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中国的叙利亚人
逃离战火摧残的故土后，义乌成了他们最终的庇护所。2000名叙利亚人因为经商而幸运地在东方的小商品天堂—义乌立足了下来。我们采访了其中几位，他们白天奔波于聚结在义乌的两万名全球小商品客户之间，而晚上，则拖家带口挤在农村回迁房的狭小公寓里，过着安稳、焦灼、飘忽，而又有些幸运的生活……
在出入境大厅
着宽阔的福田路，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幢楼气派而又连绵不断，一个个椭圆体的主体结构有着灰色的外壳，中间由纵横的管道相连，以便车辆可以在这庞然大物的腹内穿行。从外部看，商贸城就像匍匐的巨人，张开双臂欢迎着这座县级市约两万名老外。我要去出入境管理局，它就隐没在商贸城的五栋建筑之间。
出入境大厅里别有一番景致，几乎被包着头巾的阿拉伯女人占据，相比于在这里注册了公司的阿拉伯男人，他们的妻孩更是这里的常客，一年甚至半年就要来更新一次居留证。黄梅天里，这座浙中小城像是蒸笼的最后一屉，皮肤雪白的叙利亚太太哈拉有着中东人精致的五官，穿着一件无内胆的咔叽风衣，戴着黑色头巾，额上衬出白色的底巾，一言不发地跟在女助理丁辉的身后，她的丈夫法蒂把他们扔在门口便离开了。
尽管已经在义乌呆了五年，她还是没有备齐材料，签证官问这问那，最后还是需要企业法人暨丈夫法蒂在场。哈拉扑闪着她的深褶大眼，脸上略过一丝无奈，但很快又恢复到面无表情，丁辉在汉语和阿拉伯语之间快速交迭着，哈拉却话很少，两岁的儿子蒂姆几乎无法离开大人的怀抱，一松手就大声哭叫。丁辉无奈地接过他，低声用汉语抱怨着，“你妈妈抱不动你啦”，确实， 37岁的哈拉正怀胎三个月中，这已是他们第四个孩子。
在义乌老外所开的成行成市的进出口贸易公司里，中国翻译几乎是标配，于是，上千名中国北方省份如山东、内蒙、宁夏、甘肃的穆斯林找到了他们的“归宿”。丁辉来自山东潍坊，戴着一块花色艳丽的乔其纱头巾，一袭曳地纱裙，她回答了我的疑问，“这是她（指哈拉）一年四季最薄的”。不过，天再热，她也未见这位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中产太太冒过汗，虽然如果换上短打，她挺直的鼻子和蓝色眼眸完全可被看成一个欧洲女人，毕竟阿勒颇离亚欧门户土耳其边境距离只不过15公里。
两个女人在窗口边愣着，为了谁给法蒂打电话而商量了半天。其实，他只不过是乘隙溜达到楼上的小商品市场采购去了，他每天都要在这将近八公里长、浩如烟海的小商品铺肆间跑市场，当地政府曾自豪地统计过，那7万个铺子若每个逗留五分钟，那得三年才逛得完。哈拉并不比丁辉着急，她无动于衷地往钢椅上坐下，为了让小蒂姆安静，丁辉淘出手机放了一曲《爱我你就抱抱我》的童谣，他果然翕动起嘴唇，粉嫩的牙床间发出咯咯的笑。“真不知道他们以前是怎么弄”，这位刚受雇一年的助理不免有微词。
半小时后，法蒂终于出现，他热得满脸发红，腆着肚子，一身海滩度假的打扮。他在窗口前熟练地掏出他的护照、营业证、缴税证明、社保单、健康证......在广州、温州、义乌前后生活了十八年，他的中文和英文仅限于在小商品城和老板沟通五金建材的重量、规格、型号、数量。给我介绍法蒂的是商贸城一位卖锁具的老板，姓林，在他眼里，法蒂是一订购就会走一条柜（68立方米集装箱）的大主顾，只是他的散漫和阔气都交融在日常打交道里，有时候他用微信电话告诉林老板五分钟后到店里，却往往要等上半小时。
阿拉伯梦
法蒂载着他全家上了他的二手凯迪拉克CTS爱驾，车里播来可翩跹起舞的阿拉伯乐曲，哈拉为小蒂姆半开着车窗，任他半 个身子伸在外面，裹挟大量水汽的黄梅天的风拨弄着他湿濡濡的细幼卷发，在这座城市，中东人更多是骑着摩的在商贸城和义乌港之间穿行的。
车外掠过了灯饰店、金属货架店、车配店、木雕店等等，它们在城中村回迁房的底楼挤挨着，而一楼以上的整幢往往被租成个体户的宾馆，接纳着大批有着一个月逗留期的中东客人。法蒂常常会把他从叙利亚、黎巴嫩、也门来的客户安排在那里。
法蒂来自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在那座中东著名的轻工业城市，至今还有着庞大的五金商人队伍。法蒂在义乌做进出口商，就是把那五花八门、叙利亚无法生产的五金配件发回中东，义乌的五金件形制繁多，中东国家很难做出那么多花样。战前，法蒂在阿勒颇经营着自创的五金批发品牌“KBA”，该品牌印在他的名片上，下面有一行小字写着公司名“Fadi Co”，和他的名字一样。“我有五辆集卡在整个叙利亚发货，好多好多的商店都是我的客户”。他说。
在阿勒颇那黄土和蓝天相交映的市郊，他那千把平米的厂房白得刺眼，洋葱头状剖面的山墙上刻着精致考究的涡纹，曾经他手下有五名工人维系着小批次的生产，只是现在都留作一张手机里的照片。几年前的那场内战，一夜之间将他的厂房全部摧毁，剩下的设备也被流民偷走变卖，但是，他会强调，是生意而不是战争促使他呆在中国的。在阿勒颇，多时有500家五金作坊，为周边“阿拉伯之春”后的国家输送着战后基建的养分。
永胜小区外形上是五层高的公房，它和义乌那著名的有着两千名老外租住的五爱小区一样，也是农村回迁房。每户都装上防盗窗，像一个个突出的铁笼子，一个单元里所有的公寓几乎属于同一户主，户主在顶楼自盖天棚，把一到五层都出租，一楼又往往被租成仓库，整个小区凌乱而老旧。法蒂说，在义乌找房子太难了，大多都很脏，搬前都得花两三万装修一下。作为建材行家，他在沙发的背景墙上贴上黑色曼陀罗花纹的墙纸，做了个哑光香槟色、有着藤蔓浮雕的吊顶，挂了两只“枝繁叶茂”的水晶灯。
这装饰的某些局部聊以凑合他心中的
“家”，叙利亚人对于装饰的审美要求是极高的，在阿勒颇那些水泥坯外墙、看似烂尾的楼房里与豪华的内饰形成鲜明的对比。法蒂在故乡曾有五套房子，“连阳台都大过现在的房子”，他自谑地笑笑。他现在住着120平的三居，经常打开手机看看那三套还没被毁掉的房子，其中有一套是在一个看似未竣工的有着大挑高的大型居住区里，灰扑扑的楼面里他拥有三层，他打开照片，有一个宫殿般的家居空间，墙上到处是拱形门的图案，就像走进《一千零一夜》，就连卫生间里的浴缸都是架在古罗马式的三层马赛克台阶上。
2016年年底，当政府军收回了被反对派一分为二的阿勒颇老城，法蒂夫妇回了次叙利亚。哈拉站在一片废墟之上，挎了个褐色的牛皮名牌包，神情沮丧地拍了张照，实际上脚下是他们曾经的家。她身后羊肠小道般的十字路口矗立着一座未倒的碉楼般的青砖建筑，他们家曾经在这样的楼里占据了300平，法蒂在计算器上打出12万美金，向我解释他的损失。我问他有没有计算过所有的损失，他摆一摆手，“只要人活着就好，钱可以再赚。”
回迁房里的个体户
去年，阿勒颇局势稳定后，他把一双儿女送了回去，他们在义乌失学了六年，因为不会讲中文，所以上不了任何公立小学，而义乌当地唯一一所针对阿拉伯儿童的五爱小学，法蒂也没有心思去了解，白白错过了入学期，孩子们回叙利亚后，直接去上了小学五年级。但他指指那正试图钻过茶几的小蒂姆（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说，“这个小的一定得让他上中国的幼儿园，让他学中文”，事实上，他家的电视机也只装了阿语和英语两种频道，“我又没必要学中
文”。确实，在义乌这个有着两万阿拉伯人口的弹丸之地，如果仅是靠进出口代理来赚钱养家，他的确不用懂得太多的中文。
他的生物钟都还是中东的，晚上才进入工作时，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靠一部手机来“办公”，中东和美国的客户不断给他发来各种器件的图片，让他在义乌去搜寻相似及价廉物美的商品，法蒂就要把它记下，第二天去商贸城里找。但也有在那边收了货后，客户却发现各种问题，反馈到法蒂这里，他就得绷着神经去核对是他自己还是商贸城老板和工厂的问题—验货永远只是在最表层，肉眼无法检视每个纸匣所有的货品，纰漏往往会在离岸后纷至沓来。法蒂有时候枯坐到天亮才去睡觉，中午起床了就跑去市场，用丁辉的话说，“只带一部手机，连张单子都没有”。
公司和他的家正处对门，门上不见任何铭牌或商标，和福田路上多数商贸大厦里的进出口公司相比，他的个体经营来得太过随心所欲，丁辉是他唯一的雇员，帮他处理和中国人打交道的一切事务。老板从不去义乌港的仓库，都是这位女助理曳着长裙去验货、装货，“有的柜子从早上九点装到晚上九点，他的五金小件特别重，每个都要称份量荷重，柜子重量的要求又非常严格，上限27吨，特别难弄，少装了就等于让他多费钱……”，丁辉打理这一切前，货代公司给她反映，法蒂从来不会准时出现。
无论如何，生意都没想象中那么大，有时候几个月不发货，有时候一个月会有七八个柜子。法蒂也抱怨叙利亚内战以来他的走货量下削了60%，更何况每个柜子货值都不一，那3%的佣金赚得很幸苦，打比方说，相对高价的铜锁芯一个柜子的货值是50万元人民币，佣金也就一两万人民币，他每年的营业税和两套房的房租加在一起也要近10万元。
在那间无外人问津的办公室里，有一间小屋子专门用来堆放五金样品，微小的有芜乱迷人眼的螺丝、冲针、弹片、锁匙套件、轴承，大件的有上了漆色的轮胎、亮橙色套胶的老虎钳、缝纫机线......被尘封在下岗潮里的轻工车间景象在农民的回迁房里复活了，预示着7000公里外百孔千疮的土地上仍有对工业文明的渴求，义乌不愧担当了除 了弹药以外的承载基本生活需求的补给线。
丁辉从没见过法蒂在周五下午一点去过义乌清真大教堂做礼拜，“他根本起不来，睡觉都要睡到中午”。确实，法蒂对我说，他在叙利亚时也不怎么做礼拜，“不知怎么的就没了这个习惯”，而丁辉是每天再忙，深更半夜都要把50个礼数拜足的。从举手投足间看，法蒂很乐意向我展示他的重商主义，但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就没那么侃侃了，反而是潦草带过。
“你会埋怨巴沙尔阿萨德政府吗？”，我问，“我为什么要埋怨自己的政府？一切都是美国搞的鬼，美国是任何国家的内乱都要插手，它是罪魁祸首。”他毫不犹豫地剑指美国。中国、叙利亚和俄罗斯的小国旗高高低低地插在办公室，“因为我们这三个国家是朋友”，他笑笑，“China、syria、Russia”，把三国的名称强调了一遍。
“栖身之国皆为我国”
“不要问叙利亚人政治立场，他们不会回答你的。”同样住在永胜小区的还有一对中叙跨国婚姻的夫妻，男方合进波是云南玉溪的穆斯林，作为法蒂的邻居，他站在法蒂楼下善意地提醒我。他在大马士革结识了妻子莉拉。最近莉拉带着中叙混血的儿子回了老家，阔别叙利亚六年，她终于等到了战事渐趋尾声的消息。
合的朋友圈里有很多义乌的叙利亚人，他给当翻译的某东阳日用品外贸的老板便是，“他很少在中国人面前谈起政治立场，但是他们一堆熟络的朋友一起时他会骂叙利亚当权政府，无论如何，寡头政府掌控着石油、天然气等经济命脉，导致他们永远无法做大生意”。
2008年，合以经学院进修生的身份来到大马士革，当时他已经在昆明的经学院呆了两年，来叙利亚的待遇是每个月350元人民币的奖学金和食宿全免。有人提醒过他，在叙利亚讲到总统时要称呼“总统先生”，避免说对总统不敬的话，他觉得广场上、十字路口、任何办事处里悬挂的巨幅总统头像都仿佛长着一双盯防的眼睛，小摊贩和保洁员最容易是流动的眼线。直到“阿拉伯之春”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绵延到叙利亚，他才
知道，100%支持率的世袭制军政府的高压锅盖子一旦被掀动就很难收拾。
在大马士革西郊的达拉亚，他和妻子在那里度过了安详的两年，大片灰色水泥自建房两层、三层地盖在黄土山坡上，浇顶时钢筋裸露在外，都是为往后添丁而留下增长余地，白色的塑料水箱点缀其间，为每周两三天有自来水时蓄上甘霖。但达拉亚是基地组织余部的老巢，所以战事爆发地最早，在某个周五的穆斯林聚礼后，他回到家，直听到楼外四五十米处的主路上有坦克开过，一家子去露台上看，倏忽炮弹从脚下穿过，露台的外墙轰然脱落。逃进屋子后安了十分钟的神，发现少了岳母，最后在露台折角的隙缝里看见她在发抖。
“那是政府军打的，可能以为我们是反对派，也可能吓唬下平民，最初的反对派只有叙利亚自由军，没有特别的制服，也只是举举牌子示威游行……”。在五爱小区一家著名的宁夏餐馆里，合进波就着再熟悉不过的手抓羊肉恍如隔世地说着。宁夏回族的手抓肉、云南玉溪的羊肉煮米线、叙利亚的羊腩番茄胡椒汤，同一种味蕾连接着他穿越中东火线的泛穆斯林主义的乡愁。2012年，岳父铁了心劝他和女儿一起去中国，离开后的第二周，大马士革机场关闭，所有撤离平民只能翻两个小时山路到黎巴嫩贝鲁特等飞。
六年后，莉拉突然对他说，即使叙利亚稳定了也不想再回去了，她想自己在义乌注册一家公司，做日用化妆品进出口，这样便能结束半年一签的随亲暂住身份。合倒总是觉得，要让儿子去上正规的阿拉伯学校，“学阿拉伯语有什么用？”，她曾在义乌端头村的某个埃及人开的阿拉伯语学校做老师，那学校必须与中国人合伙才能办教育资格证，后来散伙了，她又当起阿拉伯语家教。在永胜小区，她接纳过邻居法蒂的两个孩子，虽然她也不明白为什么法蒂夫妇自己不愿教孩子写字，但结局不外乎是孩子被送回去，骨
肉分离。
今年的回大马士革之路也是坎坷的，托人花了一个月时间给中国出生的儿子办签证。“叙利亚大使馆把关很严，先是资料邮件过去，大使馆把我儿子老婆的信息征求内政部，外交部，外交部通知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你们现在有个中国孩子要来叙利亚，你们同意吗，同意后内政部再去我岳父家核实有没有我老婆这个人，最后外交部盖
章……”
合进波有个心结，为何本国男人的外籍太太无法一律取得永居身份，而儿子和他倒是在义乌落了户，使得太太看起来像是一棵树上旁逸的叶子，但从情感上来讲，他的确无法为莉拉做出抉择。公元8世纪，与盛唐同期的阿拉伯阿拨斯王朝有句诗歌，“栖身之国皆为我国”—也许没那么
简单。
莉拉每到夏天都喜欢做葡萄叶米饭卷，手指状的卷形被烤箱烤成焦色，里面是新疆手抓饭混以腰果、松仁的味道，或者是茄子和节瓜剜空了塞米饭，风味万变不离其衷。这种吃食的好处是随身携带，以备找不到清真餐厅。他们家吃牛羊肉，只会去五爱小区一家清真铺子买个几斤冰冻的，再回家慢慢吃。他们对义乌的本地菜馆是毫无认知的，偶尔靠麦当劳的鱼肉汉堡救个急倒是可以的。
阿拨斯王朝那首诗的下半句是，“人如果久留一处，会令人司空见惯，何不离开一段，归来让人刮目相看。”但是， 阿拉伯世界里的精神漂流似乎也不能从地域界限上的位移来体现，它是跃离尘世之上的一个全球统一的文化体系，义乌承载着无数这个体系里漂浮的微粒，它们却不往义乌本身的土壤里扎根。
“东方学”知识青年的仓库
林老板在商贸城里足足占了三爿店面，是花了200万人民币买下经营权的，相比于多数十来平米的小铺子，就容易树大招风。他的品牌有个洋气的名字“lincy”，虽然在百度上查不到，但他只做外销，据说产品销往中东、非洲和拉美120个国家，但五金小件毛利太低，比如，在中国城市快销声匿迹的挂锁，一把仅赚几分，所以他特别在意走量大的客户。“叙利亚人真的很拼，他们知道从战争中逃出来不容易，所以你看很多学生看起来是学生签证在这里学中文，实际上都是打着幌子做生意”。他说。
不管是叙利亚的客户还是义乌的老板，都必须知道在中国做生意得狠准猛，林老板很欣赏有野心的客户，知道何时囤货来应对市场的爆发点。他认为下一个红海就该是战后叙利亚，就像现在的伊拉克一样。但令他很无奈的是生产厂家的小把戏，通常在交货时验出各种偷工减料，而在合同里又抓不到把柄。“在义乌做生意要特别仔细，但多数阿拉伯人的脑子太单纯。”
30岁的曼吉达像很多在义乌学中文的年轻人那样，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李飞龙，这个名字来源于他的中国偶像李小龙。虽然已经在义乌呆了三年，但在林老板眼里，他太唯唯诺诺又举棋不定，慢性子、好说话，老板们多数知道“不好说话的人少斩点，好说话的人多斩点”。另外，对越来越受到环保限制的五金小厂来说，跟政府玩猫捉老鼠，自然交货期就拉长了，有了货也先给急主，李飞龙也不催。他从去年刚开始做生意，出货量不大，月均也就一个柜子。“我走第一个柜子的时候花了半年”，眼前是一个架着金属框眼镜相当斯文的年轻人，阿勒颇大学东方学专业的肄业生。2013年的1月，当反对派武装往该校扔了两枚火箭弹造成82人死亡，那时，离他毕业还有一年。
李飞龙骑着一辆台州产的摩托，发动机一踩，突突的尾烟就翕动着那块写着“劲大跑得远”的硕大广告牌，车把手前支起一张荧光粉的遮阳布，耷拉下来压着后座人的头，“你用手挡着”，他对我说，一边带着我绕着圆盘式的闸道去义乌港。这个内陆港实则是一个匍匐在千米良田上的三层楼式仓库，一眼望去如同靠岸的太平洋邮轮，宏伟而难见尽头，匝道如盘绞的巨蛇将它穿膛而过，只要一入腹内就燠热难耐。李飞龙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学了三年中文了，足以他跟仓库里最随意的装卸工打交道。
作为“个体户”，从采购到装柜子都 是他单枪匹马地完成，但他是我在义乌见到的叙利亚人里最内秀斯文的一个，尽管他有着肌肉雄浑、臂膀宽厚的健身教练似的身材，并一直在健身房里练后空翻。当我看见他在像工厂车间般堆货如山的晦暗仓库里爬上爬下，我想起他说起“orientalism”时细弱的声线，“以前我有一间房间专门用来堆书，书太多了，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床上”，他的学术偶像是古斯塔夫·勒庞，这位研究暴徒理论的哲学家有一本颇冷僻的书《伊斯兰文明》（The World of Islamic Civilization）,在最动乱的2013年，他拿到了德国马尔堡大学历史学的offer，只是做卫浴批发商的父亲的一句话让他变得“现实”，“如果你可以去中国，那么家里的生意还能延续”。
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中文课没有学位，却朝九晚五，有正式的暑假，平日里采购、下单、收获发货都要见缝插针。每当反对派的战斧式导弹染红阿勒颇的天际，他的担心就变成无尽的焦虑：家乡断网，音信全无。他在课堂上曾经就着PPT演绎过一段中文，讲“和父亲的战争”， “现在我在外地工作，我和父亲的战争只不过改变了方式，我们不是面对面，而是通过一根电话线……在某个深夜发个短信给他，上面写五个字，老爸我爱你。”
拖车的钢轮声在仓库的地上发出煎熬的嘶吼，李飞龙钻进混杂的箱堆里寻摸着自己的货，告诉工人哪些要打底，哪些要小心编织袋破损，那一刻，他的中文变得非常顺溜，球阀、铝管、管钢一一列数，有的箱体有破损，杂碎的五金件散了一地，他狂风扫落叶般地捡起塞了回去，用尖利的门牙“啪”地撕断透明胶，无数次，那爽脆的声音如弹簧般在空中拨动，那利索的撕咬动作有如流水线上一个零部件的微颤，仿佛是对“战争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嘲讽。
他告诉我，在中国做生意太复杂，“我遇到过一些坏人”。坏人，对这个来了义乌才正式学生意的书生来说有着特定的意思，交了订金给小商品城的老板，工厂却迟迟不出货，临交货期限才知工厂没有收到订金，而柜子又等着发走，“那个老板把钱都用去吃海鲜，处朋友，他家里藏着的红酒、啤酒、白酒花了四万元。怎么办？如果我的 客户收不到货，那是我的责任对吗？”他很无奈地问我。作为阿勒颇的中产之后，他不是不舍得花钱，只是他不再富足，为防风险，所有的资金流转用于囤货，生活上，他需要干净的食物，所以吃最贵的15元一碗的兰州拉面，这个钱在家乡可以买100个阿拉伯薄大饼。
采访的翌日，他就要坐上去广州的高铁，再从广州转机卡塔尔，去到苏丹。在苏丹他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考察那里的卫浴市场，看有没有可能在喀土穆开个小型的做阀门的工厂，那里的人工成本和环保限制都优于中国；同时他需要通过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办一个工作签—学业即将结束，再入中国国门就必须换成工作签，然而又不可能回叙利亚搞这个签证—大马士革的男女比例一度在1: 7，政府对抓壮丁入民兵团的年龄限制放开到45岁以下。他已经在义乌注册好公司。
“我不知道我会在苏丹呆多久，直到签证办出来吧。”说这话时有种决绝的意味，只是他头上那块被黄梅天的暴雨蹂躏过的遮阳布透漏着萍飘蓬转的身世感。
“义乌又湿又热，你能习惯吗？”“那怎么办？回叙利亚吗？”摩托往闸道下冲去，翌日的行程让他心不在焉。其实已经有年轻人在陆续回国，政府军已收复90%以上的国土，“但都说不定，现在还没有稳定……”他说。他已经在18岁时服了一年半义务兵，为此到22岁才上大学，战前，服兵役的作用是强身健体，如今若再被征兵，他不得不拿起枪。
库尔德人的“不归路”
“我是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土耳其跟我们是敌人。”25岁的韦兰有着浓粗的剑眉，深黑的眸子长在土黄色的脸上，法令纹像两道深壑，使他的神色更加阴郁。他强调他是库尔德人，而不是叙利亚人，并讨厌土耳其，在2012年他最后一次离开叙利亚时，是坐车穿越北部边境来到伊斯坦布尔，在飞往中国的航班上他第一次把伊斯坦布尔的普斯普鲁斯海峡看了个透。
没有想到在义乌还能找到遍布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边境上的库尔
“义乌又湿又热，你能习惯吗？”“那怎么办？回叙利亚吗？”摩托往闸道下冲去，翌日的行程让他心不在焉。其实已经有年轻人在陆续回国，政府军已收复90%以上的国土，“但都说不定，现在还没有稳定……”
德人，他们是那个地区的吉普赛。“一百年前，库尔德是一个国家，但是土耳其很强势，它划了一条边境线把我们分开了，我奶奶的老家在土耳其，我爷爷另一个老婆的老家在叙利亚，他们都能看到彼此的房子”，韦兰用手演示出库尔德自治区的边境线，一边把手挪来挪去以表示那线经常根据地缘政治的实力对比而游移。
凤毛麟角的库尔德人在义乌找到了避风港，可以不用在ISIS泛滥的政治“飞地”上受战火煎熬，但无论到哪儿，和阿拉伯人相比总是“别有一番怀抱”。韦兰出生的库尔巴尼市名义上受到伊斯兰化的教育，库尔德本族的语言被弱化了，他不爱读书，会讲库尔德、阿拉伯和保加利亚语，却不会写。他会讲中文，也同样不会写。“我们应该也信伊斯兰教，但我喝酒，我没看过《古兰经》”，他很坦诚。
在他的库尔德朋友开的一家餐吧里有低调昏暗的射灯，硬朗简洁的装饰中我们吃着烤鸡和汉堡，他用一种给我展示手机里一个14万粉丝的快手账号，名为‘土耳其老外’，“本来我叫做‘中国老外’，后来朋友说你这个看起来会以为你是中国人，我就想自己如果叫库尔德人，我还得给18岁的中国年轻人解释什么是库尔德人。如果说是叙利亚人，他们一定会问我战争的问题，我不想多提，所以我就叫‘土耳其老外’吧，这样他们想到的是美丽浪漫的土耳其。”他说到战争时，语态里掠过一丝疲惫和不耐烦。
十年前，他跟随做日用品贸易的叔叔来到义乌，在稠州中学插了个班，整个班只有他这么一个异族人—义乌很少有读中国公立学校的阿拉伯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重视阿拉伯式的正规教育，但库尔德人在血液里没有这等约束，何况韦兰不爱学习，宁愿独自野蛮生长，所以在稠州中学，这个15岁的少年学会了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累积至今是一双审慎精警的眼神。
“我特别喜欢中国，中国好我就好。每次回库尔巴尼就想念中国，我一点都不想回叙利亚”，他对中国真诚的谢意里有一丝中国式的防备，毕竟，在学生签证过期后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整天宅在出租屋里用手机玩吃鸡、抖音和快手。他在快手上的段子都是在外景拍的，不乏几秒钟的小品，标题为：“这老外力气真大”，“老外牛”，“这老外无敌了”……还有配角搭戏，只是多数是秀肌肉而毫无新意的杂技。
现在他全家在德国，“做难民”，他毫不顾虑地说。在全世界，他对默克尔政府和中国政府最为感激。一个人在义乌，一定程度上过着无人知晓的日子，他不愿意和身边的阿拉伯人有过深的交情，虽然他们会随时起意在梅湖体育场约一场七对七的足球赛，但韦兰回避着一些触及身世的问题。
他曾经在北京呆过九个月，在三里屯一家叙利亚人开的酒吧做服务生，每天都上班至凌晨一点，回到工体路上四户合租的筒子楼里睡觉到中午，隔 壁是一对中国情侣，“我只是在厕所碰见他的时候会说一句你好”，他更对北京的房租有所领略，虽然老板是包吃包住的，“一个房间3800元，我的工资是4000元，算下来，老板在我身上一个月花一万元了”。这一万元构成他异乡谋生的全部根基，在库尔巴尼，这笔钱可以用来买一块自建房屋的土地。
他已经两个月没有拍快手段子了，因为他找不到有趣的段子可模仿，直播也停了，他发现没有话题可聊了，而开着摄像头干等玫瑰、老铁、火箭的轰炸又实在太尴尬。原来依靠快手可以月入五六千元，现在他整天在家里“今天不知明天”，偶然有翻译的工作来找他，也是在电话里帮着传传话，一次收入100到1000元不等。“所以你看我为什么1993年的看起来像1983年的，看我的老就知道我的压力。”他的声音越说越沙哑，脸上的阴翳随着夜晚的加深而加深。
他收到一张来自家乡的照片，在逃难以后，家里的房子被无家可归的库尔德老人占据了。棉花地的边缘地带，老人们坐在缀着白色雪花的残茬和无数梭梭草中间拍了照，给他远在德国的家人报了个平安。他的家是一幢大挑高的火柴盒状的房子，屋顶围着女墙，那是留着会在将来造二层楼的样式。墙体和门口的柱子一样只批了水泥，只有院子里几棵低矮的冬青提供着一坨坨暗淡的绿意。
我问他为何不像很多叙利亚人那样去做生意，也好继承舅舅的衣钵，韦兰很大方地说，“也许是阿拉伯人比我们聪明，比我们厉害”。他仅揣着一部手机走出餐吧，不知道明天会做什么，不经意间意味深长地说道：“我不知道安拉会让我明天在哪里。”只是，采访过后没几天，他突然在微信上责问我，他的快手账号里的20个视频无端消失了， “你有没有对我的快手账号做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