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发射与航天国际合作专家王建蒙谈“航天军民融合”
王建蒙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参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程建设，首次火箭发射。曾担任我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下达发射口令的调度指挥员。奉命调入北京总部机关后，长期从事火箭、卫星发射任务组织指挥、计划协调，参加组织过多种型号火箭、卫星以及外国卫星发射任务。具有丰富的卫星发射与航天国际商务合作经验。1996 年晋升为大校军衔。中国卫星发射测控系统部航天系统工程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参与创建并首任中国亚太移动通信卫星公司副总裁。曾任设立在新加坡的亚太移动通信卫星公司总裁。著有《奔月》、《星系我心》、《亲历航天》、《孙家栋传》等纪实文学作品。
军民融合，从“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到“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再到“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军民融合的定位不断提升。军民融合涉及军民两大系统和多个方面，应当树立国家航天战略整体意识，应当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力戒画地为牢，各自为阵。当今世界行业和领域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在这种“跨界”环境下，破除各 部门交叉、各领域之间画地为牢等弊端，推动实现军民融合的效益最大化势在必行。日前，本刊记者有幸采访到了卫星发射与航天国际合作专家王建蒙，并聆听了他对军民融合中有关“航天军转民”的认识和见解。
从“长三”到“长五”，三十年巨变震撼人心
“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1986年2月1日，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
卫星，这标志着中国已全面掌握运载火箭技术，卫星通信由试验阶段进入实用阶段。讲到这一点时，王建蒙先生自豪地说到：“当时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调度指挥台上喊发射口令，那时，我在西昌发射场指挥台下达的‘一分钟准备’、“点火”，口令传
向整个发射系统的情景令我至今难忘。”30 年后的
2016年11月3日，他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亲耳听到
中国新一代长征五号大型运载火箭首次发射点火时震撼的轰鸣，亲眼目睹中国大型运载火箭离开地球
飞向太空的壮观景观，以及在这之前的2016 年10月19日，神舟十一号飞船和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进行
的完美的对接。从“长三”到“长五”，中国从航天大国不断向航天强国迈进。回顾这三十年来，中国航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笔者能够感觉到王建蒙这位为中国航天发展呕心沥血奋斗几十年的航天人内心的喜悦与自豪。今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六十周年，悠悠岁月，中国航天走过了一个甲子，也到了一个厚积薄发的历史关头。
从西昌到北京，转战航天国际化研究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986年，王建蒙先生在西昌的调度指挥台上喊出发射口令之后的两个月就被上级机关一个命令调到了北京，并不久被任命为领导机关卫星火箭发射处处长，从中国火箭发射第一颗美国制造的亚洲一号卫
星开始，他直接参与了中国航天国际合作的开创工作。当年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实力互为攀比，可是时光转动到目前，美国与俄罗斯不论是在航天技术的提升方面还是在航天发射数量、成功率方面都有了一些差距。王建蒙先生讲到：“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政策问题。所以国家的航天政策对航天领域军民融合尤为重要，也是当前航天领域军转民最为关键的事情。国外走过的路，我们在汲取他们经验的同时，也一定要汲取他们的教训。”
王建蒙先生曾被派驻新加坡开展航天国际合作，他曾去俄罗斯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日本种子岛航天发射场、美国肯尼迪航天发射场和欧洲位于北极圈的瑞典基律纳发射场进行实地考察。拜科努尔发射场是纯军队管理的发射场属俄罗斯航天部队管理；日本种子岛航天发射场是一个纯商业化管理 的发射场；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同时设立着一军一民完全独立的两个规模庞大的发射场；欧洲的阿丽亚娜火箭本身就是多国股份制的产物，其火箭发射注定会受制于多国间的协调；基律纳发射场以其特殊地理位置主要以发射探空火箭为主，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强烈期望与中国共同合作开发建设，目前中国的载人航天、气象卫星均在那里设有航天测量设施。在考察俄罗斯发射场期间，他曾整整24小时在莫斯科载人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目睹联盟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的对接；考察日本种子岛发射场时，他看当时领先的垂直起输、垂直运输和垂直发射技术；在美国肯尼迪 NASA 发射场，他不仅登上航天飞机，而且实地考察了航天飞机发射场和美国空军发射场军用气象卫星发射测试检查……王建蒙先生认为，中国航天应该充分学习、调动、利用和吸收国际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向全球用户提供公共产品，提升我国航天技术应用水平和综合效益。以国际合作促进和推动航天领域深度军民融合
从国企到民企，主力军生力军多措并举
“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国企是中国航天的一支主力军，主要是完成国内的大型试验任务，完成国家所赋予的研制、生产、发射试验。 目前，积极倡导军民融合和商业航天的根本，就是要形成一个能够对国家航天产生有效延伸和补充的生力军。这个生力军就是目前兴起的一个新兴的商业航天模式。在地球同步轨道的位置上，轨道位置资源越来越缺乏，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孙家栋院士和沈荣骏院士都在提及国际航天发
展的必由之路是向两边走。 一方面国家的主力军以后的发展方向肯定是高大上。“高”就是使用应用卫星的35786km 的同步轨道；“大”就是卫星的重量还要不断往大做；“上”就是卫星不是功能单一的卫星，而是将通信、遥感、数据等融为一体的多功能卫星，既解决通信，还解决直接的应用数据传输、遥感。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随着基础技术的日益成熟，卫星往体积小、重量轻的方向发展，即目前的微小卫星以及皮纳卫星。
从大卫星到小卫星，急需解决发展瓶颈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小卫星成本低、制造周期快、使用灵活，但是发射服务是瓶颈，因此小火箭应运而生。中国国家队的小火箭快舟一号、长征六号、长征十一号等技术成熟、性能很好，但却难以近期投入到民营小 卫星发射所急需的火箭市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几十年来形成了一套价格体系，而在短时间内改变价格体系并非易事。但国家对民营火箭企业的政策稍加倾斜便可以起到扶持作用，就可以弥补这个市场空白。我们必须认识到，民营火箭与国家的火箭一定不是竞争关系，而必然是一种互补关系。积极扶持民营航天企业利用民间资本，面向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快速发展，不仅是当前所需，而且大势所趋，一定是将来发展的必然。
为了促进民营小火箭的快速发展，国家还应当给与一些更重要的具体措施。比如若能将国家生产剩余的火箭发动机出台一个配比政策，把火箭发动机以及相关产品融合到民营企业，不仅可以解决产品的市场化，为国企生产线注入活力，同时可以让民营企业迅速生产出小卫星所需要的小火箭。民营企业生产的小火箭和国家的小火箭不存在竞争关系，反而是一个有效的延伸和有益补充。在中国的土地上造出来的所有航天产品都是中国航天，不应该划分什么民企或国企，站在国家的高度那就更应该是中国航天，并且这种民企是在国家扶持的商业航天政策下 快速发展的一个方向和举措。
从借鉴到实干，理顺民企发展道路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快速地理顺民企发展道路，才能够有效地实施民企航天对国家航天的有效延伸和有利补充，这就需要我们借鉴国外
的经验。王建蒙先生从2012年开始受相关部门委派从事小火箭国际合作研究，并于2013 年开始，先后到多国考察——两次到意大利与织女星火箭洽谈；到法国与欧空局火箭部部长洽谈小火箭合作；到荷兰与研制部门谈相关的合作。从而更加坚定了要快
速发展小火箭的信念。2014年，王建蒙先生又一次到欧洲谈小火箭的合作——到意大利和航天局局长交流谈论；到瑞典空间公司、瑞典在北极圈的吉
瑞娜发射场考察。吉瑞娜发射场发射SSO轨道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瑞典对于国际合作也非常感兴趣，最后到瑞士谈合作，但最终均无结果。究其根本，是受政策限制。
俄罗斯航天曾经非常强大，但是最近可靠性一直在降低，不断出问题。我们要汲取这些教训。俄罗斯明白小火箭有市场，但并没有做出来，为什么？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课题。埃隆•马斯克的快速发展得力于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支生力军有效
地弥补了美国的航天产业，最有效的就是与NASA签订的几十亿美元的发射合同。而我们和其他国家小火箭的合作举步维艰，究其根本是受政策的限制。所以我们要借鉴国外经验，政策引领，使民营企业在国家的航天产业和航天应用方面发挥出延伸和补充的作用。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在决策建立深圳经
济特区时就有出现了两种尖锐的意见。一种是深圳发展一靠技术、二靠资金，而在当时这两条都没有，所以建立经济特区绝对不可行；而另一种意见是只要中央给政策，广东省依靠引进技术、吸引资金的办法完全可以尝试走出一条创新的改革之路。深圳经济特区自 1980年8月正式建立以来的36年来，从当年的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除了中央和个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外，更多是靠改革创新。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对全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作用，成就显著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航天军民融合、市场转型不仅迫在眉捷，而且大有可为。
中国目前正在积极地制定航天法，航天法是中国航天的一个有力的理论推动依据。在政策、产业等各个方面有效地规划国家的整体一盘棋，使中国航天的发展和小火箭的应用有力地支持于小卫星的应用，必定会起到良好的效果。正如一位主管部门领导所提出的：“支持传统外的军品和航天发展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政策，最大希望是国家条件建设投资体制能更加市场化资源配置，真正做到民营与国有军工公平竞争。”
“军民融合，中国应当把六十年航天积累的技术和产品快速融合到民营航天，这样就可以为中国航天发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助力，为国家经济增长点做贡献。”采访结束前，王建蒙先生说了这么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刻。这是一个满腔热情的航天人根据三十余年的经验，发自内心的呼吁和期盼。■
（特约记者/郭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