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感知、文学创作与地方文学

摘要：地理感知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概念，它是文学创作者对天地万物的心理化感应以及对人地关系的观念性感知，是一切自然现象和以地方为生存基础的人类活动在作家和诗人感官系统上的客观投射与审美观照。在微观维度上，地理感知以即时或间接的方式，与创作主体的社会阅历、家族环境、修养性情以及地理空间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一起，共同作用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在宏观维度上，地理感知则与地方文学的兴起发生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在人类早期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时，它还参与并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形成。关键词：地理感知；文学创作；影响机制；地方文学；地域文学

近年来，发展迅猛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既体现出中国学人非凡的学术创造力，也更加彰显着中华民族在国际话语中的文化自信力。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和探究作家的地理分布，中外作品中的地理意象、地理景观以及地理空间，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人地关系与地理想象等诸多新问题；然而，对于地理感知却鲜少有人论及，但我们不能以此为据就断言它是一个无法成立的伪命题或者说前辈学者还未发现这一问题。实际上，在《文学的产生与作家的地理感知问题》一文中，邹建军教授就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首次提出了地理感知这一概念，并分别从“作品的内容与作家的地理感知”“地理感知与文学历史的构成”以及地理感知中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方面展开分析，通过充满问题意识的理论化论述与作家作品的实例论证，最终强调“无论是从文学作品的构成而言，还是就作家的生活 与生存环境而言，还是就文学艺术的本质而言，作家的地理感知都是极其重要的” 。不过，这篇重要文章没有仅仅局限于探讨地理感知，还把文学起源论、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地理景观等相关核心问题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提纲挈领式的捭阖贯通之宏论。由此可见，地理感知并非可有可无的普通名词，而是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基础概念。虽然他在文中没有对地理感知做出明确的定义，但却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开拓基础和继续深入的思考方向。因而，在此基础上，集中而全面地定义和阐述地理感知及其内涵就显得极为迫切，不仅要归纳和总结它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意义，也要考察和挖掘地理感知与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以从中窥视地方文学的产生机制，认识和理解作家、作品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 地理感知的定义与特征

地理感知这一概念并非文学地理学所独有，它同样出现在地理教学、人工智能、文化地理学等各个领域，并早已得到广泛的运用。首先，在中学地理的教学语境中，地理感知是掌握和理解地理知识的前提和基础，也被称为“地理感知觉” 。地理教师常常从教学实践出发，把地理感知视为中学生一项必备的学习能力来加以训练和提升，旨在“解决实际的地理教学问题” 或“培养中学生的地理忧患意识” 。其次，在人工智能领域，地理感知通过网络协议选择道路十字路口，当“每个车辆往前移动距离当前位置一个传输范围时报告其位置信息给网关” ，是一种高度模拟人类感知能力的网络软件设施。此外，在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地理感知已被中外学者多次提及并成熟地运用，它涉及了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范畴 ，这种明显的泛化倾向不断重构和决定着地理感知的本质内核，使它成为一种基于人类历史发展演变的文化感知。有些文化地理学研究者也会把地理感知与某个时期的文学作品结合起来探讨，那么这是否属于文学地理学研究呢？在《唐宋诗歌中的“巴蜀”及文化地理内涵》一文中，作者从“巴蜀诗”中的地理感知着手，揭示了诗中的“山川奇异感”“蜀道诗的文化内涵”以及“‘山南’诗中古典农业地理景观” 对于巴蜀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则从唐宋“黔中诗”中的地理感知来呈现“华夷文化观念的变迁”，指出黔中地区具有的“多民族文化混杂的人文地理特征”。 如果仅从题目来判断，这两篇文章似乎属于文学地理学研究；但纵观其内容和最终得出的结论却与文学没有丝毫关系。地理感知也仍旧是对经济、军事、社会、风俗的文化感知，且“巴蜀诗”或“黔中诗”的说法是否成立，也值得商榷。通过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同领域的地理感知其所指相差甚远，但也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地理感知现象真实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运作与日常生活当中，甚至人工智能也离不开它。所以，地理感知也必然存在于每一个作家身上，与文学创作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进而在人类的文学事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了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中有所区别而不至于和其他学科相混淆，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义地理感知这一概念。然而，在《辞海》《辞源》《地理辞典》《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等大型工具书中均未 查询到该词条，仅在《人文地理学词典》中，发现了一个比较相近的概念——“环境感知”（environmental perception），它指的是“理解环境的行动者在其环境内支配其行为的方式” ，被广泛应用于环境灾害研究、城市行为感应研究和文化生态研究等领域。作为地理学的专业术语，环境感知中的“环境”仅限于行动者所在的某个地点（乡村或城镇），且只关注这个地点某个方面的具体情况，譬如自然灾害或经济作物产量等。而文学地理学的地理感知则完全不同，“地理”囊括了天地万物，包括风雨雷电、山川江河、花鸟虫鱼，涵盖了地质、气候、物候、水文、天文、生态等范畴，环境只是地理之中极小的一部分。如果说我们把环境感知看成点（行动者）对点（某地环境）的直线关系，那么，地理感知则是点（作家）对三维空间（天地万物）的辐射关系。从词组的语法结构来看，地理感知属于偏正短语，名词“地理”是被用来修饰“感知”这个中心语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感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指“感觉与认识”，“也单指感觉”；此外，作为哲学名词，它是“感觉与知觉的统称” 。具体来说，感知是“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它既“反映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也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整体”，“为理性认识提供材料” 。邹建军教授曾有过言简意赅的阐释，“所谓‘地理感知’，是指诗人与作家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感觉与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认识与探索，对于诗人、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而言，往往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需要强调的是，地理感知的发生并非像感知的定义那样完全由客观事物发起，是一种被动且有限的反映关系，而是由客观世界与创作主体合力产生的一种具有能动性的人类意识活动。综合而论，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地理感知从根本上体现了作家和诗人与天地万物之间鲜活而复杂的感应关系，是自然事物和在自然基础上活动繁衍的人类现象投射于作家诗人之眼、耳、鼻等器官的灵敏感觉，以及由六种感官（视、触、听、嗅、味、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之后上升转化为审美知觉的心理过程。它既包含了作家和诗人所独有的生动而形象的直观体验，也综合反映出人地之间的整体关系和人类普遍的感性情怀。与文化感知相比，地理感知具有时空性和审美性两大特征。就时空性而言，作家往往以地缘关系入手，从中观察与欣赏周边的旖旎风光，作为山水诗的开创者南朝诗人谢灵运就是如此。他曾经出任永嘉郡守，在此期间不仅领

略了永嘉的灵山秀水，而且先后多次游历永嘉附近的会稽、富春江、彭蠡湖等地，这些自然景观都成为鉴赏其诗作必不可少的核心意象。与其说鲜丽清新是谢灵运山水诗的主要特点，不如说永嘉山水的天然脱俗在诗人的感知下转化成语言之标本。试想一下，如果出任的是岭南太守而非永嘉太守，那么他的五言诗将是瘴气重重的另一番景象。当然，也要把谢灵运放置在当时的创作语境中，面对淡而寡味的玄言诗，他以山姿水态之势冲击诗坛，给坐而论道之人打开了天窗，感受到生机盎然之味；相反，也表明玄言诗摒弃了地理感知必然无法长存的夭折命运。另一方面，时空性也会表现在作家和诗人对气候、物候的感知上。孟浩然的《春晓》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是妇孺皆知的经典，读者并不清楚是哪里的啼鸟落花和满园红杏，因为两首诗极力渲染的是时令这一地理要素，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对浓浓春意的感受，反而有力地展现出地理感知的敏锐与神奇。此外，与地方志、植物志、动物志、矿物志的撰写不同，文学创作必须具备艺术化的审美观照，这正是地理感知的审美性所在。

二 作家的地理感知对文学创作的意义

作家以感知为审美基础，以地理为审美对象，通过观临、行走、接触和捕捉自然山川的色彩、线条、声音与形状等要素，从中获取强烈的感官刺激、高度的情感体验乃至心灵上的和谐共鸣，但“审美感知的快感不同于纯生活上的快感，它更具有精神性的特征，蕴含着主体的理想与追求及全部生命体验” 。地理感知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层面。第一，对文学创作的即时影响，这种情况往往发生在酬唱赠答、写景记游等即兴而发的当下场景中。初唐诗人王勃途经洪州（今南昌），在群僚宴会之上即席而作《滕王阁序》。他假借滕王阁之名义，实写所听闻感受到的“豫章故郡”之“物华天宝”与“人杰地灵”，以弱冠英年的激昂勃发充盈着挥斥方遒、辽阔洪荒之伟力，一时间洛阳纸贵，天下扬名。美国作家梭罗则在独居瓦尔登湖畔之时，一边过着极简朴素的原始生活，一边记录下周围景致的四季变化和两年零两个月的心路历程，笔下的《瓦尔登湖》成为他一生的栖身之所。由此可见，作家要把当时获取的地理感知直接运用到即时创作中，不仅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以发现自然之奇异，还需要高度集中的定力以排除外界干扰，更需要身体力行的实践或者满腹经纶的才华 才能彰显风格之卓绝。第二，地理感知储存为地理记忆之后的回顾型文学创作。相比与地理感知的流动鲜活，地理记忆好似筛选沉淀之后的美酒佳酿，从前者到后者需要一定的时间，少则三五天，长则几十年，时间愈久真情愈浓，因为留下的必然是当时能够直击灵魂的地理感知。据历史记载，玄奘从公元628年踏上西行之路，共亲历游览或听闻传知138个城邦和国家，到达天竺取得佛经后又于公元645年正月回到长安，并在回都后的第二年，由他亲自口述、弟子辩机撰文，完成了12卷的《大唐西域记》。这本书详实记述了玄奘游历城邦的山川风物、气候水文等地理概况以及生活在各地域的民族宗教与大量的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在短短400余天内将17年的所知所感倾囊而述，他的记忆力着实令人惊叹，其中是否存在路途休憩之余笔录备忘的可能还需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经当代学者的论证和研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对西域的地理感知最为真切，记载也最为翔实”，“使唐人对西域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尤其是“其中的西域地理感知与生命体验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对后代的明清小说影响深远。第三，现实的地理感知辅以梦幻般地理想象的虚构文学或半虚构文学。人类最初的文学形式大多属于这一形态，自然无穷的破坏力量在神话传说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无论是东方的大禹治水还是希伯来民族的诺亚方舟，或者是亚马逊原住民的洪水神话，都是先民对洪涝这一自然现象的文学化描述，既有无家可归的真切感知，也有无限放大的恐惧以及阴影背后的无边幻想。但最后都会以人类战胜洪水而结束，或者以疏通的方式，或者以转移的方式，在人地互动的过程中赞扬着勤劳与智慧的美德。可以说，面对洪水，人们生活在地理感知所获取的提心吊胆之中，但想象的翅膀具有将水深火热里的生命拯救出来的主观力量。英雄传说亦是如此，不管是走遍四方的欧洲游吟诗人还是代代定居的印度传唱颂师，他们踏着英雄的足迹，生活在英雄的故土。所能获取到的地理感知是如此真切实在，但唯有想象才能让他与自己崇拜的偶像片刻相遇，在神交之中不断补充和丰富传奇文本的血肉筋骨。当然，任何地理想象都是以特定的地理感知为基础，是对地方之物的再创造。第四，对于故乡的地理感知，在经年累月之后浓缩凝聚成地理基因的长期性集中创作。一般而言，这个地

方往往是作家最为亲切和熟悉的出生地、成长地以及常年的生活地，而创作的题材大多以组诗或中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出现，建构出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系统，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哈代小说中的“威塞克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以及莫言塑造的“高密东北乡”等。这些反复被作家不厌其烦书写的地方是否真的能在现实地理版图中对应得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和诗人把对这片热土的深情完整地根植在文学世界中，把对家乡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情感触动融化在文字的笔墨里，将永恒牢固的地理基因铭刻于心，借笔下之故乡守望现实之故乡。第五，作家的地理感知与天南海北的人生履历相结合的阶段式行走创作。与长期生活在故土或者定居于某地的作家不同，宋代文豪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州，开封科举后由于党争开始了颠沛流离。他先后任职或贬谪于杭州、密州、黄州、惠州、儋州等近20处地方，足迹遍及中华大地，少则数月半年，多则四载五载，与徐霞客游览考察有着本质区别。苏轼每在一处都时刻心系民生，对各地山川物候都了然于胸，积极乐观地融入当地生活，把江湖山色、风物人情都写入诗文辞赋之中，山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惠州的《食荔枝》等，达到了无地不创作、处处有佳篇的极高境界。其地理感知的不断更新得益于苏轼的奔波辗转，导致他的文学书写也随生活地方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形成了以地系年的创作奇观。第六，作家的地理感知与自身的社会经验、价值追求以及性情品格共同作用于文学创作。李白和杜甫都与四川成都有着不解之缘，前者成长于斯，后者客居于此，且两位诗人对于川蜀地区的自然风光和民间风物都有精彩的抒写，李白登览散花楼、瞻仰司马相如琴台、感受蜀道交通，写下了《登锦城散花楼》《白头吟》《蜀道难》等杰作。杜甫在浣花溪畔建草堂、后流亡梓州阆州，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然而，两人的作品无论是风格语言，还是韵律形式都有着天壤之别，谁也不能想象他们写的竟是同一个地方。其实，根源在于李白和杜甫对于川蜀的地理感知烩入了各自的心境。李白恰值年少，怀着一身抱负仗剑出川，当然志气满满，况且江油是他的故乡，诗中洋溢着自豪与自信，无不渲染了风华绝代的大唐气象。而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流落川蜀，且妻离子散，生活无望，加上报国理想消磨殆尽，又常常受乱军、流民骚扰而惊 惧胆寒，满目所见是山川凋零和生灵涂炭，诗中流露着不尽的愁苦。来自于大自然的地理感觉好似原汁原味地纯色颜料，创作者对于现实处境与精神向往的清醒认知则是五彩缤纷的调色板，不同的组合方式将会导致最终的成色——地理感知各不相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会千差万别。针对同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尚且如此，对于同一景观的地理感知也必然无法相同，因为“每一位作家与诗人存在不同的前理解，具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与人生观念，他们也就会有不同的眼光与不同的色彩，那么，他们对同一处自然景观的感知就会有所不同，对于人文景观的感知就更是如此，这正是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的规律” 。中西方不同的审美旨趣与古今差异的知识结构都会决定感知主体对地理景观的印象与认识。同样是秦淮河，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欣赏就不一样，明清古人与当代人的感受也不一样，甚至生活在同一时代，有着相似生活经历的朱自清和俞平伯，他们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河淮》也能各有千秋，虽然二人都以散文体和同一命题写就华章，但迥异的性情与品位却引导着他们的地理感知在下笔时分道扬镳。然而，地理感知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从来都是复杂多变的，所以，在进行案例研究时，除作品之外，还需要尽可能地搜集、掌握与作家密切相关的所有文献资料，诸如日记、回忆录、访谈录、随笔纪行、年谱以及文本原稿、手稿与修订稿等等。越是翔实丰富，越能接近甚至还原他创作前后的情境与心理。一旦在时间和地点上稍有混淆或错误，那么分析时将会得出谬之千里的荒唐结论。同时，地理感知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涉及到很多社会因素，包括“地理空间生产中各种权力关系的嵌入，如中心与边缘、通用语言与方言的张力，以及嵌入地域之中的阶级、社群、性别和美学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 ，这些因素都会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作家对地理的感知经验。因而，以上六个方面只是理论化的梳理，在现实创作中，必然是多种方式组合交叉式的互渗作用。邹惟山先生的赋作在当代影响日隆，“其赋作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以越溪的自然山水作为生成基础；二是以世界各地的地理作为广博视域；三是以宇宙星辰的气象作为哲思境界” ，可以说他的创作既融合了对故乡情真意切的地理感知，也赋予了行走美学的世界足迹，还拥有地理想象的开阔瑰奇，这是以上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单独实现的艺术效果。在做具体研究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套用或叠加，而应该根据真实可靠的文本内容和

当时的创作情况来综合考察，抽丝剥茧地揭示出作家是如何通过地理感知来影响作品生成的。

三 地理感知与地方文学的兴起

在文学理论中，一些存有争议、悬而未决的问题，经文学地理学重新审视之后，就会得出焕然一新的观点，以精辟之灼见革新学术思维，从而不断推动文学研究向前发展。在2015年，邹建军教授撰文提出了“文学的发生、起源与来源，与人类早期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有着重要关联”的观点，以及“文学发生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 的主张，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那么，作为其中的重要概念，地理感知难道只是影响作家和诗人的创作这么简单吗？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从微观角度的个体考量。如果我们把这一影响过程放大扩展到整个人类文学的创作之初，就会发现地理感知实乃地方文学产生的直接根源。一般认为风骚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作为北方诸侯国民歌的“国风”反映出黄河流域的自然景物与民风民情，《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而楚辞则是楚地所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由此可见，风骚传统的形成都离不开各自所处的独特地域，可以说两者都是地方的产物。《关雎》是国风开篇第一首，也是周南地区的民歌，其对爱情的憧憬描写至今让人传诵。但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从首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可以感受出来这个爱情故事发生于自然场景之中，是在甜蜜而优美的地理时空下，男性劳动者“君子”看到了身旁“窈窕”的女性劳动者，同时心生爱慕，歌咏之词呼之欲出。一般视为比兴手法的首句往往能够揭示出文思发生的地理根源，其实，比兴不仅仅是创作的技巧和语言的修辞，本质上还是地理感知在作品中的凸显方式。虽然“国风”的主题思想各不相同，涉及军事、爱情、婚姻、思乡等内容，但所有这些情感都是创作者在当时当地的自然环境下生发、感受和体验到的，脱离不了他们对生活之地的真切感知。在《离骚》中，屈原对楚地有着精彩绝伦的描写，尤其是“木兰” “杜蘅”“薜荔”等20余种楚地所特有的花草香木反映出诗人对楚地山川的感受之深和用情之真。恰是这种对故土之美的地理感知让屈原对卖国统治者产生出忧愤，其忧国忧民之思并不在于楚国行政区域的增多和减少，而是担忧和苦闷沦入敌手的破碎山川与不复相见的楚地之自然。在北欧神话当中，人们“把那种隐秘的对人类有危害的自然力想象为‘巨人’”，“而那些像夏日的炎 热、太阳等友善的自然力则被视为众神”，“宇宙的统治权被分为这样两种力量，它们各据一方，互相残杀，永无休止”，并赋予太阳、大海、冰霜、火焰、雷霆、云层等自然事物以神的名字。 从北欧众神的形象以及众神与巨人之间的残酷斗争、毁灭消亡的历史更替来看，无不体现着当地先民共同的创作思维。这种神话思维对北欧地区独特的四季变化，诸如火山爆发、海啸席卷等自然灾害作了艺术化的描写，对他们时刻感知到的但又无法解释清楚的地质运动作了最直观的文学呈现。此外，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众神、印度史诗中的天龙八部以及日本《古事记》中的天神，其形象和名字无一相同，性情与能力也千差万别，这是因为他们的创作都是根据各民族地区的气候物候、地质地貌等地理特征所决定的。由于地球南北两极、东西两地差异悬殊，生物种类繁多，这就必然导致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英雄传奇呈现出丰盛而迥异的面貌。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把地理感知这一概念引入到世界各地文学最初形成的语境之中，就能够客观准确地把握集体创作的真实情境以及早期人类与当时地理环境互动互存的审美关系。同时，作家和诗人的地理感知还积极地参与到地方文学的发展和兴起之中。在英文里，感知（perception） 有两重含义，一个是指“the way you notice things， especially with the senses”，注重印象式的感觉或初步的认识；另一层则是“an idea， a belief or an image you have as a result of how you see or understand sth” ，特指对某一事物或图景的看法；二者具有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递进关系。就分类而言，“‘感知’在胡塞尔那里至少具有‘感性感知’和‘范畴感知’这样一个基本区分，它们分别是指对‘实在对象’和‘观念对象’的感知”。 在地方文学中，作家的地理感知也不全是浑然一体，实际上在创作过程中有很大差别。一种是对自然实体或人文景观的感知，山川江河、风雨雷电、花草虫鱼以及亭台楼阁、节庆宴会等可以被作家和诗人的感官系统即时捕捉到的，我们称之为感性的地理感知。在袁宏道三兄弟的作品中呈现为实实在在的地理浅描，对公安之名山大川、植被物产等自然景观有着全景式的感知和体验，然后再以客体化的直观方式进行创作。另一种是对地方基础上的民风人情的感知，这需要作家和诗人长期生活于此，由内在的知觉进行体悟和提炼才能获取，可以称之为观念的地理感知。在三袁的作品中呈现为具有地方意义的人文

深描，是一种主体化的情感写作和思想表达。如果仅仅是感性的地理感知，尚不能产生公安文学，只有在感性地理感知的基础上形成一种观念性的地理感知，公安文学才能形成较为深厚且不同于其他地方特色的文学风貌。因此，只有两种地理感知合力作用于作家和诗人的文学创作，地方文学才有可能出现。相比与感性地理感知的流动易逝，观念的地理感知具有稳固性和深刻性，同时也更能把握地方文化的历史变迁。在唐代河西文学中，韦机的《西征记》、李宪的《回鹘道里记》等文学志述作品明显受到感性地理感知的影响，注重展现旅途的风光和见闻，而边塞诗则得益于河西诗人对当地风俗与军事活动的人文观照，能够在长期生活的各自体验中表现得更为真切和深远，弥补了地理游记的理性不足。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河西文学的内容和呈现出来的风格也不一样，这是因为在不同阶段观念的地理感知前后有别。初盛唐时期，强大自信，“其情豪迈，其志昂扬，从而涤荡心灵，催人奋进”，“贯注到唐人文字表现中——异域变故土”；安史之乱后，中晚唐国力日渐衰退，故土逐渐缩小，“其人惶惑，其景萧然”， “当边塞在外地的进逼下逐步迫近关中时，那种地理殊异感会逐渐减弱” ，在创作时面对家园变成异乡，凄苦之感溢于言表。河西文学的这些现象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作家和诗人的观念性地理感知能够呈现出地方文化的波折流转以及政治权力的更替现状。地方文学其实古已有之，到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然而，现当代作家和诗人的地理感知与古代作家诗人的地理感知相比，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在地理感知的对象、方式、程度和条件等方面日新月异，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得到开发，可以说人类的活动已经遍及地球的各个角落，远达南极、北极，深至珠峰、海沟。因而，在空间上当今作家的地理感知就比古人的地理感知得到空前的扩大化。再加上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的高度便利，在同一时间内今天的作家诗人可以游览、感受到更为广阔的天地，观光体验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这就促使地理感知不断地密集化和链接化。古代路途坎坷，山水阻隔，作家和诗人的一生很可能只生活在一个地方，而今天的普通人都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辗转、旅居且不受任何自然环境的限制。所以，当今作家和诗人的地理感知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蜕变决定了地方文学扩大化的趋势，导致了地域文学的出现。所谓地域文学，它“具有 鲜明的地域性，其地理边界又比较模糊”；但在地域内部之间又存在“相对一致的文化特征，就是文化的地域特征”；同时，“文化的地域特征的形成，与地域内部的相对一致的自然特征有重要关系” 。这两种特征相互融合共同组成文学的地域性，它仍然来自于地方作家和诗人的地理感知。感性的地理感知面对着地域的自然特征，而观念性地理感知则获取地域的文化特征。确切地说，地域文学是经济与科技发达之后的必然结果，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作家和诗人逐渐开阔视野后的主观性需求，以及地方文学加强区域互动、构成世界文学的努力图景。总而言之，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感知更加注重人类生存的天地基础，重点探寻和回溯文学创作与文学发生的源头。我们可以说任何作家都只能生活在具象化的地理时空之中，但不能说作家只生活在军事、法律、宗教、伦理、经济、政治等某种或某几种人文社会范畴之中，这是无法成立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毕竟所有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都必须以物质为前提，这里的物质就是实实在在的地理时空。人类生活在大地之上，而每个民族的思想与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都不过是地球的副产品，没有作家的地理感知，就不会有文学作品的出现以及地方文学的兴起。但现代主义之后，文学作品越来越关注个体情绪的微妙传达，表现的空间越来越狭小，甚至完全是幻想和呓语。对于此文学现象，我们要有辩证的认识，一方面，从关注自然的地理感知到关注自我的心理感知，体现了人类由外向内发现自身的视点转移过程，在近百年的文学发展中这一趋势逐渐普遍化，但基本上暗合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另一方面，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往往只针对社会和人性，以桀骜、戏谑或乏味的姿态揭露当代精神疮疤，给人以压抑与绝望之感。实际上，缺乏地理感知是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症结所在，只有打破画地为牢和自艾自怜的创作思维，号召作家和诗人重新感受自然，发现自然，将地理感知转化为无穷的创造力，才能为作品注入一线生机和活力。作为一门博大的学问，文学地理学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文本批评方法，而且还能解决文学史构成与书写，文学起源与传播等根本性理论问题。如今，它已逐渐形成并具备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此外，文学创作也是构成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空间，“只不过从前重视的是批评与研究的一重空间，而今天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的是文学创作这一重空间”，“两者

的结合，就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理论发展的阳光大道”。地理感知这一概念就完全符合和满足这两个层面的要求，它既可以解决作家和诗人怎样创作的现实问题，还可以解释地方文学如何形成以及它为什么能够兴盛不衰的历史课题。所以，无论是文学的创作者还是研究者都应该在自己耕耘的领域加以重视和运用，以实现文学地理学研究两重空间的齐头并进。

注释： ① 邹建军：《文学的产生与作家的地理感知问题》，载《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 61 77年版，第 页，第 页。②袁孝亭编著：《地理知识学习的一般规律》，载《地理课2006 183程与教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③冯春才：《论高中生地理感知能力提升的三个步骤》，《中2016 31国校外教育》 年第 期。④王海龙：《中学生地理感知能力的培养》，《新课程研究》2012 11 （下旬刊） 年第 期。⑤杨羽琦、章国安、吴敏：《车载自组织网络中基于十字路2017 1口的地理感知路由协议》，《电信科学》 年第 期。⑥文化地理学中的地理感知研究成果丰富，主要有［英］ Michael Heffernan） Sarah迈克尔·赫弗南（ 、萨拉·奥哈拉（ O’Hara） >的《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与英国人对中亚Halford Mackinder， the Gergraphical Piv⁃的地理感知》（“‘ ot’， a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Central Asia”）（收录于《历2004史环境与文明演进： 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商务2005 53—67印书馆 年版，第 页）；张伟然、周鹏的《唐代的南2005北地理分界线及相关问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年第2期）；张晓虹、张伟然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2000 3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 年第 期）等。⑦马强：《唐宋诗歌中的“巴蜀”及文化地理内涵》，《成都2010 2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⑧马强：《论唐宋黔中诗的历史地理意象及其意义》，《长江2013 2师范学院学报》 年第 期。

⑨ R. J. ［英］ 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2004 194等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⑩阮智富、郭忠新编著：《现代汉语大词典》（上册），上海2009 1639辞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1989张永谦主编：《哲学知识全书》，甘肃人民出版社 年90版，第 页。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四个术语及其内涵简说》，载《文学地理学——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集》，曾2015 51大兴、夏汉宁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李路主编：《中国女性百科全书·社会生活卷》，东北大1995 56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田峰：《玄奘对西域的地理感知与生命体验》，《西北民族2016 2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刘小新：《文学地理学：从决定论到批判的地域主义》， 2015 145载《当代文论嬗变》，江苏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杜雪琴：《地理的感知与生命的情调——论邹惟山赋作的5生成机制》，《世界文学评论》第 辑。邹建军、张三夕：《简论文学地理学对现有文学起源论的2015 4修正》，《长江学术》 年第 期。［英］托马斯·卡莱尔：《论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崇拜和2012 19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英］霍恩比：《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英2004 1273—汉双解版），石孝殊等译，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1274页。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生活·读书·新知2007 502三联书店 年版，第 页。田峰：《唐代西北疆域的变迁与边塞诗人的地理感知》， 2015 2《学术月刊》 年第 期。曾大兴：《“地域文学”的内涵及其研究方法》，《东北师2016 5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和创作的两重空间》，《临沂2017 2大学学报》 年第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