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轨的火车困在玄武湖无意识地旋转
从杭州市中心向西，沿着梅岭路盘山，行至上天竺一带。古树参天，古刹巍峨。浓烈的阳光透过层层防卫的树叶，打在蓝白间的海魂衫上，柔化成斑驳光影。这场景很像《余波》的封面照——由独立乐队“卧轨的火车”于2016年发行的首张专辑。
乐手们从面包车上下来，主唱沈帜和贝斯手肖强高瘦、白净、踩着凉拖，尾随在后。他们都戴一副眼镜，留着覆盖耳根的学生头，像一对双胞胎。鼓手李文稍显壮实，他偶尔找几句说词，以缓解空谷悠荡的尴尬，被戏称为乐队的“对外发言人”。
少年们是慢热型，在人群中言语极少，多少有些不合流。但独处时，又是疯开了玩，能在凸面的转角镜前摆上好一阵子的pose。抽烟时也会询问意见，礼貌得不像摇滚乐手。
《余波》一度是文艺青年们的心头好。旋律入耳，音色入迷，在当年入围阿比鹿音乐奖，得到年度最佳专辑和最佳乐队提名。初听整张专辑时，你大概会怀疑这是一张来自上世纪90年代的唱片——鼓点复古、合声传统，散发出一种旧式的文艺腔。这和三人的年龄形成巨大反差——沈帜生于1994年，肖强生于1992年，年长一些的李文不过也是80后。
上天竺的淡然和这支南方乐队是融合的。但《余波》属于义乌的隔壁酒吧，另一个氛围天成的江南之地。
2016年的春天，“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乐队在杭州、南京遍寻录音棚不得。录音师平爷（李平，也是万晓利、边远等多支乐队的乐手）推荐了义乌的livehouse——隔壁酒吧。这是一座由道观改建的敞亮民房，房梁挑高，隐蔽于深山杂树之中。平爷把各种家当从杭州拖到义乌，光是录音设备和效果器就安装了一下午，李文也从南京将最为宝贝的鼓拖了过来。四个人在这里住了一周。白天录音，晚上看星星，在酒吧洗完澡，再回青年旅社般的宿舍床是高低床，反而睡得踏实。
乐器部分只录了三四天，效率很高。和工业录音棚的“零回音”相比，“隔壁”保有自然混响，呼应沈帜后期迷离、慵懒的嗓音，似一种呓语。
“卧轨的火车”由嘉兴人沈帜创立，经过两次人员变动，稳定为如今的三人。沈学的第一门乐器是二胡，拉了四五年，也为日后的《余波》注入了民乐的底色。因为想写歌，得会乐器，才又学的吉他。他在高中的时候和小伙伴组了乐队，乐队名沿用至今。
但追溯“卧轨的火车”的来源，既不海子，听上去也并不那么重金属。“比较中二吧”，大抵是从“疯狂的巴士”之类演绎而来，这让沈帜有些后悔，每次音乐节去登记住宿的时候，别人问询是“哪个乐队？”，他都不好意思开口。但为时已晚，
想要变动的时候，专辑都制作完毕了。
他自述从小就是一个边缘人物，只要是集体，就融入进去。他既不叛逆，也不是成绩不好的小孩，但边缘感压得他喘不过气， “同学们都好厉害，游刃有余”，他时常想。与家里不开心的时候，就听音乐，逃避一下。
温州人肖强也有同感。“就是融不进去，可能他们觉得我是疯子吧。”他话不多，口音软绵绵的，但话题搭上了，又会收不住。他解释过自己的台湾腔，“因为温州和福建靠得很近，家里说闽南话”。集体的氛围不喜欢，也找不到位置。有时候，他感到巨大的落差，有时候，他又自视颇高，宁愿自我放逐。
玩音乐耍酷？追女孩？他们想都没想过。音乐是一种情绪出口，必须及时地表达。湖南人李文则不一样，他像同龄人那样迷恋港台明星，爱beyond、窦唯，看着鼓手耍帅，“对上了眼缘”，于是1996年就去学了鼓，在当时属于少数派异类。“玩摇滚、音乐都过时了，现在都是流行街舞。我们那个年代，吉他社还是大社，高晓松还写诗……玩音乐泡妞的时代不在了”，他叹息。时间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着不同的反应。
边缘感在大学仍然有增无减。沈帜来到南京学音乐制作，但几乎不上课。“学校教得太基础，我也不学”。另一方面，早期乐队的小伙伴们因为志向不同，渐行渐远，变换着跑道。
贝斯手首先选择离队。好在几乎是无缝衔接，肖强加入了。他学的是动画专业——Photoshop、flash，技术到如今只剩下剪片子，还是义无反顾地奉献给了《余波》的MV。这位从小用步步高听五月天的男孩，喜欢吃零食多过主食，不太能喝酒，但是喜欢啤酒瓶盖拉开的声响。他的发型是独立摇滚圈的一个迷，从卷发过肩，依次递减为现在的清爽学生头。万年不变的则是一双黑色凉拖。
初中就玩吉他的肖强在大学时迸发出了强烈的创作欲。弹琴久了，就开始即兴了，不喜欢学别的曲子，也不喜欢翻弹，有了自己写歌的想法。这和沈帜不谋而合。特别合拍的两位同龄人在情绪和观念上互相影响，如今连外形也愈发相似。
接下来是鼓手的退出，那是一次没有讲开的分手。沈帜还记得四年前的最后一场演出，在北京，“状态很差，描述不出来，就是知道自己不好”，这让他自我消化了好一阵。乐队的灵魂就是人，人一变，一切都变了。
身在南京的李文是经由朋友接洽上的沈帜和肖强。他是老鼓手了，组过好几支乐队，“喜欢稳定，但不喜欢没有效率和作品的稳定”。他的到来催化了乐队的反应。
演出中，贝斯是鼓和吉他的连接。而对于三位成员，阅历丰富、能言善道的李文则是两位羞涩少年的交际通道。三个人性格互补，音乐理念一致，组合成“关系和输出”双重稳定的理想型乐队。
“我在慢慢坠落下午四点半的失落，太阳照在我脸上好像我什么事都不能做”、“告诉我一个熄灭星光的方法，好在雨季来临 前就暗淡无光，然后就不会对森林有任何幻想，我想这是对付生活最好的办法”。
《余波》的腔调在旋律，更在歌词部分，几乎全部出自主唱沈帜之手。沈帜从来不解读自己的歌词，那些密度很大的长句，糅合着各种意象和臆想的叙事与抒情，看似平淡，实则曲折婉转。
“你是茫茫银海黄昏时环形的船，困在这玄武湖无意识地旋转”、“回头已万箭人间已千年，永无归心摇摇欲坠的船啊”。这首《银湖》对时间本体的文字转化是很有灵气的，很得人心。
它由难得一见的具体场景转化而来：有一次小伙伴们在玄武湖划船，划至中心处，小船原地打转了半个小时。以此为圆心，河畔建筑的轮廓得以清晰起来，里侧是古城墙，外层包裹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很魔幻”。那一刻，船上的人感受到了时间。“一般的人不会感受时间，即使南京的城墙挂着牌子：距今几百年，只不过是空洞的数字。”李文补充。
“我写这些，只是因为这东西好听，失望吧”，沈帜装作毫不在意，不屑于意义的追问。他有个习惯，写一首歌，成型60%就停笔了。等编曲全部录完之后，再花1个月的时间调整歌词。《余波》其实是作品整理集，但一次创作和二次创作间，隔了一两年。
渴望与他人距离近些，同时把自己藏得深些。但歌词，会泄露创作者的真实面目，它大都来自于情绪的流露。
沈帜小的时候，经常做同一个梦：要去到一个地方，要走一条路，但只走了一点点，那条路看上去无限远，无限大，仿佛没有尽头，就吓醒了。于是，他在单曲《谜底帝国》里不停追问，“又还去什么伟大的地方，会到达吗，如果无能，可以给我一个办法吗？”
《谜底帝国》的英文叫做the matrix of answer，这是肖强的神来之笔，以matrix之名，混淆现实和梦境的边界。“就是到不了吧”，沈帜笃定地说，而这是他唯一笃定的事。“歌词都是我从小精神世界面对的落差感。一开始更悲，悲得更私人、直接，你们看到的已经加了滤镜。所有的歌词都没有具体时间，只有感受。”
但情绪能否持久，能否持续不断地供给于创作，他是有担心的。大学毕业以来的生活几乎是单一和同质的，他尝试玩更实验性的音乐，希望能拓宽自己的边界。
目前，沈帜和肖强在杭州立业。而李文仍然在南京。三个人都从事着音乐相关的工作。“无非是教音乐，做幕后，以及在台前当乐手”。李文掰着指头数，多年来，他自称“三合一”选手。乐队是副业，但音乐是主业。即使乐队的商业价值暂时无法自给自足。但音乐就跟吃饭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
巡演也在计划中，但三个人都有点疲倦于对旧曲的演绎，“歌刚出来时有200%的情感，现在都没有了，期待下一批吧”。大家清楚，《余波》在自身已有的风格里已经到顶了。接下来“要更注重音乐性，少一些歌词的东西，不会那么像流行歌”。
乐队的单曲《魂断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更外放，一个更内敛。后者最终被收录进专辑里。这刚好是三位年轻人当下的状态——不在意外界的声音，也不需要躁起来。在音乐里，少年们学会和生活情绪和平共处。“现在边缘至少能站住了，以前是想进去也进不去”，肖强自述音乐对他的改变。猛地一笑，露出白净大颗的牙。
上七点，杜航准时起床，洗漱完毕换好衬衫西装，开车40分钟来到银行。他是企业贷款方面的产品经理，八点半上班，大会小会开上一天，说不准几点能完。
张毓昊在卫生学校教口腔解剖学和口腔疾病概要两门课，同时还是班主任，管着一帮十来岁的熊孩子。工作时间早八点到晚六点，没课的时候就在学校工会坐班。
周末和节假日是赵森最忙的时候，他在自家饭店里不仅是大厨，还要处理大大小小的日常事务。每天十点 左右开工，下班往往要到夜里十二点。
睡懒觉机会比较多的是大力。他开了两家音乐培训机构，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给老师们开会培训，五点去学校门口宣传招生，周六日全天教学生打鼓。
在新乡这座工业小城，四个人的生活看似没有交集，实则从学生时代到步入社会，都被牢牢拧在了一起。拧起他们的这股绳，叫摇滚乐。更具体一点，是组建于2009年的乐队小南瓜。
杜航的客户们可能无法相信，为自己办业务的银行职员是个乐队主唱；张毓昊的患者若是知道这双拔牙的手还能弹贝斯，不知是什么反应；赵森的食客们怕也没什么机会了解，大厨摘下厨师帽拎起吉他，居然是个鸡冠头。大力，大力就算了，他在台上打鼓的样子比较好想象。
新乡“摇滚之乡”的称号具体来源已不可考，据说早年《通俗歌曲》杂志曾这样提及，被沿用至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Livehouse、录音棚、排练室，到音乐教育机构，新乡一个都不少。相邻两间排练室里的乐队很可能一支还在上学，另一支已经平均年龄接近40岁。新乡的摇滚情愫大多于此产生、于此反应、于此发酵，直到玩儿不动了，于此暗淡。
刺猬乐队2007年的专辑《噪音袭击世界》和诞生于2005年的摇滚乐纪录片《后革命时代》引燃了几个不到二十岁的男孩儿组乐队的心。
当时赵森正在海南上大一，本来就会弹吉他，杜航和张毓昊二次高考刚结束，盘算着一人学贝斯一人学鼓，正好凑个三大件。杜航平时听歌爱敲桌子，便决定去学打鼓，张毓昊没抢过他，觉得学贝斯也不错。“反正为了玩儿乐队，干什么都行。”
贝斯开课前，老师问大家为什么来上课，在一片“不知道”、“家长让我来学的”回答中，张毓昊没敢说实话，只含糊道：“喜欢贝斯。”随后有一天他拿着刚从音像店淘来的打口带去上课，被老师一眼发现：“你爱听这种音乐？那不能按照普通的方式学。”这位迷笛音乐学校毕业的老师可算找着了一个因为想玩儿摇滚才学琴的学生，从此开始为张毓昊定制特别的教学内容。
杜航学得怎么样呢？据说北漂归乡的职业鼓手大力第一次看小南瓜演出后发出“惊了”的感叹。而当乐队成员见识过大力的鼓技后，感受同样也只能用“惊了”来形容。彼此的原因一模一样： “原来这样打鼓也行？！”
2012年，杜航打算专心考研，暂时退出乐队，鼓手由和大家一拍即合的大力接任。当时的主唱，是赵森张毓昊高中隔壁班的同学李林。这个踢起球来横冲直撞的大块头，因2013年9月的一场车祸，永远化作了小南瓜演出时系在主唱麦克风上的一方丝巾，以乐队第五位成员的身份，默默支持着他的兄弟们。
杜航的考研计划不出大家所料地失利了，回到乐队接替主唱，自此小南瓜乐队阵容固定至今。
说到新乡的摇滚环境，不能不提小城乐迷口中的“教父”旭小东。张毓昊淘碟的音像店，正是他的“旭东音像”，不少摇滚青年整天都耗在这里。
2010年5月，旭小东开办了新乡第一家演出场地“ARK”， 2013年改名为“SUBARK”。即使这么多年盈利的次数屈指可数，随着地标性 Livehouse和“摇滚之乡”的美名越传越远，不少国内外知名乐队也开始在巡演中预定新乡站。
SUBARK 位于新星剧场地下室，顺着两侧满是涂鸦的楼梯走下去，墙上画着Kurt Cobain，john Lennon，jim Morrison， Ian Curtis的巨幅头像和经典歌词，让人恍惚间置身于利物浦的The Cavern Club。总有些很酷的事情发生在地下。
正式排练室建好前，小南瓜在SUBARK排练过的次数数不胜数。有时耽误酒吧生意，吵跑了客人，旭小东也毫不介意，反而安慰他们：“没事儿，就当演出了。”新乡摇滚场景的形成，跟这位“教父”密不可分。
小南瓜首张专辑《Eros Is A Pimp》于2017年发行，由本地知名录音师疯医乐队贝斯手张楠操刀。第二张专辑签约音乐厂牌赤瞳后也已经录完，交给了万能青年旅店的制作人李平后期制作。
几位乐队成员非常推崇Old School Punk，现在偶尔尝试进行加入一些新的、有点儿“别扭劲儿”的音乐元素。这样专注复古的风格在当下不甘于将自己归类的年轻乐队中并不常见，诸如The Stooges，sex Pistols，the Libertines都是他们所喜欢的。歌曲创作一般共同完成，先产生一个动机，合作完善编曲，最后杜航再填好歌词。目前他们在音乐平台上能听到的歌全部是英文作品，杜 航开玩笑称“因为想学英语”。
“平时看美剧看英剧看到好的句子，先记到一个小本本上。写歌词的时候就从里面摘合适的串成一首。主要还是情啊爱啊，发现也没什么人看，所以越写越出格。我决定下一张专辑全中文，我们英文歌够多的了。”杜航说。
“下完这个决心，到现在一首歌都没创作出来。”张毓昊忍不住调侃。
2015年6月，匡威“橡胶制造”开启征选活动，从4大洲8个不同国家中选出数十组不同风格的乐队及音乐人，前往全球十二所传奇级别录音室录制音乐。中国地区报名的上百组选手中，小南瓜幸运地成为了入选的四分之一，前往德国柏林Hansa Tonstudio录音。所录歌曲《Very Last Toper》制作人是几人多年的偶像Ramones鼓手marky Ramone。
报名表中一道题大力现在还记忆犹新：“问玩的是什么样的音乐，我们写的是‘看似过时，却还乐享其中的七十年代摇滚乐’。”
至于德国之旅的种种感悟，大家坏笑着让杜航来讲，后者因签证关系未能同行，此时强行微笑作答：“他们从德国回来后，大家就过上了平凡的日子，完。”在一阵停不下来的笑声中又补充道： “有个事儿疑惑很久了，匡威到底为什么选我们？”
“就我们所知，现在新乡玩儿乐队的95后已经很少了。”赵森说。环境的养成不是一日之功，同样也不会因为某段时期的跌宕而被全盘否定。一代又一代乐手成家立业，责任越来越重。
这或许是所有摇滚青年们都会面临的困难选择，在新乡这样的四线城市尤甚。
小南瓜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一边继续玩乐队，一边上班谋生，和新乡的很多摇滚前辈一样，玩着玩着就把乐队变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曾期待多么丰厚的回报，偶尔排练到凌晨第二天早起上班时，也一样骂骂咧咧质疑人生，但坐在办公室冷静下来，觉得如此生活尚能接受。什么时候真忍不下去了，再寻求突破。
他们用“节制”来形容这样有反差的日子。把别人用于社交娱乐的时间拿来排练，这么一想，好像也没那么辛苦。
至于家人的态度，哥儿几个同样各不相同，无论支持中立还是反对，父母都是出于好意，担心玩音乐这件事中不稳定的因素太多，影响生活的质量。不过孩子也这么大了，大多以默许为主。
“就像我爸，有时候会搜一下我们乐队的歌，下几首他觉得还行的到手机里，自己不听，主要是给别人听，但不会当着我的面儿。”张毓昊双臂撑住身子坐着，说这话时仍像个念高中的普通男生。
SUBARK从开业开始就一直在赔钱，演出票大部分时候只能卖出二三十张，店门口贴着“转租”告示。乐队成员提起这事儿就想笑：“常年转让，贴着没撕下来过，跟外面那些清仓甩卖的小店一个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