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

作者简介:侯波,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现为《延安文学》主编。先后在《当代》《北京文学》《中国作家》《清明》等文学杂志发表小说上百篇, 200余万字,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并收录进各种年选本。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谁在那儿歌唱》《稍息立正》《太阳花开》《春季里那个百花香》四部,长篇小说《流火季》一部。2015年,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获第四届柳青文学奖。

Dangdai - - 胡不归 中篇小说 -

腊月二十吃过早饭,薛老师照例提了个小马扎到村里的广场里去。广场这块地过去曾是个池塘,村人俗称“老池”。在这个地处旱塬的乡村里,每到夏季,每下大雨,大路上四面八方的水就会积聚到这里来,把老池填得满满当当的。有了水,就有了生机,婆姨们会在此洗衣服,每日下午,捶打衣服的沉闷声此起彼伏;倘是中午,那些学生娃就都会偷着来洗澡,到了傍晚,归来的牛羊则会低了头猛喝这些污浊的脏水。前几年,村里修路,老池就被填掉了,池畔的几棵老柳树也被锯掉了。老池填起来铺上了水泥,乡文化站又配了几件简单的运动设施,这里就成了村里的活动广场。有了广场,广场舞大行其道,这些离城十五公里的世宁村的婆姨当然也都不甘落后,一群一伙就天

天下午在这里跳开了广场舞。春夏秋冬,不管有人看或没人看,这群婆姨都跳得不亦乐乎。当然,这些人中,水平也参差不齐,有跳得好的,就像红鞋生来就有舞蹈天赋的,举手投足就都协调,摇来扭去也都顺眼,但也有一些跳得差的,胳膊腿不连贯,顾了手顾不了脚,但整体来说这些婆姨个个跳起舞来都非常认真。

薛老师去的时候,阳光照在这里,暖融融的。虽是冬季,天气却并不寒冷。广场里的几个婆姨正在跳一曲《祖国,你好》,他站着观察了半天,发现这些人跳舞没有人管歌词是什么,似乎只要是那种节奏感很强的,叮叮当当声音突出的舞曲都受大家欢迎。一遍跳完,倒回来再跳一遍,如此反复,乐此不疲。

薛老师将小马扎在一旁的柳树下放好了,

打开盒子,拿出二胡来拉,当然他拉的也是《祖国,你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法拉别的曲子的。

薛老师名叫薛文宗,就是本村人。早年他不知怎么就得了乙肝,长年累月吃药。因为这个病,前年他还在县医院住了一段院,检查是早期肝硬化,后来就转院到西安,差点要了命。再后来病是治好了些,但身体却虚弱了许多。因了这病,他便提前退休了。他本来在县城也是买了房子的,可去年娃娃结了婚,占了房子,这样他和老婆两个就回到了老家来住。好在他们结婚早,当初一结婚,老婆户口就落在了村里,世宁村分地时给他分了两口人的地。这些年,他在外一直当教师,地里都由老婆折腾着,四五亩果园,每年收入虽说不多,但再加上他的工资,一家人也能确保过个无忧无虑的日子了。

薛老师业余爱好是二胡,70年代,他当民办教师的时候,村里成立文艺演出宣传队,他每场就是拉二胡的。后来,改革开放,文艺队解散了,再加之当教师工作忙,老婆没工作,娃娃要上学,生活压力大,他也就没有这份闲情逸致了,二胡被封存起来,束之高阁了多年。现在退了休,没事了,正如一段河流,惊险处都过去了,到了平缓地带,也应了一句俗话,年年难过年年过,事事无成事事成,到了现在,那些操心的问题都有了着落,先是娃娃考上了大学,顺利毕了业,招到了县农业局的一个下属部门,接着,娃娃又谈了对象,去年顺利地结了婚,虽说现在还贷点账,还要还房贷,但他已经感觉没甚压力了,他有个人的退休工资,家里还有几亩果园,照目前看,收益还是不错的,所以多少年绷紧的生活这根弦就松了下来,日子清闲了许多,也自在了许多,这样,他就又翻出了当年的那把二胡,开始咿咿呀呀地拉上了。

薛老师的老婆叫李彩霞,高个子,红脸膛,说话粗声大气,干农活一个可以顶他两个。现在冬天地里没啥活儿了,她也没啥爱好,不会打麻将,也不爱跳舞,整天就是串串门子,做点闲活。现在在她眼里,最要紧的,就是等着媳妇赶紧生个孙子出来,自己就可以抱到东家串到西家了。薛老师在家拉二胡,她嫌吵得慌,就常常去串门子。在她看来,全世界的音乐都是噪声,她弄不懂这二胡究竟有啥好的,凭什

么就拉得那么起劲呢?吱吱呀呀,还不如枝头上的喜鹊乌鸦叫声好听。

薛文宗知道老婆嫌他拉得烦,他就想到了个办法,每天到广场上去拉。拉了几次,他发现自己的水平长进了不少,一个是会拉的二胡曲子多了,二一个也能赶得上节奏了。他拉的时候,间或有三五个人听,但后来也就没人听了,大家从这里路过时,顶多跟他点点头,算是打一声招呼而已。唉,算了,现在流行音乐那么多,晚会那么多,大家天天玩手机,看电视,欣赏水平都高了,就像吃饭一样都吃馋了,谁还爱听他这个半路上出家的二把刀子拉二胡的声音呢?

但在老婆眼里,可不这么简单地认为他是练习二胡,而是固执地认为他就爱在女人堆里混。女人,女人,就这一点,老婆一辈子也对他没放心过。

今天这六个妇女跳的一直是《祖国,你好》,翻来覆去一直放着曲子,薛文宗也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拉。

拉的时间长了,也就娴熟了,也就不用多动脑子了,手指只管惯性运动着。那几个跳舞的,偶尔会停下来,舞跳差的自然就成了大家批评的对象,但说归说,差的人自是知道自己差,也就悄悄地不敢吭声,说罢了,就重放曲子重新跳。

薛文宗的手自然动着,看着妇女们在跳,他的脑子也都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就在这时,身旁有一个人开了话,说:拉得好哩,越拉越好了。

薛文宗抬起头来,一下子回到现实来了,却是世宁村当年的老支书薛智忠。多天不见了,他瘦了许多,脸上的肉皮发灰,满脸的老年斑,眼睛与脸颊深陷,嘴呈O形,眼见得有了几分下世的光景了。见他这个样子,薛文宗赶紧起身将小马扎让给他坐。薛智忠坐了下来,将手中的龙头棍放到地上,先是咳了一阵,接着说:你拉得好哩,这多年都没听过了,生产队当年拉过的,那时天天唱戏,红红火火的,村里还排了许多文艺演出。

薛文宗知道老支书病重,去年到延安、西安看过一阵,也听说他可能不算事了,村里许多人都到他家里去看望他。薛文宗一直没去,一是在外边工作,和村里人打交道少,二是和

老支书虽是同宗,但离得远了,就一直没看望他。现在见了他,不禁吓了一跳,看来他真是离下世不远了。听见老支书这么说,他就敷衍着说:瞎拉哩,闲下来了,没个干上的。

老支书说:当年,你可是咱村的台柱子哩,那些演的小品都是你编的,也拉的一手好二胡。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薛文宗在村里当民办教师,村里要组织文艺队,他这个文化人自然就成了组织者。那时村民读书的不多,更别谈写东西了,他也就算是半瓶子醋吧,编过几个小本子。比如说,编一个小伙子贩柴油,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抓住了,这个小品在公社调演的时候演出过,也拿了奖的,但现在想来好没意思的,那都是图解当年政策的,只是起个宣传作用而已,艺术性当然谈不上。他记得当年他还给广播站写过通讯稿,还画过一些漫画,记得没有绘画功底,画“四人帮”怎么都画不像,他想了个办法,在照着画的像上画了许多方格子,然后再在自己的格子上画,这样就画得有模有样了。

现在支书提起这些,他都觉得脸红,那都是多年前的事了,恍若隔世,他不愿意说起这些,就想换个话题。就说:你病如何?看起来气色还不错哩。

老支书说:唉,我对这事看得开,瓜熟蒂落,人终究都要死的,没什么的。但只是这些天我老想起一件事,想起那时候的岁月,那才叫红火呢,大家成天有使不完的劲,白天地里活儿忙完了,晚上一群人就围在一搭里排练、演出,那些红火的日子可真叫人怀念哩。那一年你编的本子咱们还拿了县上会演的一等奖哩。

看来,只能和老支书在一起聊这个话题了。反正薛文宗也没啥事,就索性和他多聊几句吧。老支书打开了话匣子,他说:现在这个年头,人有吃有喝的了,但就是没得个精气神,死气沉沉的,其实人不是活吃活喝哩,人是活一份精神哩。那时的农业学大寨,大会战,夜夜提着马灯平地,人就像个机器,总不觉得累,总有出不完的力,使不完的劲。

这时那群跳舞的婆姨也停歇下来了,个个就都过来围着老支书问长问短,询问他的病情。听到他提起那些岁月,这些婆姨也都四五十岁了,个个都是从那种日子过来的,便都有了共同的感慨。

老支书看到红鞋也在这群人中,就说:当年红鞋演出完,早晨起来又硬是穿着演出服在村里跑了一圈,到最后一双红鞋也没有交上来,跟我说弄丢了。那个时候可不照现在啊,一双鞋也是集体资产呢。我们几个队干部就撵到她家里搜了一圈,结果在她被子里翻出了一双红鞋,为这事她妈还打了她一巴掌哩。她这个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红鞋也在这群女人中,她今年已五十多岁了,听他提起这件事,也不觉得难为情,只是说:那时候年轻,就看见红鞋好,晚上睡觉都舍不得脱哩。

旁边一个婆姨说:该不会穿着鞋在被子里睡吧。

红鞋说:我倒想来着,只是我妈不让。

几个人围着这个话题说着,就又叹息了一会儿现在的人虽然钱不缺了,可活得没了个精神,死蔫蔫的,男的成天就喝酒赌博,女的领娃娃打麻将,日子过得有气无力的,和个行尸走肉差不多。

几个人正说着,个子高高的薛文宗婆姨背着一小袋米,胳肢窝下夹着个簸箕就来了,她的身材高,走起路来两个肩膀就左右摇晃着。薛文宗看见了,就问:你该是碾糕米去了,咋又回来了?——马上要过年了,家家户户都碾点儿软糜子,用来做年糕。

李彩霞粗声大气地说:石碾坏了,没法碾。

老支书听到了,说:当年天天用,都用不坏,现在用得少了,反倒坏了。

红鞋说:不关用的事,主要是坏了没人修。你看看村里现在是群龙无首,人心涣散,各顾各,各忙各的,连个像样的村长都选不出。

另一个婆姨说:可不是么,我窑背上被雨打了个大窟窿,眼看要塌了,要断路了,也没个人管。

咱们村,当年可是县里的大寨队来着,是县里天天观摩的点,天天有车来参观,为了让车在路口好掉头,还专门修了一个转盘哩。可现在转盘依然在,转盘中间栽的松树长得也有几人高了,但红火热闹的场面却没有了。老支书感叹道。

是啊,连个村长都选不出,这样的村子哪来的希望啊。有婆姨附和着他的话。

世宁村地处塬面上,是由上下世宁两个自然村组成,塬面平坦,在上世纪70年代是远近有名的“大寨村”。后来分开单干了,村子发展苹果产业,这几年家家户户都有钱了,大多家户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开上了小轿车,然而在集体的事情上却越来越没人管了。村里现在连个村长都没有。本来这个上世宁村是有村长的,也姓薛,是村主任兼村长的,但是村子出了一些事,他就撂了挑子不干了,出外打工去了。原来,上世宁村在当初分地的时候村里有个林场,有一百多亩地,后来分地时其他地分了,这些地就一直没动,按村集体的地承包给了家户。到了今年,第一批承包给群众的地到期了,大约有60多亩,村长就打算再将这些地承包出去,结果却被村里一些人挡住了,他们的理由是当初承包这60亩地还有其他未到期的60多亩地,没有经过村民小组会讨论,是由当时的村支书与村长私下定的,所以就不允许再往出承包。不只这些到期的地不让包,并且那些未到期的地村民吵着也要收回来。开了几次会,每次都吵,这些地一直包不出去,就空撂了一年。村里的一些人占着这个由头就到处上访告村主任、告支书,说村主任与支书两人当初吃了人家的,喝了人家的,私下把地包给农户了。村主任着了急,就说,当年包地时自己是在村里通知了的,可是由于是一次性交15年或20年的钱,许多家没钱,包地时就没有到地里来,地当然只能包给那些情愿掏钱的人。再说,收入多也罢,少也罢,都归到村里了,自己没有多拿一分钱,也没多喝过一瓶酒的。双方争论不休,就翻看会议记录,可是十多年了记录又找不着,于是双方就各找证人,而证人之间又彼此都各有小利益算计,一个人说一套,说来说去,又牵扯了村里许多事,就越发说不清了。最后吵来吵去,村里就有一大批人到市上上访,市上让接回到县上,县上就督促镇上处理,镇上就协调,但众人七嘴八舌,达不成个统一意见。后来镇上建议村群众通过司法解决,可是又没有人愿意当原告,愿意打官司。大家只是上访,只是到处告村长、告支书。后来村主任嫌麻烦,就辞职不干了。这60多亩的果园也就荒废了下来,好好的苹果园眼见得不到一年,因为没有人管理,地里荒草疯长得足有一人多高了。那些苹果没有摘花掐果,又结得繁,一个个黄拉拉的,和个乒乓球

大小一致,结得满树都是。再说村里,自打这事发生后,矛盾就公开了,无论谁主持开会,大家就吵,各说各话,个个恨不能把地分了自家种着才行。至于公家,公家又是谁呢?没有一个人会在意了。所以,现在别说石碾坏了没人修,就是路塌掉了,大家也都是拐个弯绕远点走而已。

薛文宗此刻见老婆碾不成米了,就说:要不,我去修一下。

老婆说:你又不是木匠,咋修得了?还是别修吧,现在是你修好了,有些人就不愿意了,村里有许多人成天等着看哈哈笑呢。

薛文宗问:那咋办?

老婆就说:我明天到城里去,看城里那里能压糕面不。说完了,立时就拉着老薛回家。

一旁的老支书瞅见了,咳嗽了两声对薛文宗说:老薛,你先别走,我跟你说个事,我看你还有这份闲心,你能不能把咱村里组织组织。

薛文宗不明白他的话,正要问啥意思。红鞋在一旁说: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让村里热闹热闹。

原来这老支书虽是垂老之人,但这些天老想着过去村里的热闹劲儿,今天见薛文宗在这里,就动了心思,想让他组织组织,大家伙儿一起热闹热闹。

几个妇女的脑子尽在广场舞上,心里也早就想着显摆哩,纷纷附和着说:就是啊,把我们组织组织,让我们好好表现表现。

薛文宗说:我闲着也只是拉拉二胡,我又没个职,哪就能组织了?

老支书说:话不是这么说,能组织起来更好,组织不起来也没什么。一个人活着可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想着更多人哩。你想着大家,为大家做事,大家都能看得到哩。

老支书的话说得有些大,有些突兀,一时让气氛多少有点尴尬,但很快的,这群妇女们就明白老支书的意思了,就都来劝薛文宗说:你又能跳又能拉的,在学校里组织过多少台节目了,还不把咱村里组织组织,让过年也红火些?

薛文宗脑子从来没想过这些事,他面软,架不住一大堆妇女的劝说,就说:那容我想想再说吧。

老婆李彩霞在一旁觉得他似乎要答应了,当即就不满意了,她顶看不惯的就是一个大男

人成天跟女人混在一起,说是拉二胡哩,鬼才知道他是瞅啥哩,她可不愿意自己的男人成为这些女人的中心。她张口就说:我家老薛还要修石碾哩,还要过年哩,碾米哩,炸糕哩,我儿子儿媳还要回来哩,他可顾不上。

这群女人一听李彩霞这么说,就不说话了,纷纷交换了一下眼神,个个收拾东西,忙着回家去了。

老支书看到这情景,就说:我是年龄大了,气不得上来了,要不,我还不服气这世事哩。我现在算是想清楚了,这活在世上,不只是活个人,而是要想着大家哩。要不的话,你埋在地下就没有人记得你了。那些做了好事的人,大家都能记得哩。就像你老爷薛耀堂当年捐地修了一座学校,后来在党湾桥那儿还立了石碑呢,县志里还有记载哩。

那最后还不是被冤死了。李彩霞说。

听到这句话老支书扭头看了看她,就不说话了。他站起身来,薛文宗要扶他,他不让他扶,只是不满意地瞅了瞅李彩霞,然后把拄着的拐子在小凳子上敲了敲,缓缓地离开了。薛文宗明显地能感觉到老支书对他的失望以及对他老婆的不满意。

薛文宗祖上薛耀堂在这个县城是赫赫有名的。县志里边也多有记载的。当年他家里捐地在乡上修了一座学校。后来薛耀堂本人还曾出任过国民党的教育局长。在他任教育局长的这段时间,由于族人安心务农,非常看不起那些挑着担子做生意的人,所以也都很贫穷。他就教导后人不要把目光只局限在土地上,要经商,要多赚钱。并且身体力行,在县城设立了田德元号,主营染布、纺织、房地产等,这样过了没多久,他们家就成了远近有名的大户,家族的一些人在他的带动下,也开始涉足商业,接着这个家族也有钱了,发了。没想到田德元兴盛了一些年,就遇到了社会动乱,国民党剿匪,派来了长官陈诚领着一大群兵,时正值田德元扩张之际,因为军队要军费,陈诚便召集县里的大户,规定每户出一千两银子供军队开销,但田德元当时的流动资金并没那么多啊,这可把薛耀堂愁死了。好在陈诚在县城只住了两天便走了,薛耀堂便寻找地方驻军的头儿,又行贿私人,最后交了三百两银子了事。当然田德元号也就不敢再扩张了。紧接着

发生了匪乱,薛耀堂的父亲及小儿子被匪首曹老九绑架了,土匪又开口限三天内缴一千两银子赎人,否则就撕票。薛耀堂没办法,就卖了所有田地,开始赎人,最后花了八百两银子赎回了儿子的遗体与他颤颤巍巍的老父亲。经了这两场风波,田德元资金已所剩无几,不久,薛耀堂这个教育局长也因病去世,田德元从此一蹶不振,族人个个没了靠山,也都回村里种地了。接着,解放了,土改了,把薛家的剩余的地又都分了,至此,薛家红红火火的事业红红火火的光景,就只剩了一个看起来还算光艳的四合院了。

解放后,因了他老爷,薛文宗家也被定成了地主成分,又耽误他爸爸没法招工,再到薛文宗这里,那时还有阶级成分这一说,他没法考学,初中毕业就一直在村里当民办教师,后来进修了以后,转成正式的,从此后,日子才安定下来,靠教学养家糊口了。

薛文宗在学校里担任过副校长,曾多次组织过文艺晚会的,按道理说,目前组织村里人也不是什么难事,但说起来,他户口不在这个村,也不是村委会成员,组织活动当然也有几分名不正言不顺啊。

这一晚上,薛文宗脑子里有了事,坐卧不安。老支书薛智忠还有红鞋这些婆姨今天说的话都印在他脑中了,大家都盼着他来组织活动,这些信任,让他心中暖烘烘的。他倚在炕头盘算了一下,村人有热情,有一些广场舞做铺垫,组织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想着想着,就有些跃跃欲试了。恰巧这时,老支书与红鞋又都打来电话了,问今天说的这事他的想法,他话里就有了暧昧,虽然没有明确表态干,但也没有明确表示不干。双方说了半天,就挂了电话,他对老婆说:你看看,今晚这两人都打电话哩,都要闹秧歌哩,都有热情哩,大家信任我,都要我组织哩。

老婆疑神疑鬼地望了他半天,然后说:即使全村人让你闹,我也不让你闹。

薛文宗说:你看你这话说的,这是人心所向嘛。当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他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你不听老支书今天还说了,心眼不要这么小,时刻要想着为大家做点贡献哩。

老婆呸了他一声说:你看看,这村里都是

些老虎豺狼黄鼠狼,个个鬼心眼,说人话不做人事,村里的事就是个火坑,别人躲哩,你却要往进跳哩。

薛文宗说:不怕哩,我点子多着哩,我又不是憨憨,我只组织一台晚会,又不参与其他事。

老婆说:你哄鬼哩,你那心里的小九九,我才不信呢。薛文宗早年在一所乡镇学校曾和一个女教师弄出一点风流话,被她男人撵到学校大闹了一场,这个事大家都知道的。这件事也影响了薛文宗的前途,致使他到退休也没当上个校长。老婆此时看他意志坚决,就拿这茬敲打他。

薛文宗经过一夜的酝酿,还是下了决心不负众望组织一台联欢会,日子就放在大年初一。这一晚上他没睡好觉,想一阵,就起来写一阵,老担心怕想到的事又给忘记了。

说干就干,村里其他人靠不住,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与老支书薛智忠、红鞋三个人一起商量,他们也就成了这台晚会的发起人。

几人一起商量,初步根据村子群众的实际情况,确定了几类节目:一类是广场舞,这些婆姨都熟悉,都会跳,要多少有多少,薛文宗就围绕“春节与欢庆”这个主题从众多的节目中挑了四个:一个是《祖国,你好》,反映热爱祖国主题的;二一个是《常回家看看》,大过年的,热闹红火;三是《财源滚滚》,是大家的最爱;四是《九九艳阳天》,一首老歌一首怀旧的歌,其他的就不考虑了。为了让节目再丰富些,由红鞋提供了一些情况,一是村里的建安子婆姨,据说当年在小剧团学过一段戏,能唱《花木兰》选段,这也算一个。另外,老支书建议说组织个大合唱,唱个老歌,提了几个歌让大家选,一时没定下来。薛文宗考虑这个歌的解说词应该是感谢所有祖祖辈辈为世宁村发展付出的人们,就选了大家熟悉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村里有一班唢呐,可以登个台,算作一个节目。薛文宗说尽可能方方面面都考虑到,红鞋就建议薛老师表演一个节目,可以是独唱,也可以是其他,要不就来段二胡独奏,这个节目用来表扬世宁村在外工作的人们对世宁村发展所做的贡献。村里有个男的唱陕北民歌还可以,平常最爱唱的是《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就暂时确定了下来。红鞋建议,最后用大秧歌来收尾。反正放到最后,愿意扭的都可以上台去扭。几个人说着说着,薛文宗就想着把村里一些上了八十岁

的老年人也请到台子上来,让他们说说话,但放到节目中,不知他们说得了不,该说什么才好。红鞋就提议干脆别让他们说话,给每人赠条红围巾,也有个过年的氛围。大家都觉得好,只是红围巾的钱从哪里出呢?老支书就说,他愿意捐一千元,这薛文宗听得这话也是一时冲动,就说他也愿意捐一千元,红鞋这时也提出要捐五百元,薛文宗知道她上有老下有小,说这话得咬半天牙,就说:钱到时间再看吧,我们现在想着如何把这事给弄成。

经过一整天的讨论与个人沟通,节目就有了个大样子,由老支书担任本次晚会的总顾问,薛文宗担任总负责,红鞋担任节目总导演。红鞋爱张扬,得了这份任命,就打电话确定一个个节目。薛文宗考虑参加晚会的人年龄普遍偏大,就琢磨着看能不能动员村里的小媳妇也参加。红鞋就挨家挨户去问,结果有几个小媳妇在一起商量了,竟然愿意来个小合唱《走进新时代》。薛文宗一听就更高兴了,说:这下好了,加上小媳妇这个节目,我们的联欢会就饱满了。一时心里就有了些许激动。

节目有了谱,大家就分头准备去了,具体确定腊月二十八、二十九两天彩排,大年初一演出。第二天,拿着初次排定的节目单,薛文宗开始写串词。串词写好了,他取了个题目:金鸡迎丰年,美丽世宁村,村民春节联欢会。串词经过一天的努力,也方方面面都写到了,有世宁村历史,有对祖国的热爱,有对世世代代世宁人付出的感谢,当然也写到了春节的欢乐,写到了感谢在外工作的人。方方面面的考虑使薛文宗觉得不亚于一台中央电视台的晚会。至于主持人也是现成的,村里有一个在城区教学的女生据说曾多次主持过晚会,就让她来主持,男的呢,大家议了一下,村里有一个大学生在外打工,这个小伙子帅气,普通话也标准,就联系他来主持。电话打通了,这个小伙子一听也同意了,说他无论如何要赶在腊月二十九回来参加彩排。随即串词薛文宗就通过QQ给他发过去了。

薛文宗是总负责,红鞋是文艺狂热者,也是这台节目的总教练与总导演。这台节目激发了大家的热情,第二天由红鞋总负责排练大秧歌,其他节目,大家也三个一帮五个一伙地忙碌地准备着。

村里永堂婆姨叫秀兰,平常脾气怪,个性也强,和红鞋她们一直有矛盾,村里许多婆姨都不待见她。红鞋私下挑节目时当然就将她排在外了。这永堂婆姨听说大年初一要演出哩,就闹着非要参加不可。她个子高,身材还算苗条,但两脚往外撇,腿成罗圈腿。她见红鞋挂着个哨天天在排练哩,就来找红鞋也要参加跳舞。红鞋不想让她参加但又不想惹人,就说:这几个广场舞及人数都是薛老师敲定的,他是总负责,你去找他吧。一面又私下给众人安妥,大家扭成一股绳,千万不要让秀兰参加。

秀兰跟红鞋说了半天,没个结果,就来找薛文宗,问为什么不让她跳广场舞。薛文宗知道她脾气怪,个性也强,当初是自己没想到,如果想到的话就会照顾一下她的,但现在他和红鞋共事,当然要以红鞋的意见为准,就说:那你跟着扭大秧歌吧。在薛文宗看来,大秧歌多一人少一人都没问题的,衣服一穿戴,几乎谁也认不得谁了。

但这秀兰偏不扭大秧歌,偏要上台跳广场舞,薛文宗被迫无奈,就说:这些节目与人数都是事先定好的,现在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秀兰听到了,就说:我就知道你们是合起来欺负我哩。薛文宗就装作没听见。

紧紧张张排了几天,这群妇女也个个铆足了劲,她们在家里练,在台子上练,个个非要露一手不可。马上年关了,家里也不蒸馍了,不碾米了,不炸糕了,都让别人捎着在城里顺便买点儿,都一门心事操在了联欢会上。

腊月二十八走得一遍过场,这时主持的那两个学生也都回来了,个个抄了小卡片握在手心,男穿西装,女穿旗袍,打扮起来蛮像一回事的。排练如期进行。一个节目,一个节目,都在有条不紊地举行着。

彩排终于完了,薛文宗就讲了几点意见:一是节目还看得过去,但主要不紧促,幕都报了,许多人却没时间观念,半天上不了台。二一个家家户户要管住孩子,别让孩子到处乱跑。尤其是在演出时,有孩子竟然上台来把当妈的腿抱住了,要吃奶。三一个把自己收拾利索,别演着演着把红围巾、红绸子掉到地上了。四一个真正到大年初一,各家各户要通知亲戚及早来观看。自己村的节目,不管好坏,大家都要鼓

掌,要营造整体氛围。他正在这里说着,老婆李彩霞却来了,跟他招着手,薛文宗不知道她要干啥,就招她过来,结果过来后,老婆李彩霞竟然说她也要参加演出。薛文宗说:你没秧歌基础,也没舞蹈基础,一辈子也没听过你哼一句歌,只是下苦能行,吭哧吭哧的,现在到这节骨眼上,参加什么呀?当场就拒绝了。

这李彩霞听了,满心地委屈,当即就说:我就知道你嫌弃我了,看见那些年轻婆姨眼红哩,你巴不得跟她们一起鬼混哩。

薛文宗听得这话顿时火冒三丈,想说她两句,见当着众人面,就不吭声了。

李彩霞一个人待着,见他不说话了,就大声说:我都知道了,你还要捐款哩。你不要我参加,你休想从我这里拿出一分钱去。

她说这话倒不算是威胁,薛文宗的工资卡老婆全保管着,他要花一分钱是真要经过老婆手的。

这时,红鞋过来了,她一听就明白了,说:让彩霞来跳广场舞吧,《财源滚滚》动作招式简单,虽说没跳过,但练上一两天就能跳了。

原来,这红鞋见薛老师这么热心,跑前跑后的,还要捐钱哩,说不定花上一大摊还要他想办法哩,就临时和稀泥,满足了彩霞的要求。反正就那么回事,六个人是跳,七个人也是跳,大不了前排三个人,后排再多个人嘛。反正各跳各的动作,又有什么了不得呀。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可不能半路上因这些小事再退了坡啊。人家是总负责,像这么点小问题,是应该得到解决的。

李彩霞听了,一时就在一旁墙角跟着众人去学《财源滚滚》。但她什么也不会,跳起来胳膊腿都不连贯,一个动作做多少遍也做不到位,有时管了腿就管不了胳膊了。她先前还不服气呢,结果学了不长时间,她就服气了。薛文宗看到她笨手笨脚的样子,就暗暗叹气,但心里不忍心说她,只是渴望她尽早知难而退。谁知这一切反倒激起了她的热情,她不学是不学,学倒是学上了劲,根本没有退缩的打算。其他人跳得两遍,就都说家里有事,先回去了,李彩霞就缠着要红鞋一遍遍教。到了这份上,看着老婆完全投入的样子,薛文宗就只有苦笑的份儿了。

但就在红鞋正给李彩霞教舞的当儿,秀兰

却来了,她径直走到台子边上来,找到了薛文宗,问:你不是说人早就定好了,咋又加人了?

薛文宗干着急说不出话来,他擦着脑门上的汗哼哼着说:你也可以参加演出啊,我都说了你可以跳秧歌舞啊。

秀兰说:我总该比你老婆跳得好吧,她能上广场舞,我咋就不能上?

薛文宗扭捏了半天,说:那我叫老婆下来吧。

秀兰说: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合伙起来欺负我一个。我昨天琢磨了一夜,当年,你祖上就欺负我娃他老爷了,趁我们家背运的时候把我家的地全买走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落井下石,硬说娃他老爷偷了你们家的葫芦南瓜,还教学生娃娃画了许多漫画,有画偷猪娃子把鞋丢的,有画喝人家的水把罐砸了的。多少年了,你们竟还这样!

秀兰的一席话,一下子把薛文宗说得目瞪口呆,她老爷叫薛德政,过去也是有钱人家,但后来不务正业,整天赌博,欠了人许多账,就将地卖给薛耀堂了。后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薛德政的儿子薛建帮当过敌人保长,搞阶级斗争那阵,这个薛建帮就属于“四类分子”,成了大家批判的对象,薛文宗当时在学校当民办教师,为了配合村里的批斗,他动员组织学生曾画过多幅漫画的。当然有些事他也没有考究,也是道听途说,他总以为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谁知多年了,这个秀兰倒还记得,现在却翻出来了。看来这仇结大了啊。这可该咋办哩?

薛文宗想了下就说:秀兰,你不要说得这么远,咱们都是一个村的,谁跟谁呀,你要参加就参加吧,《财源滚滚》还差一个名额呢,你上吧。

哼,我跟你说,你让我参加,我还不参加哩。秀兰说。

这回轮到薛文宗吃惊了,他说:你不是要参加吗?红鞋那头我跟她说。

秀兰说:这是我争来的,我稀罕吗?是我吵来的,我稀罕吗?我就不参加,我只是把话跟你说明白了,让你难受着。

说完秀兰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着胸脯走了,把个薛文宗独自一人扔到了这里。薛文宗一时呆若木鸡,看来这世上真是百人百性啊,办个晚会还能牵扯那么远吗?平白又得罪一个

人,到了现在,他真后悔自己不该蹚这浑水了。

大年初一,联欢会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村里男男女女几百口子人全都集中到广场来了,还有一些走亲戚的,更有女儿本来是大年初二才回门的,但听说有秧歌可看,就都跑来了,周围的村子人也来了不少,整个人群将台子全部围了起来。由于先前进行了两次彩排,再加上村人唱的歌老跑调,就临时叫了一个会电子琴的现场伴奏。当然这些伴奏也都是跟着唱歌的走。这样就遮了不少丑,也热闹红火了几分。联欢会演到最后,无缘无故地多了一些事,有几个县城上来看热闹的人非要让自己的孩子表演一下不可,本来薛文宗就觉得没有孩子的表演不够全面,这下刚好多添了三个节目。一个是两个儿童表演了一段舞蹈,另一个是一个半大的孩子表演了一段街舞,还有就是弹电子琴的娃娃上台表演了一段魔术,这些精彩的节目,也成了这台晚会的意外收获,一下子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尤其是演到魔术时,大家把手都拍红了。个个睁大了眼,实在闹不懂那么个小纸盒中明明看见是空的,咋会一下子就冒出来那么多的东西呢。

联欢会完了,大家久久不愿离去,所有参加的演员一块儿合影留念。村里未演出的许多人也都上了台子拍照。化了装的演员们更是舍不得离开,合影再合影,两个人合,三个人合,四个人合……这个年,值了,说起这台晚会大家都伸出了大拇指。

大家称赞薛文宗,认为在外边工作的人就是不一般,做事有板有眼,办了一台和电视上一样的晚会。老支书薛智忠是被儿子搀扶着上台的,他围上了红围巾,原本要讲几句话的,可上到了台子上反倒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想起了当年的红火岁月,喜极而泣,眼泪就不断串地掉下来了,一下子惹得台下的许多年龄大的老人都哭起来了。

尽管大家都喜欢这台联欢会,但薛文宗还是感到隐隐不安,前天秀兰吵了几句,平白无故地惹了人不说,并且最终自己的老婆也没有上场。因为她跳得实在不像样子,个子又高,排队就只能排在前边,那场面实在是惨不忍睹。最后薛文宗考虑来去,就毅然决然地拒绝她上这场春晚了,这让已经做好准备的李彩霞

实在是伤心透了。这不,大年初一,她连家门都没出,连场地都没来。

收拾完东西,薛文宗回到家,李彩霞红着眼,看到他也没有什么好声气。薛文宗故作不在意地说:联欢会好哩,来了一些年轻娃娃,表演得不错,有了意外的收获。

李彩霞不吭声,他又说:把薛支书都看哭了,眼泪一串一串的。村里人也配合,掌声从头到尾都不断哩。

哇一声,李彩霞似乎委屈透了,一下子哭了起来,薛文宗着了忙,忙去哄她:大过年的嘛,不哭不哭。

我不会跳舞,大家不要我,可我不会学吗?我这两天只学这几个动作还不行吗?她红鞋绿鞋的还不是一点点学的嘛。答应我跳,又不让我上台,故意让我丢人现眼……老婆哭诉着说。

薛文宗听她这么说,有几分心疼,又有点心酸,这台晚会说到底只是村人的一场自娱自乐的表演嘛。何苦呢,倒惹得老婆这么不高兴,大过年的哭哭啼啼的。

想到此,他就说:你要跳你就去跳,一过得年,就天天跳,你个子又高,又有闲工夫,跳上一年,不比村里那些人跳得好?只是今年嘛,该有个特殊情况么。

我就知道你是怕惹人。我告诉你,你就是个软面皮,我算把你看透了,一辈子屁事也办不成,想法多,但就担不得责任。胆小怕事,到处充好人,直到最后把自己弄得左右都不是人了。

薛文宗故意逗她说:你把我看透了,也没看出我能把这事弄成吧。

老婆这时顾不得哭了,说:你也就是弄个秧歌罢了,软面薄情的,别的你试试看。

薛文宗说:弄这么个节目就不错了,你没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拉着我的手都不放哩。

老婆瞧着他的得意劲,擦了擦眼泪说:那你就好好嘚瑟吧,我可还是那句话,从我这里一分钱你都不要想拿到。

薛文宗说:这么一大摊事,我发起的,钱总该我想办法吧?老婆说:你去想你的办法吧,和我有什么相干呢?

薛文宗闹秧歌时是热闹,到一场秧歌完

了,才知道这场秧歌可真不是好闹的。一个是喷了个底幕,还有钢塑架子,找的熟人,算起来得1500元。所有演出的服装都是借的,有向先前学校借的,有向文化馆借的,基本没有花钱,但录像洗照片得1000多块钱,大家参与了一次,不拿钱,留张照片做纪念总行吧。音响呢,租的,500块,再有红围巾,村里老人15个,每个50元,得750元,还有其他,结果算起来整个花销近6000元。

老婆把包捂得严实,不给钱,这些钱该从哪里出呢?好在刚过得年,所有债主都不好意思向他要钱,这件事就暂先缓了下来。但薛文宗的脑子可没闲着,一直在打转,从哪里弄这些钱呢?

到了大年初六,薛文宗的同学聚会。这些是师范同学,当初是县教育战线的主力,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一个个都谢顶了,有些甚至有了孙子,大部分都退居二线了,只有转到行政上的,还在忙碌地工作着。有住建局长、文化局副局长什么的。大家坐到一桌来,有人就翻出手机,说世宁村大年初一的联欢会挺不错的,网上到处都有视频哩。薛文宗就说,这个晚会是他办的,他自己还做了个网上的宣传页的,政府网站也转了,后来转到新华网上,点击量已达到50万人次了,只是做这个介绍的时候低调,只是一些节目介绍,关于个人竟一点也没介绍。

听他这么说,大家都恭贺他,都觉得他了不得。现在农村人虽然有钱了,但人心涣散,像一盘沙子,互相之间又不服气,又和村干部矛盾突出,组织一次肯定挺难的。

一起聊着天,薛文宗就苦笑着说:唉,你们不知道,各有各的苦处哩,组织得红红火火,但花销一大摊却没处报销哩。

大家就问有些什么支出。

薛文宗就拿出一张单子来给大家传阅。

有同学就说:你拿你的钱报了不就行了,不就一个月工资么。

薛文宗准备说老婆的坏话,但想老婆和这些同学个个都认得的,传出坏话可不好。就低了头只顾夹菜,不说话了。

这时同学中有一个叫赵文平的,现在中学当德育主任,他说:我觉得办晚会是集体的事,掏自己的钱不合适,毕竟给大家办的嘛,再说

了,村里人都觉得在外的人有能耐哩,结果这么点钱还让自己出了,这不只是给自己也是给别人难堪哩。

这句话一时倒提醒了大家,当时有个叫崔云的同学说:那就让张局长掏了,张局长他在住建局当局长哩,手里整天不知要过多少钱哩,这么点钱,塞牙缝还不够。一句点醒梦中人,大家纷纷说好,一时就都瞅着这位叫张志峰的同学。

张局长正忙着给同学倒酒,听到崔同学的话,就说:亏你们还干公家事哩,这住建局的钱倒是多,多得花不了,可也都花在应该花的事上。这种没名堂的事,是没法子报的。

大家一听,就觉得这个张局长真是拿捏,这么点小事都不办。崔云同学不服气地说:共产党不是讲究为人民服务哩,办节目难道不是服务人民么?钱又没装到自己腰包,怕什么的。

张局长哈哈笑了,说:话不是这么说,共产党的钱一个榫子一个卯,要我说啊,你们不如向镇政府要去,在那儿支出要简单得多。

薛文宗说:我在乡镇教学多年,现在咱们的镇书记与镇长都是年轻娃,都不认识,我哪能就要得了?

张局长说:我给你打电话安妥就成。当下张局长就给镇书记打电话说钱的事,镇书记在电话中说,他知道这回事了,给乡镇上争了光了,给点钱应该的。要薛文宗等收假了过来就成。

打完了,张局长说,我估计他也给不多,多是三千,少是两千。要不这么着吧,你们村和哪个单位还有联系哩?

薛文宗说:好像县残联包的我们村。

张局长就又翻开三星手机,当着同学的面,就给残联的头儿赵伟打电话说钱的事,这赵伟正在麻将场里,当下也就应承了。只是又说,村里举办这样的活动,应该早先和我们单位联系的,大年初一我们也可以派人上去的,这也算是我们一份工作成绩。一时间,就这样,经费问题全解决了。

一会儿,张局长出门接电话了,其他同学就都坐着,都又喝酒。这时薛文宗就想到,这同学和同学可真不一样,局长的威力可真大,几句话问题就全解决了。

赵文平主任说:我倒觉得不是他威力大, 而是看找着门路了没有。有门才能进人,没门任你费再大的事也面对的是墙啊。要我说,如果你年前把这个事给乡上说了,给包村地说了,弄这点经费应该不成问题的。他这话说了,一时大家都觉得有道理。

吃罢饭,薛文宗想到钱的事不用老支书与红鞋捐款了,也不用跟老婆要了,心情自然也就好了许多。到了正月初八,单位开始上班,到了初九,薛文宗就到县城找到了镇政府与残联,这两家工作人员对他很热情,大家都说在微信看到了他们村在大年初一的节目,说这在全县可是首创。至于钱,开上个上税的发票就可以拿到手了。

薛文宗只得再去开票,开了票又返到镇上来。领钱时,镇上的郭副书记却来了,对他说:你村里现在是个烂摊子,村民天天上访,连个村长也没有,拖镇上的后腿,去年给乡镇上奖的几万元资金也都泡汤了,你能组织这么个活动,说明你有人缘、有能力,干脆你把村长给咱们兼上。

薛文宗哪里会想到这件事,这阵只想着钱哩,就说:我哪里行啊,村长那可要能人上哩,能闹得动事。

郭副书记说:你放在过去,就是乡绅。年前年后我读了几本书,说解放前农村的事都是靠乡绅来协调处理的。

薛文宗听到“乡绅”这个词觉得别扭,就说:你可别这么说啊,哪来的乡绅,都是些土豪劣绅。

郭副书记笑了,说:你别这么紧张。咱们镇这几年主抓文化旅游,我查过不少资料,当年你祖上可就是实实在在的乡绅,给村里办过许多事哩。县志上都有记载哩。

薛文宗听他提祖上,就说:得得得,你还是别提这事,再提我就要掉脑袋了。薛文宗没见过老爷,但对爷爷还是有印象的。那是1960年,地点在他祖上捐助的小学的操场上,那时捐钱盖的房子依旧在,依旧是方圆几十里最好的学校。岁月流逝,先前灰色的瓦成了黑色,长出了许多瓦苔,墙面也斑驳了,先前充满温情的黄灰色石头,经过岁月的洗礼,成了褐色。累积的石头中间长出了一些细碎的青绿草。教室门口铺的石台阶明光发亮,爷爷被众人揪着站在台阶上。正是中午,他低着头,那些黑得发光的石头都可以照出

他的影子了。爷爷在阳光下被批斗了一整午,被批斗后,他走出学校,抬起那颗刚刚被按在地上踩得青肿的头颅,睁开模糊的双眼,看到夕阳西下,残阳如血,一口真正的鲜血从他胸口涌出,他大叫一声,栽倒在了地上。

这是薛文宗记忆中的场面,但这个场面他应该是没经历过的,因为他爷爷挨批那阵他才一两岁。这个场面是母亲给他说的,说了不知多少遍,后来就固定在他脑子里了。一提到他爷爷,他就会想到这个场面。母亲还说那时她挺着大肚子,你爷爷,秃了头,在烈日下被批判着,脑门儿直渗汗滴。后来,人们押着他走的时候,她递给了他一块汗巾。

这件事的高潮是那天批判以后,他爷爷回到家就开始吐血了。照母亲的说法是,先是恶心,吐出来的东西带着血丝,淡颜色的,非常不起眼的,接着吐血频率越来越短,开始吐血块了,黏稠的那种,每次吐了,大家扶着他躺下来,把嘴擦净,喂点水给他喝。吐一次,大家总以为没事了,但他过一会儿又开始吐,家人用毛巾擦他的嘴,毛巾上就沾了大量的血,后来毛巾没法用了,就用枕巾擦他的嘴,结果枕巾上也沾上了血。就这样,他吐了几天血后,终于死掉了。母亲说,她怎么也忘不掉他爷爷那无助的眼神,母亲还说,那些毛巾她在小河里洗呀洗呀,那些血丝就在小河上不断地漂着,漂着,最后就漂向远方了。

现在,镇上的副书记提到了“乡绅”这个字眼,薛文宗马上就紧张了,赶紧说: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再说弄不好我也就掉脑袋了。

郭副书记哈哈笑了,说:没有人会要你的脑袋的。你看看,古时候,农村就没个村干部,都是靠乡绅治理的,乡绅也办了许多事的,像你老爷,你问问这方圆多少里大家都知道的,当初在党湾桥那儿还立有碑子呢。

可现在都哪里去了呢?薛文宗问。

这个,咱们就不讨论了。只是我问你,你家在农村,农村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这几年,村里人钱多了,可也变得极为自私了,就如同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牛鬼蛇神都出来了。一些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些人等着看哈哈笑,还有一些人,不说正经话,纯粹就是捣乱。大家都没有个是非观,什么礼义廉耻,

什么文明道德,全都被忘记了,开会不来,来了乱吵,会后乱讲,这样下去可如何得了呢?

薛文宗想着村里的事情,觉得他说得对,但也不认为全对,就说:我倒不这样看,社会上人有钱了,就追求地位哩,追求话语权哩。我觉得老百姓也是这样的,他们有钱了,就追求一种地位,就想着如果什么事情我能说了算就行。要我说,他们只是想活得更体面一些,更被人看得起一些,想在众人面前有更多的尊严。只是很多人又是没见识的,他们不知道该怎样追求体面罢了。

郭副书记听了,说:你这个看法倒挺特别,也很正面。你这样一说,我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那些大学生村官有热情有知识,但拥有的知识和农村是脱节的,单靠热情没有经验不了解情况解决不了问题的。我这几天脑子就在考虑呢,是不是可以派一些像你这样的在县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出自本村的人再到村里去任职呢?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重要的是你们村现在就没个村长,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薛文宗等着用钱,一边签了字,一边把钱领了,然后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薛文宗把钱领了把所欠账开了,为这场村级晚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因为这是从上面争取到的钱,一下子让村人对他有了新的看法,觉得这从外边回来的人可真是有能耐啊。在这几天里,他到了哪儿,村人都待他蛮热情的,也毕恭毕敬的。薛文宗因此也就有几分得意了,毕竟干成了一件事嘛,心中有了一种成就感,走起路来脚步也就轻快了,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用手机调开网络页面,给大家看人家的评论。他老婆起先不愿意让他逞头的,但看到村人对他尊敬,这心里也就甜滋滋的。把先前给薛文宗的难堪就全忘在脑后了。

有一次薛文宗跟她说:你不给钱么,但我还不是全解决了。

老婆说:我不给你钱,你自己争取的,这才叫能耐。要是我把钱给了,你还会去争取吗?这说来说去,你还得感谢我呢。

哼哼。薛文宗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到了正月底,镇上的包村干部袁芙蓉下乡来了,由于他和薛文宗的

儿子薛光胜是同学,所以就没到别家去,单只到了薛文宗家,薛文宗碍于情面,就招待他吃了一顿轧饸饹。

吃完了,袁芙蓉说:乡上给每个村下达了建沼气的任务,咱们村子是五个,这管子、砖、水泥等设施都由乡上贴,可咱村里连个村长也没有,这该咋闹哩?

李彩霞听到这话,就觉得他这是要和薛文宗讨主意哩,这不把他当成村里管事的了吗?就说:沼气没人愿意闹,虽说钱由镇上出,但这下苦挖坑的事还得自己做,再说以后管理太麻烦哩。

袁芙蓉年轻,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血气方刚,说:县上的专家、领导都说建沼气是好事,能点灯,能做饭,沼渣上到地里还可做肥料哩。平常管理也简单,喂上两头猪,把猪粪倒进坑里就行了。据说附近县里都全面推广开了。

薛文宗说;建沼气是好事,但村里人都嫌喂猪麻烦,现在都不喂了。大家做饭烧火,现在用的是裁剪的苹果枝,多得烧也烧不完。

袁芙蓉就厚着脸要求薛文宗明天了解一下,看村里哪些人愿意建沼气池,镇上布置了任务是要考核的,自己完不成,要扣工资的。

由于这个人和儿子是同学,薛文宗碍于情面,第二天就对村里众人说了建沼气一事,他临时还恶补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但说了一大圈都没有一个人感兴趣的——年轻人嫌麻烦。老年人则说,原来农业学大寨的时候村子里折腾过沼气的,后来都失败了。建的沼气池,有的能产气,有的不能产,点的火也太小,做饭也可麻烦哩,管理也麻烦,有时往进添了许多粪便都产不出来气呢。

过了两天,袁芙蓉就又来了,这次他是和薛文宗的儿子薛光胜一同来的。

儿子回来了,当妈的也高兴,调了两个菜,就大家一起少喝几杯。中间又说到沼气这个事,薛光胜就劝他爸能不能做一个,再和其他本家说一下,给小袁把任务完成了。但这个建议一下子就被他妈给拒绝了。李彩霞说:家里成天用电做饭哩,哪里用得着沼气啊。这儿子就求他爸想想办法,帮帮芙蓉,小袁刚参加工作,一心想给领导留好印象哩。几个人说来说去,后来这薛文宗就想出了个办法,对袁芙蓉说:乡上不是有土地员吗?明天你和他商量着一块

来,丈量一下去年新建房子的那几家地基,哪家多占了不要罚钱,让他建个沼气池就成。

袁芙蓉一听,觉得这个办法好。但又质疑道:村人有多占地基的吗?

薛文宗说:你把绳子拉紧点不就行了。村里地基原来批的是五分,现在批的是三分,新建的人家都嫌三分太少,能多占一点就一点,家家户户看样儿,你多占一点,当然也就多占一点。

得了这句话,第二天,袁芙蓉就和镇上的土地员一起来到了村里,一个是清查宅基地多占的,一个是落实沼气池示范点的。清查宅基地针对的是去年新批新建的六户人家,一家挨一家地过,他们用绳子将房前屋后拉了,然后记录在案。结果这六户无一例外,都多占了一点地。这些人家只当是镇上统一的大行动,见了土地员个个点头哈腰,笑脸相迎,好烟好酒招待,反正只要不罚钱就行,商议到最后袁芙蓉就出面了,说只要大家签建沼气协议书这罚款就可免了。众人一听这话,个个恨不能掏出四支笔来签,签的时候手都颤抖得不成样子了。这六家乖乖地与袁芙蓉签了协议,反正钱由公家掏,个人不外乎多下一点苦罢了。再说建起来说不定还真有好处呢。一时袁芙蓉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他回到镇上把这事给包片领导郭副书记汇报了,郭副书记听了也很高兴,安妥小袁今后凡有事解决不了,就先和薛文宗商量。

就这样,薛文宗本来没打算管这一大摊烂事的,但渐渐地,人们有事就都来找他了。他俨然成了这个上世宁村的村长了。这天,他正在院子里闭目养神呢,一个老太婆却颤悠悠地跑来了。他抬头一看,却是秀兰她妈,这老婆子拄着个拐子,一进门就大喊大叫:难道这世上就没王法了,难道这世上就任恶人横行吗?

按村里辈分,薛文宗小她一辈,叫她婶。看到这情况,薛文宗马上起身相迎,这老婆气呼呼的,就站在他对面,将手中的拐杖戳得嘣嘣响。她说:有人管没?德娃家的树叶子全落到我院子里了。这不是欺负人吗?她唠叨了半天,薛文宗这才明白了原委。原来,秀兰她妈至今还在窑洞里住,邻居是张德娃家,这家院子里栽了一棵杨槐树,树先前没长大倒还罢了,现在长大了,枝丫有一些就伸过来了,现在刚过了年,树上的一些未脱净的叶子及杨槐角风一吹就全落

在她院子了。秀兰妈一个人住着,腿有病,大概她扫着扫着,就冒火了,就来找薛文宗了。她问薛文宗:你到底管不管啊?薛文宗当着她的面,不好意思说不管,但又没法管,就给她宽心,说:谁家院子里都有树,这西北风一直刮,叶子就乱飞,飞到哪里可就说不定哩。你家院子没树,但佥畔上有啊,你能确保树叶全落到你家吗?但此时秀兰妈却听不得他这些大道理,她只认一个死理,反正就是公家划给我的院子我就不愿意让他家的叶子落到我院子里来。一时李彩霞也出来了,也给秀兰妈讲了一大摊道理,但这些道理却说服不了秀兰妈。双方你来我往,高喉咙大嗓门的,吸引了许多人来看。最后,薛文宗实在无奈了,就说:这也不归我管啊,你找村里管事的去。秀兰妈就说:不归你管,那公家人咋来都找你哩,你还成天跟他们吃哩喝哩。

薛文宗觉得这老太太实在太不讲理,就给李彩霞说:你去把秀兰找来,让她把她妈领回去吧。一会儿,秀兰黑着脸就来了,她手里提着个簸箕,一进门,还没等得薛文宗说话哩,她就站在院子里呵斥她妈:我都给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斗不过人家,就不要斗了,多少年了,我大在世的时候就受人欺负,最后把我大都气死了,你还看不清这世事吗?你还在这里瞎闹腾,你觉得这世上还有说理的地方吗?你赶紧认怂,回家去,别再在这里丢人现眼了。薛文宗听着秀兰话里有刺,但一时也顾不得追究,秀兰说起话来一说一溜串,高喉咙大嗓子的,根本就没有别人插话的地方。别说薛文宗,就是老太太,一时插话也插不上。秀兰教训了半天,然后一把拉了她妈,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家去了。

等到两人出门了,薛文宗半天才转过神来,觉得这秀兰责备了半天老妈,也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心想跟她理论,人家又没点名指姓,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只是想着,这世上的人可真是百人百性啊,有些人就是一根筋,只认自己的理,无论何时都以为全世界和自己作对哩。

李彩霞看他闷闷不乐,就给他宽心道:和这种人吵架,你越给她解释,她就越不听,你不解释了,她一个人就越说越冒火。总而言之,是非要把火发泄完才成。

薛文宗说:那遇到这种人可咋办哩?

老婆说:没办法,就看能不能发生个意外的事,把事儿给打断了,她才会罢休。

薛文宗说:你说的就是你吧,一条道走到黑。

老婆不爱听他说这话,就说:你该是爱管闲事,这下子管好了吧。人家捎带的连你也骂上了。

薛文宗说:人家撵上门来找我哩,我能不管吗?人家把你当个神敬哩,你该不能成天往驴圈里跑吧?

好,你就是神神,你就安心当你的神神吧。小心你这泥坯子塑的神哪一天被众人砸烂了脑,从莲花台上滚下来了。

说了这话,李彩霞一时又觉得不吉利,就照地上吐了口唾沫。

一两个月无话,渐渐地到清明了,天气热了,天日子长了,农村人又要将两顿饭改为三顿饭了。清明这天,村里的一位传说中的大官却回来了。这人也姓薛,和薛文宗是出了五服的兄弟,他爸早年是当兵走的,后来据说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在那里安家了。他也是在那里出生的,后来也一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他们这一家据说当的官不小,但出去后就没回来过村子,所以村人对他们的印象也只停留在传说中。清明节这天,这个叫薛洪达的人领着老婆一起回来了。与他最近的本家都去世了,他回到村里,由于薛文宗家里房子是新盖的,又比较宽敞,也好客,所以他就住到了薛文宗家。薛文宗给他腾出一间房子来,并生了炉子。村里人见他回来了,就都热情,家家户户都叫他去吃饭,因为薛文宗在村人眼里也是个头面人物,所以请薛洪达吃饭时也都把薛文宗叫上了。村里人只知道薛洪达与他爸的官大,但具体不知道是多大的官,叫吃饭期间,多数人就看他能不能将自己孩子安排了,或者给孩子找个工作等,但这薛洪达总是哦哦地应承着,说等吧,等吧,看以后有机会没,诸如此类推托的话。吃了一大圈饭,也都没个定论。但说来说去,最沾光的还是薛文宗,白跟着他混了几天饭。

这天晚上,两人一起吃饭回来,这时夜已深了,村子静悄悄的,天空中有许许多多的星星在眨着眼。两人此时都有些醉意,深一脚浅一脚地

相跟着走着。薛洪达就说:我这次回来还有个意思,就是想给父亲找个坟地,这地呢,也瞅好了,就是秀兰家背后的那片地,那个圐圙。母亲年龄大了,每况愈下,等母亲去世了,就母亲与父亲的骨灰移回来一起安葬。为什么要瞅这搭呢?这也是我父亲的意思。他去世的时候安妥的,说这片地,风水好。但这个事我前天试着跟秀兰说了一下,结果让她给驳回了。我把这地也了解清楚了,按理说,这是村里的地,不是她个人的,只是被她占着,给她说也只是给她个脸面而已,没想到,她倒把这地当成自己的了,直接拒绝了我。唉,我们本家人几乎都去世了,村里也没个说话的,父亲的骨灰在那边放了有年头了,母亲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这叶落归不了根啊,这可让我咋给老人交代哩。一时说着,声音就有几分哽咽。黑暗地里,薛文宗看不见他的脸,但他能感觉到他此时已老泪纵横了。薛文宗知道他说这话,是要自己帮忙的意思,但一时心中也没谱,就没急着表态。

两人正说着话,这时正好走到那个圐圙旁了,忽然黑暗中有人腾地从里边跑出来了,一时倒唬了两人一跳。那人跳出来后就向左边的方向走了,两人注意看了一下,但黑暗中也没认清究竟从里边跑出来的人是谁。就都伸头向里瞅,却瞅见这个圐圙内微风中有星火在一明一灭的,在这漆黑的夜里,看到这情景,蓦然间两人不由得都打了一个寒战。

一路唠唠叨叨的薛洪达回到家,情绪就有些失控了,给薛文宗说了许多。薛文宗看他哭得恓恓惶惶的,就答应第二天帮他找找秀兰。

这个圐圙的情况薛文宗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个地方原本是一个庙宇,先前村人都住在窑科里,这里离村子挺远,后来大家都搬到塬里住了,家家户户盖了新房,一下子将这块空地包裹了起来。这里先前有个庙,文化大革命那阵把神像砸了,只留了一个空壳,接着,砖瓦与木料今个被这个拆两块,明个被那个拆两块,没多久就拆成一个空台子了。后来秀兰的地基批到旁边,她在附近修房子,要填地基,就把这个高台的土全部取了下来,填在了自家院子里。至此这块高台就被夷成了平地,再后来,秀兰又将这块地掏的种了菜,因为离村近,怕鸡猪糟蹋,她就用一些柴棍将此地圈起来,村里人就俗称叫圐圙。就这样她这

几年一直种着,但具体说起来这块地的归属当然不属她秀兰所有,还是应该归集体的。之所以其他人不眼红,是以为这是块庙地,大家都心存敬畏,没有人愿意种。另一个那地本来就是个高台,如果不是秀兰把地移平,也是没法种的,所以村人也都没人计较。就这样,秀兰种了一年又一年。

第二天,薛文宗去找秀兰,秀兰家里门却上锁了,有几只鸡正领着小鸡在周围的地方叽叽捕食吃。他拨拉着栅栏门,进到了圐圙里。这里边是一块地,地里干干净净的,有一条被脚印踩实的小路。靠房子的背后堆积着一堆去年收的玉米秆进去,在圐圙的中间却有一通用碎石头围起来的小石碑,石碑上赫然写着九天圣母之牌位,在石碑顶上围着一圈红布。薛文宗成天从这里路过,只见种着一些玉米和一些菜,从来没想到里边还有这些名堂,一时看见了,竟觉得有些意外。再细看,在小石碑前面,有几炷燃尽的香,还有一大堆堆积的香火纸,显然昨天夜里有人到这里烧香来了。他与薛洪达当时照见的星火就应该是这里的香火。

转着看了一圈,听得外边有小狗汪汪叫,他扭转身子往外走,刚出门,却见秀兰来了,正站在栅栏外,身旁的小狗汪汪直叫呢。

该不会又惦记着我家的地吧,又让土地员来拉尺子吧。秀兰讥笑着说。

薛文宗一时像自己的秘密被人看破似的,讪讪地笑了,说:唉,昨天薛洪达说了想让他大他妈埋在这儿,说可以给你出些钱哩,他还说这地是公家的。

这地是公家的不假,但现在是我种着,就由我说了算。不过,我把话撂在这儿,这地村里谁要都可以,他薛洪达要我可不给哩。

那是咋个理?村里也没人看下这地,他还说钱可以商量哩。薛文宗硬着头皮说。

咦,亏你还是个明白人哩,还在人前说理哩。这周围都住的人,他把他大他妈埋在这儿合适了?活人死人挤在一起,娃娃晚上敢住了?

洪达说,可以不建墓堆的,悄悄埋在这里就行,要不,就立个碑或者上边建个亭子都行的。薛文宗说。但他明显地觉得个人底气不错,在他心里,虽然硬着头皮来当说客,但这件事他还是认为薛洪达做得不地道的。说穿了,今天来

当说客,也只是对薛洪达有个交代就成。

那不就成庙了。他给他大建庙哩,你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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