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儿童文学的整体回顾与思考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 - NEWS - 谭旭东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现代意识、人道主义的思潮和童心主义的观念,借助政府对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的重视,而得以再现与张扬。新时期之初,儿童文学迎来了1990 1990自“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崛起,其比较强劲的势头一直延续到 年代,但 年代并没有进入繁荣期。进入 世纪,儿童文学进入多元发展状态,原有的地理发生剧烈位移,且儿童文学的社会性影响也变得更加多层面。 世纪儿童文学格局的变化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也促使我们对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新的思考。从儿童成长与国家文化建构角度出发,也必须重新审视儿童文学的价值、作家的创作姿态和作家的文化位置等问题。关键词:改革开放四十年;儿童文学;整体回顾;思考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美国家,儿童文学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文学系统。从欧美的主流文学史可以看出,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在中国亦然,儿童文学相对于其他文学门类来说,不引人注目,但儿童文学本身就是一个自发性、自足性很强的系统,好像文学界就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主流文学,即大学中文专业教科书里所关注并研究的文学;另一部分是儿童文学,它在大学中文专业的文学史里看不见、在文学理论里不成为观照与研究的对象。但现实生活中,读者最多的是儿童文学,就好比《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品,但一般外国文学史里看不见它们的身影一样,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也在大学教 科书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被刻意遮蔽。但“五四”以降,儿童文学一直是整个文学最具活力的一部分,儿童文学参与现代学校教育,儿童文学参与社会启蒙,儿童文学与儿童戏剧影视一道参与儿童的生命成长,儿童文学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儿童文学的现代化之路是现代人的观念与精神重建的一个象征。从鲁迅、周作人、冰心、叶圣陶到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再到葛翠琳、金波、孙幼军、郑渊洁、曹文轩等,现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在几代人的精神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新时期之初的崛起、1990年代的艺术化调整和21世纪的多元化发展三个阶段,取得了

不可忽视的成绩,涌现了几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在推动学校教育,改良家庭阅读,优化童年生态和担负时代文化使命等几个方面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

一 改革开放40年儿童文学的整体回顾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一直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当代文学体制就是一个把政治与文学紧扣为一个话语系统的中国模式。在“文革”之前及“文革”十年中,儿童文学创作虽然也有浩然、李心田等作家自觉地为政治写作,但大部分儿童文学作家没有过多地进入,他们的创作受到外部因素的抑制以及本身艺术素养的限制并产生明显的艺术与美学价值偏离。因此,“十七年时期”的儿童文学和接下来十年的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很少,甚至一些作品今天读来就如时代的冷幽默,借爱护孩子之名,而行投机之实,以成年人的世俗政治游戏来玩童年的语言游戏。但1978年以来,儿童文学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迈开,现代意识、人道主义的思潮和童心主义的观念,借助政府对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的重视,而得以再现与张扬。1978年至1983年间,先后两次召开全国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并举办了全国性的少年儿童文学创作评奖活动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的发展与崛起。其中, 1978年中宣部、文化部和国家出版局等八家单位联合在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努力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工作》为题的社论,呼吁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和文艺界、出版界、科技界、教育界的同志们,都来关心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并要求各级党委要扎扎实实地建设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编辑队伍,认真开展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评介、阅读等活动,对优秀的少儿读物建立评奖制度,大造为孩子们创作光荣的舆论等,激发了很多人参与到儿童文学创作中来。“庐山会议像一声春雷,迎来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园地百花竞妍的春天。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取得了明显的令人可喜的进展和成绩,儿童文学园地出现创作活跃、新人辈出的兴旺景象。老一辈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焕发了艺术青春,一批有才华的中年作家,成了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中的骨干力量,还涌现了一批热情为孩子们创作的新作者,他们在塑造新一代少年儿童形象及其表现手法上的有益探索,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庄志明语) 1986年5月,文化部与中国作家协会在烟台联合召开了全国 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大会向全国少儿读物作家和出版工作者发出了“为了明天,为了未来,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精心培育祖国的花朵”的号召。同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又召开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关于改革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八项措施。于是,新时期之初,儿童文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风潮,迎来了自“五四”以来的第二次崛起,其比较强劲的势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新时期之初到1990年代,儿童文学的基本状况是这样的:从地理分布来看,出现了北京、上海、巴蜀和东北地区“四足鼎立”。其他地域与省份儿童文学创作力量则相对单薄。北京聚集了严文井、陈模、束沛德、葛翠琳、金波、孙幼军、樊发稼、马光复、郑渊洁、曹文轩、张之路、葛冰、庄之明与罗辰生等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则聚集着陈伯吹、任溶溶、圣野、鲁兵、任大霖、任大星、梅子涵、秦文君、朱效文、任哥舒、东达、郑春华和简平等为数不少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巴蜀地区则聚集着张继楼、蒲华清、再耕、徐国志、邱易东等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东北则聚集着胡昭、崔坪、郭大森、佟希仁、胡景芳、冬木、高帆、木青和常新港等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从作家构成来看,冰心、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等从“五四”时期即成名的大家成为领头人,新中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成为中坚力量。如金波、张继楼、孙幼军、葛翠琳和郭大森等都成为地域性的领头人。与此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年轻的力量。曹文轩、常新港、张之路、沈石溪、郑渊洁、秦文君、周锐和邱易东等作家,都在这一时期走到前台,成为儿童文学最活跃的元素,这一批作家进入21世纪则成为儿童文学的领头人。且到了1990年代后期,肖显志、汤素兰、殷健灵、薛涛、彭学军等更年轻的一批作家出现。这一时期,是三代作家同台竞技,创作从“共名”到“无名”,从单一到多元,呈现出转折时期应有的循序渐进式的艺术格局。从儿童文学评奖、出版和报刊三方面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推动来看,新时期之初到1990年代,儿童文学还未完全与学校教育有效地结合,文学评奖一定程度上推广了创作,但也让部分作家滋生了功利思想,他们为评奖而写,甚至有的作家带着明显的追名逐利的目的。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初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儿童文学出版和报刊日渐开始市场化,但总体来看,儿童文学创作处在被动状态,作家没有充分体现主

体性,没有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创造性,更没有在市场经济中成为第一波弄潮儿,倒是郑渊洁离开体制,承包《童话大王》,独创一种类型化童话写作,并率先成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儿童文学品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过,这两个时期,儿童文学作家与儿童戏剧家、儿童电影和动画片、连环画等儿童艺术都紧密关系。或者说,儿童文学创作成为儿童戏剧、影视、连环画等的核心内容,或者说,儿童文学成为儿童文化各门类的共享内容。张之路在他的著作里提到,“1990年到1999年的10年期间,中国大陆地区共拍摄了119部少年儿童电影。这是儿童电影产量最高的10年。每年平均大约有12部少年儿童电影产生。”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优秀影片《我的九月》《心香》《天堂回信》《花季雨季》和《草房子》等,就是根据儿童文学作家罗辰生、郁秀、曹文轩等的小说改编的。新时期之初和1990年代儿童文学有科幻作家热情加盟,如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等儿童科幻小说佳作,但幻想的翅膀还没有完全张开,科幻文学更年轻的一代就从儿童文学中叛逆出来。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有两个重要收获,第一是“动物小说”的出现。在中国作家协会评出的首届(1980-1985)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中,十一篇获奖短篇小说中,就有三篇是动物小说: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蔺瑾的《冰河上的激战》和刘厚明的《阿诚的龟》。沈石溪1980年就发表了动物小说《象群迁移的时候》,1982年在当年的《儿童文学》杂志3月号上发表了《第七条猎狗》,从此进入儿童文学,成为当代动物小说创作的一位代表性作家。沈石溪之后,金曾豪、牧铃和更年轻的黑鹤成为动物小说畅销书作家。第二是“大自然文学”的出现。刘先平从1978年起创作大自然文学,出版了《云海探奇》《千鸟谷追踪》《山野寻趣》《寻找大树杜鹃王》和《走进帕米尔高原》多部大自然文学作品。在刘先平的带动下,几十位作家加入到自然文学的写作中来,到了21世纪由于程虹等欧美自然文学学者的理论推动,“自然文学”与“自然书写”成为一个热点。在儿童文学界,“动物小说”与“大自然文学”的几乎同时出现并合流,是很有意味,也有时代背景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就了环境与生态的尖锐问题,一批敏感的有良知的作家开始关注大自然环境的保护,并开始从事环境文学、生态 文学的写作,并开始从西方引进和翻译生态文学理论和作品。于是,大自然文学的队伍越来越扩大,它与生态文学、绿色文学和环保文学相呼应,形成了一种对生态进行批评、由文学的人本主义到生态主义的自然文学创作潮流。这一时期自然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有刘先平的以《山野寻趣》为代表的“大自然探险长篇系列”,沈石溪的《狼王梦》《一只猎雕的遭遇》《红奶羊》《鸟奴》和金曾豪的《苍狼》等中长篇动物小说,也包括薛涛的《最后一只孢子》等优秀短篇动物小说。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书写自然的作品里,刘先平的作品是明确地以大自然为关怀对象,并以宏大的视野来展现大自然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并且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创作是随着他对祖国高原、峡谷、森林和草地等探索足迹的深入而得以拓展和深化的,因此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呈现了独特的风格并成为这一个阶段的艺术标志。21世纪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相对繁荣的状态,创作队伍极大壮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出版多部作品的儿童文学作家已经达到了300多人,尤其是创作者的分布已经打破了过去相对集中与单一的结构。过去儿童文学一度是北京、上海、巴蜀和东北四分天下,即儿童文学作家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四川、重庆和东北三省并形成较大的社会声势,然后再是江浙和两湖作家相对比较集中,其他省市自治区则零星地分布着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但21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创作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了北京、上海、四川、重庆和东北三省外,全国各地涌现了几十个作家群,除了曹文轩、郑渊洁、沈石溪、伍美珍、杨红樱等作家的作品畅销外,出现了北猫、汤汤、墨清清和许晨诺等一大批有市场号召力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不断携新作走上小学校园,使得儿童文学原有的地理发生剧烈位移,且儿童文学的社会性影响也变得更加多层面。

二 改革开放四十年儿童文学的艺术流变

从新时期之初到1990年代,再到21世纪,儿童文学经历了自发到自觉,从社会化到艺术化,从单一主题到多元主题及多种写作方式的艺术的转变。具体说来,儿童文学在这四十年中,表现为以下几种流变:一、儿童文学创作对主流文学的追随。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主要是紧随主流文化,张扬集体的力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成为这时期儿童文学的使命。因此在作家们的笔下,“好儿童”的形象处处呈

现,而且成人世界往往是主宰者,他们充当的是教育者的角色,儿童文学更多地与教育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新时期之初,主流文学界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后来又出现了新写实小说和商业化写作。儿童文学也应和着时代,感应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家们受到主流文学的启蒙与震撼,在试图站在儿童立场写作的同时,也在追求主流文学的格调。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在这一时期得到明显的模仿,尤其是儿童小说,这几个方面的主题和题材,表现得比较集中。代表性的作品有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常新港的《独船》、黄蓓佳的《小船,小船》、董宏猷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等,他们紧扣时代主题或艺术风潮,以鲜明姿态跟踪主流文学。二、儿童文学在“共名”与“无名”之间徘徊。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提出了文学的“共名”和“无名”两个概念,用于描述当代文学的主题及价值追求的一致性与差异化。儿童文学在新时期之初,乃至到了1990年代,虽然追求个性风格成为曹文轩、张之路、郑渊洁等一部分作家的特征,相当一部分作品处于明显的共名状态。儿童文学创作的共名状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作家都习惯于按主题与题材写作,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到相同的写作方向上。二儿童文学写作过于强调教育性,把写作与使用目的相结合,容易走到说教的道路上去。三是儿童文学自觉接受已有的文学体制的规约,在整个文学来看,儿童文学是相对“听组织话”的乖孩子,每一次主旋律写作的倡导,都有儿童文学作家的身影。四是儿童文学创作按照传统的以老带新的“传帮带”的模式去进行,组织性、程序性很强,作家们自觉把自己归类,并寻找集体的依赖。这些思维也影响到了后来的创作,以至到了21世纪,儿童文学创作还难以完全摆脱艺术与思想的同质化。三、新时期之初和1990年代的繁荣的错估。1978年后,儿童文学进入非常好的发展状态,总体趋势很好,作家队伍增扩很快,作品出版得越来越多,儿童文学界一直持有繁荣论调。事实上,到1990年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还受到多方面制约,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发展状态。据统计,1992年通过邮局发行的全国少儿报刊共78种。其中,仅有《童话大王》《童话报》《少年儿童故事报》等是以小学生为读者对象的儿童文学报刊。幼儿文学有《婴儿画报》《幼儿画报》《小朋友》《娃娃画报》《顽皮娃娃》和《幼儿文学》等刊物。少年文学有 《儿童文学》《东方少年》《少年文艺》(江苏、上海两种)《文学少年》和《少年文学报》等。童年期儿童文学没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期刊。《儿童时代》《中国儿童》《小学生》《红领巾》等均为综合性月刊。报刊情况如此,书籍出版情况也还远远不能满足儿童阅读的需要。以中国少年儿童文学出版社1991年图书目录为例,文学读物共34种。其中,可以算作适合童年期孩子阅读的作品仅3种,占15%。 可见,在1990年代初儿童文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形势大好,儿童文学的影响力也没有儿童文学界自身估算的那么高。四、21世纪儿童文学的格局重组。进入21世纪以来,整个文学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文学随着外部场域的变化而发生了内部的重组。就儿童文学创作而言,其外部环境不仅仅是社会的,而且还包括文学的整体态势。也就是说,儿童文学创作的外部力量,不但来自社会整个文化环境,而且整个文坛也是促进或影响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境。比如整个文学界对于儿童文学的看法,或者整个文学体制和文学教育制度,或者图书出版体制等等,都会给予儿童文学种种的制约,都会影响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批评。但21世纪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事实上从创作格局来说,也的确进入了一个几十个实力团队纷争和实力作家竞技的状态。21世纪儿童文学的格局重组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艺术的代际分化。这是21世纪儿童文学格局变化的一个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从创作年龄上来说,儿童文学也好,还是整个文坛也好,都曾出现老、中、青的自然交替。但21世纪儿童文学老、中、青几代人在艺术追求上的分歧和差异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显,变得越来越大。新时期之初出场的作家所秉承的艺术理念,所坚守的儿童文学创作观念与1990年代出场的作家所追求的艺术理念,有着很大的鸿沟。而21世纪出道的作家创作观念更是全新的,是和前两代人有着更大的距离。如,与市场的自然接轨,对“畅销”概念的认可,这就是新时期之初作家最早所完全没有主动思考过的,甚至是非常忌讳和拒绝的。但21世纪儿童文学作家想尽办法使自己拥有巨大的市场效应,拥有更大的读者群。所以,按照过去的说法,21世纪儿童文学创作的主体性似乎在迷失。但市场仅仅是“陷阱”吗?“娱乐化”追求和“时尚化”追求完全是艺术上的投降,或媚俗的艺术委身吗?似乎不能这么绝对来看问题。在电子媒介时代整个

社会文化都娱乐化的情境里,“文学娱乐化”不是作家能够逃脱得了的宿命,且事实上,文化产业化,就是文化商业化,而商业化就意味着要追求大众性。没有大众性,就谈不上商业化,就谈不上产业效益,因此国家政策层面对文化产业化的支持,也决定了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的文学(包括儿童文学)只能是以市场效益为主导性原则。所以21世纪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追求市场效益,创作越来越商业化和娱乐化似乎不可避免。而且没有足够的娱乐元素和市场的接受度,出版业也不会给予作品问世的机会,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存空间是儿童读者,而产业化思维则使读者意识与市场意识紧密结合。当然,儿童文学出版机构从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单位,不仅仅是一个出版业的转制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厅处级文化干部变成公司总经理的问题,也是一个文学的转轨问题,更是一个作家抛弃传统的精英立场而走向娱乐化、商业化的必然之路。一个主体,再具有其精神的独立性,但它毕竟是文化的主体,是受文化制约与定义的主体,所以成长、生存于商业文化社会里的新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无法不走上市场之路。这对新时期之初和1990年代享受事业单位福利的作家来说,既带着艺术背叛的色彩,也有精神迷失的可能。他们怀着理想主义,有着深深忧患意识和精英立场,面对时代困惑,又无法改变环境,于是,一部分作家不得不调整艺术姿态,改变创作的策略。因为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文化是事业;后二十年,文化变成了产业。一字之差,文化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艺术代际的鸿沟也就自然形成。第二,创作的地理性重组。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儿童文学的主力都集中在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四川重庆和东北等,因为那个时候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地区性文化因素。比如,北京、上海之所以一度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重镇,云集了诸多的儿童文学力量,与这些城市的《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刊物和少儿出版社的支援是分不开的。在这些城市曾经出现过创作、编辑、出版互动的良好局面。作家认真写作,编辑认真编辑,出版社极力扶持,加上官方政策鼓励,还有作家协会的推动,使得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和阅读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但21世纪这种环境不再,官方的鼓励性政策少了,极少有官方支持的全国性的公益性的儿童文学座谈会或研讨会之类,也没有了出版社完全从扶持创作的角度来出版图书的行为,更没有了儿童文学刊物成为“作家之家”的局面 (全国十几家儿童文学刊物的总发行量与成人文学刊物发行量相比虽然非常好,但与其以前的发行量相比就不理想了)。取而代之的是,网站、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网络新媒体把作家们召唤在一起了,大家在QQ上互相交流,在博客上宣传自己、推介自己,甚至很直白地推销自己;有的作家还建立自己的儿童文学网站,开通新浪微博和微信,使之成为集自我推销和与出版社编辑、报刊编辑双向交流为一体的双重功能的媒介。于是,之前由中心城市所形成的儿童文学内在的向心力已经没有了,儿童文学创作除了辽宁有赵郁秀、安徽有刘先平这样少数有威望的作家还在极力组合队伍,形成良好团队的现象,大部分省市完全是个体性写作,自助性写作。因此,儿童文学创作很难形成地方性团队,更没有了集团军作战的气候。这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生的儿童文学名作家散布各地,整个儿童文学似乎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但不能因此否定21世纪儿童文学缺少了力量,缺少了对整体文化的冲击力。第三,儿童文学权威的弱化。1949年以来的70年里,儿童文学一直生长在一个不断产生“权威”的圈子里,过去文学批评所常用的“一代作家”实际上就是“一代权威作家”。如,我们一提到当代儿童文学的第一代作家,就会说到张天翼、严文井、金近、陈伯吹等,这实际也就是在说,张天翼、严文井、金近、陈伯吹等不但是著名作家,而且是权威作家。一说到新时期之初出生的作家,就会列出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等,这也意味着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等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全国权威的儿童文学作家。但进入21世纪,儿童文学的著名作家越来越多了,但权威性在消失。不是年轻的作家不尊重权威,不尊重长辈,也不是读者没有阅读良心。而是新媒体环境里的权威已经失去了其生存的环境和条件。作家协会很难担负起管理作家的职能,能够领导文学的已经不是某一个机构,那些身处文学体制内并获得了一些圈内名号的作家难以形成文学引导力。另外,21世纪的年轻作家更加愿意向外国作家学习,向同辈人学习,甚至向儿童学习。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而且网络新媒介和文化产业化体制也强化了作家创作的个体化劳动的特点,因此要作家们去遵循一个权威的指导是很难的。作家协会等文学组织机构因为在经济利益上和作家缺少直接的联系,而且在作家走上市场和读者方面也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就很难发挥其主导地位。21世纪儿童文学这个圈子已经不同于十年

前,现代是市场决定名家,新的市场营销方式能够让一个新人迅速成名。第四,是理论批评缺乏引领力。这也是21世纪儿童文学格局重组的一个特点。对于理论批评家来说,如果没有全新的话语,不能有效地与作家形成互动与对话,不但成不了理论批评圈里的名家,在作家们眼里成为权威更不可能。21世纪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作,评论家们很难脱离参加新书发布会之类的活动的儿童文学推介性角色的。如,有的评论家不去做儿童文学专业的理论批评而去做商业性阅读推广,其实就是认识到了理论批评权威性的丧失而自动放弃批评工作的。另外,还在一心一意坚持做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人之所以很少,从全国几所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的高校来看,总共也就五、六位还在专门研究儿童文学,一是因为理论批评一旦失去了其权威地位,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二是因为作家越来越不买理论批评的账了(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需要另文探讨);三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尚缺少进取心,缺少基本的理论探索的勇气,与前沿观点与思维层出不穷的主流文艺理论界相比,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还是“童心”“童趣”等老的一套,甚至连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都没有真正理解;四是新媒介环境与市场化带来的作家创作观念的变化。

三 改革开放四十年儿童文学的艺术重审

从以上对新时期之初与1990年代儿童文学及21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的梳理和总结,不难看出,21世纪儿童文学格局的变化,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也促使我们对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新的思考。从儿童成长与国家文化建构角度出发,也必须重新审视儿童文学的价值、作家的创作姿态和作家的文化位置等问题。一、重审儿童文学价值追求。儿童文学是艺术,但并不是阳春白雪的艺术,一个作家可以通过文学来满足自己对童年的怀念,来宣泄自己对童年的留恋,但儿童文学作家既然选择了为儿童写作,他的作品就有社会价值的定位,他的作品就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那么,儿童文学的价值追求在哪里?为儿童,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如何为儿童,这却值得作家们深深思考。儿童文学只是一个文字世界,不可能像其他的社会性成果那样给予儿童很实在的价值,尤其是像衣服食品那样的使用价值,但儿童需要一个形象的文字世界,需要一个适合于他们精神成长,有助于他们情感培育、素质提高、审美 熏陶和精神提升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儿童文学这个美好的世界。在儿童文学这个文字空间里,它可以传达的东西是很多的:一是对儿童生命和生活的基本状态的呈现,这使儿童文学成为成年人世界了解儿童世界的窗口。二是对成人生命与生活的基本状态的适当表现,这使儿童文学成为儿童了解成年人世界的窗口,儿童文学不但可以写儿童,还可以讲述成年人生活。三是比如爱,比如合作,比如同情心和悲悯情怀,等等,这些人类的基本情感,是儿童文学保持其人文性精神食粮品格的关键。四是成人的文化期待,包括成人作为父母亲角色对儿童的呵护与关爱,以及父母亲对儿童的教育意愿和成长要求,等等。五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对民族历史的理解。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家意识,不能没有民族情怀,不能忘了自己的文化之根本,尤其是不能忘却自己的历史。儿童文学可以在建构本土文化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待儿童文学的文化态度。六是对母语意识的培养。儿童文学是人之初文学,“人之初”这三个字,即说明,儿童文学应该是很慎重的文字,应该讲究文字上有美的修辞,而且还要在主题和内涵上进行母语文化的提炼和选择,不然的话,这“人之初文学”就会在儿童心灵深处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刻板化的印象。可以说,儿童文学这个文字空间里,具有建构性意义的元素还有很多。二、重树儿童文学的创作姿态。进入21世纪,儿童文学界一些人争论过作家的姿态是要调低,还是要调高的问题,但谁也说服不了谁。新时期之初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姿态很高,一些是怀着教育情怀来写作的,还有的是怀着培育社会新人的理想来进行写作的,还有些是标榜为怀着启蒙主义的理念来写作。比如,曹文轩在20世纪就提出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这一艺术命题,这实际上就是把儿童文学创作放在一个很高的文化位置上来定位的。但进入21世纪也有一大批作家不在以此为创作的宗旨,比如有作家就认为儿童文学要追求快乐,要变成开心的文字,还有的作家强调“要和孩子站在一起,儿童文学要与儿童在同一平行线上”(杨红樱)。很显然,后者是一种姿态的调低。但这两种创作是否可以调适,是否可以折衷,值得思考。儿童固然要亲近,但亲近并不等于迁就,并不等于和孩子没有辈分,没有高度。但高高在上,让儿童文学背上过重的文化包袱,也是没有必要的。就像一个孩子

一样,成年人要鼓励他向上,但没有必要让孩子和成年人去爬一样的高楼或登一样的高山。事实上儿童文学需要的是形成一个儿童与成人之间互动的对话与交流的关系。儿童文学从某种程度上看,应是“对话的诗学”,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对话,是成长的生命与成熟的生命的对话。儿童文学创作没有对话的姿态,如果高高在上,作家的主体性角色还是教育者,还是教师,还是领导,还是家长,那么儿童文学就会成为教育主义的牺牲品,就会变质为成人文化观念的传声筒,甚至可能完全变成主流意识形态的诠释者。三、重寻儿童文学作家的位置。这似乎是不需要论述的,前面所述已经确定了儿童文学的位置,作家的位置好像就自然也得到了确认。其实,不少儿童文学作家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社会上,文学界确实也没有给予儿童文学作家一个合理的位置。这是社会的偏见,也是文学界的偏见。中国文化里对童年生命的敬畏感较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者本位”是男性老者为至尊的文化。这样一个文化语境里,儿童文学作家要找到自己的文化位置是很困难的。因为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中心,是尊重儿童生命价值的文学,所以儿童是至上的,这就需要儿童文学作家摆脱成人“老者文化”的局限,冲破作家本身所从属的“老者文化”。朱自强提出的“儿童文学是解放儿童的文学”的观点很有价值,儿童文学作家应该站在“解放者”的角度,以充满童心、富有童年想象的文字把儿童从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恢复童年生命的自由与天真。另一方面,儿童文学作家在摆脱“老者文化”的控制时,还应该有意识地参与建设良性的童年文化。一个文明的社会要为儿童建构良好的阅读文化和成长文化,儿童文学作家在“儿童阅读文化”的建构方面有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只管埋头写作,还停留在书斋式的表达里,其实儿童文学还可以参与到纯正的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化的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活动中来,在社区、学校和幼儿园等开展切合儿童学习、生活实际需要的阅读与语文指导活动。如果儿童文学作家不能在儿童阅读和语文教育方面发生正向的建设作用,那么他也就失去了其文化价值确认的机会。总之,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儿童文学的发展,描述其所取得的成绩、呈现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发现儿童文学的队伍与写作取向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发现儿童文学也在不断成为自觉的艺术。可以说,自1978年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文化语境,进入了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持续发展的阶段。值得庆幸的是,儿童文学作家在这四十年里总体上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在社会文化坐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立场与姿态,并能够经营好自己的审美领地,于是,无论是在计划经济阶段,还是在市场经济阶段与新媒介语境,儿童文学作家都能尽量参与到儿童文化与语文教育中来,即使在文化产业化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也既能带来一定的艺术声誉,又能带来丰厚的生存资本。

注释:

①③陈模主编:《儿童文学创作艺术论》,四川少年儿童出1994 71 54-55版社 年版,第 页,第 页。②张之路:《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126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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