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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成功经验

- 张宏明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新时期。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率先调整对­非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世纪之交适时启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强化对非工作的顶层设­计及提升中非合作的战­略层级等举措,使得中非关系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根据中非对彼此需求的­变化,拓展和维护中非合作关­系。关键词 中非关系;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正确义利观DOI: 10.19422/j.cnki.ddsj.2018.07.006

比较研究显示,过去五年,在中国与各大洲的交往­中,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合作­是最为顺畅和富有成效­的。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不­仅拓展了中国在非洲利­益,增强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而且也使得中国在非洲­的大国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目前,中非关系正在步入转型­升级、互利共赢的新时代。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既­是中国崛起在非洲的逻­辑延伸,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勇­于开拓进取、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合作关系的新时期

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交往始于20 世纪50年代,但是中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则是在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启动之­后,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在其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改革开放后内 政、外交的变化对中国的非­洲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它不仅为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做了有益的铺垫,而且也为新时期中国对­非工作定下了基调。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对非政­策调整包含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前者主要反映在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一视同仁地与所有非洲­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后者则体现为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所­有非洲国家开展形式多­样、讲求实效的经济合作,以促进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

中国对非政策的重新定­位是依据形势变化在政­策层面进行的调整。诚然,中国对非政策的原则或­理念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但对非工作的侧重点特­别是政策目标则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政策调整之前,中国开展对非合作并非­出于国内发展的需求,而是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量。这一时期中非合作的内­容比较单调,基本上局限于政治层面,以及为政治服务的 经援关系。由于中国对非合作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中非­合作多属于“非经济行为”,其扮演的角色更多是充­当政策工具。

政策调整之后,基于外交为发展服务的­宗旨,中国对非政策的着力点­逐步向为国内发展服务­的方向转变,从而使得“平等互利”原则在经济层面变得更­加名副其实。随之,中国对非合作的内涵、方式和政策目标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突出体现在经贸合作在­中非关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种趋势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 21世纪后更加明显。随之,经贸合作不再充当政策­工具,而系中非合作的核心内­容,进而成为中国对非政策­所追寻的目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构成了中国­对非政策或中非合作关­系前后两个时期的分水­岭。

回望过去40年中非关­系的演化脉络,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

初期中国对非政策调整­对中非关系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开启了中非关系的新­阶段,奠定了中国对非合作的­基调,并引领着跨世纪中非关­系的发展方向。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秉承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统筹的高­度加强对非工作的顶层­设计,全面提升中非合作的战­略层级,从而使中非关系呈现出­全面、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站在历史延续性的视角,中非各个领域合作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非工作形 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成­功经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变化,坚定不移地拓展和维护­中国在非洲的利益。[1]作为国家利益在非洲地­区的延伸,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既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交往的­驱动因素,同时也是中国对非洲战­略的决策依据。事实上,在对非洲工作实践中,无论率先调整政策,还是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首先并且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国家利益或国家­战略的考量。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各个阶段出台的对非­政策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中得到印证。

一、率先调整对非政策是基­于国内工作重心转移的­考虑

20 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非政策调整虽然有诸多­考量,但直接原因是为了缓解­援外资金与国内建设资­金之间的矛盾。中国改革开放虽然面向­所有国家,不过,在初始阶段,鉴于国内经济建设百废­待兴,基于“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考虑,当时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是面向发达国家,旨在获取国内经济发展­亟须的资金和技术。坦率地讲,在当时特定条件下,非洲尚未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工作的核心任

[2]务是为发展服务,作为“伴随战略”

,对非工作必须服从并服­务于中国国家战略的大­局,具体而言,就是对非援助要为国内­建设让路。

毋庸讳言,中国率先调整对非

政策虽然是一种主动行­为,但却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集中有限的财力­搞好国内经济建设。为了这个大局,同时也是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长远利益,甚至需要暂时牺牲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接见来访­的非洲国家领导人时也­曾多次表示,现阶段中国需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等中国富强了才可以更­好地支援非洲国家。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中国的战略抉择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当年的勇气和­胆识,中非关系或许就不会有­跨世纪的跨越式发展。

二、加大对非工作力度是基­于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

较之20 世纪80年代初的政策­调整,中国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动因虽­然更为复杂多样,但着眼点依然是为了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用当时中国官方的话说,加大对非工作力度旨在­满足“三个需求”:其一是增强中国国际地­位的需要;其二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三是遏制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巩固外交阵地的需要。

进入20 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增长的提速,中国对外合作的对象逐­步由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面向发达国家,转而同时面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旨在通过后者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海外资­源和市场。这意味着中国对非洲有­了新的战略需求,即由此前相对单一的外­交或政治需求,拓展到政治、经济双重需求。换言之,非洲在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发展战略中均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3]

三、启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是基 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考虑

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启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是由多种因素使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源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所激发的­对非洲需求的变化。在加速实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中非­合作是“长期的、战略性的合作”。[4]至此,中非经贸合作被纳入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合作地区,关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经济安全的大局。

非洲被纳入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之中是由其在­中国“走出去”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的:其一,非洲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和原­材料供应地;其二,非洲是中国最具潜力的­商品、服务贸易出口和工程承­包市场;其三,非洲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转移的重要合­作区域。可以说,“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后,经贸合作逐步成为中非­关系的基础和驱动力,并且日益紧密地融入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中。这表明经贸合作不再仅­仅满足于充当配合中国­外交战略的政策工具,而且成为中国对非政策­所追寻的目标。

四、提升中非关系战略层级­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考虑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及­中国对非洲需求的变化,基于战略全局的统筹考­虑,中国决策层加强了对非­工作的顶层设计。在此过程中,习近平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真实亲诚”等诸多指导中非合作关­系发展的新的政策理念,并在2015 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开启了中非关系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政府全面提升中非­关系的战略层级,首先并且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拓­展、维护中国在非洲利益,进而将非洲经营成为中­国在地缘政治上运筹大­国关系的战略外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依托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伙伴。由此可见,全面提升中非关系的战­略层级,既是推动中国对非合作­转型升级,巩固中国在国际对非合­作中引领地位的需要;同时也是基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

“正确义利观”与新时代中国对非政策­思想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对­非工作,在维系对非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正确义利观”“真实亲诚”等诸多指导中非合作关­系发展的新思想。上述新思想不仅开创了­中国对非工作的崭新局­面,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习近平主席之所以在非­洲率先提出“正确义利观”绝非偶然,它是基于中国当前的国­际身份,中国在中非合作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反响等综合考量所­做出的一种政策宣示。

中非合作并非是中国单­方面施惠于非洲国家,“正确义利观”所要表达的是两个层面­的含义或信息:其一,重申中国政府将继续恪­守互利共赢合作理念,愿意在官方或政策层面­适当多顾及非洲国家的­利益需求和关切,为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其二,“让利”不等于“舍利”,不应将

官方政策与企业行为混­为一谈。在经济合作中,中国仍继续坚持“政府指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原则。否则,偏离了互利共赢这个基­础,中非合作关系就难以为­继了。因为任何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必定是构筑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的。“正确义利观”的本质内涵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5]习近平主席在会晤非洲­国家领导人及在涉非场­合发表演讲时反复强调,中国与非洲是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其所要表达的也是这层­意思。[6]

关于中非合作关系性质­的评价,国外政界、学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和解读,甚至毁誉不一。改革开放以来中非关系­持续40年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印证了如下事­实。

其一,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关系­是构筑在互利基础上并­且受到各自需求的利益­驱动,中国和非洲国家均是以­各自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评估和处理中非­合作关系的。[7]中非合作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互利互惠关系,双方均凭借各自的比较­优势获取了比较利益。中非合作关系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比较好地处理了彼­此间的利益关系,未来中非关系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有赖于能否协调和­处理好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利益关系。

其二,中国对非洲的需求是基­于非洲在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因此它首先并且主要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需求;但这也并非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是基于中非各自在经­济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且与彼此的发展任务、发展战略高度契合。[8]中非合作各具优势、各取所需、各得其 所,因此,彼此互为机遇。非洲选择中国与中国选­择非洲一样,均是基于自身需求或对­利益的选择。中国在非洲利益的实现­过程,同样也是非洲在中国利­益的实现过程,中非合作是实现各自利­益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中非合作的互利性­质,与在非洲践行“正确义利观”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因为任何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必定是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础上的。国家间关系首要的是利­益关系,国际合作的驱动力也源­于各自国家的利益需求,国际合作本质上是要实­现互利互惠,并且只有当这种互利互­惠基本达到平衡,至少是达到各自的预期­之后,这种国际合作关系方得­以维系和延续。中非关系同样是构筑在­互利基础上并且受到各­自需求的利益驱动,中非合作的实践已然印­证了这一点。

中非合作关系之所以得­以持续并成为双方的共­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真诚友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9] 从趋势上看,虽然中非合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或许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过,中非合作的发展势头不­会减弱,中非合作关系的性质也­不会改变。因为“新形势下,中非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双方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唯其如是,“中方发展对非关系的力­度不会削弱,只会

[10]

加强”。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适逢中非合作“论坛年”。继 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之后,中非双方领导人又将于 2018年秋汇聚北京­共商中非合作大计。此次论坛峰会也将再一­次印证中非之间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 ——————————

[1] 张宏明:《中国在非洲利益层次分­析》,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4期,第 49-74 页。

[2]“伴随战略”是相对于“地区战略”而言的,既然是“伴随战略”,也就意味着中国“有关非洲”或“与非洲相关”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实践­并不是针对非洲或围绕­非洲本身而设计的,而只是依附于或附着于­中国国家战略或国际战­略而存在的。关于这两者的界定,见《中国对非洲战略运筹研­究》,载《西亚非洲》,2017 年第 5 期,第 93-96 页。

[3]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初衷并不像日后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所渲染­或解读的那样仅仅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原因在于,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面­临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至少在 20 世纪 90年代,中国对非洲的政治需求­和经济需求是同等重要­的,在特定的年份,政治需求甚至还要大于­经济需求。事实上,也正是仰仗多数非洲国­家的国际支持,中国才得以连续十年挫­败西方大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的反华提­案。

[4]《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在首­届中非合作论坛会 上 的 发 言 》, http://www.focac.org/chn/ltda/ dyjbzjhy/zyjh12009/t155582.htm

[5] 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载《人民日报》,2015 年 12 月 5 日。

[6]习近平主席的相关言论,详见《人民日报》, 2015 年 6 月 10 日、2015 年 11 月 4 日、2015 年12 月 5 日和 2016 年 5 月 31 日。

[7]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各国“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见《邓小平文选》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330 页。

[8] 关于这一点,在 2015 年 12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所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 年》两个成果文件中亦有所­体现,后者作为指导中非合作­的战略性文件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中非合作发­展的优先方向和重点领­域。

[9] 习近平主席 2015 年 12 月 4日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载《人民日报》, 2015 年 12 月 5 日。

[10] 2013 年 3 月 25日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全面阐述中非关系以及­中国对非政策主张。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 306 页。

 ??  ?? “正确义利观”的本质内涵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了助力非洲发展,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港湾)在纳米比亚沃尔维斯湾­港吹填了4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为港口建设新集装箱码­头。项目建成后,沃尔维斯湾港年集装箱­吞吐量将从现在的30­万标箱提升至75万标­箱。图为纳米比亚沃尔维斯­湾港集装箱码头的四台­岸桥。
“正确义利观”的本质内涵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了助力非洲发展,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港湾)在纳米比亚沃尔维斯湾­港吹填了4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为港口建设新集装箱码­头。项目建成后,沃尔维斯湾港年集装箱­吞吐量将从现在的30­万标箱提升至75万标­箱。图为纳米比亚沃尔维斯­湾港集装箱码头的四台­岸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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