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格局走势与中国的应对
【内容提要】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明显，尤其是对大国实力对比产生了
阶段性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和战略信誉受损，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有所降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欧洲国家对中美两国的心态变得更为复杂。国际组织受到明显冲击，全球治理面临更大挑战，非传统安全在国际安全中的重要性相对上升。面对国际格局新变化，中国应着力提升产业链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加强抗疫国际合作，着眼长远确保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深化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以继续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关 键 词】新冠疫情；国际格局；中美关系；非传统安全合作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7.001
新冠疫情暴发和全球蔓延，对世界各国形成颇为猛烈的冲击，并对大国关系、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产生重要影响。疫情既影响了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实力对比，又影响了相关国家间的战略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新冠疫情对国际格局及其走势的影响
从要素的层面看，国际格局主要包括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方面。[1]其中，实力对比是更为根本性的要素，大国战略关系也会对国际格局的面貌产生重要影响。新冠疫情是一次突然暴发的全球性危机，它对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对比以及主要国际行为体之间的战略关系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这一影响进一步波及国际体系的其他方面。
第一，新冠疫情对大国实力对比产生了阶段性影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世界经济形成很大冲击，由于这一冲击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并不一致，从
而对国际体系中的实力结构产生一定影响。2020年 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0 年全球GDP 增速为 -4.9%，这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年度衰退。其中美国GDP 负增长8.0%，欧元区 GDP 负增长 10.2%，中国 GDP 增长 1.0%。[2] 由于全球疫情仍处于发展演变过程中，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到底有多大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实际情况甚至可能比这一预测更为悲观。
在疫情对所有国家都造成很大冲击的情况下，各国所受相对损失的大小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指标。在主要国际行为体中，受损失相对较小的国家，客观上是相对获益者。[3]在国际体系稳定的状态下，相对收益在国与国关系中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但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处于相对衰落状态下的主导性大国，会对其与崛起国之间的相对收益变得更为在意。这在20 世纪 80年代末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中已
经有较为明确的体现。[4]它在当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表现得无疑更为突出。[5]
在主要国际行为体中，中国最早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且受冲击的程度十分猛烈，但中国采取了最严厉的防控措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阻止了病毒的蔓延，转入对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推进复工复产。[6]与美国、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受疫情的影响和冲击并不算特别严重，中国对疫情的有力控制扩大了自身在不同政策手段中选择的空间。
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也十分猛烈，且这一冲击还在持续过程中。这突出表现在美国股市在2020年 3 月 9日至 18 日的 10 天内出现4次熔断，以及自3月以来美国失业人口剧增。根据美国劳工部的数据，在3 月 14 日之后的6个星期，美国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分别为330.7 万、686.7 万、661.5 万、523.7 万、444.2 万、383.9 万。截至 2020年 5 月 2日，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有保险失业人口（Insured Unemployment）达到 2283 万人，有保险的失业率达 15.7%。[7]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4 月 24日发布预测，估计美国2020 年第二季度GDP 的年化增长率为-39.8%，这将是二战后最大幅度的季度下滑；第二、三季度的失业率也将达到二战结束以
来的最高水平。[8]美国在抗疫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和失误，包括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研制的核酸试剂盒出错、抗疫急需的医疗物资不足、联邦和州一级政策紊乱、不同党派相互指责和大量人口迅速出现生计困难等。这些问题暴露出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国家存在的诸多短板，显示出其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国能力与可靠性的信心。
从相对收益的角度看，疫情似乎具有加快权力
转移的效应。这种可能性强化了美国战略界的焦虑，使其无法心平气和地对中美两国的抗疫表现进行客观评价，使美国对华政策的零和思维变得更加强烈和更为公开化。尽管如此，疫情对美国实力的不利影响不应被夸大，因为疫情的冲击虽然猛烈，但它从根本上还是一种短期性质的冲击，而不是真正的结构性冲击。疫情对中美实力对比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疫情后经济恢复期双方的表现。总体上，疫情并没有导致国际体系中实力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它只是强化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出现的实力结构的变化趋势。
第二，疫情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战略信誉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降低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自 2020 年 3月以来，美国在抗疫过程中表现出的诸多问题和失误，是人们事前很难想象的。美国远超其他国家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且在较长时间努力后，仍未能有效阻止疫情的大规模蔓延，与世人对美国作为世界实力最强大、技术最先进国家的印象不符，破坏了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美国在自身抗疫物资供应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在世界很多地方劫夺抗疫物资，这也损害了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美国政府不断试图把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推卸给中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其他方的做法，在对国际抗疫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影响了其在国际上的信誉。
二战结束以来的70多年间，美国长期是世界霸主。根据历史经验，当出现大规模疫情这样的全球性危机时，由美国出面领导世界抗疫，本是众望所归、理所当然的，但美国的表现完全不符合各国对它的预期。当前，对美国全球领导力伤害最大的是美国自己的做法，而不是来自任何其他国家的冲击。要在全球抗疫背景下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不仅需要美
国有这样的意愿，还需要美国展现与此相应的能力，包括能为世界提供口罩、呼吸机、防护服等抗疫物资，提供较为有效的医疗方案和药品，展现美国医护人员的抗疫精神以鼓舞世界各国士气。此外，美国还应在国内快速有效地控制住疫情的蔓延，从而成为全球抗疫的表率。过去的历次全球性危机，往往是美国展现国际领导力的重要时刻。二战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享有颇为稳固的全球领导地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一全球性危机中领导力的下降，一方面体现在美国未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积极推进国际合作，并通过相关合作切实扭转全球疫情不断恶化的走势；另一方面体现在包括美国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很少向美国求助，它们基本上没有把美国作为自身抗疫最终和最可靠的依赖对象。即使是像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这样一些与美国关系最密切的盟国，也未能从美国获得多少实质性的帮助。如果这些国家的疫情出现好转，也不是与美国合作抗疫的成果。
第三，全球疫情对大国战略关系产生了颇为复杂的影响。其中，体现最为明显的是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疫情背景下，美国依然不放松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在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期，美军多次闯入南海进行侦察、挑衅，“罗斯福”号航母更是横穿南海到越南进行访问。美国的做法，一方面是试图加大疫情期间中国承受的安全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在遭受危机背景下的军事实力进行试探，以发现其中的薄弱环节。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在这样的恶意行为下暴露无遗。
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欧洲国家的心态变得更为复杂。自 2017年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旗号下对国际秩序发起一系列猛烈冲击，美欧关系的基础一再出现松动。疫情蔓延进一步扩大了美欧双方的分歧，降低了它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水平。与此同时，在国际体系实力对比总体向不利于西方国家方向发展的背景下，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都变得高度敏感。面对疫
情，西方国家宁愿承认抗疫的韩国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或任何一种其他模式，也不愿承认抗疫的中国模式。这体现了当前阶段很多西方国家心态的矛盾性，他们一方面对美国的一些做法感到不满，另一方面没有做好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领导作用的心理准备。但中国在国内抗疫的效果，以及在抗疫国际合作中的表现，对西方很多人心理上的冲击依然客观存在。这会导致他们观念认识发生量变。例如，2020 年 4 月 21 日英国研究机构（Opinium）所作民调显示，对于英国在抗疫中的表现，52%的受访者认为英国的应对好于美国，只有14% 的英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好于英国。在民调涉及的9个国家（美国、意大利、西班牙、中国、法国、日本、德国、韩国、澳大利亚）中，英国受访者对美国的抗疫表现评价最差。相比之下，有33% 的英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对疫情的应对优于英国，26%的受访者认为英国对疫情的应对优于中国。[9]意大利市场调查机构（SWG）在3 月 20 日至4 月 12日之间进行的民调显示，有52%的意大利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只有17%的意大利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友好国家；对于意大利未来应加强与哪个国家的
关系，36%的意大利受访者选择中国，30%的意大利受访者选择美国。[10]虽然这样的民调是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的，但它们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民众心态的阶段性变化。
此外，受疫情影响，多边主义发展受挫，国际组织的作用受到明显冲击，全球治理面临更大挑战，权力政治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明确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11] 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政府看待国际规则的视角，不再把维护国际秩序的长期稳定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而是把谋求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明确可见的短期物质利益放在更优先的位置。为了更好地实现美国短期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政府从根本上扭转了美国对国际组织与多边主义的态度。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对美国行为的约束力显著下降，既有国际规则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普遍冲击。[12] 在新冠疫情蔓延亟需国际合作且国际合作总体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依然对国际合作持十分消极的态度，不仅造成美国国内疫情的几乎失控，也使与抗击疫情相关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和组织各国协同抗疫方面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
在危机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继续从高度零和的视角看待美国与他国的利益，导致国际组织日益成为大国激烈博弈的场所。虽然美国的做法不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但美国政府对国际组织所具有的冲击力不容低估。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显著增大了各国未来通过多边组织开展国际合作的难度，也使全球治理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此外，疫情显著强化了国家边界的重要性，使其成为控制疫情国际传播的关键前沿。很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国家边界的功能，重新认识国家主权的重要性。疫情带来的这一技术性变化，客观上起到了推动“国家主义”回归的效果，影响了全球化发展的势头和方向。
第四，疫情充分显示了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这也会对世界各国包括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安全观产生重要影响。全球疫情导致非传统安全议题的重要性首次压倒传统安全议题，这一现象会持续一个时期。传染病流行将在未来很长时期被视为一个潜在的国际安全隐患。非传统安全议题重要性的上升，意味着传统安全议题重要性的相对下降。非传统安全合作会成为未来国际安全合作中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将推动国际安全合作理念的变化。
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快速蔓延，向各国充分展示了与此相关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性和严峻性。它表明，维护国家安全不仅是各国军队、情报人员的领地，其他部门和人员对于国家安全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安全问题，各国需采取更为全面与综合的视角。新冠疫情向很多中小国家显示，它们面临的更紧迫威胁不是外国入侵、领土争端，而是传染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经济衰退和社会失序的风险等，传统的同盟方式并不足以应对这些更为现实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这将使部分国家认识到同盟政治在应对安全问题上的局限性，反思其处理与大国关系的思路。
中国应对国际格局新变化的主要路径
在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变化使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对此，中国需加强自身实力建设和抗疫国际合作，着眼长远确保中美关系总体稳定，深化与周边国家在价值链、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合作，继续推进多边主义并加大对国际组织投入力度，维护国际秩序稳定。
第一，在“国家主义”回归、权力政治进一步抬头、多边主义势头受挫和国际组织作用有所下降的背景下，需要在继续坚持推动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同时，着力加强实力建设，提升产业链的自主生存与发展能力，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东盟、日本、韩国在“10+3”范围内的产业链合作，以更好地应对美国可能在高技术领域强行“脱钩”带来的不利影响。
疫情对世界经济、全球产业链的巨大冲击，影响了各国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基础。突然暴发并快速蔓延的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形成人们事先想象不
到的重击。这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启示：一是此前的全球化分工导致供应链太长且过于分散，其结果是只要其中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生产的中断；二是对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需要有备份和替代性的方案，以提高外部冲击背景下产业链的韧性，确保危机状态下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疫情大大提升了各国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认识，一些国家会努力缩短产业链的环节，这将推动未来一个时期全球产业链区域化的趋势。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可以在已经形成的颇为紧密的产业链基础上，实现优势互补，通过更紧密的产业链合作，降低自身的脆弱性，提升应对国际经济环境中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能力。
第二，加强抗疫国际合作，提升伙伴关系质量。当前，中国与世界上80多个国家建立了不同水平的伙伴关系，形成了层次结构多元、地理覆盖范围广泛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这一伙伴关系网络是中国在坚持“结伴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前提下，努力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的结果。中国的伙伴关系国家虽然数量很多，但能真正与之进行高水平战略合作的国家还比较有限。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需要以高水平的战略信任为基础，高水平的战略信任往往在特殊背景下形成，并通过经受较为残酷的现实考验而得到强化。在冷战后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与伙伴关系国更多的是进行互利共赢性质的经济合作，双方共患难的情况并不多。
当前，与很多国家共同抗疫、共渡危机的经历，对于加强中国与部分国家的友谊具有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作用。这一共患难的过程，客观上向世界传递出关于中国外交特质的一些更有力的信号，使他国能更好地评估中国应对危机的能力，感受中国在自身面临很大困难的情况下继续与他国合作的决
心，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对国际合作态度的高度稳定性。其他国家会通过这个过程，对世界主要国家在危机状态下的自助能力和对他国提供支持的可能性进行比较，并作出判断。中国长期坚持的合作理念在全球疫情的考验下得到更充分的展现。中国埋头做实事，广泛与他国开展联合抗疫的做法，是正确义利观在国际上的一种体现，进一步充实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有助于坚定一些国家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决心。
第三，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面对美国进一步战略挤压，既不轻易对美国妥协退让，也不主动激化与美国的矛盾，坚持从长期视角出发谋求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中美抗疫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战略界对中国实力相对上升的焦虑，后者的对华政策表现出了更显著的对抗性思维。在这样一种态势下，中国需从自身长期根本利益出发制定对美政策，延缓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的过程，为双方关系的积极变化创造条件。
虽然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挑战了其全球领导地位，[13] 但同时中美关系稳定符合两国的重要利益。中美两国竞争的核心是实力的竞争，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这进一步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14] 这在性质上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科技创新能力的进步，以及高端制造业能力的提升，就不用过于担心美国以传统同盟政治方式展开的战略竞争。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并且已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美国无法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也无法做到与中国的全面“脱钩”。虽然美国政府一部分官员有在高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的强烈政治意愿，但要采取决定性的政策实现中美高技术领域的真正“脱钩”，美国也要承受非常大的代价。即便如此，这样的做法也并不足以让美国实现长期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和目标。
第四，加强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推动周边安全环境改善。中国周边环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这一地区热点问题较为集中。一些热点问题持续存在了很多年，且在未来一个不短的时期内仍难以获得根本性解决。在中国崛起、地区秩序面临深刻转型的背景下，美国蓄意利用周边热点问题对中国进行战略挤压。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热点问题会突然变得十分敏感，并导致周边环境迅速复杂化。未来一个时期，在中美战略竞争可能加剧且这种压力将向周边地区传导的情况下，推动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于抑制同盟政治、印太战略和大国对抗对地区安全的消极影响，增强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互信，促进地区安全环境改善等方面的重要性大为提升。
由新冠疫情所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对周边地区形成安全挑战的同时，也为地区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特别是它会影响周边国家对主要威胁来源的认知，以及对什么是应对安全威胁的更有效措施的看法。后疫情时代，中国可以联合东盟等在周边地区推进非传统安全合作，着力解决周边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升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集体应对能力。非传统安全合作本质上要求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可以通过有效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推动本地区国家安全观念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安全领域的零和思维。
第五，从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角度出发，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和极端气候的频繁出现，凸显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自 2011年美国政府大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
此后的印太战略以来，美国不断在国际上渲染中国崛起可能对既有国际秩序形成的冲击。但2017 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现有国际制度和规则发起的猛烈冲击，显著增大了现有体系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在全球疫情背景下，特朗普政府继续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将其发展到更为极端的程度，而不是利用美国的实力、国际资源和国际影响力优势推动国际合作，领导全球抗疫。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导致西方国家在抗疫过程中群龙无首、各自为政、抗疫效果不佳。在全球抗疫领导者缺位的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在疫情面前显得更为脆弱。
全球治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各国利益。特朗普政府从美国自身利益出发，主要关注美国是否可以从中获益，甚至从权力转移的视角看待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这种政策视角的持续，将使未来一个时期的全球治理面临更大挑战。在美国不断对现有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发起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与需求。当前，国际体系面临深刻转型。中国努力促
[15]进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维护世界秩序， 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为此，中国可积极探索更易被国际社会接受的方式，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稳定性方面更好地发挥建设性作用。（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孟洪宇）
[1] 10
：《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 5-7
际政治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017 2 1-32
30-62
States of Ame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9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Jan 2018, p.2。
[14] 阎学通：《2019
2020 1 6-8 [15]《习近平：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 7 1 日，http:// cpc.people.com.cn/n1/2016/0701/c405440-28516035.html。
进程呈现倒退趋势，疫情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了反对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力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虽然疫情不断催生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合作需求，但短期内难以阻止全球化倒退步伐。疫情之下，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影响力不断提高。疫情后，中国将进一步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7.002
2008 年以后，全球化倒退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商品和资本的跨国流动程度降低。按照2008年美元价格计算，全球出口总额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从 2008 年的 25.9% 下降到了 2018年的 22.9% GDP之比从 2007 年的 3.8% 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1.2%。二是全球关税削减进程趋缓。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世界平均关税税率出现了显著下降。1996—2006年全球各国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从6.2%下降到了3.2%，十年间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是金融危机后，全球关税削减进程明显放缓。2006—2016 年全球各国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从3.2% 下降到3.0%，十年间仅下降了 0.2个百分点。三是全球贸易限制措施增多。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监测数据显示，2009年各国实施进口限制措施73项，仅覆盖全球进口总额的0.6%；但到 2018年，生效中的进口限制措施已高达1463项，覆盖的全球进口总额比重上升至7.5%。[2]
2016年之后，全球化倒退迹象更加明显，其中以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反全球化贸易政策最为突出。英国“脱欧”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次倒退，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则对全球一体化进程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公开反对全球主义，主张“美国优先”政策，其对经济全球化的破坏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阻止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发挥作用。最典型的事件是阻止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导致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陷入停摆。世界贸易组织不仅已经无法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而且不再能维护世界贸易秩序，特别是不再能对美国违反世界贸易秩序的行为进行裁决。二是重谈贸易协定，加入保护主义条款。例如，《北美自贸协定》最终转变成《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后者明显提高了劳工标准和原产地标准，限制了跨国公司将墨西哥作为生产基地的活动，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些标准正被美国推广到其他贸易协定中，跨国公司在全球跨国配置生产活动将会受到严重制约。三是使用国内法增加关税，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如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的232条款，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钢铝进口增加关税，并一直准备对汽车进口增加关税，以保护美国国内的钢铝产业和汽车产业。四是限制移民以保护国内低收入人群。如修改签证和移民条件，限制对美国的人口流入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阻止拉美人口流入美国。五是对中国采取有针对性的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如收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和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审查，对华为等高技术企业“断供”并禁止使用华为产品，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中加入孤立中国的
政府的政策并非如其自身所宣称那样是为了建立一个
国来保护本国利益。这些政策破坏了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得以快速推进的制度基础。
疫情对全球化倒退的助推作用
全球化之所以可逆，是因为存在两个反对全球化的群体。一是全球化中的受损群体。全球化会带来明显的利益，正是对全球化利益的追求推动了全球化不断前进。但是，全球化使一部分群体受益的同时，却使另一部分群体受到损害。因而，当支持全球化的群体或其代表在政策制定中居于主导地位时，全球化就会快速推进其代表在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全球化就会受阻甚至倒退。二是虽在全球化中获益但对利益分配结果不满的群体。全球化的利益还存在一个分配
问题。殖民时期的全球化利益分配可能更多地依赖暴力，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利益分配则可能更多地依赖市场。在由市场决定利益分配的时期，市场规则和市场条件能显著改变利益分配结果。对全球化利益分配结果不满的群体，总希望改变市场规则和条件，而市场规则和条件的改变往往会影响全球化进程，甚至造成全球化倒退。
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20 世纪90年代，支持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是发达国家的跨国资本和代表跨国资本的发达国家政府，以及一些希望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由于担心国内产业和相关群体在全球化中受到过大损害等原因，对全球化抱有相当谨慎的态度，发展中国家曾联合起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反对过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由于在当时的国际经济政策制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因此反对全球化的力量没能阻止全球化的步伐，尽管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确实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负面影响。
2008年之后到疫情暴发之前的全球化呈现倒退趋势，开始反对全球化的正是过去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仍然在国际经济政策制定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疫情之前全球化的倒退趋势，是两大反全球化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国内矛盾爆发所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国内居民收入不平等、社区或地区发展失衡、制造业衰落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有诸多原因，比如财富向资本过度集中、技术进步等。但是，这些问题被认为是全球化的产物，因而全球化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受到质疑。这些问题中的受损群体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发达国家采取鼓励制造业回流、阻止跨国公司全球配置产业链、保护本国产业等措施，正是这股力量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试图遏制中国而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获得了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向美国快速接近。这是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结果，也表明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同样获得了大量利益，但他们片面地认为中国获得了更大利益，全球化更有利于中国，因而开始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对中国采取防范和限制措施。特朗普政府更是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通过提高贸易壁垒、加大技术封锁和技术打压力度等措施阻止中国快速发展。
疫情之前的这两股反全球化力量并没有因新冠疫情受到削弱，反而因疫情得到强化。由于新冠疫情正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短期经济衰退和长期经济低迷，故其要求制造业回流的意愿更加迫切，其失业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希望得到保护的要求更加强烈和急迫，因收入不平等和制造业衰落等因素所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也会因疫情而得到强化。随着中国经济趋于向好发展，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可能趋于恶化，中美经济实力缩小进程可能进一步加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施压可能加剧，由此而产生的反全球化力量同样会增强。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反全球化力量。新冠疫情暴露了供应链全球配置所产生的脆弱性。新冠疫情引起的经济活动停顿，不仅从需求方对企业造成严重影响，还从上游供应方对企业造成冲击。上游供应链一个环节的中断，将导致整个产业链的生产停顿。此次疫情已经显示，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一旦发生生产和交易停顿，会给全球生产链带来巨大冲击球供应链依赖度较高的国家，一旦发生国际交易中
断，其国内产业链也将受到严重负面影响。追求长期稳定发展的国家，可能会因防止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而将供应链更加收缩于一个国家或者更少的国家之内。另外，新冠疫情加深了经济物资的国家安全属性。口罩、医疗防护用具和救治设备等过去可依靠市场获取并进行储备的物资，在新冠疫情引起的国家安全风险面前，具有了更加明显的国家安全属性，其国内生产能力得到更大的关切。新冠疫情背景下，各国还对相关物资的国家安全属性进行重新定位，并通过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维护本国具有国家安全属性的产品的生产。为降低供应链全球配置脆弱性和战略物资全球获取的国家安全风险，各国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会为疫情后的反全球化注入新的力量。
追求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企业仍然将按照市场原则致力于在全球配置供应链。但是，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推动全球化的一直是经济，但是塑造全球化的却是政治。[3]产业链稳定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是确实存在的威胁，更是一个实施贸易保护的借口。疫情之前，美国就已经滥用国家安全借口实施贸易保护。疫情进一步凸显产业链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或由此导致一些国家以产业链稳定和国家安全为由，修改经济规则、改变市场条件、增加企业跨国配置供应链的成本，甚至对部分被认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生产活动施加直接限制措施。这些行动会使全球化出现进一步倒退。
疫情产生的全球化推动力
新冠疫情在强化过去的反全球化力量和产生新的反全球化力量的同时，也催生和强化了一些支撑全球化前进的力量。这些力量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一是疫情催生了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合作需求，二是疫情使得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新冠疫情在公共卫生领域加大了国际合作需求。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除了少数国家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控制住疫情之外，绝大多数国家需要依靠国际合作甚至国际援助才能控制住疫情蔓延。对中国而言，即使采取有力防控举措控制住了疫情，但在世界其他国家疫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仍然会受到境外疫情输入的影响。可见，国际合作对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至关重要。解决威胁人类的全球性问题正是推进全球化的良好契机。
但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需求还没有形成一股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劲力量。在一些国家，这种危及生命的新冠病毒并没有被当作最严重的威胁，抗击疫情挽救生命也没有被当作最优先的任务，而是受到其他目标的干扰。各国抗疫政策并不完全一致，各自为政、不愿付出代价、不愿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科学抗疫政策的现象比较普遍，国际合作的基础受到削弱。特别是美国抗疫不力，导致其不仅无力推动国际抗疫合作，而且试图将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推给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并宣布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4]美国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新冠疫情下的国际合作，极大地制约建立更加有效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机制。
新冠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也产生了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需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5.7%下降至2008年的3.0%；即使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 年，世界GDP仍然保持了 0.01%的增长率，没有滑入负增长。但受此次疫情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世界GDP增长率将从 2019 年的 2.9% 下降到 2020 年的 -4.9%，[5] 降幅将近8 个百分点。2009年美国失业人数最高时达
1500 万人 2020 年 4月，美国失业人数已从上一个月的700 万人激增到2300 万人。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的衰退幅度均可能超过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那次金融危机催生了二十国集团（G20）首脑峰会这一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短期内遏制了保护主义势头，形成了推动国际合作的新机制。新冠疫情产生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需求再次兴起。2020年3 月 26 日， G20轮值主席国沙特以视频会议方式，主持召开了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会议成果显示出各成员国强调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会议召开在短期内起到了阻止保护主义抬头的作用。但是，这次G20峰会并没有形成进一步推进政策协调的机制。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类似，G20在全球政策协调中的作用反而进一步弱化了。
总体上看，疫情产生的国际卫生合作需求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需求在短期内并没有形成推动全球化的强大支撑。如果疫情持续蔓延且经济持续衰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认识到只有国际合作才能彻底控制住疫情和实现经济复苏，支持国际合作和全球化的力量可能会得到强化，全球化的倒退将受
到一定制约。
同时，疫情还凸显和强化了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的作用。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一支更为重要的力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抗击疫情和迅速恢复经济的实际成效远好于美英等发达国家，因而中国疫情防控政策和经济政策在国际上具有更大说服力和影响力。二是中国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持续上升的经济实力，特别是持续扩大的国内市场和对外投资能力，使得中国推动全球化的能力不断提高。三是疫情后中国仍有进一步对外开放和推动全球化的坚定意愿。中国对闭关锁国的不良后果深有体会，因而坚定地将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当做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持续推动对外开放，不断降低贸易壁垒，完善营商环境。十八大以来中国更是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力求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疫情过后，中国虽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安全挑战，但不会改变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的态势。2020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扩大高
水平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6]
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上升对全球化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因中国实力上升加大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和打压，这对全球化有阻碍作用；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又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中国实力上升有助于全球化发展。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这两方面的作用将因中国实力上升而同时加大。随着中国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大，中国将在推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成为推动全球化总体上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
疫情后的全球化趋势
疫情过后，短期内全球化进程仍将倒退，且倒退幅度和速度可能比疫情前更大。这主要是因为疫情之前导致全球化倒退的力量因疫情得到了强化，且疫情催生了新的反全球化力量。而疫情产生的支撑全球化的力量短期内还无法阻止全球化倒退。全球化倒退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损害，并将加深世界经济衰退程度，延长世界经济低迷时间，给世界经济长远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因安全需求产生供应链调整所导致的全球化倒退是疫情过后的一个重大全球风险。这一调整将使相当一部分国家和企业选择牺牲效率来满足安全需求，从而降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更为重要的是，各国为了鼓励供应链集中于国内而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可能对全球化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后全球化倒退的最大风险莫过于世界再次分裂为两个体系。这种分裂缘于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脱钩”“孤立”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支撑全球化的力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全球化力量将持续激烈碰撞，未来的全球化趋势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从长期来看，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将超过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全球化终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
在全球化中受损的群体、认为没有获取足够全球化利益的群体以及由于国家安全等原因而反对全球化的群体，试图在全球化倒退中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全球化倒退又会产生新的更大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只有通过全球化才能解决，因而又会再次促进全球化的发展。这也是全球化总能在曲折中前进的重要原因。
中国若能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更充分地挖掘全球化的益处，更好地管控全球化带来的损害，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利益，则中国推动全球化的努力将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就会更快地反超反全球化的力量，并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行稳致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1]
2007 65-68
[2] WTO, “Trade Restrictions Among G20 Economies Remain At Historic Highs,” June 2020,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9_e/ trdev_21nov19_e.htm.
[3]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
[4]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Actions Against China,” June 2020,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ctions-china/.
[5]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 June 2020, https://www. 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6/24/WEOUpdateJune2020.
[6] 2020 5 zhengce/2020-05/18/content_5512696.htm。18 日，http://www.gov.cn/
合性危机”，给西方社会造成较大恐慌。受疫情冲击，全球化呈现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趋势，可能演变为“有限的全球化”。欧美国家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并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或转移回本土。“有限的全球化”在短期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从长期看，中国可以从中获益。疫情的持续蔓延推动国际秩序加速调整演变。欧盟和美国在此次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将导致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下降。美西方十分担忧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疫情使原本就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将面临更大挑战。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7.003
级规模不断缩小，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快速崛起。此次疫情如果控制不好，一些国家可能会出现政治危机。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对社会恐慌的控制能力较弱。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政权一开始也非常受本国民众拥戴。当时真正导致墨索里尼、希特勒上台的就是社会恐慌，因为社会出现恐慌以后，民众需要“英雄”的出现。所以，在民粹主义和右翼势力已经比较高涨的情况下，疫情的冲击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比如，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如果失业率持续攀升，那么如何控制恐慌情绪将是社会治理面临的一大难题。实际上，比病毒本身更为严重的是病毒引起的社会恐慌。
现实中，世界上很多国家为控制新冠疫情导致的社会恐慌，都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直接出动军队来维持社会秩序。值得警惕的是，人类历史上，瘟疫和战争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各国危机进一步加深，社会出现更大的恐慌，那么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权几乎只有一墙之隔，而这将大幅增加爆发冲突和战争的风险。
“有限的全球化”趋势明显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显著影响，全球化出现了回归“经济主权”时代的趋势，可能变为“有限的全球化”。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的这一波全球化，毫无疑问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财富只是流到部分国家和极少数人手中，这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分化、中产阶级规模持续缩小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在此轮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很多国家失去了部分“经济主权”。在资本的主导下，这些国家的很多产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一些税收、就业等体现“经济主权”的要素也转移到国外，由此产生很多国内社会矛盾。这些都是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关键影响因素。尽管国际劳动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也导致西方国家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分离。经济本来是嵌入社会的，但现在经济活动高度国际化，缺乏主权性质，更不是社会所能控制的。因此，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成了两张皮，从而引发一些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危机。
此次疫情促使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更大的怀疑。美国、西欧等发达经济体虽然拥有发达的医疗和公共卫生系统，但在应对新冠疫情上却比较狼狈，损失也比较惨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使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特别是低附加值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大规模地向全球其他地方转移，本土只保留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这就导致像口罩、洗手液、呼吸机这样的医疗物资产业链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欧美自身的生产能力大幅降低。据统计，美国80%左右的医疗物资都是中国生产的，97%的抗生素要依靠中国供应。[1]面对新冠疫情危机，每个国家都要自保，各国拥有的物资首先要供自己使用，因而出口就会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所以，西方国家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表现不佳，不仅仅是治理体制所致，也与这些国家已经不再生产简单的医疗物资有关。
经济全球化的目的原本是为了促进资源和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配置和梯次分工，但在此次疫情影响下，一些规则突然失灵。许多国家发现，产业链一旦受到影响，自己连普通的口罩和防护服都很难生产，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了挑战。现在很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是没有危机时的体制。各国在
和平时期可以相互依赖，而一旦发生危机就会出现问题。中国抗击疫情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效，既得益于全国统一行动的制度优势，也得益于医疗物资产能相对充裕的经济优势。
疫情过后，欧美国家将更加强调自身的“经济主权”。世界很多国家无论从国民生命安全还是经济社会安全考虑，都会想方设法收回更多的“经济主权”，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将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转移回本土，或者重置到和自己在物流、沟通上都相对可靠和方便的国家去。在此背景下，全球化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抑制，全球化的概念和发展方向可能转变为“有限的全球化”，即各国都尽力掌握“经济主权”，把一些关键产能留在本土，以便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讲，疫情之后经济全球化会出现回落，部分产业链将迁回西方发达国家。当然，即使产业回迁，欧美国家也不会把所有的企业和产能都搬回本土。回迁的产能可能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这在美国对华贸易战过程中已经有所体现公共卫生和医疗物资相关的企业，比如特朗普试图通过重启《国防生产法》，把与医疗物资相关的产能搬回美国国内。
全球化的这种发展和演变方向也将对中国造成深远影响。从短期看，“有限的全球化”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近年来，外贸占中国GDP 的比重都在30%以上，外资、外商在中国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此次疫情对中国企业的消极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之后，由于欧美国家的订单减少甚至消失，所以无法恢复正常生产企业或产能可能迁出中国，从而给中国带来比较大的产业调整成本。但从长期看，中国有望从“有限的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美日等国即使将部分企业迁回本国，也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西方企业撤离后，会腾出一定的国内市场空间，中国本土企业可以迅速占领。目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空间广阔。对中国本土企业来说，
下的产业链和市场空间，而且可以对那些外企进行补充替代，进而向产业链上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加快实现产业升级。
国际秩序加速演变
新冠疫情正在促使国际力量对比和大国关系加速调整演变。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欧洲国家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欧盟在组织和帮助成员国抗击疫情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这将导致其国际影响力下降。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仅没能及时有效地遏制本国疫情，而且不愿承担国际责任，其国际领导力显著下降。与此同时，美西方对中国在全球抗疫过程中向多国提供援助十分戒备，担忧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上升。而美西方对意识形态的着迷将增加国际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加速西方自身的衰落。疫情使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加速下行。
第一，欧盟成员国在抗疫过程中成为“孤岛”，欧盟的信誉和地位遭到严重削弱。欧盟是由主权国家结成的政治单元。历史上，通过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整合，欧盟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被一些人称为“新帝国”。欧盟也因此被视为欧洲的未来和人类区域合作的典范。不过，由于欧盟本身不是主权行为体，协调成员国的权力非常
有限，所以在国际事务中时常显得力不从心。近年来，欧盟衰落的速度远比人们想象得要快。例如，英国“脱欧”导致欧盟成员国怨声四起。此次疫情更是凸显了欧盟的软肋，充分暴露出成员国“有福可以同享，有难不能同当”的问题。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人们没有看到欧洲共同体的存在，而是感觉回到了绝对主权的时代，各国显露出极端的自私性。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精神荡然无存，内部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更是增加了合作的困难。尽管人们都知道各国必须合力应对疫情，欧盟早期也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但随着疫情在欧洲大规模扩散，欧盟成员国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和纠纷。各国领导人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无法按照欧盟的诸多框架行事。法德这两个欧盟最大的国家虽然口头上表示团结，但都各出奇招确保口罩等防疫物资留在本国。法国推出政令变相“充公”全国口罩，以防止囤积居奇。德国不仅禁止口罩等医疗装备出口，而且扣留了运往瑞士、奥地利的口罩等抗疫物资。因此，此次疫情使欧盟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2020 年 3 月，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萨里（Maurizio Massari）发表题为《意大利需要欧洲施援》的文章，公开抱怨欧盟各国见死不救。文中提到，虽然意大利已经通过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向欧盟求救，但没有成员国响应欧盟委员会号召，为意大利提供口罩等医疗装备，只有中国施援。他坦言，“这对欧洲团结而言并非好事”。等到中国的援助物资抵达意大利后，欧洲觉得中国的影响力提高了，于是欧盟委员会加紧向德法施压，要求两国修改法令，两国才最终依照欧盟的要求行事。[2]
疫情过后，欧盟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软实力将会下降。和英国“脱欧”类似，新冠疫情将对欧盟
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使其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国际信誉和地位进一步下降。这次危机可能会让各成员国意识到现阶段更需要强化自己的主权，让渡给欧盟更多主权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因此，欧盟未来不仅难以进一步整合，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加松散。
第二，疫情或将加速美国的相对衰落，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下降。尽管美国拥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但面对此次疫情，不仅自身应对失策、捉襟见肘，而且不愿承担国际责任，不愿向盟友提供援助，甚至和盟友争抢抗疫物资，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国际地位和影响遭到削弱。
在此背景下，美国很多政治人物都在担忧疫情是否会导致美国的最终衰落。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学者杜如松（Rush Doshi）于 2020 年3月在《外交事务》网站上刊文指出：“美国过去70多年来建立的国际领导者地位，不单是因为其财富和实力，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管治、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有能力和意愿集合和协调国际力量去应对危机所产生的认受性。”此次疫情“考验上述美国领导力的全部三个要素，但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并不合格熟练地采取行动，利用美国失误造成的缺口，填补空缺，把自己呈现为应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全球领导者”。他们担忧，中国通过在疫情中对其他国家提供帮助，试图建立新的标准，把中国塑造成为不可或缺的强国，并以此和世界各国建立关系。他们指出，美国更应当担心的是，尽管欧洲盟友并没有公开批评美国政府，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已经不和美国站在同一战线上了。如果说1956 年英国夺取
苏伊士运河的行动标志着大英帝国的最后衰落，那么美国要是继续这样下去，新冠疫情大流行将是美国的“苏伊士时刻”。[3]
第三，过度沉迷于意识形态、缺乏自我反思能力将加速西方的衰落。正如一个国家的外部影响力是其内部崛起的外部反映一样，一个国家的外部衰落也是其内部衰落的反映。简单地说，英国的衰落并非因为美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也并非因为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领导力的衰落，不仅仅是因为其内部问题，更是因为它成为唯一的霸权之后开始实行单边主义。自“9·11国因为实施单边主义，就已经和其欧洲盟友渐行渐远。多年以后，美国不得不调整收缩此前在战略上的过度扩张。尤其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急速地从诸多国际协议中退出。在“美国优先”原则主导下，美国在很多情况下已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正如其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出来的一样。
当前，西方高度依赖中国的医疗物资供应。中国作为医疗物资生产大国，有意愿、有能力并且有道义上的必要性来帮助世界其他国家。但西方诸国又担忧中国对西方的医疗援助会影响本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西方政治人物对意识形态的过度着迷，使得他们对本国和本国民众失去了信心。而这种状态只会妨碍西方正确地认识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并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改变，甚至会加速西方的衰落。
第四，疫情使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中国与西方关系将面临更大挑战。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不断升级，两国在诸多方面开始呈现“脱钩”趋势。中美双方经过反复斗争和艰苦谈判，终于在2020年初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正当人们对中美关系能够“止跌”抱有一丝希望时，新冠疫情暴发并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
一些人起初以为此次疫情可以促进中美合作，从而成为中美关系转圜的契机。然而，疫情不仅没有成为契机，反而使中美关系进一步下行。其关键原因就是特朗普政府借疫情向中国发难，挑起两国对立，尤其是美国一些政治人物对中国的各种“甩锅”、抹黑，不仅使中美两国之间的抗疫合作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使原本就比较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也面临更大挑战。尽管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尽力向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医疗卫生物资和援助，但西方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中国的对外医疗援助被西方一些人士视为所谓的“口罩外交”“影响力外交”“地缘政治外交”。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掀起了所谓“秋后算账”的声音，英法德等国的高官也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中国。可以预见，除非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否则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后疫情时代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第一作者系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第二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孟洪宇）
[1] Danielle Pletka and Derek Scissors, “We’re Too Dependent on China for Too Many Critical Goods, Especially Medicin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1 March 2020, https://www.aei.org/op-eds/were-toodependent-on-china-for-too-many-critical-goods-especially-medicine/; Guy Taylor, “‘Wake-up Call’: Chinese Control of U.S. Pharmaceutical Supplies Sparks Growing Concern,” The Washington Times , 17 March 2020,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0/mar/17/chinathreatens-restrict-critical-drug-exports-us/.
[2] Maurizio Massari, “Italy Needs Europe’s Help. The Coronavirus Crisis Must Be Met with European Solidarity and Quick, Effective Action,” Politico, 10 March 2020,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 coronavirus-italy-needs-europe-help/.
[3]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 18 March 20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 com/articles/china/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order.
2020年这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堪称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及非传统安全国际合作的一场世纪大考。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中，中国与非洲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谱写了中非友谊的新篇章。同时，中非在携手抗疫的过程中，也遭遇到一些困难与挑战，需要双方在后疫情时代着力从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重振经济以及构建有利于中非友好合作的“舆论场”等方面通力合作。
中国与非洲国家携手共同抗击疫情
面对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政治声援、医疗物资援助以及国际多边合作等方面携手共进，体现出患难与共、命运相连、共克时艰的兄弟情谊。
在中国奋勇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非洲国家坚决支持中国抗疫，竭尽所能给予中国人民信心与力量。非洲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致电习近平主席表示慰问和支持，第36届非盟部长级会议结束后还专门发表特别公报，表达对中国夺取抗疫胜利的信心，宣布非洲与中国站在一起，并呼吁加强国际抗疫合作。埃及和南非等国及时向中国提供了相关抗疫物资援助，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中的赤道几内亚和吉布提也分别向中国政府捐款200 万美元和100 万美元抗击疫情。在民间层面，来自非洲人民的政治声援和暖心问候纷至沓来。如南非标准银行员工在2 月初发起名为“穿红衣，挺中国”的创意，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就从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标准银行集团总部发展到其位于20个非洲国家的分支机构，参与活动的员工达上万名，均身着红色上衣，手举支持中国的横幅和卡片为中国武汉加油。[1]
当疫情在非洲大陆蔓延时，中国迅速驰援非洲国家，第一时间援助抗疫物资，并专门派遣医护专家组前往相关国家分享防控防治措施与经验，培训医护人员。截至2020 年 6月，中国已向50 多个非
洲国家和非盟交付了大量医疗援助物资，向11 个非洲国家派出了148人次的医疗专家组，并多次同非洲国家举行专家视频会议，同非方分享抗疫经验。40多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国家开展各类培训活动近 400场、培训当地各类人员2 万多人次。[2]与此同时，中国民间组织、在非中资企业也都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对非抗疫援助。如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先后三次向几乎所有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抗疫物资，为非洲抗疫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中国企业及民间组织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国际及多边层面，中国呼吁国际社会重视援非并率先行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 月 18 日召开的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宣布了包括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在华设立全
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新冠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最贫困国家债务暂缓偿付等中国支持全球抗疫的五项举措。这五项举措均与非洲抗疫息息相关，其中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的举措尤其凸显了对非洲抗疫援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中国提出的大量国际合作举措充分体现出中国对非洲国家抗击疫情的全力支持以及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彰显了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追求。
此外，在非洲抗疫的关键时期，中国、南非（非盟轮值主席国）和塞内加尔（中非合作论坛非方共同主席国）于6 月 17日联合倡议发起了一场以“团结”和“抗疫”两个关键词命名的峰会——中非团
结抗疫特别峰会。这场特别峰会不仅有中国和十多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及非盟委员会主席参加，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作为多边国际组织的特邀嘉宾参加了峰会。此次峰会向世界传递了中非团结抗疫和践行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明确了现阶段中国对非合作的“四个坚定不移”，即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移践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旨在增强非洲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和促进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则重申要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联合声明还特别关注疫情对非洲经济的冲击，敦促西方尽快解除对津巴布韦和苏丹的经济制裁，支持非洲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和自贸区建设。纵观疫情暴发后的世界大国对非合作，中国不仅在援助和支持非洲抗疫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而且也是迄今唯一与非洲国家联合倡议发起召开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的国家。
中非携手战疫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在新冠疫情的强力冲击下，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国际经贸往来等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作为全球化中的一个链条，中非经贸合作也受到了疫情的冲击。而且，由于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不断借病毒和疫情掀起“污名化”中国的舆论风暴、挑拨中非关系，中非携手抗疫也面临日益严峻的舆情挑战。
一方面，新冠疫情给中非经贸合作及非洲经济发展均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中非双边贸易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一直稳定增长，从2000年的 108 亿美元到 2008 年突破 1000 亿美元，再到2013 年突破 2000 亿美元。2019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 20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1%。2019 年，中国在非全行业直接投资30亿美元，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金额559亿美元，在非各类劳务人员18.3 万人，非洲本地雇佣人数34.6 万人。2019 年，中国累计自非进口原油9234 万吨，同比增长5.6%，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18.3%。其中，与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突破百亿美元大关的有南非、安哥拉、尼日利亚和埃及等非洲排名靠前的4 大经济体。[3] 然而，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南非、埃及等非洲主要经济体也成为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非洲国家，并且很快采取了封城、停航、宵禁等防疫措施。疫情影响到中非经贸的商流、物流、资金流、服务流，对中非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等领域都造成一定冲击。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中非贸易额下降14%，约合 410 亿美元。[4] 一些在非洲国家建设中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也由于疫情的冲击，施工进度放缓、难度加大。
中非经贸合作受到的影响是疫情冲击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在全球经济萎缩的大环境下，中非经贸合作自然难以独善其身，特别是疫情从供应链、需求链和贸易链三个方面严重打击了非洲经济。受疫情全球扩散和停产停工影响，国际上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降低，且在短期内难以恢复。非洲国家也因疫情防控的需要采取了相应的封城停产等措施，使得全球供应链的“需求”和“供给”两端出现同步萎缩，给非洲矿产资源生产国带来了收入锐减的直接负面影响。如非洲第一大矿业出口国南非，自3月26日开启全国封锁三周政策，按封锁21天推算，将影响 71.4 万吨—80 万吨矿产产量。[5]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于2020 年4 月 17日发布《新冠肺炎：保护非洲的生命和经济》研究报告指出，2020年
非洲经济增速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可能从之前预期的3.2% 降至1.8%，估计会有多达 2700 万人因此陷入极端贫困。南非、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安哥拉等非洲经济强国会因本国疫情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出现严重财政困难。国际石油价格暴跌致使非洲石油出口国收入损失高达650 亿美元。此外，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持续传播，直接导致非洲国家旅游业受损、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以及资本外逃等问题。[6]虽然目前非洲还未成为全球疫情的“震中”，但每当灾难来临、受打击最重最大的永远是最脆弱的经济体。非洲作为全球经济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其经济在新冠疫情的打击下面临全面衰退的风险，而这无疑会制约中非经贸合作的发展。
另一方面，疫情发生后中非合作面临日益复杂严峻的舆论环境。尽管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中非关系发展过程中，西方制造的不利于中非关系发展的舆论“杂音”几乎从未停歇过，但此次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新冠疫情大肆散播的所谓“武汉病毒论”“中国疫情隐瞒论”“中国道歉和赔偿论”等污名化中国的论调，不但毒化了中国所面对的整体国际舆情环境，而且对非洲当地媒体及舆情也产生了一定的欺骗性和误导性。事实上，这些挑拨、抹黑中非携手抗疫言论的背后总有美国媒体及官员的影子。如美国《华尔街日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利用舆论传播优势大肆散播抹黑中国的言论，炮制所谓的“中国排外情绪不断攀升”“非洲在华居民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敌意”等负面论调。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也见风起浪，借疫情和相关孤立事件对中国施压，却全然无视美国国内发生的黑人被白人警察跪压而死的种族歧视悲剧。近期， 54个非洲国家已联名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
一份决议草案，请求联合国介入调查美国及其他国家对非裔族群的系统性种族歧视、警察暴力执法等问题。
后疫情时代加快构建更紧密中非命运共同体
新冠疫情不仅给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带来巨大挑战，也使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治理遭遇巨大挫折，同时还折射出一些国家大搞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的“损人不利己”行为。为了在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格局中站稳脚跟并抢占先机，打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高度重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广大非洲国家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基础作用，及时回应非洲国家关切，有力回击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的抹黑挑拨，并着重在以下三方面推动和加强中非关系的发展。
第一，加强中非卫生合作，共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非卫生合作已经走过了57年的风雨历程，始于 1963 年 1月的中国援非医疗队是中国援非的一张亮丽名片。50多年来，中国援非医疗队从小到大，先后有超过2万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到非洲50多个国家驻点，救治了数以亿计的非洲患者、为非洲培训了数以万计的医疗技术人员，广受所在国家政府的表彰和当地人民的尊重与爱戴。2014年非洲埃博拉疫情暴发后，中国积极推动非洲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如帮助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帮助建立塞拉利昂唯一的P3 实验室，帮助非洲国家优化升级相关医疗卫生设施，为非洲国家建立多家中非友谊或友好医院，并继续派遣中国援非医疗队，为非洲国家培养专科医生等。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将“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列为“十大合作计划”之一，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推出的“八大行动”中也包
含了“中非健康卫生行动”。
此次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了中非卫生合作的重要性、急迫性和优先性。中国需要继续加大对非洲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并提升卫生合作在当前中非各领域合作中的优先地位。在具体做法上，中非卫生合作的全面升级可以从非洲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公共卫生软硬件建设、人才培养和经验分享等几个层面同步展开。在2020 年 6 月 17日召开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强调心总部，同非方一道实施好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健康卫生行动’，加快中非友好医院建设和中非对口医院合作，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中方承诺，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愿率先惠及非洲国家。”[7]
第二，加强中非经贸合作，共同实现疫情后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在过去的近20年里，中非经济发展态势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即中国经济和中非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与非洲经济的稳步增长同步发展，双方互为彼此的增长动力。中国的技术、资金、发展经验与非洲的市场、资源和发展潜力相互补充。这种经济结构上的高度互补性并不会因疫情的冲击而改变。因此，在后疫情时代，随着供应链和生产链的恢复，中非经贸合作有望快速重回正轨。事实上，即便在疫情期间，中非商界人士也努力运用新业态创造新商机。如6 月 15日开幕的第127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就首次采用了“云端会议”模式，来自非洲等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采购商通过网上展示、推介、供采对接、在线洽谈等全新模式，足不出户地谈生意、签合同。这届“云上广交会”的开启也预示着中非贸易将进入“互联网+数字经济+广交会”的新时代。
因此，抓住疫情带来的推动新业态发展的机遇，支持非洲大陆一体化和“新基建”应是后疫情时代中非经贸合作的题中之义。对此，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指出，“中方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支持非洲加强互联互通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愿同非方一道，共同拓展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清洁能源、5G等新业态合作，促进非洲发展振兴。”[8]特别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强调，中非认识到数字化在后疫情时代的重要性，支持非洲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拓展在数字化和信息通信领域特别是远程医疗、远程教育、5G、大数据领域交流合作。[9]
除了在新业态上挖掘新商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各领域合作同样大有可为。事实上，随着中国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在防疫抗疫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一些重大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经陆续复工建设，未来中非合作的重点领域也要向卫生健康、复工复产、改善民生领域倾斜。另外，为减轻受疫情冲击严重的非洲国家的财政负担，中国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已承诺将在两年内提供 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抗疫斗争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并且与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在中非团结抗疫峰会上，中方又进一步承诺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 2020年底到期的对华无息贷款债务。上述举措将有力推动后疫情时代非洲经济的复苏与发展。
第三，加强中非媒体合作和民间交流力度，建设有利于中非友好合作的舆论场。舆论场建设首先要关注的是抢占话语权先机，凡遇中非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必须争取先发声、早发声、多发声，牢牢掌握舆情资讯发布的权威性。近年来，在中非合作
论坛行动方案（如“十大合作计划”和“八项行动”等）的大框架下，中非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已经有序展开，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国国际电视台已在非洲设立了分台，《中国日报》也早已创办和发行了非洲版。来自非洲媒体的记者、编辑也长期受邀来华交流、培训和实习等。中非媒体交流工作既要邀请非洲对象国的政府机关报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还应该遴选出那些在当地有影响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邀请这些媒体的创办人或名人博主来华交流，扩大中非友好的传播基础。同时，我们也应当挖掘、培育和发挥我们的自媒体及社交媒体力量，通过相关社交媒体账号，及时驳斥各种谣言等负面言论。
第四，中非在后疫情时代要全面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受疫情影响，国际关系中的“自我中心”和“丛林法则”倾向正在抬头，孤立主义、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正在不断侵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及多边主义价值理念。因此，中非加强国际合作，坚定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事务及世界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及权威性，对于捍卫多边主义原则和国际公平正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此次召开的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已经在践行多边主义、呼吁国际团结抗疫方面发出了最强音。在后疫情时代，中非之间还可以根据一些重大国际事务召开类似特别峰会，在国际组织机构领导人遴选、相关国际会议的议程设置等方面密切合作，向国际社会发出中非团结一致的共同声音。当然，中非团结抗疫及加强国际合作并不是搞中非自己的小圈子，而是对国际合作持开放与包容态度。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支持在尊重非洲国家意愿的基础上，本着积极、开放、包容的原则同国际合作伙伴探讨在非洲开展三方或多方合作，支持非洲尽早战胜疫情和加快发展。
虽然新冠疫情对中非经贸关系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经济造成一定冲击，但中非团结抗疫也充分反映出双方共克时艰的兄弟情谊。即使疫情期间遭遇到一些困难与挑战，但中非始终守望相助、携手共进，并在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断充实新内容、汲取新养分、挖掘新商机。经过这场人类历史上罕有的新冠疫情考验后，中非将在此次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形成的共识与基础上，努力打造后疫情时代双方经贸活动的新升级版和更紧密、更牢固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1]《“穿红衣，挺中国”纵贯非洲二十国直都在”》，中国新闻网，2020 2 11 日，http://www.beijingreview. com.cn/chinafrica/202002/t20200211_800192547.html。
[2]《中非团结抗疫，万里支援》，央视网，2020 http://world.gmw.cn/2020-06/17/content_33920478.htm。
[3]《2019
2020 3 3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 jyjl/k/202003/20200302941368.shtml。
[4]《中国海关总署 2020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2020 cn/tabid/996/default.aspx。
[5]《疫情打击非洲矿产出口，专家建言经济结构转型三种路径》，第一财经网，2020 4 14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2004-14/doc-iircuyvh7772862.shtml。
[6《] 2%》，中国商务部西亚非洲司，2020 4 3 日，http://xyf.mofcom.gov.cn/ article/zb/202004/20200402951648.shtml。[7]《习近平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的主旨讲话（全文）》，
2020 6 17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6/17/ c_1126127508.htm。
[8] [7]。
[9]
网，2020 6 17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6/18/ content_5520093.htm。4 6 17 14 日，http://fangtan.customs.gov.
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且给经济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冲击。无论是疫情防控、患者救治还是克服经济危机，疫情使我们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需要全球团结。中国疫情防控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依靠人民作为战胜疫情的最根本力量，使人民生命安全得到最大保障、经济社会秩序受到最小冲击，为全球抗疫赢得了时间并提供了经验。后疫情时代，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卫生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克服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为人类社会发展赢得更多机遇。
【DOI】10.19422/j.cnki.ddsj.2020.07.005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建立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治机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其中，在较短时间内基本遏制了疫情发展态势，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遵循疫情防控规律而开展的战
一、一切为了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与疫情防控阻击战
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一场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在中国打响。1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1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月 22日，党中央果断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1月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协调作用。[5]1
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疫情发生之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进行了紧急动员和快速行动，全面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了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
二、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与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无论是集中专业力量救治病人，还是动员群众力量构筑防线，都需要人民的广泛参与,这就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必须依靠人民才能取得胜利。因此，这是一场人民战争。为了快速有效动员人民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府一方面启动联防联控机制，推动政府各部门以及政府和社会的紧密合作作，动员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力量的积极参与。通过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治机制，充分发挥政党、政府和群团等组织力量，将人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快速而有效地组织动员起来。疫情发生后，中共中央印发
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挺身而出、英勇奋斗、扎实工作，经受住考验，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全面动员起来，发扬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精神，坚定站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6]在党组织领导之下、在党员带头之下，大批医护工作人员和其他支持力量等“逆行者”在救治一线冲锋陷阵，大量社区工作人员和各类志愿力量等“守护者”在防疫一线尽心出力，从而使感染病人救治工作能
够得到足够的专业力量支持，使病毒传播途径阻断能够得到有效的群众力量配合。
三、坚持全面统筹：以人民为中心与疫情防控的总体战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不仅要重视救治感染者，而且要重视构筑防控阵线控任务，而且要重视构建经济社会秩序视统筹疫情防控区域，而且要重视统筹疫情防控阶段组织国家治理力量。这就意味着，疫情防控工作是一场总体战。要打好这一场总体战，首先需要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全方位领导和统筹。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围绕疫情防控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的统一指挥是加强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维护社会稳定
是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支持。[7]在疫情防控期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统筹全局、沉着应对，果断采取一系列防控和救治举措，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8]
同舟共济：全球抗疫中的中国与世界
作为全球性重大传染性疾病，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和世界各地快速蔓延。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下，经过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新冠肺炎疫情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基本遏制，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了时间、提供
了经验。疫情发生之后，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等积极合作，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中国战疫：为全球疫情防控赢得时间、提供经验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9]同时，中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也取得积极成效。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出，中国为控制疫情所采取的强有力防控措施令人鼓舞，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为世界防控疫情赢得了时间”。[1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也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人民以坚定的信心、果决的行动力采取了有史以来最恢宏、灵活和积极的防控措施，为世界筑起第一道防线”，“中国人民为遏制病毒传播所作出的牺牲，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面对人类从未接触过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艾尔沃德明确告诉世界，“中国的方法是目前我
[11]们唯一知道的、被事实证明成功的方法。” 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率先复工复产，极大缓解了全球医疗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也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早日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在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经验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带领全体人民，在全面防控疫情、迅速构建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秩序上形成了宝贵经验。无论是在中国艰难抗疫过程中，还是在参与全球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国都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各国介绍疫情防控的
做法和经验。6月7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在介绍了中国抗击疫情的五个阶段的艰辛历程基础上，着重介绍了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白皮书》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政府通过建立统一高效的指挥体系，构建全民参与严密防控体系，全力救治患者和拯救生命，依法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以及充分发挥科技支撑作用，使防控和救治两个战场协同作战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中国政府坚持生命高于一切，举全国之力抗击疫情，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民生，在14亿中国人民坚韧奉献守望相助之下，凝聚起了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二、中国担当：为推进全球抗疫合作而不懈努力
中国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疫情发生后，中国积极发出倡议，强调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努力凝聚共识。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密集开展元首外交，与各方领导人共商抗疫大计，传递中国愿同国际社会同舟共济的真诚意愿，为提振各方信心、推动全球团结抗疫发挥了引领性作用。[12]同时，中国还与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保持密切协作，在疫情防控所需要的信息、经验、资金、物资和人员等方面积极予以支持。5月18日，为进一步推进全球抗疫合作，习近平主席在第 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代表中国作出承诺，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努力确保抗疫物资供应链，并建立运输和清关绿色通道受疫情影响严重且自身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落后国家的实际需求，中国决定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在备受关注的疫苗研发与使用方面，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在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献。[13] 6 月 17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强调中非要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推进中非合作、践行多边主义、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推进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并明确了中方继续全力支持非洲抗疫行动的具体举措。[14]非洲多国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不仅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非团结抗击疫情的决心，也为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战胜疫情指明了方向。
为世界谋大同：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与中国贡献
虽然在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美西方等一些国家的政客为了掩盖自身疫情防控不力，不断散布不负责任的言论，甚至人为制造一些破坏全球团结抗疫的矛盾，但是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使世界人民深刻体会到各国命运与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国抗疫实践充分说明，要想成功应对各类危机和挫折，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倡导国际社会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因此，在后疫情时代，着力推动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疫情防控的实践启示，也是人类社
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中国而言，需要将疫情时期所形成的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成果，转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
面对重大传染病疫情，既需要医疗救治和疫苗研制，也需要建立防线阻断传染和各方支持服务防疫的主体性作用。中国疫情防控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然而，在中国为全球抗疫赢得时间并提供经验的背景下，有些国家不仅在本国疫情防控上动作迟缓、应对不力，导致本国疫情失控，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而且在全球抗疫中设置障碍、制造谣言、甩锅推责，甚至抢夺他国抗疫物资，干扰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严重破坏了全球疫情防控工作。中国的有效实践和某些国家的恶劣行径，从正反两个方面折射出，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无论是在手段力量上还是在价值追求上，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即坚持抗疫为了人民、抗疫依靠人民，才能取得本国以及全球抗疫的胜利。
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卫生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其中既包括对各国疫情应对能力的考验，还包括对各国在疫情防控中所体现的深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检验。毫无疑问，中国在疫情防控期间展现出的积极成效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时疫情防控经验做法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学依据和明确方向。
公共卫生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各国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问题充分说明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其中既包括体制机制等国家层面的问题，也包括民众卫生健康意识不足等社会层面的问题。疫情给人类带来惨痛教训的同时，也推动我们深刻反思自身存在的短板和问题，并为今后应对相关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都将转化为新时代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动力，并进一步推进公共卫生体系现代化。同时，由于一些国家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和举措，甚至借疫情大搞政治化和污名化，导致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快速蔓延，凸显了国际卫生合作面临的现实困境。通过这次疫情防控的压力测试，这些问题得到了充分暴露，也催生了加强国际卫生合作的新诉求，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通过“云外交”等多种方式，加强疫情防控政治共识、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创新互动方式和问题解决方案，这些都为进一步推进国际卫生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由之路
迄今为止，现代文明是以资本为推动力、以工业化为手段、以市场为载体，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类走出了区域化生存的传统状态，并逐渐走向全球化。但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文明导致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为了自身利益而产生了阶级矛盾和国际矛盾，人类并未成为命运与共的共同体。随着网络社会形成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增多，不同国家以及整个人类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克服此前文明范式的不足和困境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需要。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意识到命运与共的现实，也意识到唯有密切合作才能克服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步伐。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在全球抗疫实践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加强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推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家仍坚持以资本为中心，置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于不顾，制造社会矛盾，不断甩锅推责，破坏全球合作。鉴于此，在后疫情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遇到更为复杂和困难的环境。此外，疫情之下逆全球化现象加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国家为了固守其在上一轮全球化中所获得的红利，拒绝进行创新和调整的一种自私狭隘的发展心态。但是，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后疫情时代将会出现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相向对冲的新型全球化格局，同时也将出现以人民为中心和以资本为中心相互伴随的新型发展格局。这两方面格局的出现，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新旧文明因素此消彼长的过程。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为推动人类和平、进步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结 语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冲击，凸显了全人类命运与共的客观现实。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开展患者救治和疫情防控，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为全球抗疫争取了时间并提供了经验。在做好本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中国还积极推动全球抗疫合作，推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有效的抗疫实践和全球抗疫的规律，都昭示着世界各国在后疫情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任务既是中国持续为之奋斗的使命，也是对整个人类社会提出的迫切要求。（作者系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苏童）
[1] 2020 6 xinhuanet.com/2020-06/30/c_1126177025.htm。[2]《联合国秘书长 ：2019
2020 story/2020/03/1053112。[3] [2]。[4]《<
< >》，新华网，2020 4 www.xinhuanet.com/2020-04/15/c_1125859220.htm。[5]《习近平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20 2 gov.cn/xinwen/2020-02/24/content_5482502.htm。[6]《中共中央印发<
>
>》，中国政府网，2020 1 http://www.gov.cn/zhengce/2020-01/28/content_5472753.htm。
[7] [5]。[8]《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听取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主持并发言》，央广网，2020 5 8 日，https:// baijiahao.baidu.com/s?id=1666125726387155394&wfr=spider&for=pc。[9] [9]。[10]《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时间》，新浪财经，2020 2 16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 d=1658653850408476271&wfr=spider&for=pc。[11]《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点赞中国
2020 2 27 日，https://news.ifeng.com/ c/7uOp4Zw4eJc。
[12]《王毅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2020 gov.cn/web/wjbzhd/t1770235.shtml。
[13]《习近平在第 73 （全文）》，外交部，2020 zyxw/t1780241.shtml。
[14]《习近平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新华网，2020 6 18 日，http://www.xinhuanet.com/photo/2020-06/18/ c_1126127595.htm。5 3 19 日，https://news.un.org/zh/
4
30 日，http://www. 15 日，http:// 24 日，http://www. 28
16 日，https://www.mfa. 18 日，https://www.mfa.gov.cn/web/
新冠病毒具有隐蔽性、持续性和跨界传播的显著特征，是影响人类生存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当前，全球疫情仍然处于失控状态，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受到全面冲击，引发加快公共卫生领域深度治理的广泛呼声。2020 年 5 月 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倡议，“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1]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倡议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对于提振全球抗疫信心，遏制、减缓并最终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推动构建新型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化延伸，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智慧和共同方案，也是中国对外公共卫生政策的最鲜明符号。当前，国际社会亟需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第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把现实世界与美好未来的辩证统一、地理范围与问题领域的兼容超越、传统领域与全球公域的统筹构建、统一性与多样性世界的包容关怀、自我发展与共同发展的整体推进融为一体。[2]当前，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利益汇合点不断增加，人类构成有机整体的未来不可逆转。中国政府坚持以民为本、生命至上，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1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
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 2012 年 10月，十八大报告提出，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7年 10 月，十九大报告六次提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其重要性。2018 年 3月，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中国宪法，成为国家意志。2019年 11月，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不仅明确要在国内层面建立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还要在国际层面“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4]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7年多后，习近平主席于2020 年 3 月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问电中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同法方共同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5]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着眼于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长远发展，是为全人类谋求卫生健康福利的宏大愿景和历史使命，昭示全球公共卫生秩序绝非由霸权提供，而是由人类共同缔造。
第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从全球、双边和区域三个层面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日益深入人心。在全球层面，中国领导人多次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峰会等多边场合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为国际社会理解、支持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条件。同时，2017 年 2月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纳入联合国决议中。在双边层面，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国—老挝命运共同体后，中国与巴基斯坦、越南、柬埔寨、哈萨克斯坦、
韩国、吉尔吉斯斯坦、柬埔寨、缅甸等多国提出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在区域层面，中国与相关方提出“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打造中阿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等论述。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式和内涵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出现了带有外在取向的实体性共同体和带有内在取向的价值性共同体的有机结合。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兼具卫生保障的实体性共同体和健康取向的价值性共同体，是对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第三，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中国智慧和共同方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较长时间且呈现多点扩散，波及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抗疫合作已成为全球治理领域最迫切最紧要的任务。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和追求，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对维护人类公共卫生和整体健康福祉的生动诠释。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守望相助、命运与共，并且积极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截至 2020 年 5 月 31日，中国已向27个国家派出29支抗疫医疗专家组
同全球 180 多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
5000 万美元，并设立了20亿元人民币抗疫合作专项资金。中国还在不断加大对合作抗疫的支持力度，从 2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到承诺中国新冠疫苗研发投入使用后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仓库和枢纽，到建立30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再到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6] 中
国展现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是践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最生动体现。
治理危机凸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化危为机、行稳致远的智慧结晶，给不确定的世界带来了确定性。疫情蔓延不仅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限度和不足，也对全球政治、经济、外交和治理格局的发展演变产生严重影响。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秩序重塑成为重要时代命题。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意指各个行为体通过有效合作和国际联防联控机制遏制病毒传播，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和结构性矛盾，表现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治理主体的治理功能和自利诉求矛盾凸显、国际卫生治理机制交叉重叠引发负面效应等方面。
第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供给与需求矛盾突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全球抗疫合作的最基本矛盾。公共产品是国际政治社会系统运转的核心，全球卫生治理需要一定数量国际卫生公共产品保障，如充足的防疫物资、前沿的医学技术和丰富的诊疗经验等都是必要的国际卫生公共产品。一般而言，防疫需求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国际供给。提高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供给，需要国际、国家到次国家层面各类行为体的积极参与。当前，多
边主义规范和制度正受到冲击，少数西方国家忽视多边合作的战略价值并减少其对外援助承诺，挑战多边主义的同时造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原则，奉行单边主义，竭力维护以强权为核心的单边体系。特朗普政府在国内大幅度削减卫生领域研究经费，2019财年联邦政府预算中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研发总额为684 亿美元，比 2018 年的预算水平减少179 亿美元，降幅为21%。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研发经费遭到严重削减。[7]2020 年2月，特朗普政府在2021财年预算案中削减超过30亿美元的全球卫生项目经费，其中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金额减少超过一半，约为53%。[8]4 月，特朗普政府威胁停止资助世界卫生组织。5月，美国不顾国际抗疫大局和国际舆论的反对，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政府的极端自利行为反映出，美国的本土民族主义和赤裸裸的国家利己主义已经严重威胁国际抗疫大局，成为影响全球抗疫的最大不利因素。为应对疫情，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行动、团结与合作。
第二，部分治理主体的治理功能和自利诉求矛盾凸显。当前，大国冲突和矛盾被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冲击和放大，凸显了“治理”与“自利”之间的矛盾。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新技术变革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结合，共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的剧烈动荡和深刻调整。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日益不平等、金融危机和民族民粹主义的挑战，多边合作和国际制度面临“一场生存危机”。[9]特朗普上台后越来越多地依靠双边报复、极限施压和威胁退约等战略行为获取利益，严重威胁多边国际体系。美国的自利行为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最大负面因素。
当前，全球治理功能与部分大国自利诉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客观上需要树立危机意识、大局意识和合作意识。当前，中国疫情治理步入可控阶段，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西方国家构成持续性压力，部分西方国家出现了利己主义诉求加剧的倾向，威胁全球抗疫大局。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体系薄弱，面临疫情持续蔓延的严峻威胁。新冠疫情必然影响这些国家财政收入，导致外国投资减少，拖累外贸和经济增长，可持续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为了破解治理功能与自利诉求间的矛盾，国际社会应更加清楚，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与开放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并不冲突。如果只是热衷于狭隘的自我利益，囿于短期的局部利益，只会损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无疑是治理悲剧。
第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交叉重叠产生负面效应。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不同领域的权威建立在松散耦合的基础上，治理权威由不同机制界定且仅为特定议题领域负责。在松散的耦合与重叠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心—边缘治理范式和全球政治范式并存，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存，跨国治理、次区域治理和国家治理共生。权威领域的松散耦合引发了不同机制、规则和法律间交叉重叠的机制复杂性。机制复杂性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特定主题或问题方面的国际机制，它们在成员身份上重叠，产生了物质、规范或操作互动上的问题，而不论其是否有效管理”。[10]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受到疾病暴发率、不同病因的医疗知识应对、信息技术的变化、行为体间的不同利益模式以及行为体运行的机制设置等因素影响。[11]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复杂性反映出，机制互动既可能推动彼此协调并获
益，也有可能产生冲突和竞争。
联合国层面的卫生治理机制主要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推动，但上述机构都无法独立解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议题。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协调应对公共卫生议题的资源、能力和有效性严重不足。二十国集团（G20)、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银行也积极协调资金、物资分配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G20通过召开卫生部长会议，确立财政和卫生部长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国际层面的紧急行动计划。WTO通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等法规，指导各成员把卫生措施对贸易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世界银行在推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卫生健康改进方面提供了金融援助。同时，无国界医生组织、红十字会/红新月会、比尔·盖茨基金会、人类健康运动、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及慈善机构也是推动物资援助、医疗诊断、疫苗研发的重要补充。但也要看到，各个机制受制于能力匮乏且彼此缺乏协调，无法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突发灾难。
全球治理危机凸显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时代价值。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提出并持续推进，是破解新冠疫情威胁的科学指引与强大武器，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生动诠释。它反映出中国与各国勠力同心、团结抗疫的坚定信念，体现了中国的担当精神与天下情怀。中国政府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付出巨大努力。从大力实施“健康中国”建设到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从提出“健康亚太2020”倡议到在金砖国家构建“健康命运共同体”，都充分体现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主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折射出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新型引领者。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中国做出更多的承诺和援助，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勇气和担当。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关键历史时期中国引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最强音。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着最基本的民生需求和最广阔的合作空间，有助于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以国际卫生制度建设为核心。国际制度历来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习近平主席在阐述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时多次指出国际制度建设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必要性。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内在地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国际制度增强了共同体理念的可操作性。其一，国际组织类型多样，涵盖从开放包容的国际论坛到组织严密的超国家组织，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多元选择。其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未来如何发展仍处于争论中，而国际制度建设是近期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可行路径。当前，共同体理念已经实现了对现有国际卫生合作机制的全覆盖，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纳入联合国决议，具有深远影响。
一方面，需要捍卫世界卫生组织主导权，提升其危机应对能力。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新冠肺炎团结应对基金”助力医疗援助，但能力限度和援助脆弱性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指引，积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加速新冠肺炎疫苗以及药物研发、生产和公平分配的全球合作倡议。今后，世界卫生组织需进一步加强能力建设，增加经费来源和资金多元化，积极塑
造“投资卫生，构建安全未来”的国际氛围，吸引成员国增加援助力度，提升经费使用效率，改进卫生援助计划质量并完善全球公共卫生信息网。此外，世界卫生组织需要进行功能转型，不仅要在医学知识普及和舆论动员方面处于主导地位，还要在跨境传染病防控和提供有效援助方面切实发挥领导力。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启动修改《国际卫生条例》（2005），提高全球卫生预警的覆盖程度。
另一方面，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G20等若干重点国际机制中先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2017年，中国提出在金砖国家构建“健康命运共同体”，具有先行先试的重要价值，影响着世界近半人口的卫生与健康。金砖国家传统医药悠久且生物医疗资源丰富，在传统医药标准制定等方面有着广泛共同利益。早在2011 年 7月，金砖国家就确立了卫生部长会议机制，今后应着力在传统医学等方面加强交流互鉴和联合科研，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规则制定中合力发声。G20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被赋予更大责任，通过制定应对新冠肺炎行动计划和金融一揽子计划，大幅增加防疫开支，打造“普遍、有效、持续的供资和协调平台”。中国积极推动 G20发挥作用，加强信息分享，开展药物、疫苗研发以及防疫合作。按计划，第15 届 G20 领导人峰会将于2020 年 11 月 21—22 日在沙特利雅得举办，中国应借G20平台继续与国际社会一起加强政策对话，开展联防联控，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与发达国家寻找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推动达成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方案。
第二，以“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为重点。2016年 6 月 22日，习近平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发表演讲时首次提议，“着力深化医疗卫
生合作，加强在传染病疫情通报、疾病防控、医疗
[12]救援、传统医药领域共同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康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实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建设“健康丝绸之路”，是实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2017 年 1月，中国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同联合国专门机构就“一带一路”倡议签署的第一份合作文件，对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近年来，中国先后发布《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卫生交流合作三年实施方案（2015— 2017）》，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遣医疗队，在国内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在国外建设海外中医中心，捐赠医药物品，进行医疗救助，特别是密集实施白内障免费手术、开展妇幼健康工程，受到沿线国家广泛赞誉。
未来，地区层面将是构建“健康丝绸之路”的重点。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东盟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要地区，中阿合作论坛是传承丝路精神的重要平台，中东欧是“一带一路”进入欧洲市场的桥梁和枢纽，非洲则是考验“一带一路”能否走远走强的试金石。因此，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中国通过建立中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卫生部长会议机制、中阿卫生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卫生合作论坛等区域部长级对话平台，夯实高层对话机制。此外，中国通过援非医疗队、援建疟疾防治中心、捐赠药品及设备、医护人员培训等方式建立了全方位、立体式对非医疗援助体系，实实在在地造福当地人民。今后，中国可重点改善沿线各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提升其阻止、诊断、处理和
治疗传染病的能力。
第三，以周边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为优先方向。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首先需要周边国家加强相互理解。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开展公共卫生外交最密集的地区。中国与周边国家具有地缘相近、文化相通、经济互补的显著优势，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重点运筹的区域。因此，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助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从愿景走向现实。
周边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重点涉及中日韩合作、中国—东盟合作及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卫生合作。中日韩先后举行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外长视频会议、卫生部长特别视频会议，并与东盟举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在地区疫情防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日韩三国今后需进一步就联防联控、分享交流和提升卫生体系脆弱国家应对能力展开合作。中国与东盟建立了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机制，定期召开卫生部长会议和高官会议，并设立“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基金”，具有良好的公共卫生合作基础。此次疫情暴发后，中国与东盟第一时间召开了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加强卫生合作对接，彰显了患难与共的邻里情谊。公共卫生是上海合作组织重要合作领域，各方通过建立卫生部长会议合作机制，成立卫生合作专家组，在传染病防治、紧急医疗救助等方面积极开展卫生合作。今后，上海合作组织需进一步加强卫生治理领域的信息分享与经验交流，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卫生安全。
第四，以共同发展为长远导向。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应对疫情和传染病治理的基础，同时也是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根本保障。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顺应了实现更具包容性、更具可持续的全球发展的共同追求，把发展作为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钥匙，实现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积极倡导国际社会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发展缺位”，这就需要推进全球发展治理，坚持在抗疫的同时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复学，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尽力恢复世界经济。总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共同发展导向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甘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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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报》2020
[2]
与政治》201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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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9 20 2
2019
[5]致慰问电》，载《人民日报》2020
[6] [1]。
[7]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An American BudgetPresident’s Budget FY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
[8] The White house, “A Budget for America’s Future,” https://www. 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2/budget_fy21.pdf.
[9] Robert O. Keohane, “Understanding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in Easy and Hard Tim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23, No.1, 2020, pp.1-18.
[10] Orsini Amandine, Jean-Frédéric Morin and Oran R. Young, “Regime Complexes: A Buzz, A Boom or A Boost for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Governance , Vol.18, No.1, 2012, p.2.
[11] [ ] · ·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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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2 [12]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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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月 22 日至 24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视频方式举办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毛里塔尼亚总统加兹瓦尼，巴勒斯坦法塔赫主席、总统阿巴斯，叙利亚复兴党总书记、总统巴沙尔，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总书记、首相欧斯曼尼，埃及议长阿里，突尼斯复兴运动主席、议长格努希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向会议致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湖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楚平同与会者分享湖北抗疫和复工复产经验，也门全国人民大会党副总书记、议长巴尔卡尼，摩洛哥公正与发展党副总书记、众议院第一副议长欧姆拉尼，伊拉克民族团结党创始人、前总理阿拉维，苏丹乌玛党主席、前总理萨迪克等10余位阿拉伯国家政党政要出席实时视频开幕式，阿拉伯国家60余位主要政党领导人及特邀嘉宾以提交视频方式围绕“携手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主题和“加强国际抗疫合作的政党主张”“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和中东格局”“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等三个分议题进行发言探讨。
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是中阿政党交
往的重要平台，此前已举办两届。此次特别会议是中阿政党在共抗疫情特殊背景下开展的一次“云交往”，也是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深厚情谊的集中体现。此次视频会议参会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标志着中阿政党交往层次规模达到新高度，也为中阿携手推进战略伙伴关系和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劲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为中阿政党交流合作指明方向
2018 年 7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中阿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战略伙伴关系，中阿友好合作站上新的历史起点。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向中阿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致贺信，为进一步深化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和中阿政党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高度评价中阿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深厚情谊，指出经过携手抗疫的洗礼，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基础更加牢固，人民友谊更加深厚，合作前景更加光明。他强调，“中国共
产党愿同阿拉伯各国政党一道，发挥好中阿政党对话会的平台作用，继续加强战略沟通，深化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为构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实现中阿两大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与会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向会议致贺信，认为贺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同阿拉伯国家政党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表达了中国同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携手抗疫的真诚意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与阿拉伯国家政党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欧姆拉尼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和中阿政党交往的重要倡议，我们对此表示赞赏。”阿拉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很好回答了‘如何共建阿中命运共同体’这个问题，为下阶段阿中关系发展及阿中政党交往指明了方向。”毛里塔尼亚争取共和联盟主席阿玛尔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再次强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助于引领世界通过团结合作赢得抗疫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阿中政党为构建阿中命运共同体、实现两大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努力，为双方下一步交往合作指明了方向。”
发挥政党作用共铸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
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断无比正确。”宋涛部长在特别会议开幕式上指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政党应当走在时代前列、引领历史方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与阿拉伯国家政党举行此次特别会议，就是为了同各国政党一道，凝聚中阿政治共识、巩固中阿团结合作，携手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
阿方政党领导人高度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阿拉伯国家政党愿与中国共产党一道，积极发
展新型政党关系，在构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欧姆拉尼说，“加强阿中政党关系有利于为阿中人民创造更多福祉。阿拉伯国家政党亟需与中共开展更广泛、更深层的对话与合作，携手共建新时代阿中命运共同体。”埃及爱国运动党主席拉乌夫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各国在危机面前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埃及政党愿与中共建立长期友好关系，深入开展交流互鉴，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政党作用。”
中阿双方一致同意加强战略对话，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动共建“一带一路”，引领中阿对接发展战略流治国理政经验，提升治理能力，共同实现稳定与发展；推动扶贫合作，造福双方人民；促进民心相通，
文明互鉴，深化扩大双方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上述共识为中阿政党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夯实了政治基础，绘就了清晰路径。
加强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说的武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阿政党始终守望相助、相互支持。此次会议上，阿方政党领导人积极评价中国抗疫成就，感谢中国为世界各国应对疫情提供的无私帮助，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展现的国际担当，一致表示携手抗疫、共担责任是阿中政党合作的应有之义，表达了坚决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的鲜明立场。阿
巴斯说，“我们坚决反对将疫情政治化，反对将疫情与特定国家挂钩。各国采取联合行动、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意义。”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总书记布阿吉表示，“我们谨向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总书记表达崇高敬意，中方的抗疫成就和无私援助对世界各国尤其是穷国弱国挽救更多生命意义重大。”阿玛尔表示，“在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全人类真正成为命运共同体，各国应摒弃对抗思维，携手合作抗疫。我们重视并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中阿双方表示，将继续通过政党渠道，加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保障经济民生等领域的经验交流和信息分享，持续助力中阿抗疫合作。中阿政党同袍战疫、彼此扶持的深厚情谊以及就加强抗疫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阿携手战胜疫情、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再添新能量。
展望“后疫情时代”国际秩序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当前，世界上出现一些逆全球化动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给全球抗疫合作和国际关系稳定发展蒙上了阴影。对此，阿方政党领导人强调，疫情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加速演变，中国倡导的以密切国际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阿拉伯人民利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期待中国引领构建更加公平正义、团结协作、以人为本、摒弃霸权、反对干涉的“后疫情时代”国际新秩序。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表示，“后疫情时代”的人类应在国际团结协作基础上推进建立多极化世界，摒弃向他国强行施加孤立、封锁、制裁等做法，反对以牺牲他国人民利益
为代价激化冲突、谋取私利。
就在此次特别会议举行前不久，美方通过了所谓“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与会阿方政党领导人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表示将坚定支持中方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坚决反对有关国家通过插手新疆、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巴勒斯坦法塔赫中央委员、阿拉伯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扎齐表示，美国近期签署所谓的“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并对中国全国人大推进香港国安立法指手画脚，这是无视国际法的行为，也违反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对此予以坚决反对。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粗暴干涉他国内政，行为十分恶劣，阿拉伯国家同中国一样深受其害。美国国内种族矛盾愈演愈烈，根本没有资格批评中国，应先反省自己。阿玛尔说，“我曾参访香港、澳门，亲眼看到这两个地区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保持繁荣稳定发展。我们坚定支持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中方推进香港国安立法。”
24日，会议发表题为《携手抗疫，共建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宣言，宣布未来3 年，中国共产党每年将邀请200名阿拉伯国家政党领导人来华访问，并将于2021年召开第三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
本次中国—阿拉伯国家政党对话会特别会议会期虽然只有3天，但中阿政党交往的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正在坚定前行。正如阿拉伯谚语讲的“众人合作，无所不能”，中国俗语讲的“众人拾柴火焰高”，相信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在经受疫情洗礼后将书写出更加精彩的篇章，中阿政党交往合作也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亚北非局）
（责任编辑：孟洪宇）
法非关系是法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前法国在非洲拥有广袤的殖民地，对非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具有全方位影响。二战后法属殖民地虽悉数独立，但法国出于维护其在非传统利益、彰显大国地位等考虑，继续通过发展援助、驻军、货币关联与控制这三项政策工具以及法国领导人与非洲国家元首盘根错节的私人关系来影响和控制非洲，维持法非特殊关系和附着其上的法国利益。随着法国、非洲和全球局势的发展演变，自密特朗以来的历任法国总统均声称要改革法非特殊关系，本着平等、透明的原则，推动法非关系走向正常化，但最终均未兑现。2017年马克龙上台执政后，也做出了结束法非特殊关系的表态，致力于改善法国在非形象并推动法非关系正常化，但政策效果有限。在争议最大的两大传统政策工具中，对非金融管控出现了松动但未彻底放开因反恐需求有增无减，法国在非形象因此未有显著改善。但是，法国为扩大市场份额向非洲非法语地区的进军效果初现。
马克龙政府非洲政策的主要特征
法国的非洲政策具有相当强的历史延续性，特别是带有殖民时代的烙印，因此屡遭诟病。2017年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后表现出和过去决裂之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法非关系。总体而言，马克龙政府非洲政策的实用主义色彩突出，在对前任政府政策的继承中有所突破。
一是欲结束法非特殊关系，使双方关系走向平等、透明。首先是机构设置上的突破与革新。法非关系长期脱离正常外交渠道，而在和非洲国家元首建立的盘根错节的私人关系网中进行。自萨科齐政府开始，法国才逐步将非洲事务纳入外交部。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