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的境遇书写

围的环境和事件，显然她是一个“境遇”论者。王安忆对境遇的设置往往带有隐喻，摘要：通过对王安忆作品的评论分析，发现影响其小说中人物命运的往往是其周在原生境遇和继发境遇中对人的意识、个体精神、人生观进行多元化拆解和建构，人物在螺旋式境遇下形成个性化的人生观、方法论以及命运事件又重新注释人生境遇，在境遇的“虚”与“实”穿越之间达到对社会现实批判的目的。关键词: 王安忆；境遇；命运；现实批判

王安忆笔下的故事极少有“命运剧”，也极少有“性格剧”，在小说中，她总是努力淡化文本中的历史重大事件，而凸显出人物周围的具体环境及其事件。这种环境和事件，用王安忆的话来说，也就是人物的“境遇”。在《天香》的访谈中，王安忆曾说过：“她们的境遇、感情是我书写的对象。” 对王安忆来说，对人物境遇的关注是一种写作的自觉。这里的境遇，指的是境况和遭遇，是包含偶然性事件的，和主体发生过互动关系的外部环境，是依赖主体存在的一个概念。境遇在王安忆作品中的作用是不该被研究者所忽视的。

一 境遇书写下的人物命运

王安忆曾提出过小说创作的“四不要”原则，即：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的风 格化，不要独特性。 其中，“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是首当其冲的核心要素，这显然是对之前我们一直尊崇的经典现实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突破。而对人物“境遇”书写的重视，也和王安忆所追求的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有着莫大的关系。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即不将人物置于条件狭隘的特殊环境里，而是强调环境的普遍性，多样性。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故事的发生体现了“境遇”在王安忆小说中的重要作用。《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和《妙妙》中的妙妙有许多相似之处，最突出的一点是二人对于衣着服饰的敏感与在意几乎如出一辙，但因环境的差异，这种敏感与在意使两人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困顿人生。王琦瑶出生于1930、40年代的摩登上海，妙妙则出生在1980、90年代的头铺镇。王绮遥生活的上海本

身就是“摩登”的代名词，上海的时尚就是杂志的时尚。只要跟着街头巷尾的潮流走，人就不会落时。而王琦瑶对服饰潮流的敏感与在意使她在着装方面更为摩登。得体的服饰与外貌的优越性使她的美仿佛是照着人的心坎儿剪出来的，为她赢得了上流社会的关注。但正因为这被周遭人群所认可的美使她的交际圈始终高于自己身份阶层或完全不属于自己的年龄段。这看似是美丽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却是一种慢性毒药，使王看不清现实残忍的真相，她以为她的美丽可以使她冲破阶层的藩篱和世俗的偏见，最终导致了其悲剧命运。和王琦瑶所生活的地域——时刻走在时代前沿的上海相反，妙妙生活的头铺镇各方面都落后于现代社会。妙妙自小因卫生所的误诊而对头铺镇产生一种唾弃感，她十分向往现代化的繁华都市，对时尚的看法来源于电视、杂志等新兴媒体，她对服饰潮流的在意与敏感使她常常能预测到杂志里下一轮的流行趋势，可头铺镇潮流却总是比杂志里趋势落后一轮。妙妙对于现代潮流的追求是不被头铺镇接受的，这使她成了头铺街的异类，镇民对她的指指点点让她更加厌恶这里，执意要在各方面与头铺镇划开分界线，做这里与众不同的姑娘。这种对现代化的向往，对头铺镇不进步事物的厌恶使他先与北京来的剧组中的小演员发生关系，又和孙团展开一段自由开放的性爱关系，最后以一种与头铺街明显的对抗姿态与何志华上街。妙妙的境遇造成了妙妙不得已的孤傲并导致了她一步步地快要把自己给毁完。二人对服饰潮流的同样的敏感与追求却因在不同环境里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困顿人生。王琦瑶、妙妙、富萍、阿三……王安忆小说中的人物，他们不像俄狄浦斯一样，即使几乎尽善尽美却依旧逃不开命运的魔掌。他们的生命中虽不乏命运的偶然性事件，但这些事件并不会对他们造成太大的限制，人物在前一个境遇中所做的选择与行为决定了他们的下一个境遇，并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也不像哈姆雷特，万事俱备，却偏偏因其性格弱点导致一系列悲剧。他们的性格是受环境、基因等影响综合形成的，他们的命运也不是完全因其性格决定走向的，性格还常常困顿于环境之内无法舒展。他们也不像《活着》里的福贵，命运随着社会改革的浪潮戏剧化地大起大落。历史的重大事件很少被王安忆浓墨重彩地描绘，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具象为一个人周围的一件件小事：服饰的流行样式，晚会的讨论主题，娱乐休闲的方 式……它们潜移默化地对人产生着影响。在王安忆的大部分小说中，凸显境遇而不是直接凸显所谓宿命、性格、社会制度对故事的重要性，这是“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叙事原则在文本中的具体体现。王安忆怀疑特殊环境特殊人物这种写作方法夸大了偶然性事物，取消了必然性。而她凸显境遇就是为了寻找蕴藏在生活中的必然性。不论多大的问题，到文本中都该是具体的日常生活。一个社会或哲学上的问题，它应该是在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特殊环境特殊人物的写法无法体现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在此写法中，一个问题，它可能正好作用到某个人身上，直接毁灭一个人的生活，但这样的情况在生活中是微乎其微的。事实上，一个问题，它往往潜伏在我们的生活中。某些我们司空见惯的生活事物，它可能是暗藏毁灭力量的。当这些生活事物与人物相遇并形成他的境遇时，这境遇，事实上就是某些宏大问题在生活中的具象。书写境遇，就是凸显某些问题在生活中出现的必然性。

二 王安忆的境遇观及其生成探析

王安忆之所以在小说中凸显境遇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与其背井离乡的人生经历有关。王安忆自幼跟随父母部队从南京转业进入上海，刚开始，因不会说上海话而融不进幼儿园里的集体生活。后来，即使学会了上海话，父母的“军转身份”也与本地人形成隔阂。这种年少时的孤独苦闷与社会制度、性格因素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更不存在与恶势力抗衡的原因，而几乎完全是由“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环境差异造成，这种似乎始终无法融入周围环境的经验后来在《69届初中生》中得到了书写。1970年，王安忆16岁，又远离父母所在的上海，赴安徽淮北插队下乡。王安忆在这里感到非常苦闷，上海和乡村的巨大生活差异使王安忆觉得很不适应。王安忆小说里的人物经常替她表达对上海的眷恋。火车、轮船之类的意象在她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美好的青春在荒寂的小乡村中度过，思乡的情绪难以抑制，这境遇留给王安忆的苦闷恐怕是难以磨灭的。1978年，王安忆重回上海，回乡知青们的遭遇大多让人唏嘘，《本次列车终点》叙述了这段经验，被当作外乡人的归乡者又与自己的家乡产生了隔膜，难以融入自己的原生环境。在王安忆的经历中，重大转折总是伴随着环境的改变，这种经验自觉又不自觉地进入王安忆的文学创作之中。境遇对人物的影响虽不是其着力表现的主题，却在她小

说中占据了难以动摇的重要位置。《纪实与虚构》里，王安忆在序中说：“故事不故事对于她不再那么重要，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那就是：孩子她这个人，生存与这个世界，时间上的位置是什么，空间上的位置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她这个人是怎么来到世上，又与她周围事物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孩子她用计算的方式将这归于纵和横的关系，其实只要透彻这纵横里面的关系，就是一个大故事。这纵和横的关系，即是巨著的结构。” 这纵与横画个图来看，即孩子在作家预设的几条纵（时间）与横（空间）平行线的交叉点上移动着，这一个个时与空交叉点表现出来就是孩子的境遇（往细了说，就是孩子与周围事物的关系），而填充这结构空隙的内容则是人物的日常生活。王安忆小说中的日常材料看似松散，实际上都是紧密围绕人物的境遇展开的、富有隐喻的。所以，如果要使文本中的日常生活富有意义，能达到作者表述出某些问题或看法的目的，就必须选择对人物有潜在影响或能和人物发生关系的日常生活材料进入文本，即要选择能构成人物当下境遇的日常材料进入文本。王安忆为表现主题所选择的日常材料，以及最终构成的境遇都是她“良苦用心”设计的，常常富有隐喻。这种隐喻体现在人物的境遇对人物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其中最隐蔽的是对人物的意识以及主体精神甚至人生观的影响。人物出生的原生境遇可影响人物性格以及最初人生观的形成。王琦瑶自小生长的“石库门”是太平天国时期富商们来租界躲难而遗留下的经济适用居所，虽有一副“官邪的脸面”、小资的风情，住客却大多是城市的小职员或小商小贩。这样的弄堂既有刚出道的舞女，也有私家轿车进出的小姐，便由不得“怨艾之心”“欲望之心”产出。这里是上海小市民阶级的聚集地，最能代表上海的精神气质。王琦瑶在此境遇下长大，受其影响，是这“典型”上海弄堂里的“典型”女孩儿。人物在小说中经历多重境遇，构成序列，人物的主体精神也随之变化。有的境遇会与原生境遇产生对立关系，对人物在原生境遇中形成的人生观进行拆解。《长恨歌》中的片场是一个拆解传奇，拆解上流社会的地方，把充满 “Art Deco”的“好莱坞”的浪漫想象拆解为可行可做的步骤，成为电影明星可以让小女孩从小市民阶级迅速上升到上层阶级。“片场”中的经历使王琦瑶莫名有了种上流社会“唾手可得”的感觉，其精神个体开始 走出原有的阶级，弄堂外的生活经验和在“石库门”构建的人生观逐渐走向对立状态，王琦瑶精神困境开始形成。《匿名》中“滕了根”如仙境般的原始山林隐藏了人类的归乡渴望以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皈依感，与“上海”境遇形成对立关系，对个体精神进行拆解，使“我”开始由社会人向原始人逐渐退化。有的境遇与之前的境遇为承接关系，强化前一境遇中形成的新人生观。《富萍》中“棚户区”境遇承接“淮海路”继续对原生境遇中形成的人生观进行拆解。1949年已占上海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棚户区是真正扎根于上海的外来贫困人口集聚地，它是城区与外围乡村区域的连接带，依旧具有乡土人情和紧密的血脉关联。虽然生活艰苦，可是没有压迫与等级，只有平等与互助，使富萍寻觅到了生活的新可能性，直接决定了富萍后来的逃婚，其“独立自主”的个体精神随着境遇的转换得到舒展。越是普遍的日常情景往往越是我们脑中“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我们能看到一个角色作为行动元对小说起到的推动作用，却常常看不到一个人的周围事物对故事推动的力量。王安忆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所处境遇内的事物都介绍个明明白白，因为当作家把关乎人物境遇的一草一木写清楚时，很多事情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事情发生的道理，就隐藏在那看似繁琐的日常细节铺陈中。王安忆曾评价《红楼梦》“有极高的写实成就，它似乎不是一个写作者片面的、主观的、带有个人局限性的描写，而是一个天然的场赴，你看到一些东西，也看不到一些东西，有一些是蛛丝马迹，有一些是云里雾里。应该藏的藏，应该露的露，就像真实的生活” 。这既是王安忆所追求的写实，也是王安忆在文本中构建境遇的方法。

三 境遇书写下的现实批判

王安忆自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我看来，境遇书写也是她实现现实批判的重要途径。在前面提到了境遇就是某些宏大问题在生活中的具象，这些具象有时候通过分析是可以直接看出社会问题的。例如，在《匿名》中含有绑架事件的境遇里，主人公下楼去取自己并没有买过的吸尘器，觉得可能是家人买的，这件事直接导致了他被绑架。在被绑架的途中，他仔细回忆，发现最近有很多次打错的电话，可他并没有在意这件事。接着，他认真推理，发现是因为公司签

字混乱，绑匪们误把他当作了吴宝宝。这三件事，看起来只是构成主人公合理被绑架的细节，可实际上，造成这三件事的根本原因都是现代社会信息爆炸式增长造成的信息混乱。而现代社会的信息混乱已成为一种社会的常态，这使主人公忽略“打错的电话”以及“莫名来的快递”，从而被绑架。这个境遇里就包含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信息剧增所带来信息混乱的批判，以及作者对人类社会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质疑。有些境遇是更加隐晦的，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人物在境遇影响下的行为等来反观境遇中的隐喻。人在境遇影响下做出的一系列选择与行为，能展现出人物“个性化”的人生观以及方法论。这种人生观、方法论往往是境遇的折射，有时我们看不到境遇所存在的问题，因此也看不到人物所处的大环境中的问题时，可以从人物的“个性化”人生观、方法论反观其境遇，从而探寻人物所处的大环境中的现实问题。在《长恨歌》中，王琦瑶作为一个生活上的强者，几乎胜过周围所有女性，最后却落得了不如别人的下场。看起来是命运无常，其实又是必然。王琦瑶在其做重大人生选择时，总是充满着“冒险主义”与“机会主义”，只顾着把眼前的事情做好而不太考虑未来。且她太过于期望倚靠他人来改变命运，而不是靠自己的实力。王琦瑶的人生观与方法论折射了上海的问题所在：1949年以前，上海曾是远东第一金融中心，无论股票，黄金，外汇等金融市场规模全部雄踞亚洲之冠。因上海成为外国殖民主义通商的主要口岸，上海也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冒险精神与金融泡沫使上海的“虚”在一定程度上压过了“实”。王安忆也在访谈中谈道“我个人对上海比较悲观，它不像山西、陕西的黄土地， 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上海四百年前只是个渔村， 既荒凉又没根基。当外国资本涌进之后，上海仅有的一点本土文化也很快被淹没” 。王安忆小说中，人物在前一境遇中所做的选择往往决定了他下一个境遇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的一次次选择最终构成了人物的命运。一个个看似并不具有毁灭力量 的境遇，为何主人公从中走向了堕落或毁灭？我们可以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反观一系列境遇中潜藏的隐喻即它的现实问题。《我爱比尔》中阿三从大学生最终堕落为阶下囚的命运暗示了在她在与比尔以及与后来的马丁交往的两个境遇中，他们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对阿三所代表的中国意识形态的侵蚀，画画才能的湮灭就是这侵蚀后的结果。与外国友人的交往看似是很单纯的感情事件，实际上却是布满陷阱的，时刻改变着阿三的个体意识。阿三的命运故事，作者如果在比尔走时戛然而止，那这只是个言情故事，不具有现实批判意义。但当阿三堕落到在咖啡馆找寻邂逅并被打入劳改所时，人物命运的悲惨使我们意识到之前境遇中是存在问题的。王安忆坚持的“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决定了其小说中境遇对于文本的重要作用，细碎日常构建起来的人物境遇看似与宏大主题无关，实际上正是宏大主题在生活中的具象。王安忆认为自己不是莫言型的天才作家，她的作品是靠理性书写的，理性作品也需读者要理性分析。我们不能只凭感觉去阅读王安忆的作品，而是应该像研究生活一样去研究王安忆的作品，才能了解到作品隐含的意义。 注释： ① 2013 4 1徐健：《天香》，《文艺报》 年 月 日。② 2011 1王安忆：《故事与讲故事》，复旦大学出版社 版，第 页。③ 1993 5王安忆：《纪实与虚构》，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版，第页。④王安忆：《王安忆小说讲稿——心灵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2007 238社 年版，第 页。⑤王安忆、斯特凡亚、秦立德：《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一份关于王安忆十年创作的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1991 6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