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与喋喋不休
鲁迅1936年去世的时候，林
语堂一家已经移民美国。葬礼，林语堂自然也没有参加。假设死亡只是灵魂出窍，换个维度看世界的话，鲁迅会再次认为林语堂是个假朋友，道貌岸然。
早在三年前，“同盟会”成员杨杏佛被杀，第一次追悼会，林语堂没有参加。鲁迅很生气，说：“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没有去。”第二次追悼会，林语堂参加了，但这回鲁迅没去······人世间好些情节，好像狗血作者设计，缠绵又小肚鸡肠。林语堂的女儿在《林语堂传》中解释，杨杏佛被杀，林语堂第一时间就要出门凭吊，可门外一直有恶汉监视，未能成行。
1937年元旦，林语堂发表《悼鲁迅》：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
我们无以揣测，林语堂掏心掏肺之时，是不是泪如雨下：想起那年兄长耍帅乱弹烟头，烧毁了我的蚊帐，我拍案而起，准备大闹一场。兄长说：五毛钱的事情而已，你至于这么喋喋不休？——斯人已逝，念念皆美好。
人性里有一种慈悲，叫末日情绪。争执，诽谤，相爱相杀，都在“昨日之日不可留”面前显得生动，显得弥足珍贵。但前提有一个，有情，所以慈悲。
比如另一位著名人物闻一多，和鲁迅见过一面，根本不熟，也从来没有兴趣相熟。却因为是朋友的朋友、政治立场、或者也因为同为一代名士，而参加了追悼会。他对于鲁迅的评价自然冰冷很多：“鲁迅因为个性的关系，仇人很多，和他认识的人， 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
中国曾经有个认知广泛的公序良俗叫“死者为大”，也就是说，人都死了，你就不要再去责难他的旧迹。这条社会规范直到今天还在默默影响很多人，只是这条规范，对于知名人物是无法生效的。他们的人生产生了过于丰富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分正负，当有一天他们逝去，闻一多类的评价会刺伤很多人，刺伤那些远远守护偶像的人，比如粉丝。
几周前，金庸和斯坦·李两位大师相继离世。特别是影响数代华人的查良镛先生，在他生命画上句号的那一刻，和他的前辈周树人一样，撕裂了中国的社交圈。
我的朋友宋石男在朋友圈说：“当然，金庸一定是个很好的讲故事的人，脱离掉文学性以后，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都可以说是一等一的。他可以满足你所有的代入感，以及所有的肤浅的对世界，对人性的认知。而这，或许是他最畅销的理由。”
另一个在朋友圈发声的人是科普作家方舟子，他说：“金庸小说虽然采用通俗小说的形式，却达到了一般的严肃小说难以企及的高度。金庸小说博大精深，其取材之博，场面之大，描写之精，刻画之深，为中国历代小说中所罕见。”
而我，作为一个金庸粉丝，且一贯极度文化虚荣的人，是这样表达的：承认金庸的魅力，对我来说就像是某些人追星——不需要在负面的、广义的、显而易见的价值评价下自洽，乐于分享情绪，甚至为此承认自己在某一个侧面或者全面审美差。
有人评论说：古龙如果没死会怎样？我说：可能古龙也不错，但他并没有参与我最初的世界观建设。
当时，宋石男的话有些刺痛我，可我终究没有反驳。因为我知道，或许我对金庸的 追捧是不智的，义愤只是一个粉丝的情感局限。
几周后，金马最佳影片奖花落《大象席地而坐》。
社交媒体上基本三种声音，一种是实至名归，不愧天选之才的遗世之作。一种是胡波是谁，他和王小帅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一种是，太不公平，对于其他入选影片的不公平。导演去世的情节扰乱评委心绪影响评分。
第一种人审美固执，任你千手百臂不可伤；第二种是典型的吃瓜心态，按下不表；第三种，我们司空见惯且似曾相识。从约翰·列侬到科特·科本，从张国荣到梅艳芳，从黄家驹到高枫，再到今天的胡波，每一个在职业生涯中途夭折的艺术家，都会面临同样的追问：死亡这件事本身，是不是变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光环，加持了他们的成就？
就像鲁迅，当他不再是周树人的那天起，对他盖棺定论的权力便已经属于了全世界。何况，艺术家如果是一个产品，它本来就是一种虚无的气象，你的曲子，你的表演，你的演唱和你的言论，当然还包括你的人格和历史组成了整个气象。死亡，特别是无故夭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一个艺术家的传奇程度。这是人性无法避免的情感倾斜。
胡波不是无故夭折，他的死和《大象席地而坐》本身组成了一个传奇事件：处女作变成遗作。豆瓣上，这部电影得分8.1，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是：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金马奖折桂，加上此前在柏林电影节获誉，这是精英对他的礼遇。所谓“死亡崇拜”如此彻底地战胜一切。
这对于换个维度看世界的胡波来说，这一生，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