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问题与思考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实践，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落地，在全球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强劲势头。新时代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必不可少。中国要着力缩小当前“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中对内与对外、官方与学者、国内与国外的鸿沟，强化话语生产、翻译、传播之间的有效对接，确保“一带一路”话语内容的平衡和立体，鼓励更多的中国学者高质量走出去，加强对受众的细化了解和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凝聚起更多的共识和信心。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传播【DOI】10.19422/j.cnki.ddsj.2019.01.015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以来，随着其稳步推进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内外学界和媒体广泛使用的高频词，成为各方欢迎的全球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整体来看，国际舆论场中的“一带一路”倡议愈发清晰、具体、全面和客观，但也夹杂着很多失真画面和噪音杂音。在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愈发凸显。
“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恰逢其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国际社会听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海外民众听懂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国际舆论场中心也涌入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这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看，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以便能更好地被国际社 会所理解，从而为实践层面提供更多助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也具备作为新型对外话语体系试验场的条件，成为展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绝佳窗口。
从时间上看，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被同步提出。2013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3 年 9月和 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013 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1]两个重大课题被同时提出，既有时间的巧合，更有历史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付诸实施，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练兵场”
和“试验田”。2016 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2]，明确把“话语体系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开了新的工作面和突破口，也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出了更高要求。2016年 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也提出，“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3]
五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数十次在各类公开场合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系统阐释，国家也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等文件，这些都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权威表述。学界和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也积累了丰富的话语素 材和叙述方式，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故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在全球20余个主要国家开展的调查显示，2017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海外认知度达到18%，在印尼、印度等沿线国家的认知度甚至达到40% 及以上；认知度排前五位的国家依次为：印尼（43%）、印度（40%）、意大利（40%）、日本（40%）、俄罗斯（34%）。[4]《国际金融论坛中国报告2018》发布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在受访的26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中， 63%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极其重要乃至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过去10年最重要的全球倡议之一。[5]
从空间上看，“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共同的兴趣和利益所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也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不仅是沿线国家，其他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乃至企业、
个人都是其中的利益相关者，都是这个“大蛋糕”的烘焙者和消费者。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真正覆盖全球的公共产品。
单从舆论角度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也已经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最重要话题之一。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截至2018 年 10月底，国内发表的涉及“一带一路”话题的报刊文章超过14.6 万篇，仅 2017 年就超过5万篇；通过当当网检索发现，国内出版的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图书著作超过1900种。同期，经专业渠道检索发现，境外发表的涉及“一带一路”话题的英文报刊文章超过17 万篇、俄文报刊文章超过2.3万篇，就连印地语文章都超过了 8000篇；境外出版的多语种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图书近 1000 种；海外主要智库发布的专题报告超过300 个；海外社交媒体上的数量更是庞大，据统计，仅2017 年上半年，推特（Twitter）就发布了 67093条“一带一路”相关原创推文[6]。可以说，“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方案的代表，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之一，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利益相关者的评论，成为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出现的公共议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说：“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的落实尚在起步阶段，但我们已经看到了来自各方的巨大热情，所以我对‘一带一路’倡议充满高度的期待。”[7]
简言之，“一带一路”倡议在恰当的时间推出，在合适的国际场合亮相，契合了海内外普通民众的共同需要，特别是在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之时， “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更加凸显。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打造与之密切相关的对外话语体系，是中国应该用好的重要抓手。
“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迫在眉睫
五年多来，“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初见成效。“一带一路”倡议及共商共建共享核心理念和相关表述多次被写进联合国文件和亚太经合组 织、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成为既融通中外、也融通官方与民间的全球性话语。整体来看，国内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话语阐释有着越来越多的共识，同时由于观察视角、参与程度、位置角色等不同，也产生了如下三个鸿沟。
一是对内与对外的话语鸿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8]这就决定了中国既需要对内宣传阐释好，也需要对外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但内外毕竟有别，在传播“一带一路”时，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内外两种话语逻辑，甚至是表述上的明显差异。比如，在对内场合，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者更习惯称“一带一路”为“战略” （strategy），也有人称“规划”（program）、“工程” （project）等，但在对外场合，则更多采用的是“倡议”（initiative）。这些词传递的内涵有很大差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外界对“一带一路”属性的认知困扰。2015年 9月，国家发改委会同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对“一带一路”英文译法进行了规范，明确提出，除首次出现时使用英文全称译文外，其简称译法可视情况灵活处理，除可使用“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外，也可视情使用“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其他译法不建议使用。[9]但遗憾的是，这条规定还是没有被很好地执行。
二是官方与学者的话语鸿沟。五年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属性、内涵及外延等，官方话语体系通过领导人讲话及中央文件表述，已经非常明确、相对稳定。相比之下，国内媒体和学界的报道及研究，没有及时跟上官方话语的更新步伐，且产生了更为丰富的解释体系和角度。比如，尽管对多样的学理探讨应该鼓励，但有些基本事实的错误，如对沿线国家数量和路线图的反复讨论，导致互联网上的相关数字和地图不少于十个不同的版本，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外界产生了误导。再比如，美国亚洲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 罗兰（Nadege Rolland） 2017 年 9月撰写的专著《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一带一路”建设可能遭遇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罗兰列出的风险大都是中国学者从各自视角提出的。
三是国内与国外的话语鸿沟。客观来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外界对其认知度、认可度、参与度都在稳步提升，特别是沿线国家舆论生态日益友善，但内外对其认识还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外界的误解不仅长期存在，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例如，有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中国版珍珠链战略”“中国版西进运动”，甚至攻击“一带一路”是“新殖民主义”“债权帝国主义”，等等。特别是2017年年底以来，围绕“一带一路”的负面舆论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破坏规则论”“破坏环境论”“战略透支论”“债务陷阱论”等新的标签层出不穷。“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还是“中国的”，是“大家共商共建共享”还是“中国单打独斗”，是“大合唱”还是“独唱”，是“百花园”还是“后花园”，等等，这些在国内看来答案非常明确的问题，却一直在外界认识上存在模糊和争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实践层面遇到的问题之外，也有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这种认知鸿沟需要尽快弥补好，否则很容易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正如郑永年教授所提醒的，这是个矛盾，一方面要走出去，另一方面一走出去就遇到麻烦。这里面可能有方式方法的问题，但背后话语体系的问题更为重要。[10]
“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前景可期
前述三个鸿沟表明，“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习以为常的中国逻辑在外部世界看来可能很难理解。在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既需要官方与民间、国内与国外相向而行、相互促进，同时也面临着难以避免的困难甚至是混乱，对此， 要时刻保持理性认识和合理预期。当然，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话语体系，也并非遥不可及。笔者认为，可以优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强化话语生产、翻译、传播之间的有效对接。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既是中文起草者的责任，也是翻译者的责任，同样还需要传播方的配合。中文是话语源头，翻译提供了中外对话的桥梁，而传播则加快了对话的频率和效率。中国应创造更多机会，将中文生产方、外文翻译方及传播方更为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最大可能地实现话语的“保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官方文件加快了对外翻译出版的步伐，也有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出版的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专著或者重要文章被翻译到海外，这都是值得鼓励的做法。除用心做好话语走出去外，中国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外文相关著述的翻译和引进工作，认真研究别人对“一带一路”的叙事逻辑和用词，准确找到中外叙述的矛盾点和共识点，并通过内外传播加以引导和纠正。
二是确保话语内容的平衡和立体。“一带一路”本身的语料非常丰富，因为它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既是理念层面的，更是实践层面的。在构建“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时，要确保话语内容的丰富性和平衡性，既要强调“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机遇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也要客观反映面临的现实挑战和风险，如安全挑战、金融挑战甚至舆论挑战；既要大大方方地讲中国的利益诉求，也要着眼于其他国家的利益关切和理念认同；既要有政策宣示和宏观层面的叙事，也要有更多对具体问题的论述，如讲好一个一个具体项目的故事，讲好一个一个参与者的故事；既要有事实描述、数据展示，也要有更多理论性、思想性的深度研究；既要有官方话语、政策语言的权威表述，也要有学术语言、生活语言的学理讨论和生动表述；既要有英语等通用语言的话语体系，也要有当地非通用语言的话语体系（因为如果不能通过“一带一路”非通用语种直接翻译沟通，仅通过英语等通用
语种转译，那么在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西方话语体系向其他语言话语体系再次传播的过程中就存在被前者曲解和误导的风险，从而对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核心利益表达等造成损害）。只有这样，“一带一路”的对外话语才能有高度、有温度、有情感、有深度，大家才能从丰富的“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里各取所需并增加参与度和获得感。
三是鼓励更多的中国学者高质量地走出去。在构建“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中，中国学者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五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主动走出国门，走上国际讲坛宣讲“一带一路”，在海外直接出版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外文版著作，与国际同行对话或者辩论“一带一路”建设的利弊得失。但与此同时，与美欧国家和日韩等周边国家相比，中国仍然缺少理论界的“国际活动家” （International Activist）。“国际活动家”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善以及中国软实力的提升。[11]“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脚底板下的学问，需要学者们静下心来专注研究，但不能闭门造车。只有更多的研究“一带一路”的中国学者走出去，才能在对外交流中不断丰富自己的话语表述，不断提升国内话语的对外感召力和引领力，否则只能是一个人“说书”、自我陶醉。当然，学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要避免简单说教，力戒夸夸其谈、不求甚解，面对不同国家、不同受众时，要有丰富的话语储备、故事储备和数据储备。
四是要加强对受众的细化了解和研究。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分布着40多亿人口（其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口大约占 80%）、2000 多种语言（其中官方语言有50多种）。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动力、兴趣偏好自然有很大差异。面对如此多样化的受众群体，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能否取得理想效果，一方面取决于话语质量和表达艺术，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对受众的了解程度。一定意义上说，对受众的了解过程，也是话语的生产过程，特别是话语逻辑的生成 过程。因此，要加强对这些群体的研究和了解，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个途径便是加强人文交流和开展民意调查。五年多来，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人文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学生互换、媒体交流、智库对话、民间合作网络等规模不断扩大，但依然无法满足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现实需求。在开展民意调查方面，由于成本较高、操作难度较大，国内成规模的、持续性的且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调查项目还比较少，获取一手数据的能力也还比较弱。但这些基础性工作需要不断完善。
总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离不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助力和支撑。中国加快推动“一带一路”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就是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越来越好的舆论氛围，凝聚起更多的共识，减少本可以避免的误解和偏见。 —————————— [1] http://www.gov.cn/jrzg/2013-11/15/content_2528179.htm.
[2]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17/c_1119408654.htm. [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05/c_1120058658.htm. [4] 孙敬鑫：《“一带一路”对外传播需要“一国一策”》，载《丝路瞭望》，2018 8 9年第 期，第 页。
[5] 张红：《“一带一路”五年从愿景成为现实五大类成果丰硕》，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 8 2年 月 日。
[6] ：《Twitter毛伟、文智贤 平台央媒“一带一路”报道的大数据分析》，载《中国记者》，2018 3 54年第 期，第 页。
[7]《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带一路”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新机遇》，载《人民日报》，2017 5 12年 月 日。
[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67257.
[9] 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9/t20150921_751695.html. [10] ：《中国为何说不好“中国故事”？》，http://www.ccg.org.郑永年cn/Expert/View.aspx?Id=9156。
[11] ：《中国需要更多“国际活动家”》，载《文汇报》，2018王文10 19年 月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