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体式 崭新人物 生命气象

——关于长篇新作《牵风记》的对话

徐怀中先生的长篇小说新作《牵风记》（发表于《人民文学》2018年第12期），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写出独特的战争韵味，写出平凡而又神奇的人物形象，是当下文坛的重要收获。作品问世前，作者非常慎重地将书稿分别寄发给几位文坛友人，征求修改意见。下面就是围绕这部书稿的对话。由张志忠的学生赵雨佳整理，经谈话者审定。

——张志忠谨按

张：很早就听您说过要写一部表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小说，一直心存期待。2013年，读到了您的非虚构作品《底色》，以您在1960年代中期到当时的越南南方战场实地采访的经历，和您后来的阅读、思考为经纬，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回望当年的战争。让我非常钦佩的是您的鲜活记忆和活跃思 考。这部《牵风记》，可能酝酿思考的时间就更为久长吧。

徐：远在 1962年，我就着手写这本长篇小说，写了将近20万字，因故不得不放下了。不想这一放就是半个世纪，直至耄耋之年才重新捡起来，用去四年之久，总算写完了十多万字。回头看去，较之于最初手稿，差不多只剩了书名《牵风记》三个字。请了几位朋友看看，希望听到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请你先讲一讲好吗？

张：整体上，我觉得确实是您一贯的抒情风格，是您非常喜爱的孙犁《风云初记》的写法。大时代、大事件，但是从小人物或者旁枝末节来写进去。如您所言，“孙犁拿起笔，就义无反顾地选定了他对现实生活所独有的采掘面，从而又十分有利于形成充分体现作家个人心性气质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其能够截然有别于同类题材的任何一部作品

和任何一位作家。他不追求金戈铁马，排山倒海，而是着意于饱浸了自己真性实感的平凡生活，追寻着时代风云在人物心灵中的折光投影。”（徐怀中：《天籁乐章——读孙犁小说<琴和箫>》《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您从孙犁这里得到了丰富的启示和传承。

我觉得作品里面这几个人物都很别致，从一号首长齐竞，文化干事汪可逾，骑兵通信员曹水儿，甚至小演员刘春壶这些人物，包括这些相关事件，都让人耳目一新。您写出了新人新形象，战争新形象。

历史在哪里，就在细节里，在小说家落笔的地方，这些是非亲历者想象不出来的。比如说，《牵风记》中为了轻装把战马集体杀掉的场景，非常有震撼力。我正好上个星期看一部英国和法国合拍的片子，叫《赎罪》，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著名长镜头“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海滩”，里面有大撤退时枪杀战马的场景。但是您写的这个场景和它大不一样。《赎罪》里面是每个战士挽着一匹军马，军官拿手枪过来，“啪、啪、啪”挨个击杀战马。那个片子不一定很著名，但是长镜头特别精彩，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时候，两个从前线退下来的士兵，两人要找东西吃，到处走，到处看，镜头就跟着他们一路跟拍。他们看到那种撤退的千军万马，有很崩溃的、也有很乐观的，有人在那里唱圣歌，旁边就有人在击杀战马。您写出来与此截然不同，充满了一种悲壮的激情。

徐：你说的这一部外国电影我还没有看到。“现代野马群”这一章，的确是我着力要写上去的，希望写出历代战争中军马对于胜败大势的关键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写出马群面对死亡时最后的急速奔驰。它们如一面墙壁又一面墙壁倒下了，但是那种原始性的激越奔跑与力度是永远不会止息的。

张：您写的肯定是非常真实的东西，包括一开场，部队晚上演出时汽灯没汽了，拿下来再打汽，于是演出中断，人们也见多不怪，妇女们还抽空回家给小孩子喂口奶。这些具体的东西，都是非亲历者写不出的，一定是切身的感受。也包括一些小的细节，如刘春壶这个尿床的孩子，又如天才演员的 独特家世和经历等。我看到您的访谈，说您曾经在开辟大别山地区时担任过区乡武装工作队队长，和作品中的汪可逾们一样做基层群众工作。切身的体验，生动的细节，使得你笔下这些人物个个都很独特。汪可逾，北平来的小女孩，超然出尘，几无人间烟火气，但是这确实是她的个性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小说中写道“被揉皱的纸团儿，浸泡在清水中，会逐渐逐渐平展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纸。人，一生一世的全过程，亦应作如是观”。这段话，曾经作为题记，写在您的短篇小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中，您一定是非常喜爱它，才又出现在《牵风记》中吧。这可能就是汪可逾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展开的过程，从一张合影照片到娓娓道来她的生与死。汪可逾的很多东西学是学不来的、是先天的，小到她的微笑，大到她面对事情的那种从容、脱俗，我觉得这个形象非常精彩。又如“一号”齐竞，从基层干部直到团长、旅长，从未担任过副职，一个知识分子造就为优秀军事指挥员，这个人物也是军事文学中从未有过的，骑兵通信员曹水儿也是很独特的。

徐： 1962年的手稿，“文革”中怕红卫兵抄了去，只得付之一炬。改革开放以后，对自己文艺思想来了一个彻底清理，原稿烧掉一点也不足惜。重新拿起笔来，不再以宣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空洞概念为己任。而是全力塑造两男一女和一匹老军马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旅长齐竞、通信员曹水儿、文化教员汪可逾，以及“滩枣”，以此为主攻方向，不及其余。也不求有头有尾的紧密故事性，任由结构散漫自由开放，以至于多有残缺之处。

张：这里我先提个小问题，部队里有留学国外归来背景的人多吗？

徐：我们第二野战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有四个人，其中有两位我很熟，都是我的顶头上司。野战军的宣传部长陈斐琴就是一位，他是广东人，早年参加了左联。在东京期间他还给左联的刊物写稿子，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编写过多部关于跃进大别山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的战争回忆录。另一位是六纵宣传部长唐平铸，也参加了大别山战争，后来到《解放军报》任总编。卢沟桥事变爆发，这一批

留学东洋的人愤然回国，有的就到部队里来了。开始只能做敌军工作或是翻译等等，以后都成为我们部队的革命理论家，被尊称为“马克思”。我读太行中学时，至少有从北平来的三个女同学，其中一人以后与某中央领导同志喜结良缘。从沦陷区或大后方来的男、女师生就更多了。有的女同学在日军大“扫荡”中牺牲，被俘的女同学，由地下党组织设法营救了回来，在“整风运动”中很难过得了关。

张：我的研究生导师谢冕，也是高一就到部队去做文化教员，他是福州解放的时候参军。

徐：汪可逾虽任命为文化教员，打起仗来文化课上不成了。部队普遍要学文化是在1949年后，基层连队都配了文化教员。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打过长江去，直到广东，一路上各地男女青年学生就跟着部队走了。像后来昆明部队作家公刘、白桦等等，都是这样进入解放军队列的。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但知识分子作为主要人物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确实并不多见。

张：作品中有很多细节都很精彩。齐竞用一把勃朗宁手枪换了一个骑兵通信员曹水儿，这样的情节，生活实感非常强。骑兵通信员曹水儿，你赞赏他风流倜傥吗？你批判他沾花惹草吗？不管怎么样，用现在的话来讲，他确实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非同一般。他的绑腿要用三条绑腿带，花式与众不同；他的武器也比别人多一条枪。他样样出众。他借口用白面换马料，搭讪地方上的妇女。一方面，他对首长忠心耿耿，英勇善战；但另一方面，他的那些风流事情，也显得非常可爱。不是拿枪逼着要强暴妇女的那一类人，他是我们今天讲的被很多妇女所喜欢的英气逼人的小帅哥。

徐：我不能顺口讲出，某人某人就是曹水儿的原形。但对这一类人物太熟悉太熟悉了，可以说是随手拈来的。

张：还有一些细节颇耐人寻味。如曹水儿和他的战马，小女兵汪可逾和她的古琴，显得战争生活非常丰富，具有吸引力。您在“代序”中发问说，部队人员合影，为什么这么多人照相，只有汪可逾

的笑容最先被人注意到，被人一下就记住了？你写汪可逾负重伤躺在山洞里，曹水儿顺着山洞的走向去探险，非常奇诡。很多东西，在别的作家笔下一般不会这么写，但您是写着写着写到后面笔就放开了，不但有人和人，人和战争，也有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方面，纵横交错，境界开阔，非常有阅读的快感。

徐：你这段话讲得太好了！我最初的艺术冲动，正是聚焦在一幅集体照上，好多人参加合影，但无论战友们谁看到照片，都会首先注意到其中的一个女八路。为什么？因为她的微笑是先天设定的，是任何人学不来的。从女主人公汪可逾这种标志性的微笑铺陈开去，希望以战争生活为背景，进而织造出一番激越浩荡的生命气象。如你所说， “纵横交错，境界开阔”，甚而至于写到了所谓不同时代人的共时性，或曰人类的全息记忆。

张：这一方面，可能会让读者觉得匪夷所思，能够引发讨论更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作品看，您确实是青春未老。为什么我这么说，这是我基于对孙犁的基本判断，想来这个话题很少有人会讲到。我觉得孙犁即使到1980、90年代，他的那个爱美之心、他对漂亮的乡村女孩的敏感力是非常强的。巴金不会写这些，巴金写的多是青年知识女性，比较注重内心描写，小丫环鸣凤是个例外；王蒙当今也过80岁了，他也不会写野性天然的女性，他的笔下更多的是政治的敏锐感。孙犁不但从1950、60年代，就把年轻女性写得活灵活现，他的回忆录讲“我的少年时代邻居家有个女孩很漂亮”等等，体现了意识和下意识。我觉得爱美之心，也许是部分男性的禀赋和气质。您跟孙犁的这一点很像。而且我觉得孙犁真的可惜了，为什么呢？孙犁1950、60年代放不开笔墨，那个时代不允许越出规范。我心里有一个判断：他最喜欢的不是《荷花淀》里水生嫂那样的，他最喜欢的是像小满儿啊或者是双眉，这样一些人在当时的村庄里，人们觉得不是很守妇道，但是有活力、有风情、有魅力，能够吸引很多年轻男性的目光。孙犁说他喜欢普希金和梅里美，梅里美的《卡门》，普希金的《茨冈》，都是写性格很张扬、很外放，张扬自己的生命热

情、生命活力、生命欲望的野姑娘。这当然和当时中国的语境不一样，孙犁已经写到了当时文坛所允许的最大限度。我觉得对于年轻女性的美的敏感、描写、刻画，在您的作品里是非常鲜明的。我看您也在讲，喜欢普希金、喜欢梅里美，这一条线是很强烈的一个人要有很强的内心世界和生命活力，才会对某些东西念念不忘，只要一写起来，有意识地、下意识地在这个方面下力气，读起来让我非常惊叹。您年近九十高龄写出来的东西没有老态，没有要追问历史、总结人生沧桑，而仍然是非常年轻的心态写作品、写女性，这是您的标志性的特征。您说汪可逾“标志性的微笑”，我想汪可逾这就是您笔下写的标志性女性，这是写得最到位、最丰满的。我在“文革”期间读您的《我们播种爱情》，就记得一个细节：一个藏族女孩喜欢两个解放军战士，按照当地藏民的习俗，把她自己的鞋带同样系在他们的鞋子上，同时向两个战士表达爱意。当时我看了这个细节印象非常深刻，一直记到现在。从那个时候到汪可逾应该是一条线索，再来回溯《西线轶事》，刘毛妹很感人，但是感人在于他的理性、他的思考、他的追问，他对于十年“文革”的追问，写得鲜活、活灵活现的是那群女通信兵，这是标志性作品。

徐：希望你能谈谈这部稿本存在什么问题。

张：我觉得作品中一些小的细节有所疏漏，但是从整体来讲，非常精彩。如果说还要做增订、修补，现在好像写意多了，工笔少了一点，我觉得有一些场景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工笔，更精细的描写。读的时候，有的地方点到了、事情也到了，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它是细节的艺术，追求场景、细节的渲染。

徐：是不是可以再讲得具体一点？

张：十几万字的《牵风记》，宏大历史做背景，稍微再多写几笔，就会有所谓出彩。再一个是分寸感，您写起来，自己会觉得怎么放得开就怎么写，要完全顺着您的路子，我也可以读。但是要提修改意见，比如说齐竞，他的死有一些出乎意料，这个是允许的，但总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不用写的那么重吧。齐竞最后看着汪可逾的遗体大受刺激猝然 死亡，有点像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自杀的时候闭住气把自己杀死，给人那样一种感觉。他有可能瞬间猝死，但是死亡原因、死亡过程的描述还有些欠缺，如果处理成他是突然昏厥过去，这也可以。面对那个场景，他受刺激太大，昏迷过去了，留下一点悬念了，或许这也是一种可性写法。

徐：也有别的几位朋友提出这个意见，看来是一个问题。

张：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战争描写。刘邓大军顺利渡过黄河站稳了脚跟，却又佯作撤退北渡以迷惑蒋军，于是才有汪可逾带领支前妇女登船折返北岸的情节发生。刘邓大军进大别山，刘帅不和部下握手，怒气发作，痛斥那些高级指挥员作战不力，这两个地方都很精彩。如果还有这种精彩的小片段，都可以放进去。因为现在讲大时代、大战场这一块，我觉得还可以有所充实。

徐：原来构想，是尽可能淡化战争背景，不拉到前景来。担心战争场写多了，给人感觉，又回到以前军事战争题材作品那种老旧模式上去了。

张：那倒不会。不要展开去表现完整的战争指挥脉络，画龙点睛一样的东西还可以多一点。

徐：是的，可以提神的那种片断情节应当再丰富一点。有关战略态势过于模糊，会使得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失去特定条件下的生活基础。

张：人们对于解放战争那段历史还是有所了解的，人物形象塑造或者富有艺术效果的战地场景还可以多充实一些。但是要注意把握分寸，汪可逾和妇女们脱掉衣服渡过黄河，这个船上有多少人？看来是严重超载，所以老船工就不同意开船。

徐：需要再斟酌一下，显得过于生硬。

张：黄河正是在汛期，行船有凶险，不超载也可能会出问题，更何况过多超载。无论怎么样处理，对读者更具说服力才好。

徐：昨天发给你一个邮件，想你应该看过了。我在后面加写了一篇“与序曲同步的尾声”。因为前面写到汪可逾出生时，父亲为她取名纸团儿，这是一个重要情节，却飘在那里，没有下文。续写了“尾声”与前文相呼应，作者构想中的一点原意才得以成立。有人认为是多余的，你感觉如何？

张：我觉得还是要有，为了强化您对纸团儿这个寓言式细节的阐述。这里面的句子您以前就在别的作品中引用过，您一定是对这几句话非常欣赏，总在记挂着，有必要作出完整的陈述。

徐：是的，尽管写到这里，自已也很难讲得清楚，实际是以自己所未知，却希望别人能读得明白。还有我这个书名呢，你觉得怎么样？

张：很别致，让我解释，我要先听您分析。

徐：正是我们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各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牵引了全国战争走向，是我们这支部队引为自豪的，所以拟定书名为《牵风记》。本来就是一个借喻的虚辞，也可以适应于其它多种解释，所以还是保留下来了。有朋友建议改为《空弦音》。

张：那个格局太小了。这里顺便提一下，古琴属天籁之音，我觉得描写不够，还欠火候。无论是古琴曲《关山月》也好，《高山流水》也好，这些地方的描写还大有发挥的余地。

徐：这就叫作见仁见智，很不相同。你希望尽可能展现出古琴的文化内涵，也有人建议要大大删减。这里有一个拿捏尺度的问题，着力不够，显得过于贫弱无力，引不起读者兴致，写多了又会有卖弄古琴知识之嫌。

张：是这样的，繁与简的选择需要仔细酌量。比如说第十章，“战地慰问团为什么姗姗来迟”。这一章详细叙述了战斗过程，主攻部队对地形侦查不够，结果导致失利等等。概略性交代性的东西多了，缺少真实感与鲜活生动。

徐：回头去看，此处确有淤积迟滯之感，至少有两千多字可以缩減，三言五语带过就是。

张：这里我想起另外一个话题。我们1980 年代讲文学创新，创新一圈，现在文学写作的脉络又回到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大方向上来了。我有这个感觉，但是还没有形成文字。

徐：就我个人的具体情况而论，倒不是经历创

新风波多了。如我这一辈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写作受到种种有形无形的束缚。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大潮的到来，虽然不再以宣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简单概念为己任，总还是容易走回老路去。仿佛是一个陈旧性伤口，气候不对就会发作。这次写《牵风记》，内心感觉完全不同了。我参加过抗日战争及三年解放战争，年代久远，战地生活记忆已经成一团灰烬。由于文学观念上的彻底醒悟，如同划着一根火柴丢下去，一下点燃了记忆中的历史的灰烬。久违的种种艺术想象，如流云飞瀑涌现在眼前，着急要尽快写下来，怕会忘记掉了。

张：读你这本书稿，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像是在读一本续写的孙犁先生的《风云后记》。

徐：那就不敢高攀。我一直为孙犁先生的《风云初记》感叹不已。同时期的几部长篇小说，多年来受到高度赞场，《风云初记》那样精彩老到，反倒不算数似的，至少是有欠公正。我看过孙犁的《琴和箫》，这个短篇当年是受到批评的，说他颂扬了“小资”（小资产阶级），有灰暗情绪云云。参加口诛笔伐的，多是和他一起工作的解放区著名作家诗人，作者为此做了检讨。据说短篇《芦花荡》的结尾部分也曾被指摘为情绪不健康。其实那正是小说写得人情味十足的一个段落。连孙犁这样非常严谨的老一辈作家，也还是难以避免被挑剔，可见从那时候走过来多么不容易。

张：孙犁文学遗产的影响将会是十分深远的。铁凝就很好地传承了孙犁写那种野性十足的女孩子，像《棉花垛》里的小臭子，《永远有多远》里的“西单小六”，因为时代不同了，她可以放开写了。您写汪可逾，也是真正放开笔墨来写了。 （徐怀中：著名军旅作家，《牵风记》作者；张志忠：著名文学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雨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