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鹿儿岛漫步

撰文许知远

在山间，我迷了路，错过了西乡隆盛洞窟。在生命中的最后五天，他和残留的萨摩战士们，住在其中，等待着政府军的最后进攻。据说，在洞窟里，他和同伴们继续下棋、作诗、谈笑，等待着必定失败与死亡。

在鹿儿岛，到处是西乡隆盛的痕迹。他的硕大铜像挺立在山脚下，事迹展现在博物馆里，关于他的记述与评论排满了书店的一角，路旁的石墙上仍有着他战斗留下的弹孔，他创建的学校遗迹仍在，更重要的是，他仍存在每个人的内心。每个日本人同样如此都熟悉他的高大、肥硕的形象。在近代日本历史上，很少有人比他获得更神话的位置。在普遍的看法中，他既代表着维新志士最刚烈、勇敢的一面——依靠一小群人他们推翻了庞大、腐败的幕府，把日本引入了现代之路。还代表了一个强者之温柔——他主动放弃权力与财富，与那些被现代化进程遗忘的武士、平民站在一起，甘心维护失败者的尊严。但只有在鹿儿岛，他既激起神话式的赞叹、又有乡人般的亲切，每个人都可以对他说上几句。“敬天爱人”，一位白发老人在纸上写下，这是她认为的西乡哲学。沿甲突川散步时，我看到了河边成片的彩旗，它是为了迎接两年后的明治维新150周年所立。在这里，人们把那座纪念明治维新运动的纪念馆称作“明治维新故乡馆”，似乎它才是这场革命的原发地。

它也的确如此。在明治维新三杰中，鹿儿岛所在的萨摩藩，贡献了两位，除去西乡还有大久保利通。正是萨摩藩、长洲藩的联盟，最终导致了幕府统治的结束，明治维新的开始。

我也是慕名而来。多年前，我在梁启超对于百日维新的描述中，第一次看到西乡的名字。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谭嗣同劝梁启超逃往，自己却决定留下时，他用了月照与西乡的类比，他决定向月照一样死去，梁启超则该像西乡一样活下去，把未竞之事业推进下去。我很怀疑，晚清的变革者对于倒幕与维新有多少了解。但是，他们一定能从自己的勇气中，找到极大的共鸣。他们既不知道（也会刻意忽略掉）日本变革的复杂性，把它更单纯地理解成个人勇气与决断的胜利。在康有为向光绪皇帝的描述中，只要他像明治天皇一样，发布誓文，做出绝决的改革决心，颁 布相似的条例，中国就能在三年内获得富强。当梁启超在长沙的时务学堂时，则不断用日本维新志士的故事来勉励学生们，他也将道德勇气视作变革的核心问题。在一个深陷麻痹与无能，面临着分崩离析的世界，这种藐视死亡的勇气或许是唯一的黏合剂，它能催促行动。我同样怀疑，一个多世纪后，我这一代对西乡隆盛、对明治维新又有多少了解？

我乘车从福冈而来，途径了熊本城，七个月前的地震痕迹仍在，坚固的城墙多处塌陷。1877年，西乡曾率领反叛的军队围攻此城，却成了这场内战的转折点。他们不仅没有北上东京，反而被迫退回故乡。

在穿过一条又一条隧道之后，我们在傍晚时开进鹿儿岛。你可以轻易地感受到空气中不同的味道。山曾隔绝了萨摩藩与江户、京都的联系，反而把它推向了辽阔的太平洋。它与中国与东南亚，有着长久的贸易往来。也因此，它也对外界的变化更为敏锐。因为远离权力中心，它也有获得更大的思想与行动自由，变革者们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成长的。

不过，整个故事比我从前所知的复杂得多。西乡与大久在倒幕运动中的亲切战友，在日本的现代化开始后如何成了对手？而早在明治维新开始的1868年之前，萨摩就已经进行了诸多现代化的举措，开设工厂、制造轮船，派遣留学生，而作为藩主的岛津家族又在正常运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与中国人常想象的高效的历史进程不同，明治维新中有着种种冲突与挣扎，整个日本该如何消化这一切。在它成功的背后，是否有着巨大的偶然性？这一切困惑，在与鹿儿岛短暂的相遇中，变得更加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