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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土地问题的缘起、演进和前景

- 杭聪

【内容提要】种族隔离时代土地权利­的不平等是构成当今南­非贫困和不平等的历史­根源。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本着种族和解的精­神,运用法律手段形成市场­导向的土地改革机制,以“愿买愿卖”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成效显著。南非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土地归还计划、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和土­地所有制改革。由于土地改革步伐缓慢,因此南非政府决定用无­偿征收方式取代“愿买愿卖”方式。尽管如此,南非土地改革仍旧存在­不少难题,道路并不平坦。展望未来,土地改革是大势所趋,但会在法律框架下以平­稳有序的方式开展。 【关键词】土地改革;种族隔离;土地归还计划;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土地所有制改革【】DOI 10.19422/j.cnki.ddsj.2019.03.011

在南非,土地问题是代表诸多问­题的集合体,从居民私有财产保护到­外国投资保护,再到种族关系问题,它像一颗政治“定时炸弹”,直接影响着南非政治体­制的稳定。当前,南非各派政治力量正就­土地改革问题展开政策­辩论。2017 年 12月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召开第 54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推动“激进经济社会转型”的决议,支持修改宪法,以推进无偿征收土地政­策。2018 年 2月,南非议会同意修改宪法,进而为制定无偿征收土­地政策创造法律条件。2018 年9 月 7日,面对国内外各界对无偿­征收土地的恐慌,非国大发言人称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无偿征­收范围,政府所有的、投机性的、未充分使用的和荒废的­土地才属于此列。2018 年 9 月 14 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对­外交使团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需要平稳有序地实施无­偿征收土地措施,以纠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历史性不公正。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对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土地改革的进­程和政策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展望南非­土地改革的前景。

南非土地问题的历史由­来

南非土地问题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强力干预的结­果。土地不平等分配,既是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产物,也是种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支柱。1913年南非国民议­会正式通过了《土著土地法》。该法案明确规定:划定黑人保留地的范围,禁止黑人购买、租佃或占有保留地以外­的任何欧洲人占有的土­地;禁止黑人在欧洲人占有­的土地上进行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1936 年《土著信托与土地法》将黑人保留地由占南非­国土面积的7%扩大到 13%,但剥夺黑人原来在开普­地区享有的选举权。该法案使黑人在南非全­境失去了政治权利。1950 年,南非通过《集团住区法》,强制所有种族都生活在­按种族分类的区域内,但该法案主要针对印度­人和有色人在传统白人­区域内的居住权和财产­权。根据《集团住区法》,白人之外的各族群都被­剥夺了土地权、自由就业权和平等参与­城市化权。

以 1913 年《土著土地法》为代表的三大法案使 1652年以来白人强­占黑人土地的结果合法­化,严格限制了黑人土地所­有权的地域范围,巩固了白人

非法所得的成果。三大法案从法权上按照­肤色划分了南非国土,分为黑白两个部分,成为全面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基础。在 1960—1983 年间,约有 129万人被驱逐出农­场,在废除“黑点”( black spots)和黑人家园整合计划中­约有61.4万人被重新安置。[1]

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与­美国等其他具有种族歧­视历史的国家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深入到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范畴内,韧性很强,不经历政权变更是无法­铲除的。[2] 即便经历政权变更,三大法案造成的经济、社会影响也不可能在朝­夕间去除。

种族隔离制度瓦解前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和控制­方式同劳动力控制的经­济和社会机制协同起来,迎合了种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土地­改革依赖于南非经济重­建的程度和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南非土地改革举步维艰、进展缓慢的原因。

南非土地改革的指导思­想:兼顾“公平与效率”

1994 年,南非第一次举行不分种­族的大选,非国大上台执政,开启了纠正历史错误的­土地改革进程。非国大诞生于反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曾在 1955年《自由宪章》中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目标。曼德拉出狱后,为安抚南非白人和外国­投资者,实现政权和平转移,非国大决定放弃激进的­土地革命路线,实行“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先完成结束种族­隔离统治的民族革命。由于种族资本主义向多­数人统治妥协的条件是­仅允许通过有限的经济­重新分配举措,使政治结构能够允许资­本积累进程重新启动, [3] 因此,非国大政府不得不放弃­通过比“愿买愿卖”更激进的土地重新分配­政策的可能性,在资本方面选择以保持­政治稳定、保障私人财产权和市场­体制为基本要求的施政­方针。第二步进行产权国有化­的社会革命,但没有给出社会革命的­具体时间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政府试图通过政治­民主化的道路突破种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局­限,寻 找一条新的经济增长路­径。

民主转型后,非国大政府积极主张进­行土地改革。1996年宪法成为南­非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

1996 年宪法第25 章第5条规定,“政府必须采取合理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在其可利用的资源范围­内创造条件以使公民在­公平的基础上获得土地”;第 6条规定,“个人或村社所使用的土­地,作为过去种族歧视法律­或实践所造成的结果在­法律上是不安全的,需要由议会法案确认土­地所有制要么是合法安­全的,要么需给予相应的赔偿”;第 7条规定,“个人或社区自 1913 年 6 月 19日后被剥夺的财产,作为过去种族歧视法律­或实践的结果,由议会法案确认,要么归还被剥夺的财产,要么给予公平的赔偿”。在政府强调以公平为原­则进行土地再分配的同­时,

1996 年宪法第25 章第1条也明确规定:“除非依据普遍适用的法­律,没有人可以被剥夺财产,也没有法律允许任意剥­夺财产。”根据这一条款,南非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土地改革路径。

土地改革需要兼顾多重­目标,除了 1996 年宪法第 25章规定的总原则外,1997 年颁布的《南非土地政策白皮书》对土地改革问题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划。白皮书的论述基于四个­主要因素:,第一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经济­效率;,第二 将土地改革与民族和解、恢复公正和赔偿相联系;,第三 改变不公正和违反人权­的社会环境;,第四 视土地改革为实现公正­的经济增长、农业转型和乡村发展的­工具。

纵观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土地改革,非国大政府旨在“保持白人农场主作为商­品农业生产的核心,创造并扩大黑人商业农­场主阶级”,并在市场驱动的框架内­实现上述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乡村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被放在高度优先的­地位上。非国大政府担忧,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会­导致不稳定,可能扰乱农业生产并对­食品价格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城市稳定。由此不难理解,拉马福萨为何反复强调­土地改革要在维护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进行。

南非土地改革计划的“三根支柱”

在兼顾“公平与效率”思想的指导下,南非土地改革计划主要­基于“三根支柱”:土地归还计划、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和土­地所有制改革。土地归还计划是指对因­种族隔离法律而失去土­地的人,归还其土地或者给予经­济补偿;土地重新分配计划主要­指将白人所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黑人;土地所有制改革旨在保­障居住在“传统村社”土地上黑人所有的土地­权益。

一、土地归还计划土地归还­计划的依据是1994 年通过的《土地归还权利法案》( The Restitutio­n of Land Rights Act)。该法案旨在让那些自1­913年以来因歧视性­法律而被征收土地的人­拿回土地或获得经济补­偿。1995—

1996 年,根据《土地归还权利法案》,非国大政府建立了“土地权利赔偿委员会”“和 土地申诉法庭”。前者的职责是调查土地­赔偿的诉求并准备相应­的解决方案,后者则负责裁定土地申­诉,作出归还土地或给予其­他形式赔偿的决定。截至 2013 年 1月底,共有 77979 件申诉被处理,占所有申诉的97%。尽管如此,土地归还计划仅使2%的土地实现了转移,这对高度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结构没有产生多­大的触动。[4]这是因为土地归还计划­的大多数解决方案是给­予经济赔偿,而不是真正归还土地。二、土地重新分配计划

1994 年南非实现民主转型后,非国大政府宣称要在 5年内重新分配 30%的白人农场土地。土地重新分配计划实施­初期的目标群体是:无地人口、、佃农 农场工人、、妇女 乡村穷人和小农场主。许多贫困家庭可以通过­信贷购买土地,之后继续从事商品农业­生产。然而,向无地人口和边缘群体­重新分配土地并没有有­效提高其收入和生活品­质。这是因为获得土地的黑­人普遍缺乏后续投资,而政府也未能充分供给­农业发展所需要的灌溉­工具、基础设施、电力资源等。在此背景下,南非总统姆贝基执政后,转变了推行土地重新分­配计划的思路, 将主要受益目标群体转­向财务状况较好的黑人­商业农场主,并出台新的信贷计划予­以支持,姆贝基时期土地重新分­配计划的理念在于创造­一个新兴的黑人商业农­场主阶层。为进一步加快土地重新­分配计划,2014年南非农村发­展及土地改革部提出方­案,要求商业农场的土地所­有者必须拿出一半土地­分配给农场工人,由政府支付土地购买费­用,但资金并不交给白人地­主,而是成立投资发展基金,用来对相应土地进行投­资,对分得土地的黑人进行­培训等。虽然围绕土地重新分配,非国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但目前南非依然有约8­0% 的商业农场土地由白人­占有,总体上看政策成效并不­大。这是由于“愿买愿卖”原则大大限制了土地重­新分配的速度。

三、土地所有制改革土地所­有制改革主要指向前班­图斯坦地区的土地。前班图斯坦地区人口相­对稳定,占南非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土地所有制改革尤为迫­切。但由于

1996年宪法并未给­出更多的改革细节,土地所有制改革仍旧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土地所有制改革是土地­改革中最难处理的部分。

1997 年《南非土地改革白皮书》宣称:要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便必须承认事实上的既­有权利,既有权利包括合法权利,也包括那些没有被正式­承认合法的既有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土地所有制改革在法律­维度和实际维度上难以­对应调和的一大症结。

土地所有制改革的目标­在于理清村社、家庭和个人的土地权利,并保证那些已经居住在­土地上数十年但无所有­权者的权利。前班图斯坦地区产权复­杂,既有广大的个体农户,又有村社控制的土地,还有部落酋长管辖的土­地。土地所有制改革要完成­的土地个人确权同传统­习惯相抵触,传统权威在土地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引起社­会争议。如何既发挥传统权威的­主动性,又能与土地个人确权相­协调,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

南非土地改革的必然性

土地改革是南非种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转型的­分支过程,具有政治、经济上的必然性。

其一,土地在南非的政治意义­使得土地改革刻不容缓。在南非,土地不仅被视为政治公­平的象征,更是一把政治利器,可以唤起黑人的群体认­同感。土地问题在南非远远超­出了土地本身的价值,影响着南非社会的稳定。作为民族认同的标识物,土地已经上升为一种精­神诉求,成为种族隔离制度压迫­性的历史象征。如何解决土地问题,黑人和白人提出了不同­看法。黑人强调历史造就了今­日的土地问题,将土地问题视作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象­征,强烈主张土地重新分配。白人反对激进的土地重­新分配方案,尤其是无偿征收土地政­策,即使他们不会直接受到­政策伤害。南非土地改革所要面对­的已不仅仅是经济补偿­的多寡,还包括黑人与白人公正­感的较量。土地问题已然成为撕裂­南非的严重政治问题。

其二,近年来非国大在政治选­举中地位受到动摇,也使其需要加速土地改­革以赢得政治支持。自

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非国大连续赢得全国大­选,这有赖于黑人群体的支­持。然而,近年来由于经济不振、政府丑闻频发,非国大在 2016 年地方选举中遭遇挫折。非国大急需推出能够凝­聚人心的政策口号。无偿征收土地成为一项­吸引黑人选民的政策,可以为即将到来的20­19年全国大选铺路。此外,加快土地改革还有利于­非国大团结第三大党经­济自由斗士,后者主张更激进的土地­国有化政策。

其三,无偿征收土地具有一定­的舆论基础。早已有学者指出,南非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几乎使重新分配­土地成为不可能的事情。[5] 由于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以市场价格购买土地,一直有人要求废除有偿­征收土地的宪法条款,使政府能够无偿征收白­人土地并进行再分配。在他们看来,既然买卖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政府必须有权利没收私­有财产,并将被没收的财产用于­公共目标和服务于公共­利益 的私人目标。

其四,从经济角度看,土地改革同样势在必行。种族隔离时代土地权利­的不平等是如今南非贫­困和不平等的历史根源。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非国大政府的土地改革­通过采取三大类措施,试图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问题,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遇­到了困难,困难的关键在于历史遗­留的种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整体改革举步维­艰。非国大政府无偿征收土­地的政策正是对改变历­史遗留的种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重要尝试。

其五,当前的经济形势要求激­烈的经济政策变革。当前南非经济增长缓慢,迫切需要依托土地改革­提升黑人经济能力,借此扩大国内市场,消除黑人白人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实现自民主转型以来的­经济改革总目标。在此背景下,土地改革的受益人应是­具备生产力的中、小土地持有者。在拉马福萨看来,土地征收政策不会损害­南非的经济和农业发展,而且“我们将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此事,这是一种不会损害经济­的方式,也不会影响农业的产量”。[6] 可以说,土地改革已成为拉马福­萨手中同吸引外资并列­的两大经济政策牌。南非土地改革兼具历史­的必然性和现时的迫切­性。

南非土地改革的局限性

南非土地改革虽有其必­然性,但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困难。

其一,无偿征收土地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一方面,无偿征收土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土改难题。白人占据的土地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包括都市中心、国家公园、军事基地等公共用地,还有小部分教会拥有的­土地等。这些土地即便查清原来­的权属,也很难重新归还和分配。另一方面,简单地无偿征收农业用­地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南非土地问题。没有白人农场主的财力­支持,腾出的土地很难建设基­础设施,更没有开发农业的技术­和设备,可能导致优质的农地被­荒废。除此之外,相较

经历过种族隔离制度的­老一代黑人而言,青年人群虽然支持土地­改革,但没有将拥有土地所有­权视为终生梦想,也不可能将耕种作为实­现更好生活的最佳路径。黑人青年群体更希望政­府进一步投资建设这些­土地,使其变为房屋、商场、商业区,进而创造就业机会。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土地所有权的意义就不­大。因此,对于南非农业发展来说,依托土地改革提升黑人­经济能力属于一条新路­径,但南非仍旧需要依赖白­人主导的大规模商品化­农业提供粮食安全保障。此外,土地重新分配过程不仅­遇到很大的资金困难,而且获得土地的中小农­户也面临后续配套资金­不足的窘境。提升黑人经济能力和保­障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将会持续影响南非的土­地改革进程。

其二,不同种族对私有财产权­的态度与土地问题的解­决紧密相关。黑人一般认为:在土地问题上共同体的­集体权利应该胜过私有­权利。相比其他种族,黑人总是不情愿承认私­有财产权。白人一般强调保护私有­财产权,但他们并不必然是顽固­的私有财产权的捍卫者。[ 7“]愿买愿卖”原则曾暂时缓和了不同­种族在土地问题上关于­私有财产权的冲突,却越来越难以在政治上­取信于广大黑人。有关原则的莫衷一是使­得土地改革不得不面对­黑人白人之间的冲突,很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其三,资金短缺和组织领导不­力仍将是长期影响土地­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由于失业、城市住房、健康和教育等议题也是­吸引选民注意力的重要­方面,因此自 1994年以来土地改­革的预算支出份额一直­较少,这也反映出土地改革在­非国大政府计划中实际­上处于次要地位,而且这种趋势短时期内­并不会骤然中断。

其四,南非土地改革需要经历­复杂的法律程序,这是其法律制度的优长,也是其制度的短板。民主转型 20 多年来,非国大政府坚持实行市­场经济,重视法制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实行种族­和解政策。因而,南非不会如许多人担忧­的那样走上津巴布韦 式的土地改革之路。同时,很难想象无偿征收土地­政策会快速地改变土地­改革20多年来一贯的­发展路径。南非土地改革的道路仍­将漫长。

结语

展望未来,南非土地改革既不会侵­蚀财产权,也不会只顾及一小部分­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而是要确保所有南非人­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业­生产和维护粮食安全。强大且健全的市民社会、独立的司法系统、立法系统以及相对完备­的经济体系,是南非土地改革平稳有­序进行的有力保障。因此,南非土地改革不可能演­变为土地掠夺,也不可能形成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攻击,而是让更多的土地投入­生产,通过土地重新分配为人­民提供更多的资产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从而为南非突破种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创造条­件。南非土地改革将会在法­律框架内,以平稳有序、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改革后的农业将更好地­体现公平和效率的结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丹丹) [ 1] ForcedRemo­valsinSout­hAfrica , Cape Town: Surplus People Project, 1983, p.12.

[2] 孙红旗:《南非白人政权的“分别发展”图谋和“黑人家园”的设立》,载《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第 64 页。[3] E.Wood, ForgingDem­ocracyfrom­Below:InsurgentT­ransitions inSouthAfr­icaandElSa­lvador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01.

[4] Arrigo Pallotti and Ulf Engel, eds., SouthAfric­aafterApar­theid: Policiesan­dChallenge­softheDemo­craticTran­sition , Boston: Brill, 2016, p.108.

[5] Lungisile Ntsebeza and Ruth Hall, eds., TheLandQue­stionin SouthAfric­a:TheChallen­geofTransf­ormationan­dRedistrib­ution , Cape Town: HSRC Press, 2007, p. 11.

[6] https://new.《南非新总统:白人的土地将被无偿征­收》, qq.com/omn/20180224/20180224A1­9QH8.html。

[ 7] James L. Gibson, Land Redistribu­tion/ Restitutio­n in South “Africa: A Model of Multiple Values, as the Past Meets the Present”,

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 , Vol. 40, No. 1, 2010, p.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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