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孟繁华文集》研讨会发言辑录

2018年10月2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范大学、北大培文联合举办的“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现状和前景——《孟繁华文集》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高校和出版机构的专家学者谢冕、洪子诚、贾玉明、曹文轩、陈晓明、贺桂梅、高秀芹、白烨、程光炜、贺绍俊、张清华、陈福民、付如初、陈东捷、肖鹰、王光明、张志忠、邵燕君、杨早、朱竞、李云雷、石一枫、舒晋瑜、行超等出席了本次会议。与会学者就孟繁华的为人为文发表了温暖而有情义、深刻又不乏见地的精彩言论，就《孟繁华文集》的出版与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反思和期望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我们欢聚一堂，召开孟繁华先生的文集研讨会。我们的初衷是透过孟繁华批评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和历史，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样的时刻，做一个全面的梳理。这套文集是 鸿篇巨制，汇聚了一个卓越批评家的代表成果，也浓缩了四十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历程。老孟素有学术界长青树的称号，愈战愈勇，斗志依然旺盛、雄劲。所以我们今天对孟老师成果的研讨，并不只是对他的历史和过去做一个总结和梳理，也是对他今后批评和学术研究提出一个创造性的期许，更是对当代文学批评要面对的难题和要开辟的新路做一个当下性的思考。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孟繁华是在北大获得博士学位的，他有很深的北大情结。他学术成就巨大，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研究、教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业界对此都有共识。

我和孟繁华认识多年。在我自己的工作当中，即使是在他当学生、当访问学者时，他也帮助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是南方人，他是东北汉子，那种豪爽、豪放的性格让我学习了很多。还有他的浪漫情怀。无论多大的困难、多么危险的境地，他都很安详地面对。他从不悲观，始终怀有对文学、对社会的理想。所以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浪

漫主义者。

老孟喝酒是很有名的。有了老孟的酒，我们就有很多的愉快。喝酒不是小事。长安街上那些小酒馆，那些诗人们喝着酒，看着月亮，觉得月亮又像铜盘、又像镜子、又像这个、又像那个的。一不小心，就喝出了一个唐朝。

贾玉明（沈阳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孟繁华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是学术圈子里的著名学者。2004年，经过我们学校的盛情邀请和积极争取，孟老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我们沈阳师范大学工作，筹建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十四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孟繁华老师、贺绍俊老师以及季红真老师加入沈阳师范大学这个团队，他们支撑了沈阳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和相关专业使我们在全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孟繁华老师、贺绍俊老师这十几年的努力，把我们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逐渐打造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一个学术重镇。

应该说，这套文集凝结着孟繁华老师多年来开展学术研究的心血和成果，我们也感受到了他在专业领域内这种坚韧和执着的精神。借此机会，我从个人角度，也代表我们全校师生，由衷地祝福孟繁华老师身体健康、活力永存、文思泉涌、文章绵延，为我们沈阳师范大学、为中国当代文学这个学科、为我们学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我们很多人互相之间好像是可以部分地遮蔽和替代，但是老孟不能。他为人个性鲜明，辨识度极高，是一个不能被替代的人。孟繁华为文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勤奋不怠，多点开花。有时候你刚拿到作品，他的文章已经写出来了。你刚想到做文章的点，他的文章已经发出来了。而且，他还在指导学生。时间对于每个人是公平的，但是在同样的时间内，他做的事为什么会比我们更多？另外，我们看到的文集只是他工作成果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大量的编著如70后作品选、中篇小说选，现在在编一个七十年文学作品的大选。这背后都有着巨大的工作量。在这一点上，他确实让人佩服。勤奋不怠仅是问题的一方面。追究

下去，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可能与在北大、社科院受到的几个方面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这些使得他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有一种责任心、使命感和驱动力。

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他在理论批评中表现出的问题意识。像文化领导权、新世纪文学概念的解释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关键词以及重要时期、重要年份的研究，他每每能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他的一些观点听起来似乎比较极端，如对乡土文学叙事和 50后作家的总结，但是细细想来都很有道理。突出的问题意识背后是理论的支撑。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光凭感觉好不行，还得有理论根底。

现在回过头去看他做的事情，有两点工作已经凸显出来，恐怕是今后绕不过去的。一个是关于70后写作的状况，包括作家的评价、创作的推荐，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一个是关于中篇小说的研究。老孟对此做了很多资料性的工作，包括作品的系统梳理。

老孟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帮助很大，做了很多奉献。所以我在这儿也要向他在研究会的工作表示感谢！

陈晓明：谢老师，您那篇两千字的稿子，我们非常期待，大家都想让您念一下。

谢冕：我的题目是《一个新学科的建立和成熟——以孟繁华为例，或因孟繁华引出的话题》。

所谓新学科指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它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光明的尾巴”。我上大学的时候，现代文学讲到赵树理，几乎就没什么可讲了，于是往往在学期的最后，匆匆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新作品交代一过，就收场了。这也正常，毕竟刚进入新的时代，一切刚开始，新的文学现象（即所谓“光明）还来不及展开。过一段时间，新的作品逐渐多了，随之而来的批判式的评论也多了。那些批判者往往自己并不创作，是专业的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姿态是“居高临下”，文风也粗砺甚至充满暴力。给人的印象并不佳。于是，这个刚出头的新学科，也普遍地不被看好，学科未曾形成，“没有学问”的判词倒是有了。在大学中文系，最有“学问”的是古代文学，

再就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是谁都可以做的，既然不被看好，这“光明的尾巴”也就这么拖着。

北大是最早建立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学校。我和洪子诚先生参加了初建工作，我们知道此中甘苦，我们的工作那时也不被重视，但我们坚持下来了，新建立的教研室开始编写新中国的第一本当代文学史即《当代文学概观》。

为了适应教学需要，也开始选编一些分体裁的作品选。但在阶级斗争的大形势下，这学科依然是风险不断。从批《我们夫妇之间》到批《红豆》，还有山摇地动地批胡适、批俞平伯、批胡风、批《武训传》，几乎是一个新作出来紧跟着就是批判，五十年代就这样在频繁的批判中过去了。接下来的是漫长的“史无前例”的岁月，我们的教学、研究和写作，也就被迫中断。

这里曾经是令人惊恐的“雷区”，干这事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不小心就会“踩雷”，踩上雷就会身败名裂，所以这在当年是一个风险职业。记得那年工农兵大学生进校，一个学生有意“考我”，题目是：当代文学究竟有没有禁区？我只是支吾其词。幸好时风有变，八十年代以后，显得宽容多了，给予我们较多的言说自由。这些年，个人文学史、文体史，个人文集的出版也都得到允许。当代文学不仅有硕士学位，而且一些大学也开始设博士点，从这里走出来一批又一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这些青年才俊是支撑这个学科的骨干。因为与社会政治的距离太近，这里依然充满险情。由于某些需要，不免时不时地拿它来说事甚至“垫背”，总的说来是风险相随的。

但毕竟有勇者前行，有智者带领我们一路坚持。如今这个学科有无“学问”，它的学术含量和地位，应当是不被怀疑了。我们终于因自信而自重，因自重而自立，我们终于迎到了这个曾经被轻视的“没有学问”的新学科的走向成熟。

至于我个人，除去上述那些外在因素使自己有时不免处境艰难之外，就学科自身而言，因为毕生从事于此，深知其中坎坷曲折，也时感从事之难。这是一门不断增生和增长的学科，它只有起点而不知下限，作为研究对象，它是不断前行的、动态的 学科。作品时刻涌现，资料浩如烟海，新人辈出，凡此一切，我们必须奋力跟踪追赶，无休无止。从事当代文学的教学，我们几乎每一次讲课都需要新的讲稿，补充、更新甚至推翻重来，这是常态。

从事这个学科的学人，大抵都深感负荷的沉重，纷至沓来的作品需要了解，阅读量极大。而刊物和会议的繁多，呼唤着批评家的介入，写作量极大。有效的文学批评是建立在文本的阅读基础上的。我常告诫学生，没有阅读和思考，一个字都不要说，这是作为学者的基本和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文学的基本走向进行概括，一个评论家的概括能力，往往能说明一个评论家所处的位置。

“积学”二字，在此当作别解。面对不断增长的研究对象，说来很是不忍，但我们必须迅疾地淘汰那些平庸的作品，经过筛选，保留下来那些精品，而后予以归纳、总结。通常讲积学，是积累，而在本学科，却是首重淘汰。而千变万化的当代文学实践，其中的诡秘和奇异也是一种常态。作为批评家的学者，让那些奇珍在我们的眼皮下消失，是不可原谅的失职。这里强调的是准确的判断，是学者的眼光，学识决定眼光，眼光决定概括力、判断力。最终体现为学者的胸怀，胸怀宽广，境界就高。一个学者能从异常多变而繁复的现象中有自己的发现，乃是学识所至，而又能从通常视为平常中发现不平常，则取决于胸襟或境界。大学者方有大境界。

“众神狂欢”也好，“青春文学和失去青春的文学”也好，“乡村文明的追怀和崩溃”也好，“先锋文学的终结”也好，都是批评家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概括，目光所至，怦然心动。其间燃烧着学者的激情。激情在诗人那里是“常有”，而对于批评家和学者却是“罕有”。我经常强调从事文学研究的激情，甚至强调以美文体现这种激情。而判断力、眼光、境界，那是来自于学科的观察和积累。此非一日之功，乃是长期坚持之功。而作为学者的激情却是由于热爱。

一个新生的学科，就在这样的丛莽中诞生并生长，而作为标志的并不是那些大本小本的著作，而是新一代学人的出现，他们有异于他们的前辈，他

们是受到严格训练并熟谙专业知识的全新的一代人。他们是学者型的批评家，又是批评家型的学者。一代新学人的出现和他们成为当今学界和批评界的主力，正是中国文学作为学科成熟的一种标志。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我就从“肝胆皆冰雪，弹剑徒激昂”这两句诗说起吧。

我不懂古代诗词，去翻书查资料，就用集句的方式选了这两句。第一句“肝胆皆冰雪”，是南宋词人张孝祥的句子。张孝祥是辛弃疾的先驱，风格接近苏东坡的豪放，本人也是一个直率、坦荡、气魄豪迈的人。我觉得老孟很像张孝祥。

“弹剑徒激昂”出自《赠从兄襄阳少府皓》，是李白写给他一个兄弟的诗。这首诗是李白那种豪爽为人、豪爽入世的真实写照。我觉得这也很贴切地表现了老孟的为文为人。他的为文充满激昂之情，对文学是指点江山般的。但是，我感到这对于我们的文学现状可能就是徒激昂。这么多有见识、有担当的批评家指出我们的问题，但是问题照旧在蔓延。这是我选取这两句诗的想法。

老孟在前一段曾经批评中国当代小说“无情无义”，那么反过来说，老孟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情有义。他是有情有义之人，他的文章也是有情有义之文，贯穿到整个治学之中，使他的学术也成为一种有温度的学术。他不是冷冰冰的，读者能够看出他的情感所在，看出他的正义和他的价值判断。所以他的批评也是一种有担当的批评。几年前，他告诉我，他要写乡村文明的崩溃和50后的终结，直言50后这一代作家，甚至包括批评家，已经赶不上时代了。我说你这个太激烈了，是不是慎重考虑一下？结果他还是写了。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他的批评也是有担当的批评。

老孟是一个不会舍弃红尘滚滚的世俗生活的人，这就决定了他充满着情趣。所以他懂文学，能够把文学当成活生生的生命来对待，能够始终处在文学的现场。另一方面，他又有坚守、有胸襟，向往众神狂欢的理想境界。这两点结合起来，才有了我们的老孟：他不会被红尘滚滚淹没，也不会在众神狂欢中间变得枯燥。他既有感性，又有理性，始

终处在文学现场，却能够用一种有理想的眼光判断一切。

老孟这种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品质，的确给当代批评树立了一种典范。在这个时候，给他开这样一个研讨会也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当代批评的确处在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上。我们怎么样往前走？面对这个问题，可以用老孟作为一个典范做深入的研讨。

付如初（文学博士、文学批评家）：对我而言，编辑出版孟老师文集的过程，既是对孟老师学术成就整理和校核的过程，更是学习的过程。孟老师在文集中观察作家作品、思潮动态，观察文学史，同时他又选取外部视角，观察文学所处的社会环境、传媒环境和意识形态环境。而所有这些内容是都是建立在孟老师的批评个性之上的。我在他的当代文学批评中体会到几种辩证的关系：一是个人性情与学术追求的辩证关系；二是有我与无我的辩证关系；三是参与见证与淘洗筛选的辩证关系；更重要的是现实感与历史感的辩证。这让我受益匪浅。

最后我想读一下文集封底的一段文字，我觉得孟老师这段话说出了很多当代文学研究者和出版人的心声：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三十多年，陆续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字。文集是从这些文字中编选出来的。我知道，纸质媒体虽然是全媒体的一部分，但它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化趋势已无可避免。纸质媒体加上文学批评这个行当，二者合在一起，其命运不难想象。当然我也知道，学术活动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大红大紫，那也不是学者工作的目标。我们不必圣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世事沉浮万物消长，在一切未果的时代，我们不妨将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历史自会显示出事物应有的价值。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对于这套文集，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早期的《众神狂欢》。这是对于九十年代这样一个我们此前从未见过的时代的一个触摸。那种写作的高度和维度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个就是他的《中国文艺学学术史》。在人们印象中，孟繁华是一个批评家，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