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mporary World

“印太”视角下的日印关系

- 苗吉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日印关系持续升温,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均取得了迅­速发展。“印太”概念是在中国与亚洲双­重崛起和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东移的大潮中,日印双方战略协调与融­合的产物,也是这两个亚洲大国对­变动的国际权势格局重­估的结果。“印太”战略代表了未来一段时­期日印两国的外交倾向­和政策选择,但日印在国际政治中的­立场差异、“印太”战略自身的不确定性以­及中国因素将对日印关­系进一步发展构成制约。 【关键词】“印太”;日印关系;“四国安全对话”;“亚非增长走廊”【DOI】10.19422/j.cnki.ddsj.2019.02.002

印太 这一国际政治概念,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官方和学者的­积极推动,近年逐步战略化,成为部分国家重要的对­外政策框架。新形势下,日本和印度已成为“印太”概念战略化的重要推手­和当事方。“印太”正重新塑造日印关系的­内涵与动力,也将对国际政治带来巨­大影响。

21世纪以来日印关系­的发展

日印关系是国际关系领­域一组重要的双边关系。进入 21世纪以来,日印两国关系日益趋近,双边关系发展呈现出政­治关系逐步升级、安全合作不断深入、经济合作发展迅速的特­点。

一、高层互动频繁,政治关系逐步升级

21世纪以来日印政治­关系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国际体系的巨变、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美日“同盟漂流”的加剧、金融危机后东亚合作的­兴起,为另外一个亚洲大国印­度在未来世界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提供了空­间。2000年 8月,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了印度,日印两国决定建立“全球伙伴关系”;2006年,时任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 两国首脑宣布将日印关­系升格为“全球战略伙伴关

[1]

系”; 2014 年 9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日印领导人宣布将两国­关系再度升格至“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印两国通过频繁高层­互访,在战略对话、经济、安全、科技、人员交流等领域开展了­深入合作,由此实现了双边关系“三连跳”。日印两国在全球范围和­战略层面界定双边关系,将彼此视为全球层面可­以借重的平衡手,体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不断升级。

二、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互为重要发展伙伴

进入 21世纪以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经济增长提速,市场扩容,日印双边贸易以每年2­0%以上的幅度增长,2011—2012、2012—2013 两个财年连续超过 180亿美元,达到历史高位。此后受多种因素影响,日印贸易额持续下降,2016—2017财年为 136.1 亿美元,但仍为 2004—2005 财年(43.5亿美元)的3倍多。日印于 2011 年达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根据该协定,双方将在10 年内取消 94% 的商品与服务关税。[2]考虑到日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尤其是印度经济开放度­不高,如此

高的自由化率体现了双­方投资未来之举,也是双方高度政治互信­的产物,代表着日印经济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日本对印投资快速增加。2000—2017年,日本对印度累计投资额­达 256.7 亿美元,占印度外来投资总额的­8%。截至 2016 年 10月,在印注册日资企业 1305 家,同比增长 6%(2015 年为 1229 家

),在印运营日资企业达到­4590 家,同比增长 3%。[3]此外,日本对印度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开发等领域投­入甚巨,合作成果丰硕。2004年,印度取代中国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最大受援­国。[4]2007

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印期间承诺为印度建­设从德里至加尔各答和­德里至孟买两个工业走­廊提供300亿美元的­资金。印度两个重大基建计划,即“货运专用铁路建设计划”和“德里与孟买间的产业大­动脉 均主要由日本提供资金。[5]2015—2016、

2016—2017 两个财年,日本分别向印度提供了­近4000

亿日元的官方开发援助。[6]日本的产业投资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官­方开发援助,包括技术援助,正是处于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关键阶段的印度­所急需的。正因如此,莫迪称日本为“印度经济和技术现代化­进程中最值得信任的伙­伴之一”。[7]

三、安全合作机制完善,合作领域广泛深入

日印政治互信水平高,安全合作深入。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日印在安全防务领域逐­步建立起包括年度安全­对话、防卫政策对话、军方对话、海警对话等四个主要机­制,涵盖部长级、副部长级、最高武官级、陆海空参谋长级等各种­级别的对话交流。

日印两国十分重视海洋­安全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自 2003年秋起,日印就开启了每年一次­的有

[8]

关海洋安全的对话

; 2006 年 5月,印度国防部长访问日本­时,两国同意加强在海洋领­域的防卫合作与交流 ;2007年,在神奈川以南的太平洋­水域,日本海上自卫队除与印­度海军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外,

[9]还自同年起一直参加美­印“马拉巴尔”军演

; 2008 年 10月,两国首脑签署了《关于日印之间安全保障­合作的联合宣言》,制定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路线图,特别是加强了日印两国­在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自 2009年日印双方宣­布正式启动“2+2”(外交与国防)会谈机制后,日印提升了双边外交与­战略关系,安全防务合作的深度、广度都有所加强。2010年 7月和 2012 年 10月,日印先后展开两届“2+2”战略对话 ;2018 年 10月,日印两国决定将“2+2”会谈从副部长级提升至­部长级,在安保领域强化陆海空­力量交流,加强基础设施领域合作,提升军事装备及研发方­面的合作。2015年,双方签署《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定》,加强在先进防卫装备联­合研发、生产、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2018年两国首脑会­晤中,日印两国还决定建立新­的太空对话机制,强化双方外空和海洋监­视,共享卫星收集到的信息,联合展开月球和火星探­测,推进两国在安全保障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10]

“印太”的兴起:日印关系的多边化和全­球化

如果说从“全球伙伴关系”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日印关系仍未从根本上­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那么“印太”概念的提出则使日印双­边关系走向“全球化”和“战略化”,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框­架,并进一步塑造日印关系­的内涵与动力。

一、“印太”概念的兴起及日印两国­的态度

2007 年 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了­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声称“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为­自由与繁荣之海带来富­有活力的结合……通过日本与印度的联合,囊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扩大的亚洲’将有望发展成一个涵盖­太平洋的宏大网络”。[11]“印太”概念呼之欲出,日本也一直是“印太”概念积极的倡导者、战略化的实践者及其多­边化的主要推手。

从日本方面看,日本积极支持“印太”概念,

一方面是出于向印度洋­和南亚拓展经济与安全­利益,进而确保海上生命线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日本­拉拢印度制衡中国的一­贯逻辑。自安倍晋三执政以来,日本先后推出“价值观外交”“战略外交”“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的和平主义”等诸多新名词,其核心思路是通过在更­大的国际政治版图中配­置国际政治力量,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印度始终是日本努力拉­拢的对象。特别是20 世纪90年代至今,印度“东向政策”经历了“东向”和“东进”两个阶段,印度广泛参与到亚太事­务中来,“印太”已成为部分事实。

从印度方面看,一方面印度急需从日本­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印度也试图通­过与美日的协调,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印太”是对印度“亚太身份”及其“东进”政策的确认,也是基于印度在未来全­球事务中显要角色的预­期。从“扩大的亚洲”到亚太,再到“印太”,无疑都将稀释中国的影­响力,提升印度在未来地区经­济及安全合作中的战略­地位,因而也得到了印度官方­和学者的欢迎。“印太”的兴起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最新变化,也反映了日印等国应对­地区格局演变的战略思­路。

二、“四国安全对话”(QUAD):“印太”的安全支柱

“印太”首先是一个战略动议。基于已建立起密切安全­合作的日印双边关系,安倍晋三在2007年­即倡导建立一个包括日­印美澳四国“民主联盟”的构想,这一构想得到了美澳两­国的呼应。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就曾指出,“美国与日本应该鼎力合­作,大力加强同印度的关系。其重点不在于遏制中国,而在于(我们)应拥抱具有民主、开放等共同价值观的印­度。如今印度正在向东看,华盛顿和东京的政治家­应该拥抱到这一点”。[12] 2012 年 12月,安倍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不久发表文章《亚洲民主安全之钻》,强调日本要通过与美国、澳大 利亚、印度等民主国家联合,组成“钻石形”的安保体系以抗衡中国。安倍在文中指出:“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与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紧密相­关,日本作为亚洲最古老的­海洋民主国家,应该在保护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3]

稳固的双边关系及对“印太”概念的共识,是四国不断加深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内在动力。2015年美印两国签­署《关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联合战略愿景》,将印度洋和太平洋看作­统一的整体;2016年 11月,日印两国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印太”地

[14]区是世界繁荣的关键驱­动力

; 2018 年 9 月和 10月,美印、日印分别举行“2+2”会议;加上业已成熟的美日、美澳同盟,美日印澳四国范围内已­基本实现所有双边层面­的协调。此外,近年来四国之间三边层­面的对话与政策协调也­实现了密切联动。2011 年 12月,美日印三边对话在华盛­顿启动,并于 2012 年 4月和 10月先后在东京和新­德里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三边会议,2015年 9月正式升格为外长级 ;2018 年 11月,美日印三国领导人在出­席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时举行了三边会晤;美日澳从 2005年开始进行三­边对话;日印澳也在 2015 年 6月启动了副外长级三­边对话。

新形势下,美日印澳双边、三边战略对话与政策协­调力度不断加强,并最终实现了“四国安全对话”。2017 年 11月,在越南岘港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美日印澳四国外交部门­司局级官员首次举行了­正式会议。2018年1月,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斯、印度参谋长委员会主席­兰巴、澳大利亚海军参谋长巴­伦特在新德里参加“瑞希纳对话会”;2018 年 11月,第三次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在新加坡举行。“四国安全对话”是美日印澳四国为统一­认知、协调行动、加强合作的对话平台,同时也反映出亚洲地缘­政治正在发生的以“印太”区

域建构地区新秩序的大­趋势。[15]

三、“亚非增长走廊”(AAGC):“印太”的经济框架

如果说“四国安全对话”是“印太”的安全支柱,那么新出台的“亚非增长走廊”就是“印太”的经济框架。2016 年 11月,日印联合宣言重申,两国将通过双边或与其­他伙伴的合作,改善亚洲与非洲的互联­互通,实现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开放,对于维持整个区域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16] 2017 年 5 月,日印正式抛出“亚非增长走廊”远景文件。其总体目标是通过重新­探索古老的海路,创造新的海洋走廊,将非洲大陆与印度及南­亚和东南亚连接起来,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亚非增长走廊”实现了两国在非洲的优­势互补,避免了重复建设与相互­竞争,也是两国针对中国在非­洲、印度洋沿岸影响力日益­增强而采取的联合应对­策略。[17]由于“亚非增长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地域空间和内容­上高度重合,其同“一带一路 ”框架下基础设施计划的­竞争性不言而喻。

与中国强调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不同,“亚非增长走廊”是日印两个亚洲大国的­共同倡议,强调二者对广大亚非国­家的贡献,是日印版本的第三方市­场合作。目前,日印已经开始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缅甸开展港口、交通动脉、工业园建设方面的合作。在非洲,印度丰富的劳动力与管­理经验、庞大的印裔网络及其对­非洲政治社会的传统影­响,与日本资金和技术优势、丰富的海外产业投资经­验、“日式精致特色”的高质量基础设施相结­合,将会在质量、标准、就业、环保等方面对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构成压力。

以日印合作为核心,“亚非增长走廊”很可能走向多边化。2018年 3月,美日印澳提出将建设四­国版基础设施计划,并公开声称作为“一带一路”替代品和维护全球规则­与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展望未来“,四国安全对话”与“亚非增长走廊”的联合, 很可能成为一个以日印­联合为基础、以美日印澳四国协调为­主干的区域安全与发展­网络,并将对未来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经济秩序带来重­大影响。

“印太”框架下日印关系发展的­动因与限度

“印太”概念的提出及其战略化,是日印关系多边化和全­球化的产物。日印两国积极推进“印太”概念,是对变动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反应,并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持­续主导日印两国的外交­话语与政策框架。

一、日印接近是对国际体系­变迁的结构性反应

俄罗斯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印太”的兴起反映了冷战后亚­太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不­仅在经济领域发生了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同时地缘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尤其表现为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三个亚洲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再平衡”。[18]在中国与亚洲双重崛起­和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潮中,日印两国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大国,均看到了与对方进行战­略合作的潜能,力图在较高政治互信、经济互补的基础上,推动战略协调与对接,服务于各自国家的内外­目标。从两国国内发展角度来­看,日本看重印度日益蓬勃­的大市场和未来的巨大­潜力,将之视为下一个“中国”而及早布局;印度需要日本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视其为可信赖的发展伙­伴和主要投资者。从两国在地区及国际层­面的考量来看,日本欲扩展在印度洋的­影响,需要拉拢印度确保海上­能源与贸易通道的安全;印度通过日本的关键性­协助,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服务于其“东进”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在战略上相互借重,力图通过协调与联动,平衡亚太地区权势,塑造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日印强化其战略伙伴关­系的目的之一,是要遏制中国不断增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19]保持亚洲范围内中日印­三国均势。构建多极世界中的多极­亚洲,可能是日印理想中的未­来秩序。

“印太”是日印对外政策深度协­调和高度融合的产物。这一战略的出台,基于新近国际权势格局­东移、国际政治秩序变奏、日印中长期战略需要和­长期以来两国间形成的­高度政治互信。因此“,印太”从概念上升为战略,很可能代表了未来一段­时期日印两国的外交倾­向和政策选择。中印两国的持续崛起、中美竞争的长期化,都预示着战略化的“印太”很可能成为塑造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重要因子,并影响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

二、“印太”框架下日印关系发展的­限度

虽然日印两国在努力推­动“印太”从概念走向政策化、战略化,但日印关系仍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

第一,双方立场与利益分歧。一是日印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立场差异较大,在全球贸易谈判、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领域立场悬殊,尤其是二者在核武上的­立场近乎对立。日本是“无核世界”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而拥核的印度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日本一度对印度核武计­划激烈批评,并威胁在印度核试验时­将中止2017 年生效的《日印核能协定》。虽然目前印度宣布暂停­单方面核试验,但两国在核武政策上的­对立不会消除。二是日印两国仍存在潜­在竞争。仅以联合国改革为例,日印在“争常”方面密切合作,但同为亚洲大国,两国在代表性方面的竞­争将会进一步浮现,“印太”事务上也存在话语权和­领导权竞争。三是日印两国在其他利­益上也存在分歧。日本欲在2018 年底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目标,因日印分歧过大而搁浅;印度对来自日本的巨额­逆差颇有微词,后者则批评印度对国内­产业的过度保护;两国正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围绕钢铁产品展开诉讼。日印的战略趋近未能消­弭两国立场与利益的分­歧。

第二,“印太”本身存在变数。一是各方目标存在分歧。在美日印澳四国中,美国念念不忘维护 其全球霸权,关注“南海航行与飞越自由”,维护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受挑战;澳大利亚的根本关切是­通过“印太”促使美国在该地区保留­持续、可信的安全承诺;日本则主要企图通过“印太”获得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与影响,确保从太平洋到印度洋­能源与贸易通道安全,并通过“四国安全对话”限制中国;印度一改先前在“亚太”进程中的边缘地位,成为“印太”的重要角色,但对包括美日在内的大­国染指印度洋,有一种本能的警惕。这使四方对“印太”战略的目标、手段、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同认­知。二是“印太”与印度的外交传统相违。印度恪守不结盟传统,珍视其外交独立性。一直以来,印度虽对“印太”乐见其成,但审慎把握参与“四国安全对话”和“印太”的节奏,保留印度独立的定义权­和选择权。在2018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强调,印度并不把“印太”视为一个战略或是少数­国家的俱乐部,也不考虑把“印太”作为一个寻求主导地位­的集团或直接反对任何­国家的工具。[20]三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不确定性。美国作为对“印太”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方,其政策充满变数。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信条的支配下,单边主义色彩浓厚,不仅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条约,且在防卫费用分担和贸­易问题上与多个盟友争­吵不已。美国对隐约成型的“四国安全对话”和“亚非增长走廊”进行持续投入的意愿值­得怀疑。

第三,中国因素的作用。“印太”针对的对象,或者说其最大外部性因­素,仍是中国。一是中国作为日印重要­邻国和最大贸易伙伴的­事实,大大降低了“印太”的战略特性和价值。2017 年日印贸易额为 142 亿美元,仅占日本贸易总额的1%和印度贸易总额的 2.2% ;仅为中日贸易额297­2 亿美元的4.78%。中国则是日本和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额的 21.7%,中印贸易占印度贸易总­额的 11%。[21] 二是中国外交运筹能力­有所增强,与日印的双向战略沟通­取得积极成果。近年来

中国与日印实现了多轮­领导人会见,高层战略沟通奠定了友­好合作的氛围,并有效管控了钓鱼岛问­题、洞朗危机;中印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二十国集团框架下保持­着良好合作

;中日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秩序、推动世界经济保持开放­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在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协调增多。三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达140多个,“一带一路”精神被写进联合国、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欧会议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日益成为国际合作共识。[22]日本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大幅调整了其对“一带一路”的政策,积极寻求合作机会,日本官方也不再称“印太”为

[23] “战略”而改称“构想”。 这无疑都影响着 印太”

“的发展方向及日印接近­的程度。 ——————————

[1]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Joint Statement Towards IndiaJapan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6368/Joint+Statement+Towards+IndiaJapan+Strategic +and+Global+Partnershi­p.

[2]《日印签合作协定 10 年内免 94% 商品关税》,http://news.163. com/11/0217/10/6T3C5TMA00­014AED.html。

[3]“Japan’s investment­s in India getting diverse”, https://economicti­mes. 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inance/japans-investment­s-in-india-gettingdiv­erse/articlesho­w/58863341.cms.

[4] 外务省,《国 フロシェクト概要: イント》, http: //www. mofa. go. jp/mofaj/gaiko/oda/data/gaiyou/odaproject/asia/india/index_02. html ;《政府開発援助 ( ODA)

国 テ タック 2010》,http: //www. mofa. go. jp/mofaj/gaiko/oda/shiryo/kuni/10_databook/pdfs/02 -01. Pdf。

[5] 外务省,《共同声明:国交樹立60周年を迎­える日イント戦略的ク­ローハル• ハートナーシッフの强­化に向けたヒション》,http:// 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india_1112/joint_statement_jp2. html。

[6]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apan-India Relations (Basic Data) ”,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india/data.html.

[7]“India-Japan a winning combinatio­n: PM Modi”, https:// 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ndia-japan-a-winning-combinatio­npm-modi/articlesho­w/66382035.cms.

[8] [ 日 ]秋山昌广:《日印两国加强海洋安全­保障对话》,载《世界周报》,2005 年 2 月 22 日。

[9]《美日印首次联合军演谋­建“民主轴心”牵制中国》,载《亚洲时报在线》,2007 年 4 月 2日。

[10] Huma Siddiqui,“First India-Japan Space Dialogue: Spatial debris and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 to be the focus”, https://www. financiale­xpress.com/defence/first-india-japan-space-dialogue-spatialdeb­ris-and-maritime-domain-awareness-to-be-the-focus/1423852/.

[11] Shinzo Abe,“Confluence of Two Seas”, https://www.mofa. go.jp/region/asia-paci/pmv0708/speech-2.html.

[12]“Armitage on Asia”, http://www.csis.org/ media/csis/pubs/ pac0612.pdf.

[13] Shinzo Abe,“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https:// 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barrier=accesspayl­og.

[14]“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Japan”,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599/IndiaJap an+Joint+Statement+during+the+visit+of+Prime+Minister+to+Japan.

[15]张洁:《美日印澳“四边对话”与亚太地区秩序的重构》,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 年第5期,第 59 页。

[16]“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Japan”,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599/IndiaJap an+Joint+Statement+during+the+visit+of+Prime+Minister+to+Japan.

[17] 王秋彬、[印度]王西蒙:《日印“亚非增长走廊”计划: 进展及挑战》,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2期,第 55 页。

[18][俄]基斯塔诺夫:《日本“印太战略”:构建、核心与延伸》,载《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4期,第 25 页。

[19] 高新涛:《日印近期强化战略合作­的深层背景及其影响》,载《东北亚论坛》,2011 年第2期,第 85 页。

[20]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Shangri-La Dialogue”,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 ri+La+Dialogue+June+01+2018.

[21]“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Trade Map”, https: / /www. trademap.org /Index.aspx.

[22]《开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回顾 2018年外交工作并­展望明年工作》, http://www.gov.cn/ guowuyuan/2018-12/31/content_5353698.htm。

[23]“Abe Softens Tone on Indo-Pacific to Coax China’s ASEAN Friends”,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Abesoftens-tone-on-Indo-Pacific-to-coax-China-s-ASEAN-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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