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边缘
东京是很多人的东京。她属于三十岁前立志要去Joël Robuchon约会的“好女人”，也属于离家出走后混迹
歌舞伎町的不良少女；属于每晚在居酒屋里用啤酒来保持人生不崩塌的上班族，也属于凌晨在街头呼啸着不说话的暴走族。这个高秩序高密度的“宇宙中心”，仿佛被切割成了无数个平行世界，每个主流、次主流、边缘、准边缘群体，互不打扰地生活在各自的轨道上。 日本把边缘人口称为“境界人”，那是游离于主流社会界限之外的群体——“汽车俱乐部”的奇装异服青年、流连小钢珠店的中年大叔、风俗店的工作者、或者潦倒的外省人和外国人……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失意人口。而在其他人看不见或无视的边缘世界，是东京这枚华丽硬币的另一面，那里争吵不休又温情脉脉，不可理喻又平平无奇，荒蛮不经又引人入胜。东京也从来不乏“硬核”的群像记录者。如果说森山大道和渡边克己用镜头展示了东京动荡扭曲的六七十年代，那么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吉永マサユキ（Yoshinaga Masayuki）和星玄人（hoshi Haruto），则用他们的相机记录了后泡沫时代的东京边缘。
见到吉永先生的时候，是在东京世田谷区一间奇怪的意大利馆子里。餐厅的地下室里挖出一块凹陷填成水池，一旁则堆砌了喷泉台、希腊柱和雕塑，生生造出了一汪超低配版特莱维喷泉。不是吉永先生的指定，当地人恐怕也不知道这里藏着这样一个小型主题公园。吉永先生比预定时间晚到了一些。他身材敦实，穿最平常不过的格子衬衫和卡其裤，戴细框眼镜——看起来甚至有些憨厚慈祥，很难跟我们印象中、也是他多年拍摄的“暴走族”扯上关系。
在被问起为什么自己的镜头会聚焦这一人群的时候，吉永先生吃着番茄酱意大利面面不改色，“因为我曾经也是其中一员。”关西口音的吉永生于大阪一户并不富裕的家庭，他出生那天父亲因为参加黑社会而身陷囹圄。从小，吉永就对高级动物体内残留的对暴力和丛林法则的热衷司空见惯，时不时用打架斗殴来消耗青春期过剩的荷尔蒙。“那段时间很糟糕，每天跟人吵架，隔周就要打架。”高中还没毕业的时候，这位大阪不良少年离开家乡，只身一人来到伊豆谋生。在伊豆，年轻的吉永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冲浪生活，他也换过很多份工作：酒店前台、水厂、布料社、快递公司等等，但没有一份能干得长久。现在他再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在大阪和伊豆的时光，仿佛一幕幕“真实或虚幻的影像”。
23岁的时候，他离开日本去欧洲继续流浪。而这一次旅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确切来说，和发生在很多男人身上的故事一样，吉永人生轨迹的改变是因为一个女人：他25岁时的女朋友，一位在德国邂逅的时装设计师。看到他在意大利比萨随便拍下的有趣相片时，她鼓励年轻的 吉永去追随自己的天赋与兴趣。吉永很是吃惊，因为别说他对摄影一窍不通，在这之前他甚至从来没拿起过照相机，当时手中这台还是去欧洲前亲戚在机场送行时给的，只为了让他拍一下巴黎铁塔。
在欧洲晃了一年之后，吉永回到日本加入了儿童福利社的工作。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做出了要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的决定。至于拍摄对象，吉永把镜头对准了自己身边最熟悉的人——暴走族。暴走族主要是指20岁以下的青少年，常与非法改装汽车联系在一起。由于暴力事件的过分渲染，日本社会往往把暴走族视作洪水猛兽。“在日本，暴走族常被认为是黑社会的预备军，承担着和成年人等同的标记。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只是一些未成年孩子而已。我常常去拍他们，没有一张脸是可怕的。”吉永想要用相机还原他们的真实面貌，来展示这群“将所有热情倾注于自己所相信的道路的孩子们”。
但他自己或许也没有想到，这一拍就是八年。2002年，吉永的影集《暴走族》正式出版，另一本记录暴走族的影集《族》也在2003年推出。尤其是后者，三百多张相片里，每一张的视觉内容都异常丰富。这些图像整合在一起，就像改装车的远光灯从黑暗中投射出来那样令人目眩。
吉永从边缘来，又回到了边缘。如果新闻摄影师的视角来自外部，他的视角则来自暴走族少年的内部。因此，无论是平静的肖像、剑拔弩张的场景或是暗流涌动的集体照，你都可以感受到记录者吉永在按下快门时那一刻的温情。就像他的朋友、出版社编辑林文浩说的那样，“没有人用他这样的方式在喜爱人类，这份爱转变成了对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真实的温柔注视。”除了暴走族以外，哥特萝莉、帮派团、体力工人、Cosplay者、摇滚歌手、外国人等群体也都在吉永的镜头中闪闪发光。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相片集结在了2000年出版的《对不起》中，这部影集也被广泛认为是吉永最好的作品。
在吉永拿着相机的二十多年里，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2年《暴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