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edicament of the Chinese Urban Drainage System

中国现代城市排水防涝启示录文 张莫 图 张小白杨东廖彩新沈昭龙

7月 20日的那场大雨打乱了北京居民的生活、工作节奏，一些地方失去秩序，但故宫却一如既往秩序井然地开门迎客，当日接待的游客总数达3万多人次，不少游客还有幸目睹了三大殿周围“千龙吐水”的壮观景象。

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明清时期最高皇权的象征，三大殿高耸在一座三层的汉白玉台基上，台基上饰有1142个螭首，螭首为传说中的蛟龙，是古代人们崇拜的神兽。每个螭首嘴里都暗含一个排水孔，每当暴雨侵袭，雨水将通过这些排水孔有条不紊地逐层下落，因而呈现出“千 龙吐水”的景象,蔚为壮观。这样的排水系统设计，既保证了三大殿的地面不会出现积水，又充分彰显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尊严。

事实上，“千龙吐水”仅仅是故宫复杂的排水系统的“冰山一角”。初建故宫时，工匠们经过一系列的精心测量、规划设计和施工，修建了一套主次分明、明暗结合的排水网络：各个宫殿院落有明沟，雨水顺着明沟流到地下暗沟，明沟若遇台阶、墙等障碍物，则从其下开凿的“沟眼”穿过，进入暗沟。另外，故宫地面还广泛分布着“钱眼”——镂雕成明清铜币形状的方石板，地表雨水可由此直接流入暗沟。地下暗沟四通八达，雨水进入暗沟后，由支沟汇集到干沟，再经干沟排入内金水河，最后从东华门南

响深远。”中国建筑学专家吴庆洲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因地制宜”在古城防涝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故宫的建造，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北京北部为燕山，东部为渤海，地势整体为西北高、东南低，故宫在建造时就顺应了北京的地理特点，整体走势呈北高南低：北门神武门地平高标46.05米，南门午门地平高标44.28米，高差1.77米。这一坡降为排水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积水能自然排泄。而院落中南北走向的御路或甬道，呈中间高两边低的样式，路面积水可借助地势流入遍布四周的排水明沟。

无独有偶，有着“千年不涝”美誉的赣州古城，在建造时也充分考虑了自然因素。唐朝末年，卢光稠趁乱起兵割据赣南，迎请当时的风水大师杨筠松修建城池，杨筠松考察之后特意建造了一座“上水龟城”，城形如龟，不仅风水寓意吉祥，而且可以减小洪水对城墙的冲击力。北宋时期，赣州知府孔宗翰用铁水浇固城墙石基，并将土城墙改建为砖石城 墙，其防洪作用明显提高。

此外，赣州地势总体呈中间高、四周低，极像龟背，而刘彝修建的福寿沟犹如龟背上的纹路，充分利用了城市地形的高差，使城内各处积水可以自然流到出水口。福寿沟修好后，刘彝还利用江水的自然消涨，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每当江水水位低于水窗时，借下水道的水力，将水窗冲开排水。反之，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则借江水的水力，将水窗自外紧闭，防止江水倒灌入城。

因此，在赣州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赣州是一座“浮城”——城下有只巨大的乌龟驮着赣州城，随江水涨落而浮沉，不可能被淹没。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赣州古城还是故宫，均采用“城壕环绕、河渠穿城、湖池散布”的布局方式：福寿沟与数百口池塘相连，章水和贡水形成了天然的护城河，增加了雨水调节容量；故宫水系发达，护城河宽52米，深6米，河长约3.8公里，蓄水量

理利用自然，保证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

正是因为采取了这样的整治措施，北京的这次暴雨，并没有让4年前的那场大悲剧再次发生。2012年7月 21日，一场61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袭击北京城，造成北京全市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多处受损，民房多处倒塌，经济损失 116.4 亿元，79人因灾死亡。暴雨之后，政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整理内涝：提高重点区域雨水泵站排水能力，增加蓄水池，治理河道及违章侵占行为，铺设透水砖，建设下凹式绿地……

经过这一系列“还地于水”的整改措施，北京有惊无险地度过了4年后的这场暴雨。尽管2016 年7月 20日前后的降雨总量超过了2012 年“7·21特大暴雨”，但北京城区基本没有重现当年的“看海”场景，也未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对于这样的改变，不少市民在表示赞赏的同时，又有些无奈。一位亲身经历了北京这两场暴雨的市政人员说：“这次情况好了很多，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用破坏自然来发展经济，再用赚来的钱治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