大方地而不是躲躲闪闪地承认他对原文的“改写”，“甚至实行最为彻底的归化策略的译者，也不应该被贬斥为违背了翻译伦理。相反，那些大大方方地对原文加以归化的译文所取得的成就完全值得我们崇敬的。”他一边对自己的“存异伦理”进行自我解构，又给“异”的对立面“同”也冠以伦理之名—— “求同伦理”（ethics of sameness），并以“因地制宜的伦理”（ethics of location）来囊括“求同伦理”和“存异伦理”。那么到底选择何种伦理取向呢？韦努蒂的标准是：“关键问题不在于话语实践（流畅的还是抵抗式的），而在于话语实践的意图和效果，也就是说，翻译能否实现它推动文化创新与变化的目标。” 由此可以看出，韦努蒂伦理立场既是模棱两可的，又是功利主义的，他推行的是本土文化利益至上的原则。韦努蒂的“存异伦理”除了被他自我解构了之外，也遭到了同行的强烈质疑和发难，尤其是其伦理动机、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立场。其中，解构言辞最为激烈的要数后殖民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son ）了。他在其专著《什么是翻译？离心式理论，批判式介入》(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ries， Critical Intervention) 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韦努蒂发起的挑战主流霸权主义翻译的“存异伦理”实则是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体现，他的伦理观是极其“盲目和虚伪的”（ blindness and hypocrisy ) 因为，韦努蒂曾直言不讳地提出“译本应该是异质文化呈现的场所，在这里读者能够瞥见一个文化“他者”（a cultural other）。所以韦努蒂提出“存异”伦理的动机是值得怀疑的，是真正关怀“他者”的自由，还是为了满足英美读者的猎奇心理？除此之外，韦努蒂的“存异伦理”的功利主义色彩也遭到严厉批评，我国学者刘亚猛认为韦努蒂真正关心的是翻译如何影响译入语的语言与文化，翻译对译入语文化的话语责任，即本土文化的利益问题或如何有助于促进本土文化更新的问题。 的 确，在韦努蒂看来，翻译只是他用来实现政治议程的工具，因此，翻译好坏的衡量标准要看它是否服从他的政治需要，故而他提出的“异化翻译”、“少数化翻译”及其“存异伦理”也只是一种政治主张，一种反抗霸权的政治主张和姿态，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异文化自身价值的尊重和伦理关怀。蒋童认为，韦努蒂的“翻译伦理”貌似为弱势语言及文化尤其是为东方话语请命，然而真正驱动着他的理论实践的却更可能是“一种稍加掩饰的本土文化利益至上主义” 。张景华也认为韦努蒂的“差异性伦理”有“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和实用伦理倾向。韦努蒂“存异伦理”为什么会遭到自我解构和他者解构呢？我们还得从其哲学渊源说起。首先，伦理，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一种认知与定位，涉及到自我与他者关系范畴中的道德界定与价值判断。而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知与定位，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道德界定与价值判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基于特定情境、基于自身发展所需的。也就是说，伦理有其实用性特征。其次，社会学意义上的“异”（alterity）或者“他者”(other)，正如《后现代伦理学》（Postmodern Ethics）的作者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认为的，是现代性的产物，是在自我主体中心主义和“总体化”“同一化”“本质化”的现代理性的重压下，是为了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对立物，是处处可能被“大屠杀”“清洁化”“消融”的。鉴于此，在此背景下自我与他者之间界限清晰，关系疏离。当然，后现代派学者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纠偏。他们一方面严厉鞭挞了现代理性对“他者”的“同化”暴力，另一方面树立起了“他者”这面大旗，建构了一整套以“他者”为核心价值的后现代文化体系。与此同时，列维纳斯（Levinas）又从伦理立场进一步凸显“他者”的重要性。正是在后现代文化反思和拷问 表征“他者”的权力话语体系的洗礼下、在承认“他者”伦理诉求的影响下，翻译界也从伦理层面思考如何翻译源语文本中的“他者”，思考译者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处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因为翻译本是自我与他者互动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译者言说自我和表征他者的一种话语实践，同样涉及到伦理问题。因此，贝尔曼并未直接界定什么是“翻译伦理”，并未将“存异伦理”明晰化，但他对翻译伦理的思考显然受到了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学”的影响，故他认为翻译是对“异”的

考验，保存“他性”才是译作的灵魂，正当的翻译伦理目标应该尊重和突出原作和原作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韦努蒂也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贝尔曼的思想，并命名为“存异伦理”。虽然以列维纳斯“他者”伦理学为首的后现代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扭转了“他者”被现代理性压抑的厄运，使“他者”地位得以凸显。可是，如果我们对此细加反思，就会发现后现代伦理观存在很多的弊病。首先，“自我”与“他者”以及“求同”与“存异”是不可调和的两个正负极对立概念。例如，勒维纳斯认为“他者”是“彻底的他者”“无限的他者”或“绝对的他者”，是绝不能还原为“自我”或“同一”的。他为了反拨西方现代“自我”哲学而要求“自我”完全放弃自身自由转而对“他者”承担绝对的伦理责任。在这样的“他者”伦理观下，“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依然不对称，“他者”比“自我”优先，比“自我”优等。由此可以看出，后现代对“他者”的伦理诉求是一种极端的“他者”的伦理诉求。这种极端的“他者”伦理诉求在消解了现代理性下的“自我”主体中心主义之后，却又落入另一种形式的倒置的中心主义，显然，这不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其次，“存异伦理”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尤为明显。在韦努蒂的翻译话语中，“霸权”“权力”“暴力” “抵抗”“文化身份”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因此，他关切的不是伦理意义上的“他者”的自由，而是翻译在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之间的权力制约、抗衡和消长、文化身份建构等方面的文化政治功能。后现代伦理学作为现代性“普世道德体系”的一种反拨，强调的是伦理的相对主义意蕴，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只能用自己、本土的标准来评价文化的独特性，而不能用西方的普遍主义来评价文化“他者”的优劣与否。当然，强调和关怀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挑战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但是后现代的这种相对主义的“他者伦理学” 却渗透着很强的政治功用色彩。那么，受后现代文化以及后现代伦理观洗礼的翻译研究也未能摆脱这种时代弊病。一方面，我们知道在贝尔曼正式提出“翻译伦理”这个概念之前，在传统的翻译研究视域内，那些“忠实”于源语和作者的翻译被认为是好的翻译，可是，在后现代文化的矫正下，“忠实”这一传统伦理标准被彻底瓦解，相反，曾一度提倡“翻 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叛逆者”、“译者想怎么译就怎么译”。可是，无限扩大的译者主体性，以及失衡的语言文化、权力对翻译行为的介入导致翻译危机重重，例如翻译标准的虚无缥缈，译者职业伦理的沦丧。因此，译界又出现了对翻译伦理的当下诉求，翻译伦理继而成为翻译研究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样，在弄清楚了贝尔曼的“翻译伦理”、韦努蒂的“存异伦理”的哲学渊源以及后现代文化思潮以及后现代伦理观的弊病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韦努蒂的“存异伦理”会出现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了？为什么他会对“存异伦理”进行自我解构，并将其对立面冠以“求同伦理”之名？为什么深陷二元对立思维的囚牢的他会为了抵抗帝国“自我”文化对 “他者”文化进行归化暴力，而将“他者”倒置为另一个主体，落入另一种形式的“他者”主体中心之嫌？为什么他提出的“存异伦理”有“泛政治化“和”文化精英分子色彩”之嫌了。那么，我们能否克服韦努蒂“存异伦理”思想中的二元对立和相对主义、泛政治化、功利主义等弊病呢？在世界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文化互动如此频繁的全球化时代，在世界主义思潮影响下翻译身份以及译者身份都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的前提下，我们是否可以尝试重构一种适宜的翻译伦理，以此规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翻译呢？因为伦理是与特定社会、社会生活、社会历史内在相关的，对伦理的认知也是随着它赖以存在的背景条件变化的。当代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 在《伦理学简史》一书指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伦理思想，一方面有着历史传统的承继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是作为供需者来满足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需要。” 因此，在当今文化全球化时代，当文化独白和文化霸权主义难以解决文化冲突，当跨文化对话成为解决文化冲突的主要途径成为一种共识时，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世界主义伦理观的指引下来重构翻译伦理，使译者的翻译行为往德性发展。

世界主义思想与“翻译对话伦理”重构

为什么说全球化时代世界主义思潮的当代回归能够指引翻译伦理的重构呢？这得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思想内涵说起。英语“Cosmopolite”源于希腊语 Kosmopolites （英文意为 citizen of the

world），是cosmos(世界)和polis (城邦、人民、市民)两个词的结合。持有这种信念和伦理道德信条的人被称为“世界主义者”或者“世界公民”。18世纪启蒙哲学家康德继承和发展了世界主义思想。不过，不同的是，在高呼“自由”“民主”“理性”等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下，康德的世界主义思想呈现出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启蒙理性普遍主义的色彩。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后，在文化互动、互译频繁、文化边界模糊、多元文化共生诉求的文化全球化时代，世界主义又得以回归和复兴，且被重新阐述，被赋予更深远的时代内涵，覆盖的问题域也更广阔。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和世界观，还是一种政治理想，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一种文化和文化身份观念，一种伦理实践，一种可据以评价文学和文化产品的批评视角。 例如，戴维·米勒认为，“作为一种关于世界公民的学说，世界主义在最近成为了政治哲学，它是一种伦理观，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道德关怀对象。” 对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 而言，世界主义就是一种伦理观，他在《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的伦理学》一书中从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世界主义是一种新的认同观念，一种对待文化和身份的不同态度或立场，要求既要对他人负责任又要彼此承认我们可以理解的人类差异性。也就是说，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努力寻求能把人类团结起来的一种共同价值观。 显然，相比后现代文化观和后现代伦理观而言，新世界主义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新世界主义伦理观认为每个人都是具有同等道德地位和价值序位的平等主体。因此，相对于后现代的“他者伦理学”而言，新世界主义伦理观超越了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在关心他者，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倾注了对“自我”与“他者”平等的伦理关怀。当然，本文的“世界主义”还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因为世界主义是一种对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一种承认、尊重文化“他者”、与之交流与对话的对话伦理立场。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提出，在全球化的权力与抵抗之中，我们要用“方法论上的世界主义”来取代“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如果推衍到文化范畴而言，他这里指的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指的是那种偏执的以“他者为他者”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同化”暴力、建构“本真”的民族文化身份的一种本质主义策略。例如，韦努蒂以“异化”抵抗帝国的“归化”暴力，提出“存异伦理”规范翻译行为和建构文化 身份。然而，在当下“全球本土化”的文化语境下，文化边界和文化身份并非非此即彼、泾渭分明，铁板一块，取而代之的是民族文化边界和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化和多元化。更为关键的是，“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对“他者”的政治功用观遮蔽了对“他者”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关怀。相反，新世界主义视域下的“他者”并非只是现代理性主义和西方普遍主义之下“自我”的“地狱”或者建构“自我”身份的一面“透视镜”，也并非如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用来批判和解构现代启蒙理性的一种反辩证逻辑或者如“差异政治”视域下的抵抗普遍主义权力政治的一种政治实践，与之不同的是，“他者”与“自我”地位是平等的两个主体。另外，新世界主义观并非否定文化价值的普世性，它否定的是文化价值的一元论，提倡的是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否定的是文化意义生成的强权对立机制，提倡的是文化意义生成的对话协商机制。具体到文化翻译领域，新世界主义图景无疑为全球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翻译提供了一个全球公共空间，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互译提供了一个平台，但同时也使得翻译伦理和翻译实践日益复杂化，因为文化和翻译的本质、翻译的功能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首先，全球化引发的频繁的文化互动和文化互译使得一切文化都是混杂的、都是翻译的，这模糊了昔日费尽心思画地为牢、不可调和的文化边界，解构了文化的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观，解构了现代性视域下的“固化”的身份认同观。世界主义研究专家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 ）在《世界主义》一书中提出世界主义的过程其实就是不同事物相互翻译的过程，世界主义的空间犹如翻译的空间。翻译是所有社会的文化形式。他还指出翻译其实不是在翻译他者，而是在与异文化相遇的过程中自我是如何通过他者之眼来理解自我以及自我所发生的文化变迁。 女性主义翻译家西蒙（Sherry Simon）从移民写作的角度通过“桥”的意象论阐述了翻译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她认为，移民写作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翻译”，丰富的文化体验以及多重的文化记忆之间相互翻译构成了一幅美好的世界主义景观。另一方面，经济文化互动模糊了文化和文化身份的边界，加剧了文化和文化身份的混杂性，解构了“静态的”、“本质的”文化和文化身份观。 其次，新世界主义图景下翻译的功能和译者的身份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了应对国际新形势的变化和抵制狭隘民粹主义的重新抬头，为了构建“文化共

同体”和建构一个多元文化、多元共生的世界文化格局，新世界主义图景赋予了全球化时代文化翻译新的高度、内涵和功能，因此，译者的身份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译者是民族主义者，更是新世界主义者、是文化掮客。其重要性如谢少波的认为，作为一系列价值观念和理想的世界主义与作为去普适性观念有效方法的文化翻译是文学与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每一种阅读行为与每一处表征场域都将有助益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尊敬与接受。 其内涵和功能如王宁在《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翻译的文化协调作用》一文中提到的：“在全球化时代，随着民族-国家的疆界的模糊，翻译的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的文化协调者，一方面可以把自己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另一方面，翻译又可以将具有普世性的东西落实到特定的民族文化语境中。” 翻译身份和译者的翻译立场如孙艺风认为的，全球/本土张力之下的翻译应是一种根植于本土文化土壤但又承认本土文化局限性而呼唤文化他者价值的一种文化自觉行为。民族文化译者要超越“国家-民族”立场思考当下翻译的跨文化传播，要兼备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积极开展“世界性”与“民族性”文化对话。 既然新世界主义图景下的文化翻译内涵和功能、译者身份都发生了变化，翻译伦理也应进行重构，要跨越“求同伦理”和“存异伦理”难以逃脱的二元论和文化独白论，转而建构一种翻译的对话伦理观。在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中，跨越“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的文化独白，走向文化对话，重构翻译对话伦理观的想法并非空穴来风，既有以巴赫金为代表的对话哲学基础，也是翻译的对话本质和跨文化传播现实中的对话现象的再次凸显。因为，翻译，从翻译的本体论意义上来说的话，翻译是人类自我与他者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译者作为“中间人”应该同时服务于自我和他者。从翻译的跨文化传播角度来看，无论古今中外，翻译作为自我与他者交往和意义流通的一种方式，都为跨文化交流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这都足以证明翻译的对话本质。然而，翻译的对话性，正如首位提出翻译对话伦理的罗宾逊所认为的，西方的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长期以来由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二元论、工具论和至善论所支配，译者的对话意识也同样受其制约。而以巴赫金为代表的的对话哲学对自我与他者有了新的认识和纠偏。相对于西方现代“自我”的启蒙理性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他者”哲 学，特别是后现代伦理哲学家列维纳斯为了反拨西方现代“自我”哲学而要求“自我”完全放弃自身自由对“他者”承担绝对伦理责任而言，对于巴赫金来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共存”的，而且在这种“共存”关系中，自我与他者是互为平等、互相对话、而非主客、非对立的两个主体。而且，他将对话视为自我与他者共处的最低条件。他认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从当下语境来说，相对于文化“定型”时期的文化心态——文化独白而言，对话也是当下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总体特征，通过对话，多元语言文化空间才能得以拓展，文化冲突才能得以缓解，多元文化共生才能得以生成。 因此，在当下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翻译更应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一系列对话。相应地，我们更应该提倡翻译的对话模式和相应的翻译对话伦理。只有秉着翻译对话伦理立场，走出“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囚牢和“独白”的时代，适时调适文化身份和跨文化心态，在“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中展开跨文化对话，将帝国主义的共谋者、民族主义的文化战士转变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公民和文化协调员，关切两种主体文化的自由，管理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以及跨文化意义的生成。

结束语

世界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翻译对话伦理重构是对“求同伦理”/“存异伦理”二元的一种超越，同时，也是对后现代过分强调个人自由、译者主体性得到极度张扬的一种强有力的反拨。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来看的话，翻译对话伦理是当下翻译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一种德性追寻。伦理并非是超时空的，相反是与特定社会、社会生活、社会历史内在相关。当过去的“求同伦理”和“存异伦理”框架已经过时，服务当下的文化冲突和跨文化交流已经失效；当陈旧的翻译伦理道德规范反而成为译者沉重的枷锁，制约应对当下变动的世界文化格局和难以灵活变通地处理文化差异时，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弹性的、更宽容的、更开放的对话机制。因此，翻译对话伦理应时而出，迎合了新世界主义影响下的翻译的对话本质和翻译的多元文化共生诉求。

注释： ① Lawrence Venuti.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Routledge 1998，p.11 ， 。② ③ Rainer Schulte & Biguenet John. Theories of Transla⁃ 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Universi⁃ ty of Chicago Press. 1992，p.5。④ Kaisa Koskinen， Beyond ambivalence : post- modernity and ethics of translation，University of Tampere，2000，p.49。⑤ Antonie Berman， (trans.) by Lawrence Venuti， Transla⁃ tion and The Trails of the Foreign . in Lawrence Venuti，(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Routledge，2000，p.284。⑥ ⑦ ⑧ Lawrence Venuti.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 ward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Routledge 1998，p.11 188 ， 、。⑨Douglas Robinson. What is Translation? Centrifugal Theo⁃ ries，Critical Intervention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Edu⁃ cation Press，2007，p.105。⑩刘亚猛：《韦努蒂的“翻译伦理”及其自我解构》，《中国2005 5翻译》， 年第 期。蒋童：《从异化翻译的确立到存异伦理的解构——劳伦2008斯·韦努蒂翻译理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年博士论文。:张景华：《翻译伦理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上海交通大2009学出版社 年版。: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伦理学简史》，龚群2003 3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王宁 《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翻译的文化协调作2012 3用》，《中国翻译》 年第 期。 David Miller. Cosmopolitanism: A Critique J. Critical ［］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2002 (5)，p.80。 Kwame Anthony Appiah.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M Norton，2006 ［ ］， 。 Esperanca Bielsa. Beyond Hybridity and Authenticity: Globalization， Translation and the Cosmopolitan Turn in the So⁃ cial Sciences J Synthesis 4，2012：17-35 ［］， 。 Sherry Simon. The Bridge of Reversals: Transla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in Montrea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ran⁃ ［］， cophone Studies，2006。 : 2016谢少波 《世界主义与文化翻译》，《文艺理论研究》4年第 期。 : 2008孙艺风 《文化翻译与全球本土化》，《中国翻译》1年第 期。 : 1998 ［俄］ 巴赫金 《诗学与访谈》 ，河北教育出版社340年版，第 页。

( 2018作者单位：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跨文化翻18YJE740001；译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广2016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年度学科共建19项目“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 世纪新教传教士儒经David Collie英译行为研究——以 《四书译注》为中GD16XWW31；心”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校级青年科研基金“从后殖民理论视角考察新教传教士柯大卫翻译的《四书》”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15sk02；校级教改课题“基于需求分析理论的翻译教学模式创新”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JX2016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