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比较分析

【内容提要】萨米尔•阿明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并不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更正确、更先进，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存在一些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本文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民主”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萨米尔•阿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的差异，进而指出：资本主义并不能与帝国主义画等号；中心—外围格局其实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民主的性质取决于经济基础，因此民主并不是普世的。 【关键词】萨米尔•阿明；中心—外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DOI】10.19422/j.cnki.ddsj.2019.01.010

2018 年 8 月 12日去世的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的确比国际上大多数同样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士要高一些，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有所不足，他提出的一些新观点并不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更正确、更先进。

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

与列宁稍有不同，在阿明看来，资本主义历来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列宁所认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与垄断联系的新阶段。他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征服世界，并将其划分为主导的中心与被主导的边缘。阿明以中国为例，认为中国在1840年由于鸦片战争被迫对世界打开国门，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签署不平等条约，这是在列宁所指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前就开始了。他由此得出结论，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不是从帝国主 义中心——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开始的，而是从俄国、中国、越南这样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开始的。他还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是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三方组成的“集体帝国主义”，他们有集体的政治组织和集体的军事组织北约。其中，美国是领导，日欧是从属的盟友。日欧不是依附的、边缘的，而是属于中心地带，他们同美国之间存在竞争，与此同时又在政治上甚至文化、军事上从属于美国。[1]

阿明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就是对世界的征服，资本主义同样意味着对世界的征服。[2]但是，征服其他民族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就发生过，西方早年的宗教战争就是如此，但没有人因此说宗教历来就是帝国主义。而且古罗马帝国时期盛行的也不是资本主义。事实上，只要是剥削社会，剥削阶级就不会只满足于剥削其本国人民，必然（试图）向外延伸其剥削，从而就会出现中心—外围模式。

资本主义在其诞生之初还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至于资本主义进行的全球扩张，《共产党宣言》也做了这样的说明：“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3]阿明以为，寻求外部市场是出于对利润的争夺，这种争夺提高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率，并使资本在离开积累的发源地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求原材料和市场。[4]虽然不断扩大产品销路与追求利润有直接的关系，但其主要原因既不是出于对利润的争夺也不是要克服以后才出现的利润率下降，而是为了销售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产品，这也是其商品价格低廉（倾销价）的主要原因。显然，帝国主义的出现只能是这之后的事情，因此，帝国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个阶段。

显然，阿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视而不见，否则他要分析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对外搞帝国主义的。但他既然主要对中心国家谈帝国主义，那就说明资本主义并不能与帝国主义画等号。

需要指出的是，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正是从所谓帝国主义中心开始的，阿明忽略巴黎公社的革命是不应该的。而边缘国家印度对英国殖民的反抗并不是以革命方式进行的。事实上，离开了西欧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影响，也根本谈不上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

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与经济全球化

阿明和沃勒斯坦等提出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谈不上新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早就指出，“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下一个任务是，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5] 其实，正如一国内部有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一样，中心—外围格局其实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体现，这一点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之前也是存在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等就处于边缘地带。

阿明认为，欧、美、日能成为发达帝国主义，是因为它们有两个优势：一是欧洲资本主义摧毁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农业，但是工业化的城市可以吸收这些农民。欧洲等国家的第二个优势是向外大量移民。[6]但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为什么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说明它们为什么能成为发达帝国主义国家。要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过剩人口不能太多，否则工资过低会妨碍机器的使用，影响产业升级。但是，要成为发达帝国主义国家还必须在生产环节起支配性作用。马克思指出，“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

[7]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如今中国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也必须掌握那些支配所有其他部门的工业部门，如芯片、发动机等等，像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当年打破英国的垄断一样，打破今天的帝国主义垄断，而不是像阿明所认为的那样，需要优先发展以普通大众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内市场并以群众消费部门的繁荣为基础来促进设备生产部门的发展。[8]

阿明把资本主义再生产分为四个部门：出口部门；群众消费部门；奢侈消费部门；设备部门。他认为，群众消费部门、设备部门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内生动力，处于再生产的中心。欧、美、日等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群众消费部门和设备部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出口部门和奢侈消费部门。因此，前者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后者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9]

在这里，设备部门的确可以在生产环节起支配作用。但是，其他三个部门并没有特别的意义。这

是因为进出口贸易可以交换各部门生产的商品。至多只能说，外围国家的生产剩余被本国富豪们奢侈消费掉而没有用于生产积累是外围国家发展不够快的一个原因。

阿明还认为，发展耐用消费品需要密集的资本投资。“外围”增加了对“中心”的资金和技术依赖，并没有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10]但是，是否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体系，与对外筹集资金并没有必然联系，也与是否发展耐用消费品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阿明也承认美国是个债务国，“那些所谓的‘贫穷的债务国’被迫偿还债务，可是那个强大的债务国（美国）却从不还债”。[11]可见，美国没有对其债权国形成什么资金依赖，成为其外围国，而成为外围国也与对外融资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外围国家要发展现代经济，就必然面临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选择。如果外围国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同样需要对外销售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产品，就会对国外市场产生依赖，而一旦国外市场被中心国家垄断，那外围国家就必然对中心国家形成依附。因此，外围国家要摆脱依附，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剩余产品主要用于本国的积累和改善人民生活；要么强化南南合作，像金砖五国那样拥有较大的内部市场，摆脱对中心国家市场的依赖，甚至迫使中心国家以市场换市场。

阿明以为，劳动的社会化把价值规律的消亡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这种社会化与1848 年时的劳动社会化是无法相提并论的。[12]但是，恰恰是劳动的社会化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劳动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不理解价值规律，就很难看清国际经济形势和问题，就只能空谈剥削和不平等交换。例如，阿明认为，由于实际工资上升，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率，资本受到驱使而越出其积累的发源中心。[13]这里的“实际工资”其实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它指的是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即使用价值数量，这个量 与按价值量计算的利润（率）无关。事实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必然导致相对剩余价值增加，其含义就是工资的实际价值量必然下降，尽管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资的价格即名义工资未必下降，而同时使用价值数量可以略有增加。

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

阿明认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发达中心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垄断资本与外围地区人民（包括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表现是不同的）之间的矛盾。所以，被统治的资本主义“外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外围”，尽管无产阶级数量少，但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阿明断言，“各种社会制度不是发生在其核心部分而是先从其‘外围’开始的”。他认为，在“外围”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14]

然而，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一回事。发生民族解放运动的多数国家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少，又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因而没能像俄国和中国那样先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往往只进行了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处于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的境地。如果说各种社会制度不是发生在其核心部门而是先从其外围开始，那么也不是随便什么外围就可以开始的。例如，如果说俄国和中国曾经是这样的外围的话，那么印度就没有同样成为这样的外围。而且，外围国家无论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后还是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进一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那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体现，而不是垄断资本与外围地区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体现，前者就像中国的解放战争，后者则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