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茹

何玉茹:女,河北石家庄人。1986年毕业于廊坊师专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生产队里的爱情》,小说集《她们的记忆》等。

Dangdai - - 瞬间与永恒 长篇小说 -

这是一座年轻的师范学院。从它的树木就能看出来,成排的杨树啊,槐树啊,柳树啊,梧桐啊,以及各色的果树、冬青树什么的,一棵棵光光溜溜、愣头愣脑的,就像是初涉社会的毛头小伙,还看不到任何被损伤的痕迹,更没有历尽沧桑的老树一般的稳若泰山,有风吹来,脑袋摇啊摇的,身子也随了晃啊晃的,叫人都有心想上前扶一扶它们了。但有了它们,到底是不一样的,青涩的气息缭绕在空气里,缭绕在高高低低的建筑里,与其间学生、老师的气息缠绵、交融,让学院的分分寸寸都似有了生机勃勃的意味了。

学院的建筑倒不出众,一座四层的灰色教学楼,十几排青砖红瓦的教室,教室后面是几排红砖、平顶的宿舍,而矗立于教学楼一侧的图书馆,就算是学院最高最瞩目的建筑了。它比教学楼高出了许多,据说和同类学校比,无论设施无论藏书它都是名列前茅的;还据说,建这图书馆是校长亲自督阵的,他每天都要到现场去,也不说话,看一看转一转就走。但已足够让那负责施工的认真严谨起来,因为他知道校长早年是北大毕业,并留校在图书馆待过几年,北大的图书馆什么成色?在这样的校长面前,任何马虎眼都是打不得的。

校长姓金,一米八几的个头儿,走路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出现在哪里,哪里的人便仰视过去,一派钦慕。却也有个别不仰视的,见了他反要低下头去,就像没看见一样。那是几个专心做学问又颇有个性的教师,对权力人物总有本能的疏远。这时候校长反会哈下腰来,主动跟他们打着招呼,有时还会开一半句的玩笑。逢到那几个不笑时,看到的人好替校长尴尬,校长却也不在意,下次见了仍主动打招呼,倒像他们是他的领导似的。愈是这样,人们对校长的钦慕就愈持续着,一个懂得尊重学问尊重下属的领导,到底还是难得的。

校长是没有课程安排的,偶尔上一次,也

是在那个能容纳千人的礼堂里。就看礼堂的窗口、过道,角角落落都挤得满满的,校长浑厚的男中音回荡其间,让听课的学生往往会有一种奇妙的梦境感,他们会想,这是在听课吗?分明是一种享受啊!

校长讲的是文学课,他善于用一个个的故事连接而成,故事讲完了,文学、政治、历史、哲学什么的也就涵盖其中了。大家听了,坐在礼堂里怔怔的,像是被击中了,又像是要延续那享受,直到有人带头鼓起掌,暴风雨般的掌声才忽然响了起来。

叶建华第一次听校长的课,是坐在靠后的位置上。校长的模样都没看清,但她却最后一个离开礼堂。她觉得自个儿的身体沉重而又轻盈,那刚刚被打开的鸟儿一样飞翔的思绪让她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和永恒感。永恒感,她已经很多年没有过了,无忧无虑的儿童期过去,永远都是短暂、漂泊的感觉。

她离开礼堂往教室走。到处是年轻又陌生的面孔。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感觉,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听她说说这感觉,即便是同班同学,也还不大熟悉,她只勉强可以叫出人家的名字。她晚入学了两星期,时间不算太长,但已足以将她和班里同学疏远开了。她感觉班里现在是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已经相熟成一片的全体同学,一个阵营则只她叶建华一个。这感觉让她好孤单,幸好有了校长的这一课,她就像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将自个儿不由分说地一整个地投入了进去。其实她投入的并不仅是校长的讲课,更是因校长的讲课而从未经见过的氛围,台上台下,自由活泼,心领神会,心心相印,仿佛人人都变成了台上的校长,幽默而智慧,又仿佛校长变成了学生,年轻而充满活力……她想,真好,多么好啊!

走在年轻学生中间,她才感觉到自己的

不年轻。今年她32岁,已有皱纹悄悄爬上了眼角。与她差不多年龄的班上还有一些,但二十几岁的也满眼都是,他们都大姐大姐地叫她,引得那些和她同龄甚至比她大些的也

声声叫着大姐。这叫法没拉近她和大家的距离,反让她和大家在心里做着另外的对比,她只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末题小说,而一些同学早都是《当代》《十月》一类大型文学刊物的作者了。特别是,有一次有同学问起她晚到的原因,她说馆长没点头,她一直在等馆长的表态。同学问,你是带工资上学?她说没工资,不过是临时工。那同学便大笑起来,其他同学也笑,就像她愚蠢得不可理喻。半天她才明白,大家原来在笑她的安分,太安分了,既要安分,又何必搞文学呢?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对自由的渴望,不要说临时工,就是带工资的正式工,对自由的选择也是不言而喻的,连对领导说“不”的勇气都没有,还何谈文学创作啊!在大家的笑声中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让她更难受的是她自个儿也觉得大家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当然,等馆长表态是有对他的一份尊重,馆长一直很器重她,是他慧眼识人,从郊区农村一下提拔了她。那是个区属文化馆,他派她在文化馆办一张民俗小报,那小报已办得很有起色。

她的解释让大家笑得更厉害了,有同学一针见血地指出说,问题就在这儿,他提拔了你,就想要控制你,限制你的自由,比起自由,他那点提拔算个屁呀!是啊,自由和提拔比,当然自由是重要的,那同学话糙理不糙呢。可他的表情、语气显然又是自大、小视的,像是在说,你这样的,注定是要被控制的,不控制你控制谁?就在这时,一个针锋相对的声音忽然响起来了:哟,是哪位这么深刻这么伟大啊?声音不高,场上却立刻安静下来。叶建华望去,见是一个穿裙子的披肩发女生,全班总共7个女生,只有这女生每天每天地穿裙子,因此她记住了她的名字——蓝音。蓝音有一张明亮、干净的脸,她的声音也是明亮的,就听她说,这事要换了我,我也会跟叶建华一样,做人不能只顾头不顾屁股,自由是一回事,知恩报德又是一回事呢。大文学家你说是不是?

那同学反唇相讥道,没看出来,现代的外表下还藏了颗古典的心啊。蓝音脸色一沉,又忽然一笑道,没看出来的多着呢,不急,咱一道两年,你就耐下心来慢慢看吧。

蓝音说完拉了叶建华就走,就好似叶建华是她多年要好的朋友。

从那以后,叶建华和蓝音竟是真的好起来了。好的原因还有,蓝音从不叫她大姐,而是直呼叶建华。蓝音比叶建华小了一岁,但叶建华喜欢她这么叫,这么叫才有平等感。对,平等感,来这里上学,也许就为的这平等感呢!

与礼堂大课相比,和蓝音的好到底真切多了,至少表面的孤单没有了,蓝音常与她结伴而行,图书馆、阅览室、校前的梨园、校后的小树林,到处都留下了她们同行的足迹。叶建华后来问过蓝音,那天为什么要帮我说话?蓝音说,喜欢你呗。叶建华脸一红说,我才不信。蓝音说,脸红什么,我又不是男的。蓝音哈哈笑了一阵,才说,是真的,也不知为什么,一看见你就觉得投缘。蓝音提起叶建华第一天来到学校的情景,背了行李,提了网兜,两条辫子搭在胸前,就像一个刚回城的知青。蓝音那时正在校门口散步,盯了叶建华看了一会儿,忽然就问,你是叶建华同学吧?叶建华说,是啊,你怎么知道?蓝音说,一个叫叶建华的女生还没到,班里同学都知道啊。叶建华说,可你从没见过我。蓝音说,人和名字都是上天安排好的,一看就知道,要是我这模样叫了叶建华才奇怪呢。叶建华不由得笑了,这女同学,眼睛黑黑的,鼻子挺挺的,面皮白白的,细腻得就像小孩子的,看了不由得会叫人疼惜。她穿了件小碎花连衣裙,上搭一件纯白色短款线衣,腰围那里,一双大手似就可以围拢起来。叶建华以为蓝音是班里特意派人来接她的,蓝音要替她拿网兜时她便手一松递了过去。谁知没走多远,蓝音就气喘吁吁、满脸通红了,她说,你这装的什么东西,好沉啊!后来,叶建华仍自个儿提上,轻松自如,脸不变色心不跳,一直走到了她们

的教室。

两人回忆着初次的相遇,说一阵笑一阵的,蓝音说,那天空了手跟你并排走,知道我一直在想什么吗?叶建华说,想什吗?蓝音说,这么有力气的女子,她丈夫一定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叶建华说,这回你可是猜错了,我丈夫还不知在哪儿呢。蓝音失望道,不会吧,上天咋会这么安排呢?叶建华说,那你呢?蓝音说,你看我像是个有丈夫的人吗?叶建华说,有或没有,于你都不奇怪。蓝音说,那是有还是没有呢?叶建华看了蓝音一会儿,说,说不好有还是没有,但一定有过。蓝音说,为什么?叶建华说,你这样的人,没有丈夫会影响男女世界的平衡和谐。蓝音不由得大笑,想不到上天也会让你这样的人坏一坏啊!叶建华喜欢蓝音的大笑,那声音就像一片晴朗的天空;她还注意到,蓝音总喜欢说上天上天的,她后来也不由得多次地想过,自个儿和蓝音的相遇,是否是上天的意思?当然叶建华又和蓝音认真讨论过自由和知恩报德的事,叶建华坚持认为同学们对她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两者一旦有冲突自由一定是第一位的。蓝音则仍坚持两者是两回事,一旦有冲突也不能狗熊掰棒子一样捡一个扔一个。蓝音问叶建华,晚到学校两星期,难道你后悔了吗?叶建华说,没有啊。蓝音说,还是的,我认为这是解决冲突的最好选择了。叶建华说,要是馆长最后不点头呢?蓝音说,那就另当别论,说明他对你不是真正的提拔,是有私心的提拔,也就无所谓恩不恩了。叶建华说,你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蓝音说,什么意思?叶建华叹口气说,事实是,馆长他最后真就没点头,他的理由只是需要我留下来办那张小报。我说小报别人也能办,他说别人又没得到他的提拔。蓝音惊道,怪不得,原来你是早把自由放在第一位了啊!叶建华说,也没有,那时压根儿就没想过自由不自由的,只是渴望,一种渴望压倒了一切。蓝音说,什么渴望?叶建华说,上学的渴望。蓝音说,渴望拿到一张文凭?叶建华脸

一红说,你咋会这么看我?蓝音笑道,渴望文凭有什么错,咱班为一张文凭来的多了去了。叶建华说,那你呢,也是为一张文凭?蓝音说,我就不该为文凭了?叶建华说,我才不信,因为我就不是为文凭,我只为上学,上大学,在教室里听课,在图书馆读书,同学间直呼其名,平等相待,然后随便在哪个角落自由自在地写小说。叶建华说,我没有一份正式工作,大家也许会认为,为文凭而来的最该是我了,可我真心地告诉你蓝音,我就是为上学来的,我好像天生喜欢学校这种地方。叶建华说,知道吗,有一年省文联办写作班,班期只两星期,可就在这两星期里,我幸运地和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学员相识了。写作班结束后这女学员便开始从学校图书馆借书寄给我看,契诃夫的,托尔斯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屠格涅夫的,罗曼·罗兰的,斯坦贝克的……太多了,我从没去过她的大学,一收到书就觉得像是从天堂寄来的,而她便是那天堂里的天使。叶建华说,我这个人,从没有什么具体的人生规划,自从寄书的事发生后,我就更相信人与人、人与事间的精神联系了,更难有什么实际目的了。这么说大家也许很难相信,可蓝音,我觉得你会相信,因为你相信我才把心里话说出来的!叶建华的一张圆脸红通通的,一双大眼睛亮闪闪的,显然是有些激动了。蓝音从没见过激动起来的叶建华,她点头说,相信,我当然相信。不过我也真心地告诉你叶建华,文凭的确是我上学的目的之一。叶建华望着蓝音明净的脸,相信蓝音说的是心里话,她想,相互说心里话就不易了,还要怎么样呢?却到底有些不甘心,还是张口问道,你已经有一份好工作了,文凭还那么重要吗?叶建华曾听蓝音说过,她在一座城市的文化局工作。就听蓝音说,要是有人总拿你的没文凭说事,你说重不重要?蓝音

的眼睛这时也亮闪闪的,白皙的脸上少有地生出了两朵红晕。叶建华觉出,就像刚才自个儿的动心一样,蓝音这是也动了心了,她本想说,你看重的也许不是文凭,也许只是别人

的“说事”吧,但看着蓝音脸上的两朵红晕,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疼,便不由得将嘴边的话咽回去了……叶建华和蓝音所在的班,在这所师范学院是个特例,生源全来自省内发过文学作品的青年作者。说是青年,由于年龄放宽到35岁,年过三十的几乎能占一半了。据说这文学班,也是金校长跑上跑下亲手创建的,他自己不写东西,但他热爱文学,那份热爱,就如同信仰一般坚定、深厚。叶建华和蓝音平时很少能见到金校长,但想到他就有一种莫名的踏实。他就如同校前校后的树木,是一种长远的可依傍的感觉。她们的进修时间只有两年,但她们的踏实感、永恒感却是空前的,无比真实的。

文学班能办起来,其实跟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也大有关系。“文化大革命”作为糟糕的一页已不由分说地被翻过去,期间被打倒的被冤屈的,平反的平反修正的修正;原本固若金汤的人事关系也开始大大地松动,北京人可以到上海去,上海人可以到深圳去,户口已再不能像把钥匙一样死死锁住有志者们的意愿了。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空前地活跃,一次次的文化会议,聚集着到会者口无遮拦的言论,一首首诗歌,一篇篇小说、散文,也带了亲历者的伤痕喷发而出。据说,金校长也是被平反了的,他曾是57年的“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因此如今做事格外地雷厉风行,就像一天要当成两天过,以弥补失去的太多的时间。

而初来乍到的叶建华和蓝音,是顾不得关心这些大事的,只每天教室里的听讲,阅览室里的阅读,操场上的广播体操,食堂里的共桌就餐,宿舍里的集体居住……就足以把她们的时间排得满满的了。都多少年了,对学校生活她们早生疏了,况且那时上的还只是当地的中学,教室没这儿的宽绰,课本没这儿的丰富,老师也没这儿的有水平,这儿的老师

一开讲,把你吸引得眼睛都不想眨一眨了。不单有本校的老师,外校、外市、外省的有时也会被请了来,像金校长那样到礼堂去上大课。那多半是知名的作家、评论家,杂志上有过他们太多的文章,讲起来却又比文章有趣得多,谁也甭想猜出下一段下一句会说什么,有时怕是他们自己也难预测,说着说着就有出人意料的句子脱口而出,像是那句子憋在肚子里太久了,一刻也等不得了。上大课的时候,叶建华和蓝音总是早早地就去礼堂占座了,她们希望听得真切,看得也真切,印在文章上的名字,一下子变成真人到了跟前,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不过,有时真切也有真切的不好,一位男作家讲得激动,眼见得他唾沫星子四处飞溅,一颗豆粒大的白沫却又含在嘴角,半天都不肯消去;一位评论家原本有极好的口才,可讲着讲着,一口假牙忽然脱落了,好在他及时将手指伸进嘴里,才防止了假牙的全部脱出。而坐在前排的叶建华和蓝音,却将假牙看了个清清楚楚,她们别过脸去装作没看见,但强忍的笑已让她们的身体愈来愈剧烈地抖动起来了。

作为文学班学员,她们有时当然也会聊到政治形势,四人帮、胡耀邦、中央政治局什么的,但聊着聊着,不由得就又回到文学、回到自个儿身上去了。比如聊起“文化大革命”,叶建华总不由得要提到她的奶奶,她说“文化大革命”是1966 年6月开始的,奶奶是1966年6月去世的,从此她一进校门就进教室上课的习惯,一进家门就喊奶奶的习惯,都统统地不复存在了。她说这两件事偏偏就赶到一块儿了,让她从心理上做了很长时间的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以致后来“流浪”都成了习惯,一次又一次地,一年又一年地,“有家可归”反倒是少有的了。这时蓝音就说,开端,这正是一种人生的开端吧,人这一生有多次开端,每一种开端都蕴含内在魔力,它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生存。叶建华听着,明白蓝音又在展示她的名家名言了,她有厚厚的一沓卡片,密密麻麻抄满了名家名言。叶建华的眼

睛亮了亮,问是谁说的,蓝音说,黑塞,一位德国作家。叶建华说,开端,说得不错,我定要去会一会他。蓝音说,要不要跟你一块儿去?叶建华说,好啊,只要你不觉得会遭冷落。蓝音说,不怕,我是谁,要会的人多了去了。蓝音拍拍书包里的卡片。两人便哈哈地笑上一阵,而后手拉手地往图书馆去了。还比如聊起四人帮,蓝音会忽然问叶建华,你说四人帮看没看过茨威格的小说?叶建华便摇摇头说,说不好。她其实在心里,是觉得这样的问题并没太大意义,看过又咋样,看过还不是只许一本书八个戏的存在。蓝音说,我是在想,他们要是看过茨威格的小说,也许样板戏就出不来了,因为小说的细致入微好歹也会成为他们思路的一种障碍吧。叶建华说,也许正因为他们看过,才越要弄出来样板戏呢。蓝音说,怎么讲?叶建华说,革命者的心是不能细致入微的,一细致入微就没法革命了,他们需要的是粗线条,粗线条才好组织起来,亿万个人一条心,风风火火的,坚定不移的,像江水英那样,像李玉和那样。要是一个人一条心,革命岂不是难上加难了?蓝音说,叶建华你说得太好了,我咋就没这么去想呢?叶建华说,因为我当过农民,农民是在人民公社的大集体里,细致入微则是个人的东西,集体、个人这两样东西,我是太感同身受了。蓝音说,我也当过工人,工厂更是个大集体,要说感同身受,我比你只多不少呢。叶建华有些惭愧地说,要不是你先提问题,我也想不出这话来,开始我心里还不以为然,觉得没太大意义呢。蓝音看着叶建华,也掏心掏肺地说,知道刚才我咋想吗?我想,这话该是我说出来的,她叶建华咋会有这样的见解呢?两人相互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好一阵,像是对方眼睛里的自己被融化了,再也找不到了,然后扑哧一声,以会心的笑做了谈话的结束。

学校生活当然不只是讨论问题,还有吃饭、睡觉,和其他同学的相处什么的,叶建华和蓝音,是都试图将这些事最大化地简单起来,只面对听课和读书两件事。事实上她们

都没能做到。比如有同学将半拉馒头扔进垃圾堆里、随意拿别人的饭盆用、借了别人的饭票不还,等等,比如有同学半夜起来上完厕所,灯不关门不插,还弄出好大的动静;或者随意躺别人的床,盖别人的被子,弄脏了还装傻充愣,以为人家不知道;或者夜不归宿且不告知一声,害得一宿舍的人满学校寻找……甚至,有同学动不动就吵起来,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你揪我的头发,我揪你的耳朵,就这么到了班主任那里。奇怪的是,班主任好容易弄清缘由,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了,却见他们已是勾肩搭背,好得一个人似的了。只做倒也罢了,做完还要以“自由”“个性”做理由,底气十足,伶牙俐齿,谁也休想驳倒他们。仿佛谁没这么做,谁就没有个性不配写作似的。做这些事的人比她们通常都年轻些,开始她们像观察孩子一样观察着他们,觉得他们到底少束缚,时代的声音到他们那儿立刻就能变成行动。尽管那行动不一定都叫个性,但他们对“自由”“个性”确是向往着的。叶建华和蓝音当然也向往,但她们的向往好像还没来得及和行动联系起来,比如在关系上的随意,不要说和其他同学,就是她俩之间也难做到,一些隐约不明的界限,在她们那里却往往如铁律一般不可逾越。有一回一个女生随手抽走叶建华的鞋带,系在了自个儿鞋上。叶建华问这女生,你的鞋带呢?女生说,丢了。叶建华说,你系了我的,我系什么?女生说,什么你的我的,你就不能打破习惯,就不能不循规蹈矩吗?叶建华没再坚持要回鞋带,但她坚持要跟这女生讨论讨论,鞋带和循规蹈矩的问题。这女生倒也认真,拉了十几个男生女生来,唇枪舌剑,你唱罢了我登台,竟将叶建华辩了个张口结舌。他们说,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习惯的奴隶,你是要甘心做它的奴隶呢,还是打破它或者支配它呢?他

们说,习惯使我们顺从一切,它是智者的祸患、蠢货的偶像,它支配着那些不善思考的人们。他们说,我们正处在飞速变化的年代,变化就要不断地改变陈规,循规蹈矩是要不得

的,循规蹈矩只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在他们的言说下,叶建华竟没找到一分一秒的机会来说说鞋带。到后来有机会时,叶建华却已不想说了,因为比起那些正确无比的言说,鞋带简直就是一粒尘埃,卑贱而又渺小,若是再提,连自个儿怕也要变成尘埃了。

可是,在一夜的辗转反侧中,鞋带在叶建华心里却又莫名地强壮起来,它开始不卑不亢地与那些言说平起平坐,再也不甘心卑贱下去了。它的理由十分简单,即鞋带是叶建华的,它不是集体的,更不属于任何人,就像别人的鞋带也不属于叶建华一样。叶建华正是从室外照进来的昏黄的灯光下看到自己的鞋子才让鞋带重新强壮起来的,那是双普通的灰白色帆布鞋,来校前父亲买给她的,父亲对上大学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热情,他将她上学的事宣传得家喻户晓不算,还一改平日的抠门儿,包揽了她所有上学的费用……她看到那少了鞋带的鞋子在灯光下惨白惨白,就如同一只孤独、有疾的鸟儿。她想她当然可以随便抽去哪个人的鞋带归为自己,可她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文化大革命”中同学对老师的直呼其名一样,其他同学能,她却偏就不能。特别是那个和蔼可亲的语文老师,自个儿的每篇作文后面都有她一语中的叫人受益匪浅的批语,对她直呼其名就如同对自个儿母亲的冒犯一样。而今天思想的活跃、变化,不正是建立在对“文化大革命”纠错的基础之上吗,她多么希望拥抱今天的活跃、变化,可没想到,事到跟前了,她却仍是个不能……很多天里叶建华都郁郁不乐。蓝音自是明白其中的缘由,鞋带的事她没在场,但年轻同学的言说她已大致听说,她问叶建华,你真觉得那些言说正确无比吗?叶建华说,真觉得。蓝音扑哧笑道,我也觉得,因为那都是大师的语录。叶建华说,所以我才高兴不起来,大师句句都像是在批评我一样。“文化大革命”赶不上大家倒也罢了,到今天反过来了,还是个赶不上。蓝音你说,不顾忌别人的感受,想咋样就咋样,是粗线条的革命者呢,还

是个性化的自由者呢?蓝音说,这话问得好,说革命者我看倒更贴切。叶建华说,不过有时我也想自个儿,兴许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循规蹈矩的人吧。蓝音说,那就不妨做个有出息的试试。叶建华说,比如呢?蓝音说,比如停止打扫卫生。叶建华看着蓝音,不由得笑了。在“自由”的言说下,一些同学已不屑干净、整齐的字眼了,着装不修边幅,日常用品乱扔乱放,有的甚至饭盆不洗、被子都不叠了。叶建华和蓝音喜欢整洁,一直坚持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一尘不染,把宿舍的门里门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有时还把别人没叠的被子叠整齐,把别人没洗的饭盆洗干净,因为若选择在宿舍里读书,她们在凌乱不堪的环境里是一个字也读不下去的。叶建华明白,即便她想不打扫,她的手脚也不会听话的。她的习惯来自家庭,母亲每天拿得最多的两样东西就是笤帚和抹布。蓝音的习惯则来自工厂,同宿舍单纯的爱干净的女工们给她带来了快乐,也给她带来了天长日久的整洁。叶建华问蓝音,你能停止吗?蓝音说,其实停止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倒想看看,不做习惯的奴隶是什么滋味。蓝音又说,不过也许还可以反过来想想,他们是不是习惯的奴隶,坏习惯的奴隶!叶建华说,是啊是啊,坏习惯的奴隶。蓝音说,还有,跟风的习惯,一说自由一说解放就不管不顾了,生怕落个保守、落后的名声,其实谁落后谁进步真还说不准呢。叶建华兴奋道,对呀,跟风,集体的跟风,粗线条的跟风!她的眼睛亮亮的,像终于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字眼儿。可立刻又有些不确定地说,跟风,这可是个大题目。跟风是不好,可不跟风就一定好吗?叶建华的提问让两人一下子沉默下来,她们像是无意识地触及了一个重大问题,而一时又没有解决的能力。再说,那些同学也算率真可爱,若不是提到自由、个性的高度,鞋带的事倒也真算不了什么呢。

第二天,她们带了这问题去请教让他们敬重的哲学老师,没想到哲学老师只用四个

字就否定了她们“跟风”的说法,他说,听说过矫枉过正吗,任何错误倾向的纠正都难免会矫枉过正,不必大惊小怪。这些同学的动机是好的,应该得到鼓励,而不是以“跟风”对他们讽刺打击。

老师的回答真是让她们难过,她们倒成了讽刺打击的人,而被“讽刺打击”的人倒像成了弱势,天啊,好一个弱势,好一个抢走别人鞋带的弱势啊!自上学以来,她们对所有任课老师都保持着信任,因为听说,任课老师都是金校长亲自挑选的,无一不是学校最一流的老师。但这一回,哲学老师在她们心目中是大大地打了折扣了。她们本想去找一找金校长,金校长的回答一定会是她们的心之所想,可他忙得已经很多天没看到过了,这点小事怎好意思去打扰他呢。很快地,她们在哲学老师那里的碰壁就有同学知道了,言谈之中,嘲讽、攻击的意味显而易见。叶建华和蓝音,只好不理不睬,上完课便到图书馆或阅览室去,长时间地沉潜在书的世界,仿佛书以外的世界已不存在。好在,那个抽走鞋带的女生,不知什么时候又将鞋带还到了叶建华的鞋上,每天从宿舍到教室再到饭厅的路上,还有意与叶建华和蓝音同行。这虽多少缓解了二人的沮丧,但身边平白多出个人来,反倒有些不习惯。有一天二人到底开口问起了那女生。那女生说,她本是随意惯了,可没想到一件小事弄成了个事件,事到如今,也只能怪她的随意了。叶建华固执地追问说,不是随意的事,是循规蹈矩的事,在你们眼里,我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吗?那女生倒也实说道,真是。叶建华说,为什么呢?那女生说,你们就像家里父母一样每天早起打扫卫生,这让大家真受不了。蓝音说,岂有此理,弄成猪窝一样你们就受得了了?那女生说,你们一打扫就等于要求大家和你们一样,大家好容易脱开了家庭、脱开了单位,想任性一回,谁还想让别人要求自个儿啊?蓝音说,我们要求过哪一个吗?那女生说,没有要求胜似要求,床铺弄得一尘

不染谁还好意思往上躺啊?还有你俩,每天每天地结伴而行,弄得大家好不舒服,你们结伴了,别人咋办?那天一伙人唇枪舌剑,也是有心要吐一吐对你们的不满。叶建华和蓝音相互看看,都不由得吃了一惊,就听那女生继续道,也就是我这没心没肺的,敢于厚了脸皮跟你们结伴,你们要再不开口跟我说点什么,我也都快撑不住了。说到底咱都是同学,谁也不比谁高一等,你们说是吧,两位姐姐?叶建华说,不对啊,在大家眼里我们是循规蹈矩的人,比大家低一等才对啊?蓝音说,是啊是啊,我们才低一等啊。那女生说,等不等的,全班同学你们能叫出多少人的名字?不要说别人,我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做什么工作,你们说得上来吗?叶建华和蓝音再次相互看看,竟真是说不出的,只听别人都老四老四地喊她,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原来,老四名叫郑小凡,老四是另几个女生依照年龄排出来的,她们没排叶建华和蓝音自是有意的:你们会结伴,我们也会结伴,我们人还比你们多得多。叶建华和蓝音听着,奇怪自个儿竟是毫不知情,她们吃惊又好笑,一边对郑小凡表示歉意,一边又忍不住对排斥自个儿的做法嗤之以鼻,她们说,要说要求,这才是对人的要求,要求人一条心来排斥别人,多么古老的不自由啊,郑小凡你说是不是?郑小凡倒也不否认,说,我常常觉得,人就像生活在一个个的套子里,从这套子里挣脱出来,一不小心又掉进了另一套子,咋做都是有危险的。二人看着郑小凡,又相互看看,忽然有些明白郑小凡为什么要与她们结伴而行了。

文学班学员庞大的借书量,在学校是人人皆知的。就看每人的课桌上,最醒目的便是那高高的一摞书了。大家相互翻看着,你借我的我借你的,借阅就翻倍地多起来,一本书不知要经过多少人的手了。逢到抢手的书,图书馆都要被借光了,教室这边却还一个

接一个地排了队,等得着急。先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再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再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再是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卡夫卡的《变形记》、加缪的《局外人》,等等,好在不只有轰动一时的小说,还有火爆的哲学、心理学书籍,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罗洛-梅的《爱与意志》、荷妮的《自我的挣扎》、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一时间,教室里书香四溢,一本本名声赫赫的书籍,就如同夺目的光环,竞相照耀,魅力无限。这些书当然跟老师们的推荐有关,但更跟一条口口相传的隐性通道有关,它也许来自北京,也许来自上海,还也许来自哪个不知名的小城、小镇,还有人说,许多书名出自金校长之口,因为班上几个有写作实力的同学,有时会去找金校长聊天儿,金校长通常是竹桶倒豆子,倾其所有,一点不会保留。

不管怎样,这些书对大家的吸引是前所未有,它们就像是另一拨儿老师,对它们不只有敬重,更有崇拜,讲什么都是好的,讲什么都新奇而又受益,即便相互间南辕北辙,也决不舍得厚此薄彼,质疑任何一位。

不过也有另辟蹊径的同学,悄悄地借了中国古典书籍来看,如《老子》《庄子》《史记》《易经》等等,虽赶不上外国文学的热闹,那同学却也看得相当入神,到精彩处,不由得站起来想跟哪个说点什么,却见周边几乎人手一册外国书籍,便只好叹一口气,孤独地坐了下去。

要说孤独,其实每个读书人都是孤独的,说是大家在共同传看某一本书,看完还可以共同地讨论切磋,均不过是表面形式罢了,真正入了心的,甚至改变了心灵轨迹的,终究是谁也不知谁的。至于热火朝天的讨论,也不过是些能说出来的道理,而那没说出来的,潜藏在人心里的,不知要比道理多出多少倍呢。或许正因如此,弗洛伊德的理论才格外

受欢迎,他那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的说法成为热议,到处都响着“梦、梦”的声音。那本《梦的解析》已被翻得卷了书角,封底也少了大半,就像一位受追捧的明星被粉丝们弄乱了头发抢去了鞋子。

叶建华和蓝音在这其中,自也是充满热情,大家传看的书籍,她们差不多都翻看了一遍,喜欢的不喜欢的,只她们俩就分歧不断。她们不停地争论着,争论的结果大多都又回到各自的坚持,谁也不能说服对方。渐渐地她们索性就不再争论,只管推荐,至于喜不喜欢,再不去强求对方了。

这样下来,倒更有时间多看些书了。大家传看的去看,没传看的也如饥似渴地寻找,就如同寻找爱人一样,一旦有入了心的,难以言说的幸福感会油然而生。茨威格的小说就是这时候被叶建华寻找到的。那是一本厚厚的封面和封底都有破损的小说集,她看的第一篇小说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许多书都在等她去看,她却将这小说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是《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收藏》《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等,几乎每一篇都不能粗略地翻过去,作者就像施用了什么魔法,只要一拿起书来,就必是沉醉其中,忘掉一切。叶建华当然很快推荐给了蓝音,蓝音看叶建华红扑扑的如同喝醉了酒的脸庞,知这书对她非同小可,便立刻也借来了一本。蓝音却远不像叶建华一样地痴迷,她说,好便好,但中国作家是学不来的,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神经质的人啊?叶建华不由辩驳道,那才是真实的人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觉得就像在写我一样。蓝音看了叶建华,不相信地说,你,你写过那样的信?叶建华说,没有。蓝音说,你那样地爱过?叶建华说,没有。蓝音说,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叶建华说,孤独,他写的是爱情,我感受的却是孤独,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被他写得又准又狠,这茨威格是太了不得了!叶建华说着,眼睛里竟有泪光一闪一闪的。蓝音看着不禁也有些激动,她说,我多么想跟你一起分享孤独

的感觉,可真抱歉,对那女人我有的却全是怜悯。说出来吧叶建华,是谁?是哪个混蛋?我帮你找他算账去!叶建华说,没有,真的没有。蓝音自是不信,坚持了一会儿,看叶建华仍说没有,便只好不再问,心里却仍认定着自个儿的判断。而叶建华心里也有说不出的失望,原本只是对一篇小说的感受,蓝音她却要扯到生活中去,两人应是最谈得来的了,竟也会如此地错位。

这使叶建华在孤独的同时更如饥似渴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书籍。美国的心理学家弗洛姆,俄国的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舍斯托夫,都不在同学相互传阅的范围,叶建华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她也曾向同学推荐,但并没引起重视,她孤独却幸福地沉浸在其中,听他们说话,时而也说给他们听。当然是在心里,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愈来愈沉默了,一天到晚嘴闭得紧紧的,眼睛喜欢盯在一个地方动也不动。脸色却又出奇地好,面颊上常常飞出两朵红晕,就像是谈恋爱羞红的一样。即便跟蓝音,话也少了许多。好在蓝音这时也正沉浸在一本什么书里,两人便互不干涉,随对方去了。

弗洛姆和舍斯托夫的话在叶建华听来都是崭新的,从未听说过的。可他俩又是那样不同。一个是理性的、积极的,一个是非理性的、颠覆的;一个是要强调人道主义伦理学,认为人类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唯一的判断标准就看它是促进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还是阻碍了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一个则是要撞向强大的必然性这堵石墙,认为真理不依赖逻辑,合乎逻辑性是绝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用处的,真理是生活在矛盾之中。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真正的自由是不容许恶进入世界的权力和力量。就是说,人要依靠信仰依靠上帝,才可能获得自由,彻底将恶消除。他们当然不属同一个时代,不属同一个国家,更没有过直接的对话,但只因一个叶建华,却奇妙地相聚了。在叶建华这里,热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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