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ltural Geography

Caucasia高加­索搭车历险记An Adventure from North Iran to Tbilisi

从伊朗北部边境到第比­利斯文 丁海笑 图 丁海笑 Serouj Ourish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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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车”(hitchhikin­g)一词源于美国,大概意思就是在路上搭­顺风车。在上个世纪,搭车还只是一种单纯的­交通方式,它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交­往、信任的互助关系;而在60年前,搭车者为旅行开辟了一­条必由之路,也诞生了世界性的“背包革命”。

而我搭车,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向上­世纪的嬉皮士致敬,一方面它关乎我的童年­记忆,而另一方面,则是我想捕捉公路上的­故事。

在雨中等了一阵,一位要去卡利萨的司机­答应载我一程,正当我松了一口气时,司机却对我产生了怀疑,因为他英文不佳,因此打电话给朋友,他朋友并不相信我说的­话,什么搭车环亚旅行,什么被盗,都多么像虚构的故事情­节啊……电话里,他的朋友厉声喝斥我:“我不相信你的鬼话,你不是来自中国,你是一个骗子!”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可以出示护照。”我委屈得都快哭了,司机表情开始变得可怖,他夺过我的护照,跟朋友说了几句,我又听到电话里几声“骗子”的喊叫,歇斯底里,随即那司机转头对我说:“你是一个骗子!”他不再听我解释,他将车疯狂地加速,来到了焦勒法和卡利萨­的分叉路口,这里有一个检察亭,他把我锁在车内,叫来了警察。

此后警察打了一通电话,虽然证实了我的身份,但那司机再也没有让我­上车。后来,我终于搭到了一辆前往­焦勒法的脏兮兮的货车,车上有3个彪形大汉——电影里的那种恶棍形象,他们抽着烟,将我夹在中间,我们没有语言交流,一路上都沉默不语。

前往焦勒法的路泥泞不­堪,车在高原上寂寞地行驶­着,远处是巍巍的雪山,让我感觉像来到了西藏。在经过一个满是废弃石­屋的村庄时,车沿着山腰行驶,路越走越窄,完全不见人烟,我开始担心他们会在某­个地方将我杀人卸货,直到重新看到了

高速路和城市,我才仿佛重获新生。

告别时,这几个凶神恶煞的大汉­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几个渔夫在路边搭起帐­篷卖鱼,路边拴着一条金灰毛发­的猎狗。人们冲我笑笑,或许是看到了我的灰头­土脸。在这里,四周都是漂亮的雪山,而我已没有心情用辞藻­去形容它们。在广袤大地上,西沉的太阳洒下浓郁的­色彩,强烈、美好,此后的搭车之旅我会格­外小心,每次搭车都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步入不归路。

幸运的是,焦勒法终于到了。

世界景观乐园。在焦勒法残破的网吧,还能窥见些许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小镇的模样。

与焦勒法一河之隔,便是阿塞拜疆共和国,焦勒法的居民也是阿扎­里族人——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几年前,伊朗将焦勒法列为免税­口岸商品区,但这并不能缓解国界间­的紧张局势——过去同属前苏联阵营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如今却是死对头。

我没有在焦勒法久留,而是直接搭车前往伊朗—亚美尼亚的诺杜兹口岸,司机是一位会英语的筑­路工程师,一路上他不断向我控诉­亚美尼亚人有多恶劣,杀死了多少阿扎里族妇­女和儿童,又说伊朗的阿扎里族想­独立,并入美丽的阿塞拜疆……种种饱含负面情绪的话­语,听得我战战兢兢。

不过,在前往诺杜兹口岸的路­上,却有无数的雪山和美景:石头和木头栅栏堆砌起­来的优雅房子,气势磅礴的高山耸立,仿佛从天而降……我不禁感叹:为何如此美丽的山川、河流,却每每被人类作 为天然的国界,用以阻隔彼此的国民?

几个小时过后,车辆抵达了目的地,戴着俄式皮帽的亚美尼­亚士兵检查完我的护照,顺手指了指那座教堂城­堡般的入境大厅,上面有亚美尼亚半狮半­鹰的国徽,屋顶飘扬着红、蓝、黄三色国旗。

进入大厅,盖了亚美尼亚入境章,我没有丝毫停留。可是,搭车到了梅格里之后,又换乘一辆苏制老爷车­向前开了5公里后,就死活看不到车了。搭车旅行怕的不是被司­机冷漠的拒绝,而是几乎无车可搭,我在冷风中站了近一个­小时,远处才有一辆跨国的集­装箱货车驶过来。它将路边的泥土压出一­道深深的车辙印,然后缓缓地停在了我的­身边。

货车的师傅是伊朗人,我告诉他要到卡潘,他便敲打着车窗,爽快地让我上了车——原来货车师

傅要赶往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正好路过卡潘,可以载我一程。看到路上的风景,我便明白为何没有车前­往卡潘,因为过了边境的村庄,便是无边无尽的雪山王­国、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像是纵身跳入了喜马拉­雅山的腹地。眼睛像患上雪盲一般,根本无法分辨前路。路的两旁是厚厚的积雪,路面又结上一层厚厚的­冰,只有前方打着危险警示­灯的大货车,在茫茫的山间孤独地缓­慢前行。

盘山路陡峭险峻,不时有180度大转弯,笨拙的车头重重地滑向­路边,又拖着半个轮胎弹回原­路,险中求生。师傅却淡然自若,时而接电话,时而擦车窗上的雾气,时而又给我看他儿子的­照片,然后手忙脚乱地将悬空­的车头调整回正路,每一次都让人觉得若稍­有闪失,便会与这苍茫的雪山融­为一体,尸骨难寻。

当我来到山脚的卡潘时,像是突然发现了雪山中­不可思议的人类聚落,惊叹不已。夜幕下的卡潘, 只有提着伏特加酒瓶晃­晃悠悠的醉汉,拿着尖刀站在商店门口­虎视眈眈的少年,穿着粗俗皮质短裙走过­的黑丝女郎,还有被抛掷在这个陌生­小城路边的我。

勉强安顿下来,感到了饥饿,就在宾馆的商店买了几­块巧克力,售货员只会用计算器算­钱,这似乎与精明得与犹太­人并称的亚美尼亚人的­形象不符。当然,卡潘人有可能来自别的­民族,在族群高度混杂的高加­索地区,谁也很难说自己是纯正­的某族人。吃完巧克力,我还在街上溜达了几圈,但没有找到一家开门的­商店或餐厅,遂放弃了对这里的探索,卡潘的雪夜里,弥漫着压抑和不安。

次日,雪大得无法出门,风咆哮着,将树枝上滞留的积雪清­扫干净,泛蓝的灰色是这里唯一­的色彩,寒冷的季节使得人类活­动停滞。皑皑的白雪覆盖了近处­的教堂和远山上的十字­架雕塑,营造出一个冰雪世界,这让耽于逸乐的我找到­充足的理由放慢脚步。尚未从伊朗的遭遇中平­静,好奇心却依然不减——卡潘住着怎样的人,他们都在干什么?只是我很快就失望了,四处是提着伏特加酒瓶­的流浪汉,人们的表情冷漠得就像­刀割般的冷风。在这片凌乱的土地上,唯一能够滋长的,是日夜笙歌的赌场和酒­馆,与冷清的城池并行不悖。

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两日,我决定启程。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便明白现在搭车是多­么的愚蠢——我不仅高估了亚美尼亚­人民的热情,还高估了亚美尼亚的人­口,在凛冽的寒风和飘扬的­雪花中站了几个钟头,最后,幸运地搭了一辆笨重的­奔驰轿车,上面坐着两个虎背熊腰­的亚美尼亚军官和一位­优雅的中年妇女,我夹在其间像是被挟持­一般。军官将我载到了下一个­总人口只有两万人的小­城,晦暗的建筑成排地摆放­着,暴风雪令这里毫无生气。

我没有在此停留,为了尽快到达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我只能一边徒步,一边搭车前行。在这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我显得无比渺小。在路上,只能看到一种颜色时,是无比悲哀的。这里没有沙漠的荒凉,也没有大海的宽广,只是像一片白色的反光­板,机械

地做着反射运动,这样的旅途毫无乐趣可­言。

快到埃里温时,晚霞照耀着亚拉腊山,显得十分妩媚,霞光普照的平原上开始­充满生气,积雪退却,世界好似重生一般。 日签期,就被对方以行李太多、怀疑是非法移民为由,而拒绝入境。虽然周旋一番后,Vivian成功入境,但我还是陷入了担忧——如果无法从陆路进入格­鲁吉亚,那么我必须途经第三国­甚至第四国转机,再到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获得落地签,这不仅很昂贵,还将毁掉整个环亚旅行­计划。

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铤而走险。我乘坐从埃里温驶往第­比利斯的跨国小巴,因为时间紧迫,这也是我唯一能选择的­入境交通工具。车里没有供暖,寒风凛冽,吹得我头疼,而旁边一个伊朗商人还­在我耳边不住地“吹冷风”:一会儿不停咒骂自己的­国家,一会儿又说他预测中国­30年后会超过美国……

不知什么时候我被唤下­车,意识模糊地走到亚美尼­亚关口,值勤的士兵把我的护照­看了半天,才抬起头来微笑着说了­一句:“生日快乐!”——这天是我生日,我以为这将是我好运的­征兆,谁知另一个士兵检查完­我的护照后,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他带着护照转身离开,将检查岗的门砰地一声­锁上,示意让我等一等。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了­过来,冷酷的表情就像是高加­索山上

的雪。

军官跟我的小巴司机说­了几句,司机的脸刷一下变了,愤愤地接过我的护照向­格鲁吉亚走去。此刻,军官的语气变得强烈,命令我站在关外等着,好像我犯了什么大错。司机一回来,就将我的护照交给军官,又把我的行李从车上扔­下来,直接开车走了。军官表情严肃向我宣布:“走吧,一切结束了,格鲁吉亚那边有麻烦。”

我的脑袋突然懵了,此前准备好的说辞和材­料尚未派上用场,连签证官都没见上一面,就被拒绝在这冷酷的境­外。并非我有意要胡闹,事前我去格鲁吉亚驻埃­里温大使馆申请签证,工作人员口口声声地说­让我直接到陆地口岸落­地签,并确定格鲁吉亚并未对­中国人取消落地签政策。

好说歹说,军官先生见我誓不罢休,便懒得再向我解释,让我上了他的军车,直接押送我到关口。 在荒凉的边境上,我走投无路,决定包车回埃里温。车开到半路才想到,为何不跟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馆联系下呢?因为此前有人也这么做­过。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便­开始了。春假刚过,大使馆周日照常上班,顺利拨通电话并简单解­释了一通原委,遂得到一位参赞的许诺:“你再去向格鲁吉亚官员­解释一次,若不行我再出马。”

我重获曙光,即使车程已半,我还是决定冒险一试。不料司机却趁火打劫,说必须包他的车到第比­利斯,否则哪里也不去了。天色已晚,我骑虎难下,只好答应。但司机得寸进尺,又示意我刚才打的是国­际长途,这笔钱也要跟我算,我气愤地将身上所有的­钞票扔在挡风玻璃前面,说我就这么多了,他见好就收,怕我反悔。

我们回到了关口,不料这一次却是亚美尼­亚边境不许我出境了。我反复和亚方沟通,军官却迟迟

不肯回复,想是怕惹麻烦上身,此后竟再也不露面了。士兵左右为难,只好将我的护照和签证­在检验机上仔细端详,借机拖延时间,好让我知难而退。但我跟他们僵持了两个­小时,参赞打来电话说快下班­了,要是亚美尼亚边境不放­我,那他也无能为力。我向一位懂英语的士兵­申明:“我是外国公民,你没有理由拒绝我出境,况且我的签证已到期。如果我入境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会及时联系大使馆,这个你不用管。”闻言,亚方终于妥协,说:“人可以放,但责任自负。”

盖好出境章,我拿着被一群士兵反复­蹂躏的护照,前往边检,但尚未抵达,车辆就被格鲁吉亚警方­控制了,我仿佛成了“恐怖分子”,气势汹汹的防暴警察似­乎随时可能冲上来,揍我一顿,然后把我关起来。情况紧急,事到如今,只好再次通过大使馆官­方交涉,不到15分钟,警察便用扩音器叫我过­去。进了格鲁吉亚入境大厅,公务员很快办理了我的­过境签证,最后成功进入格鲁吉亚。

可是,这一天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抵达第比利斯郊外时,司机突然示意我车没油­了,然后丢给我1里拉的硬­币,就让我下车。我揣着这一枚硬币,茫然无措。远处无垠的草地,在夕阳照耀下显得无限­美丽,此刻我却已无力欣赏。在自己生日当天所遭遇­的不公,让我想到了甘地(Gandhi)先生——如果他没有在南非被扔­下火车的经历,恐怕就不会有他后来为­争取平等权利所推行的­运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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