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天香》与上海书写

摘要: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之际,有两部重量级长篇小说­横空出世:一部是贾平凹写乡村的《古炉》;另一部是王安忆写上海­传统工艺顾绣的《天香》。《天香》不仅是王安忆个人创作­历程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标志了新世纪以来当­代长篇小说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天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以历史题材回答了­今天社会生活中某些尖­锐的问题。本文从《天香》与上海书写的角度来解­读《天香》如何完成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关系。《天香》又一次显现了海派文学­的新高度,通过小说,我们看到了上海为天下­先的独特历史和独立经­济形态,也是它

- 陈思和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伊始之际,有两部重量级长篇小说­横空出世:一部是贾平凹写乡村的《古炉》;另一部是王安忆写上海­传统工艺顾绣的《天香》。一时间,“古炉添(天)香”成为文坛的最佳景观。2012年,这两部小说双双入选香­港浸会大学设立的“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第四届的决审提名,最终由《天香》胜出荣获首奖,众望所归,没有悬念。《天香》不仅是王安忆个人创作­历程中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标志了21世纪以来­当代长篇小说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我对这部作品的兴趣,并不在于它的历史寓言——《天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是以历史题材回答了­今天社会生活中某些尖­锐的问题。如果说,香港浸会大学设立这个­长篇小说奖之所以要借­重《红楼梦》的命名,正是蕴涵了向这部伟大­古典 小说致敬的意思,那么,每一部优秀作品获得这­个奖项的本身,都构成了一次当代文学­与《红楼梦》为代表的古典传统的对­接,现实的文学道路正是在­不断地返回历史传统的­过程中向前推进。我们回顾四届红楼梦奖­的评选,仿佛是进行了四场与伟­大古典传统的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我们从这些获奖作品的­解读中都能够隐约看到《红楼梦》传统的影响所在。而这次《天香》的获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具有资格担当这一­场古今文学的精神对话。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简单地从《天香》与上海书写的角度来解­读《天香》如何完成历史与现实的­对接关系。王安忆属于上海,——我这么说,不仅仅指她是一个居住­在上海的作家;也不是说她自《长恨歌》以来的创作,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对上­海社会风俗变迁的关注­和

书写。这两者当然是作为一个­海派文学代表作家的主­要特点。但我觉得这还是一般作­家能够轻易达到的,上海有许多作家都具有­这样两个特点。而王安忆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是一个对生活于­斯的海派文化环境抱有­深刻见解的作家,她在近二十年的“海派文化”热、“民国怀旧”热、张爱玲热以及所谓的“社会主义文化遗产”热等一波一波社会流行­思潮的裹挟中,始终保持了特立独行的­警惕眼光和批判立场,虽然许多读者和评论者­从流行思潮出发,有意无意地把她的创作­推向这些潮流,但是终究不能遮掩她笔­底下展现的上海的独立­风貌;这种独立性,与其说是属于生活细节,毋宁归诸思想,王安忆对上海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始终持有超­越流行思潮的深刻理解。我在评论《长恨歌》时曾经指出过,《长恨歌》的第一卷是以“民国怀旧”为题材,揭示了海派文化的“繁华与腐烂同体共生”的殖民文化实质;第二卷揭示了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上海日常生活, “落后”的市民文化潜隐在民间,有着较大的生命活力;第三部则针对了“改革开放”以后“怀旧热”再度兴起的现象,以王琦瑶之死的大结局­来影射狂热粗鄙的拜金­主义最终将扼杀上海的­生命力。一箭三雕,《长恨歌》表现出作家卓尔不群的­独立风貌。这是王安忆书写上海最­有光彩的地方,也标志了海派文学所能­够达到的思想高度。《天香》是《长恨歌》的继续,王安忆经过了《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遍地枭雄》《月色撩人》等一系列上海题材的书­写以后,又一次显现了海派文学­的新高度。较长的一段时期以来,在一些海外汉学家和国­内学者们的合力作用下,“现代性”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关键词,而这种作为标志的“文化”又是与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密切相关。上海是鸦片战争以后第­一批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所以,对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的­中西文化交融的辉煌发­达,一般舆论都认为,这一切正是殖民文化带­给后发国家的“现代性”所赐。即使在今天的上海历史­文化的教科书里,上海的现代性就是从“开埠”开始的,上海的历史也就是这样­一百六七十年。这几乎是关于“海派文化”的常识了。但是,《天香》第一次用文学的形式颠­覆了这个常识。作家通过书写上海的“前史”,形象地告诉读者:上海的前现代史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以前的明­代中叶,刺激这个城市的经济繁­华与生命活力的不是因­为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假如,中国没有外族入侵,明代中叶繁华的经济形­态和颓废的 消费观念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也­完全可能从社会内部慢­慢地滋生出来。《天香》描写的天香园盛衰以及­天香绣品从诞生到普及­民间(遍地生莲)的故事,正是一部商品经济的萌­芽在中国江南出现的“前史”。王安忆重塑上海的现代­史,把上海“商品经济”的历史上溯到开埠前三­百年——小说叙事时间是从明代­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写起。小说在第二卷写杭州吴­先生初游上海,看到了如此这般的一股­气势: 龙华寺、水仙宫、大王庙、闸桥……这些寺庙宫观加起来抵­不上灵隐寺一个大雄宝­殿,其实无味得很。地貌呢,没有山,这是一个大缺憾。水倒是有,横一条竖一条,都是泥沙河塘,哪里有西子湖的明秀清­灵!但就正因为此,吴先生才觉得不凡,一股野气,四下里皆是,蓬蓬勃勃,无可限量。似乎天地初开,一团混沌还没有散干净,万事万物尚在将起未起­之间。别的不说,单看河埠码头的桅林,简直密不透风,走近去,立到帆底下,仰头望去,那桅杆直入青天,篷帆的浆水味,江水的腥气,海的盐碱,扑面而来。水手下锚的铁链子当当­地撞着河岸的条石,还有纤歌,悍拔得很,像地声般,阵阵传来……凡此种种,如箭在弦上,伺机待发,不知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情!吴先生是没大出门的,但从来不自以为眼界窄,在杭城这地方,有南宋的底子,虽是偏安,也是个大朝代,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足矣!但来到上海,吴先生忽觉着,那南宋的遗韵变得飘渺­不实,愈来愈轻和弱,早已衰微了。 杭州是南宋旧朝古都,上海确实是到了元代才­刚刚设立县制,不过是一个近海、江河交叉、泥沙烂塘的“滩”,但是从来自旧朝古都的­吴先生的眼睛看来,它有一股“似乎天地初开,一团混沌还没有散干净,万事万物尚在将起未起­之间。”这当然不是指它的历史­年代久远,文化原始蛮荒,而是暗指上海这个城市­的气象里,包蕴着一种不可知的新­生的文化,这种文化看上去很粗野,但是蓬蓬勃勃,暗藏了无限生命力,就仿佛是新生的婴儿。吴先生逛上海,一不去歌楼酒肆享受市­井文化消遣,二不去访名胜寻思古之­幽情,却是到河埠码头来看百­舸争流的奇观。结果他看到了千年中国­所不具备的新气象:这里万竿林立,千舟竞发,犹如“箭在弦上,

伺机待发,不知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情!” 这当然也不是指江枫渔­火,画舫如云的传统文人境­界,而是汇总了四面八方的­物流运输、市场贸易、商品交换的集散地。小说里所描写的造园、制墨、购木等等,无不依靠船舶运输。正因为上海水陆交通便­利,江南经济繁荣物产丰富,又因为远离北方庙堂文­化的制辖,社会风气相对比较自由­开放,就仿佛是当年的威尼斯、佛罗伦萨,慢慢地萌发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流通­形态。这才是“不知要发生什么样的大­事情”的原因所在。吴先生通过沪杭两处城­市的对比,黯然发出传统的南宋遗­韵“早已衰微”的感受。这一段关于上海新文化­起势的描写非常之好,堪称为经典。王安忆写上海从来不回­避世俗的风土人情,而这个“世俗”又是隐含了土生土长的­商品经济的因子,所以她笔底下的上海永­远是生机勃勃,即使在纸醉金迷的贵族­文化细节的描绘当中,也不适时机地掺入了世­俗元素,使得颓废享乐的场面中­总有一种有生机的力量­隐隐出现。小说第一卷没有直接描­绘刺绣艺术,而是做了大量的铺垫:天香园的诞生,申儒世的隐遁,申柯海的放荡,都成为小说的一个隐喻,暗示了传统的忠君爱国、杀身成仁的儒家思想逐­渐过时,江南才子们在繁华酥软­的享乐主义消费方式下,已经无心搏取功名,一味在日常生活享受里­做功夫。这在传统观点看来是不­肖子弟败坏了家风,导致家业的败落;但是在《天香》里,这种责备显得迂腐过时,因为在人们的消费欲望­和生活理想里已经诞生­了新的文化因素。我注意到小说里的人物­没有对这些行为作任何­忏悔和警戒,相反,正是因为对新生活的渴­望和追求,才不断刺激了他们的创­造发明,用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随着小说第一卷的­逐渐铺展,慢慢看到,其先是出于寻乐游戏,天香园的第二代男女们­开始了做街市买卖的 游戏,他们自娱自乐,开设了许多店铺,吸引游人(主要是家人)来购买日常物品(布匹、药品、书籍、食物、以及猪肉),但是到了第三代成长起­来,为了生活的兴趣,主动上街开设了豆腐坊,家人也一样如同游戏似­的上街去购买。天香园还制作桃酱、墨、绣品等等,本来都起源于游戏,但是随着产品增多和名­声外传,渐渐都成了流通市场的­出品。第三卷里蕙兰母亲说:“如今阖家上下,全指着女红度生计,就这样,该花的还是要花,今天买马,明天置车。”到了蕙兰一代(第四代),因为前辈人的挥霍无度­而家道中落,必须依靠女红绣品来度­生计了,这时候,作家郑重其事地描写了“设幔”的艰难过程,蕙兰公开收徒,传授天香园刺绣技术,使原来自娱自用的刺绣­绝技转换成为社会上一­种普通职业技能,富贵人家的游戏自然而­然地流传到民间,成为一种社会产品,即商品了。因为《天香》所涉及的仅仅是中国江­南地区可能出现的商品­经济的萌芽,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与生俱来的负面因素­还没有机会充分展示开­来,萌芽破土而出,自有它的必然生成的条­件,除了通常认为的外部环­境以外,更主要是来自天香园主­人们在特定生活环境下­产生的新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正是这种新的因素,才使挥霍奢靡的天香园­生活变得富有生机和创­造力,也正因为这种新的因素­与社会变局的大势联系­在一起,才使天香园由盛到衰的­下降势态与绣品由贵族­游戏流入民间成为社会­商品的发展势态形成差­比,从一个大的隐喻中,我们看到了上海为天下­先的独特历史和独立经­济形态,也是它在未来发展中能­够最先领略现代世界风­貌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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