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民粹主义在欧盛行的原因及其政治影响
近年来，不少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与环境及气候政治发生关联，形成了一种被称作环境民粹主义的新兴社会思潮。二者的关联并非巧合，其所凝聚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不容小觑。
内外因素合力催生欧洲环境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与环境议题之所以可相向而行并在欧洲成势，从本质上看，是因为二者内在需求高度匹配：一方面，环境问题是一个属于科学范畴的议题，因未经政治裁剪的话语而具有草根性；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内涵丰富、边界灵活，具有与环境等诸多议题发生关联的潜能。从现实看，是因为近年来二者的外部生存发展环境生变，最值得关注的是，民粹主义快速走强且在学界出现了一些企图为其“正名”的论调，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提升了广大民众对环境议题的关注和对既有环境政策的反思，政党则因应热点问题变化调整了竞争策略和政策重点。
一、民粹主义快速走强且其“负面形象”渐被淡化
2016年堪称民粹主义“黄金年”，6 月 23日，英国举行脱欧公投， 11 月 9日，被称作“操纵民意之天才”的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自 2017年起，不但反精英、反建制、反传统的声音在欧洲持续高涨，民粹主义运动在欧洲各国的街头此起彼伏，涌现了一批以意大利联盟党领导人萨尔维尼、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为代表的实力派人物，而且不少民粹主义政党在各级选举中强势崛起，加剧了欧洲政治生态的极化倾向。这些重大事件的发生，既是民粹主义在全球再度兴盛的映照，也助推了民粹主义的快速走强。
在此背景下，欧洲学界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民粹主义发展壮大的论调，这为主流政治接近接纳民粹主义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一是“需要论”。这种观点认为，当前不少发达国家已被少数“超级明星企业”控制。这类企业工作效率高、供应链完整，基本不再需要政府，敢于放肆批评政府，广大中小企业只能仰其鼻息生存。同时，这类企业的主要经济活动都发生在
大城市，广大的小城镇和乡村似被“遗忘”，这打破了市场与政府间的平衡，削弱了普通民众对市场经济的信心，终结了民主与繁荣。如何找回政府与市场间的平衡性及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历史尤其是美国“进步运动”的历史等表明，民粹主义运动不失为一种有效方式。
二是“机会论”。这种观点认为，民粹主义并不必然成为民主的威胁，也可成为民主的机会，如若运用恰当可以充当复兴民主政治的有效力量。具体而言，民粹主义具有“光”的潜能：一则可帮助人们“照出”政治制度的弱点；二则可帮助各界精英看到哪些群体已感到自己被主流社会所排斥；三则可帮助年轻人进入政治、养成参与投票的习惯；四则可在民众对主流政治感到失望的背景下营造开展全民性对话的氛围，帮助民众战胜“异化感”，降低极端势力对普通民众的诱惑力；五则可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帮助民众在正式渠道之外获得新的政治参与机会。
三是“可借鉴论”。有观点认为，虽然德国选择党制造和传播谎言的做法不可取，但其所实施的“宣传计划4.0 版”（Propaganda 4.0）表明，该党在民粹力量迅速崛起和沟通文化破碎不堪的背景下，根据普通民众的动态需求设置议程，以特定方式改变历史叙述和当前话语，进而成功夺取公共话语权的做法是有效的，堪称“治党有术”，值得其他政党借鉴。
四是“策略论”。有观点认为，自 2018年以来，民粹主义渐成最重要的政治表达方式，表现出惊人的力量和匪夷所思的效能，它可使没有移民的波兰害怕移民威胁、高度依赖欧盟补贴的英国小城镇居民赞成“脱欧”，左翼等政党鉴此也可赋予民粹主义一定道德价值。
二、全球气候变化明显加剧与民粹主义快速走强“同框出现”
近年来，全球变暖明显提速。世界气象组织（WMO）发布的数据显示，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浓度持续攀升，自2001 年起的 16个年份中，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比常年值高出 0.4℃以上，2017— 2019年，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浓度继续增高。其中，2019年夏季，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欧洲多国气温曾高达40℃以上。
与此同时，暴雨洪涝、高温热浪、寒流暴雪和热带气旋等各类极端天气现象显著增多。2016年上半年，法国、德国等多国出现严重汛情，下半年多国则创下降水量历史新低 。2019年下半年，热浪天气的出现导致德、法等多国出现严重干旱，多瑙河等数条欧洲河流水位显著下降，有的甚至无法开展正常河运工作。
气候变化加剧，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造成严重的人口伤亡和巨大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方面使得广大民众因直接利益受损而感到切肤之痛，另一方面使得广大民众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反思既有环境政
策，激活了社会对环境议题的关切。这些情况与民粹主义再度兴盛事件“同框”出现，使得民粹主义与环境议题之间的契合关系最终落地。
三、政党政治助推民粹主义和环境议题快速“联姻”
环境议题在欧洲并不新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英国“脱欧”、法国大选等更宏大和更关键的议题所掩盖。这主要因为，环境议题综合性极强，从一国层面讲，各国要想推出环境政策往往需要党派之间进行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从全球层面看，研拟一套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需要各国通力合作，而这与渐成气候的反全球化趋势显然并不十分合拍。
但 2017年前后，面对经济依旧低迷不振、社会撕裂显著加剧以及新兴国家崛起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的态势，欧洲大小政党开始苦思良策。以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联盟、英国独立党等为代表的右翼政党根据民粹主义走强趋势，迎合民众不断增强的环境关切，采取了系列举措：一是最小化其右翼意识形态色彩并自赋民粹特色，二是指责环境主义者的政策有违普通民众的意愿和常识，三是批评环境专家早已身处“有偏见的利益议程”之中而导致气候变化与科技两套话语之间张力十足，四是加大对本国绿党的反对力度。右翼政党多管齐下最终助推了环境民粹主义面世，提高了自身声威和民意支持率。
面对右翼政党的“咄咄逼人”，欧洲各国绿党积极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专属议题”和势力范围。同时，基于普通民众对生态关切日益增强的新情况，绿党认为自身发展迎来了新机遇，应用足用好自己“与生俱来”的优势，借助民众力量加快推动环境议题成为核心议题，进而实现新的发展。事实证明，绿党收获颇丰。在 2019 年 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绿党强势崛起，议席大幅增加，法国绿党和德国绿党一度成为各自国家在欧洲议会的第三大党和第二大党。
面对右翼政党的“攻城略地”以及“绿色旋风”的强力来袭，其他政党深感“分票威胁”，不得不加入争夺环境议题主导权的行列，以免失去道德高点和战略高地。“众人拾薪火焰高”，其他政党的相继加入，使得环境议题与民粹主义的“联姻”进入加速通道。
环境民粹主义正在形塑欧洲政治
欧洲环境民粹主义的走强，暴露的是欧洲各国环境政策的局限性和民粹政治的突出性。这一思潮因为兼具环境议题的公共性与民粹主义的草根性，一经形成即赢得市场、引为“时尚”，成为影响欧洲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
一、刷新欧洲内政外交议程
环境议题赫然进入作为欧盟“引擎”的德国的重要政策议程。2019年9 月，德国联邦政府出台“气候保护计划 2030”。2021 年 6 月，德国经济复苏计划获得欧盟委员会正式批准，拟将总额（256 亿欧元）的40%用于气候保护措施。同时，环境议题
也成为德国外交工作不可或缺的议程，默克尔总理与欧洲各国及其他国家首脑会晤时，就二氧化碳定价、温室气体减排、气候与能源合作等交换意见已成重点“保留节目”。
环境议题“荣登”欧盟委员会重要政策榜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竞选时就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施政纲领的重点议程，并且一上任就带领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旨在保护欧洲生态环境和确保欧洲可持续发展的“欧洲绿色协议”。2020年12月，欧盟冬季视频峰会通过了关于提高实现“碳中和”中期目标的提议，宣布到2030年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将至少降低55%。
二、刷新欧洲街头运动机制
一是不同利益群体“结盟”可能化。民粹主义本身是一个指涉灵
活和包容性较大的概念，近年来民粹思潮的吸引力大幅上升，加之所有社会阶层都是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亲历者、承受者甚至是受害者，因而环境民粹主义足以充当动员、凝聚和号令多元化利益群体的旗帜。例如，法国“黄马甲运动”最初只是右翼群体为反对提高柴油税而发起的“专项性”游行集会，后来由于环境主义者加入发展成为反对马克龙政府环境政策的“主题性”社会运动，再后来吸引了更多不同阶层群体的加入，这场集会从街头运动演绎成更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
二是组织者低龄化。从瑞典女中学生通贝格发起的“星期五为未来 ”（Friday for Future）全球气候罢课运动以及其他相关运动看， 1995 年之后出生的Z世代在其中扮
演着“领衔主演”的角色。其中，通贝格不但被冠以“气候活动家”的称号，且频繁得到默克尔总理等欧洲多国元首的接见，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三是抗议活动频密化甚至日常 化。“反 抗 灭 绝 ”（Extinction Rebellion）组织定期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柏林等地组织“公民不服从”街头抗议运动。“星期五为未来”除在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大型游行外，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之前每周五均有活动安排，不少中小学生为参加活动而定期“翘课”。
四是联动国际化。在由“星期五为未来”倡议发起的2019 年 9 月20 日至 27日的“全球气候大游行”中，不但德国各州均有游行安排，全球 150 多个国家、1000多个城市组织了规模不等的抗议游行活动，西方发达国家无一缺席，大有“首尾相顾、遥相呼应”之势。
三、刷新欧洲环境政策走向
当前，欧洲环境政策日趋极化，保守和排外倾向更加显著。这是因为，伴随环境民粹主义的盛行，保护生态环境在欧洲已经成为新的“政治正确”，气候正义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正义，各国政党和政府必须因应这一变化，着手修正自己的气候和能源立场及政策，而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环境议题上的“捷足先登”和“先行定调”，加之以英国的“反抗灭绝”和德国的“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PEGIDA）等为代表的持有极端意识形态的组织不断施压，各国政党和政府的政策调整不得不指向激进和内顾。
以德国为例，多位德国社民党政要曾公开表示，为更好地保护气候，联邦政府不应再继续坚守财政“零赤字”原则，政府在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上的迟滞不前必将拖累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众所周知，财政“零赤字”原则长期以来被视作德国能在数次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和迅速走出泥潭的重要法宝。德国选择党等右翼民粹政党则不但鼓噪出台基于传统产业的经济政策，而且强调应在优先保障“核心民族”能源供给的前提下加强气候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让德国“核心民族”直接并普遍受益的环境政策才是合法的。
四、刷新欧洲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未来图景
鉴于环境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泛
滥，欧洲国家各政党均不得不作出积极回应，但它们的深层理念和根本主张迥然不同。有的政党（以左翼政党为主）将绿色作为价值来追求，属于“价值驱动”模式；有的政党（以右翼政党为主）则将环保议题作为工具来使用，属于“工具驱动”模式。还需注意的是，即使同一类型政党之间也存在微妙差异。以右翼政党为例，法国国民联盟认为气候变化是威胁，主张推行“零碳经济”；德国选择党、英国独立党则认为气候变化不是问题，故而反对现行所有环境政策。各政党之间很难达成真正共识，但为了自身利益又不得不“媾和”。故而，欧洲生态环境治理的未来图景可能更加扑朔迷离。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未来图景也将充满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尽管多数国家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合作共治的必要性，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系本就错综复杂，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的观点庞杂多元，而且，因应环境民粹主义的兴起，发达国家极有可能利用环境议题实施新的贸易保护措施，甚至可能通过改写国际贸易规则来巩固自身的优势并迟滞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环境民粹主义与未来欧洲政治图谱
自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欧洲几度成为震中并沦为“重灾区”，政治、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欧洲环境民粹主义有所收敛，势头不如疫情前强劲。从议题热度看，环境议题一度被疫情和疫情防控议题取代，不再是社会舆论和政治议程的置顶议题；从街头运动看，“星期五为未来”等大型游行活动因社交距离规定和隔离政策的实施而“偃旗息鼓”；从政党竞争结果看，善用环境民粹主义力量的政党的支持率未再继续攀升，各政党对支持率的争夺呈现“拉锯战”态势。以德国为例，绿党、选择党、自由民主党等政党的支持率先是因为焦点转移而有所回落，后又因为“防疫疲劳”等因素而反弹并企稳，承担执政重任的联盟党、社民党等主流政党的支持率先因“聚光灯效
应”而有所上升，后则因抗疫效果起伏不定而忽升忽降。
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民粹主义就会自此在欧洲式微或销声匿迹，相反，其在后疫情时代极有可能再次强势崛起。这是因为，一方面，环境议题和民粹议题之间互为需求的内在逻辑并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另一方面，二者紧密联系的外部条件并未因为疫情而消逝。一是，从疫情中暴发的具有反智民粹主义色彩的德国、英国、法国“反新冠管制”游行看，这些国家的民粹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二是，疫情以及疫情导致的次生灾害不但暴露而且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增多增厚；三是，疫情暴发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得广大民众再次深刻反省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以及现行气候、能源政策的限度；四是，全球气候变暖趋势仍将持续，人类将不可避免地继续遭受气候变暖带来的灾难，广大民众对环境议题的关切只会增强而不会停止。
鉴此，欧洲各国政党和政府在后疫情时代势必为抢夺“气候正义”大旗和争取环境民粹主义力量而展开更为激烈的角逐。在激烈的政治竞争中，环境民粹主义将继续其从社会思潮转化为政治思潮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的逻辑，欧洲内政外交将相应出现新变数，而这既是环境民粹主义发展的原因，也是其发展的结果。展望未来，欧洲环境民粹主义大致会呈现如下发展态势。
从内政看，一方面，绿党、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极有可能做大做强，甚至重塑欧洲政治权力结构。相关资料显示，德国绿党在2021年获得的大额捐资大幅增加，其中拿到了建党以来最高数额的私人捐资。德国选择党在德国东部地区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并有继续扩展之势，绿党与社民党均曾公开表示希望能与其结盟执政。另一方面，环境议题势必重返重要政治议程。实际上，英国于2020 年 5月就提出了要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与英国复苏计划相融合的构想，德国已于 2021 年 5月通过了《气候保护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德国的中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从外交看，环境议题势必成为影响欧洲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就对华政策而言，欧洲将通过环境议题保持与中国沟通合作，但也利用“环境问题”与中国展开博弈。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七国集团（G7）领导人视频峰会、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等多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伙伴，欧洲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参与。与此同时，德国联邦政府于2021 年3 月通过《企业谨慎义务法》草案，规定在本土内外的德国企业均要履行一定的环境保护义务。就对美政策而言，欧洲将加大利用环境议题的力度，重启“跨大西洋气候之桥”等项目，积极推动各层面的交流，加快欧美关系修复进度。此外，由于美国民粹主义力量在疫情期间“汲取充足养分”，加之环境议题在拜登执政后重返美国重要政治议程，环境民粹主义在后疫情时代的美国拥有巨大发展空间。故而欧美环境民粹主义恐将“同台演出”，合力冲击欧美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国家治理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