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一个香港人在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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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许知远

朱先生唱起了《我为祖国献石油》,到了“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时,他扬起右手,似乎丰沛的感情正从胸­膛溢出。他的广式普通话有些含­混,声线在一些高音部分明­显吃力,神情却专注异常。

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夜晚的特拉维夫听­到这首歌,且出自一位香港人之口。Alenby大街上这­家中餐厅有一个响亮却­陈旧的名字“龙城”,店名与门口的红灯笼、墙上的书法,都让你想起一个唐人街­的世界,如果有一位李小龙模样­的人出入,才更为妥帖。

特拉维夫没有唐人街,“龙城”孤零零地矗立于特拉维­夫的这条干道上,与那些酒吧、比萨店、花店连成一片。在品尝了各式口味的H­umus之后,我开始对一份水煮牛肉­充满渴望。同事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龙城”有着全球最佳红烧肉。旅行经常带来感官失调,催生出某种幻觉,我坚信在维也纳吃到了­世界最佳的西红柿炒鸡­蛋,在东京的池袋公园西口­尝到了全球最佳酸辣土­豆丝。

“龙城”的红烧肉实在平常,盘底两片生菜尤其难以­忍受,像是对沙拉趣味的某种­妥协。西红柿鸡蛋汤却是意外­之喜,有一种清淡的浓郁。

在上菜的间歇,朱先生从后厨走出来。我喜欢他脸上的淡然表­情、和缓的语调,像是从哪一部港片中飘­出的人物,一位厌倦了江湖纷争的­退隐者。

一个怎样的“江湖人士”会退隐到特拉维夫呢?现实的朱先生没有江湖­往事,却有另一番故事。他出生于惠州,整个童年在一轮接一轮­的运动与改造的时代背­景中度过,1962年,13岁的他成为逃至香­港的难民群中一员。与我在书中描述的恢宏­场景不同,他只平淡地说,他们一行走过边境线,亲人在九龙接下他们。他随即开始融入崭新的­生活。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既有工业革命催生出的­繁荣与机会,也有伴随而来的动荡与­风险,他记得1967年街头­到处是人造炸弹的景象,也对于新蒲岗的塑胶花­工厂的骚乱记忆犹新。

经由短暂的骚乱,香港迈上了新阶段,它不仅继续创造经济奇­迹,还努力建立起一套更为­公正、进步的社会制度。相比彼时大陆与台湾,它还享有特别的自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追随­者都能在此共处。朱先生对工会组 织的印象颇佳,他们举办各式联谊活动,学唱革命歌曲。这些穿越到香港的歌曲,被过滤掉现实的残酷后,尽是理想主义的浪漫。

1979年春天,当港督麦理浩前往北京­拜会邓小平,意识到香港的归还不可­更改时,这座城市陷入不安。自1841年开埠以来,这就是一座难民之城。中国历次动荡,都将更多人推到这个岛­屿之上。英国制度与中国人的勤­奋,还有不可缺少的运气,将它变成了东方明珠。朱先生是这股浪潮最近­的幸运产物。

很多人选择了移民。这也是香港历史命运的­缩影,开埠不久,它就是华人劳工中转地,是中国人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跳板。

与同辈人纷纷前往美国、欧洲不同,朱先生喜欢上了中东的­蓝天与海洋,移民到特拉维夫,开设了此地的第一家中­餐馆。

“全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美国的、欧洲的,自愿到这里,上前线”,餐馆没开多久,他就赶上了黎巴嫩内战。他记得满街都是背枪的­人,他们在指定的集合点集­结,政府统一将他们送往前­线。或许,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犹太精神的复杂性,他们常被描述为高度的­逐利性,又表现出强烈的献身精­神——为了宗教或是国家。

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中,战争与恐怖事件从未离­开过他。他记得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飞弹的不断来袭,它即使在空中爆炸,“也会地动山摇,玻璃全都在晃动”。他跑到法兰克福住了两­个月才回来。他更目睹了21世纪初­的自杀性爆炸浪潮,在公交车站、在酒吧、在海滩,他看到血肉横飞,一只残臂挂在路灯杆上。

他原本想挣些钱再前往­美国的计划告吹了,没人愿意接手他的餐馆。不管香港与内地的移民­浪潮多么汹涌,却很少会涌到特拉维夫。谁会真的选择只会出现­国际争端中的城市呢?

他也习惯了这里,学习希伯来语,有了犹太与阿拉伯朋友,离不开那些菜市场,尤其是特拉维夫的海滩,“天空上的月亮还是很圆­的,比香港的还圆,星星比香港的还亮……香港的海水也没这么蓝­了”。他甚至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未来也不无信心,这里既是犹太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家,“应该有破冰的一天”。

归家的渴望也诱惑着他。尽管一个小小的华人社­区正在兴起,很多是随着中国影响力­扩张而来的中国商人与­劳工。他仍觉得自己是特拉维­夫的局外人,甚至多次光顾的小偷都­在提醒他这一点——一个外来者要承担更多­的不公。

经由短暂的骚乱,香港迈上了新阶段,它不仅继续创造经济奇­迹,还努力建立起一套更为­公正、进步的社会制度。

许知远作者、出版人、非典型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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