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co-protective Road of a Lama-conservationist
文 伊阳 图 扎西桑俄 雪豹喇嘛 游梦
父亲送到白玉达唐寺学习,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跑到寺庙后山去观鸟。17岁,扎西桑俄在纸上画下了第一只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不管是在课本上、石头上、衣服上还是在雪地里,他都在着迷地画鸟。
两年后,扎西桑俄独自离开了达唐寺,来到四川阿坝的查理寺,查理寺周边有茂密的森林,扎西桑俄在这里看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鸟类,他用了3年时间把查理寺周边的鸟类观察完后,又来到甘肃的拉卜楞寺,学习了两年,此后又前往甘孜州和拉萨,常年走在川藏地区。
25岁那年,扎西桑俄回到家乡,考取了达唐寺的格西学位,成为堪布(博士),在寺院做了几个月老师后,他再度离开寺院,依旧行走在山川草木间,自由地观鸟。
2003年,他在拉萨的一家旅馆中遇见了董江天,基于对鸟类的共同喜爱,两人初次相见便相谈甚欢。扎西桑俄向董江天描述自己的家乡,告诉她哪里的鸟最多,并向她展示自己多年来的观鸟笔记和画的鸟图。看着精美的绘图,董江天对眼前这个喇嘛刮目相看,扎西桑俄没有高端的机器和设备,他仅凭肉眼观察,把鸟的样子记在脑海里,再回家画出来,这完全源于他对鸟类发自内心的喜爱。
3年后,董江天来到白玉乡,机缘巧合之下,她与扎西桑俄再次在同一家旅馆相遇。于是两人结伴观鸟,通常他们分别爬上一个山头静静地观鸟,结 束后再交流观鸟的收获。
一天傍晚,在达唐寺的后山,他们在灌木丛中看到了一只鸟,扎西桑俄以前偶尔看见过这种鸟,便不以为奇,但是当另一只雄鸟出现时,董江天的脸上焕发出难以抑制的欣喜,她激动地告诉扎西桑俄,这种鸟名叫藏鹀,已有100多年未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了!
藏鹀是中国特有的鸟类,数量十分稀少,名列《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藏鹀也被藏民称为“天珠鸟”,传说天珠是山神赐给人间的消灾宝器,足见藏鹀在人们心中的地位。由于藏鹀的分布区域非常狭小,加上它们通常生活在海拔3500 ~ 4700米的高山上,因此极少被人发现。
1900年,藏鹀被首次发现,到上世纪90年代,仅有不足10次的目击记录,它们多在石渠和囊谦县之间活动,此后许多科考者专门考察藏鹀的栖息地,希望能寻觅到它们神秘的踪迹,但都无功而返。许多人也只能在“中国鸟”邮票上见到它们的身影,因此对中国观鸟界来说,此次发现的意义无疑十分重大,原来藏鹀的另一个栖息地就是扎西桑俄的家乡白玉乡!
扎西桑俄没有想到这种小鸟竟然牵动了众多观鸟者的心。在董江天的建议下,从2008年开始,他便与达唐寺的同学果洛周杰潜心观察起藏鹀来,同时研究保护藏鹀的方法,其间,他们也受到北京大
早年,由于印度信徒不吃牛肉,所以印度是高山兀鹫最多的地方。后来印度人使用有毒的兽药来对付猛兽,其他动物和牲畜误食后,体内会贮存毒素,高山兀鹫食用了这些有毒的尸体便纷纷死亡,一度濒临灭绝,如今,青藏高原成为高山兀鹫最多的地方。
不过,近些年来,高山兀鹫的生活越来越困难。在过去,高原上冻死、饿死的牦牛等牲畜都会被扔掉,牧民将它们的尸体留在牧场上,给高山兀鹫做食物,满足了高山兀鹫的基本生活。
好景不长,渐渐地,很多人来到青藏高原收购死牦牛,将其运往城市。一头死牦牛能卖几百块钱,于是牧民看到了好处,便把死牦牛全部卖出,加上天葬的人数越来越少,因此高山兀鹫的食物匮乏,数量也随之骤减。
扎西桑俄仰望着天空中飞翔的高山兀鹫说:“以前我观测到的高山兀鹫每次飞回巢穴的时候,喉咙都是鼓鼓地塞满了食物,现在却经常都是瘪瘪的,有时小鸟饿得厉害,母鸟也只能喂给它们一些口水了。”
为了展现高山兀鹫严峻的生存现状,扎西桑俄和同伴拍摄了一部名为《我的高山兀鹫》的纪录片。他说:“这是我们一直想说的故事,高山兀鹫是不是真的要走向灭亡?所以我们拿起DV,用自己的影像语言,来寻找我们的答案。”
这部影片真实地记录了扎西桑俄和同伴观察高山兀鹫的过程,无论是在芳草萋萋的
2007年,扎西桑俄和果洛周杰决定成立“年保玉则环境保护协会”。但这一举动起初遭到寺庙和僧人的反对,他们无法理解喇嘛不在寺院中念经、修行的行为。但扎西桑俄坚定地说:“做环保就是我的修行。”两人将外界的压力抛诸脑后,全心专注于协会的活动。
扎西桑俄和果洛周杰是协会的创始人,也是最初的两名成员,如今,协会成员已经增加至六十多名,其中大部分人是牧民,另一部分人群则是当初持反对态度的喇嘛,实际上,受过教育的僧人和堪布,见证了协会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后,都成了最容易理解并支持协会的人。
协会成立初期,一位98岁的高僧托人给扎西桑俄送来一封信,信中说:“我出生在年保玉则山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山是什么样子。白雪、湖泊、各种花、各种动物,真的很像西方的极乐世界。可是这座神山跟我一样变老了,现在变成了这样,我很难过。我这一辈子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下辈子还是会做人,我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