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澳门，赌厅金牌“女公关”之路

夜幕降临的时候俯瞰澳门本岛，是迥然相异的割裂景象，一个是葡占时期的旧式建筑，其中，大三巴兀自站在一种诡异的神秘色调里，让人感到一种文明之下断壁颓垣的落寞。另一个，是本岛南端麻密的娱乐城、赌场，它们像一摞摞金光四射的金锭，在夜空下永无止尽地燃烧着，是这座城市现代的永动机。在澳门，博彩业贡献了75%以上的GDP，而90%以上都是由大陆客供血来维持。赌客永远是赌场的命脉，因此，悄然催生了贵宾厅“女公关”这个行当，她们从大陆某个旮旯来到澳门，与同样是来自大陆某个旮旯的豪客相遇，操着另一套只由金钱逻辑把控的话语体系，跌宕地追逐着各自的暴富传奇。金币高铸的臆想迷宫里，那些在钱浪汹涌的梦之海上漂浮的女孩，也很难再走出澳门，回归现实的故里。2012年，我在北京的同一屋檐下认识了一个叫安妮的女孩，六年后，她身在澳门，成为赌厅顶级贵宾厅的金牌女公关，陪着客人一掷千金或一醉方休。她的故事里有对金钱的最原始欲望，也有人性包裹下最真实的人间世态。

贵宾厅里的新贵9点，夜色彻底浸透西湾的海水，桥面又矮又窄，仿佛浮在游泳池般水波不兴的港湾上。从凼仔到澳门本岛，往右看是太平洋上稀疏的渔火，往左看是横琴半岛，一片住宅楼的灯火处在虚无缥缈中。对于安妮来说，只有南北两块分离的大陆能把她的心填满，一块是本岛，有着她的公司和栖居之所；一块是凼仔，公司的贵宾厅多聚集在那里，正是她跑业务的地方。

来澳门五年，她还是甩不掉云南东北部的口音，把“凼（dang）仔”念成“蛋仔”，她不知道为何这个地名在本地又被标成“Taipa”，当然更是对葡萄牙人在此登陆的历史一无所知。“哎哟，我真的累死了，那帮人真的好烦哦。”她疲惫地蜷在车里，把语调拖得如同电视剧台词。太阳城的四座商务车长得像伦敦街头的甲壳虫型出租车，通体黑漆铮亮，汇入本岛上同类车的海洋，司机不会问你是女公关、叠码仔还是大客，只要报上密码，他就拉你到任何一个地方。

她所指的“那帮人”是一群搞传销的客户，安妮刚刚从银河娱乐城送走他们，赶回本岛吃饭，她一天没吃东西。客户多数是 三五成群地来玩，都在她心里成了“那帮人”，这次的“那帮人”很特殊，是“超级有钱”的那种，所以她“照顾”得格外殷勤。今年，公司的大客多了一种身份，虚拟币传销，如何描述他们与传统贵宾厅客人在气质上的差别？安妮本来就词穷，不善于描述，只是说“土”、“土得掉渣”、“土老帽”……

这帮人分好几个条线，每次分批来澳门“开研讨会”，怕在酒店里有摄像头监控，公司贵宾厅便让予他们做会场。按照安妮心里那杆秤，那些把牛仔裤穿进贵宾厅、面带土色、一开口便掂得出是“小学文化”的人，她连敬酒都懒得敬。但这批人是老板的客人，老板亲自陪酒，来头就不会小。

“真的是其貌不扬，但是超有钱，其中一个从杭州来的，是开发这个钱包软件的人，我第一眼见他都没理他，他说你给我开个户口，我转一个亿进来，我当场都懵了。”在安妮眼里，这个穿着一身ZARA，腕上没有一个表的人瞬间高大了起来。“如果他是平时一个人来的，那样子我一定不会理他的。”她加重语气，仿佛悔恨自己有眼无珠，另方面，29岁的心灵太易为这些背着金库的人而颤动。

安妮已经经手了几百个“这帮人”中的男女老少了，她自称每个人都混得很熟，他 们总是从大陆各角落飞过来，几乎每个人都在公司贵宾厅拥有几个VIP账户，大头目多则有四个账号，每个存上50个亿。但他们罕见地不赌博，而是争分夺秒地开会、喊口号、形成声浪，明目张胆地把“传销”两字挂在嘴上，那个穿ZARA的头目一副技术理性的样子当众宣称接下来会开发哪个项目，研发哪一个币种。

在这样的场合，她一边心不在焉地玩着微信，“区块链”这三个遥若星辰的字哗哗地从她耳际掠过，她想着这跟她有什么关系？有一次跟一个同样是大陆来的同事聊起，那人说，“妈呀你傻啊，你认识这样的人你就发了啊！”这句惊叹点通了她的任督二脉，她用一个手机号注册了四个账号，开始向他们请教。

就像是童话里飞毯一抖，金币雨哗哗地砸向大地，在赌厅里化作叮令哐啷的筹码，在赌客和荷官的手上发出难耐的撞击；在她的虚拟钱包里，金币悄悄化作不断叠加的数字——每天“签到”一次，就换来两千块的进账——这是锁在密码里不会被任何荷官拿去的筹码，她第一次发现了比赌钱更易生钱的工具。

“我有四个账号，就可以来回生钱，每转一次帐就返还60%的积分，你看我放了25万进去，但我一个币都没买，我已经赚了115万积分。”她打开苹果X给我看账户，那是一个首页简陋到只显示积分和每日流水账目的软件，由于每天可以签到一次，她每天可以得到2300元返息。“那就是百分之多少的回报嘛，百分之十还是百分之二十？”虽然她的工作离不开数字，但她确实是个数字记性很差的人，她不懂这个返息由来的公式，所以总记不住千分之二这个回报率。

这是一个正游离在灰色地带的空气币传销组织，在澳门，说起话来不再需要遮掩，他们时不时把类似“最安全的平台中唯一一个最暴利的，最暴利的平台中唯一一个最安全的”的口号挂在嘴边，以点燃团队的热情。贵宾厅里的每一个研讨会，都叫做众筹，头目私底下告诉安妮，下一个买什么，“一定会翻20倍以上”，并很坦率地说，“一两年之内没有问题，之后我不能保证。”

安妮很清楚，这些开在公司贵宾厅里

的账号实际是用来做什么的，他们在国外操作一圈，币值百倍地增长，再通过国际银行流到赌厅的贵宾账户里，“澳门政府也许可以监视我们公司的账房，但没有权力监视我们的客户，澳门的（贵宾）账户都是独立的”。她已经飞了无数次金边，这个架设着此组织的境外服务器的大本营，在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郊外会场里，举行着万人盛典，这个组织的300万注册用户里，能被请去柬埔寨的一定是贵宾，对安妮来说，这种场面让她热血贲张，那些正冲昏脑袋的国人很容易就来澳门玩一把，成为她的客户。

北京1 2013年前，她在北京，朋友叫她作菲菲，尽管真名里有个“丽”字，但鲜有朋友知道。来到澳门后，她开始叫安妮，这个名字也起得万不得已。“菲”字在行业里有飞牌的意思，对博彩公司来说极不吉利，另外，她有个和笔友通信的笔名叫思妍，澳门人也不能接受，这在广东话里没法念。她这种直接帮着公司揽大陆客的角色，名字一定要上口，让客人记得住，所以老板重新赐名。公司里，安琪、佳琪、洁琪一字排开，把一切关于大陆的往事远远抛在身后。

车停在永利跟前，中场赌厅有入口和出口两个通道，安妮一忙了就冒失，不自觉闯了出口，被葡裔的门僮拦住，再走一遍。她来澳门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永利，但是她仍在这座一千零一夜似的迷宫前投以陌生而茫然的眼神。我们穿越一路的白木皮做软包的廊道，数不清的洛可可式雕花木纹、螺旋楼梯和发着金箔之光的镜子，在贵宾厅外的红地毯上绕了一圈，终于在中场的角落里找到一个叫“红8粥面”的餐厅。她极力说这家好吃，自己却没吃过几顿，即使饿了一天，她对肉类丝毫没有胃口。

借着餐厅的围栅外角子机的流光溢彩，我终于看清这张多年未见的脸。2012年，她第一次在脸上做文章，三千块一针的肉毒杆菌，两个腮部各一针，本是粉嘟嘟的浑圆的脸，瞬间水肿得无法进食，医生叫她等两个月，腮部自然收窄。那时，她是一 个每天在客厅里嚷着自己胖的女生，“不行了，我怎么那么胖？”，以至于北京的室友们对她反攻，“你这个样子还胖？”在上班族的眼里，这个由一个从不露面的男朋友养着的“白富美”简直就是瞎闹腾。

后来，肿消了，雪白的圆脸那浑然天成的下颌面上，有了石膏打磨般的棱角，她开始垫鼻子，把那根青蒜般秀丽却微微扁塌的鼻梁垫成了尖削的山脊，仿佛一根鱼脊骨即将破皮而出。今年，她在广州做了三次自体脂肪填充，光是眉骨上的一道抬头纹就填了三万块，正如跟她同来的大陆女孩，安妮早已习惯了和医美共生共处。老板建议她再去填一个太阳穴，可让颌部显窄。

“打完肉毒杆菌，脂肪就会溶解，咬肌肌肉萎缩了会变僵硬，吃东西之后它又变得越来越大了。已经没办法了，我现在只能减肥，然后把脸上填得饱满一点。”她哀叹了几声，仿佛事态很严重，随着30岁这道鬼门关在迫近，她的口头禅从“不行了，我怎么那么胖”。不自觉变成了“不行了，都老了”。

安妮有一双清澈而迷人的眼睛，扑闪起来还有几分未消逝的懵懂，有段时间她的体重超过50公斤，老板叫她“胖妮”，因为笑起来还是露出唇红齿白的乡野气，两个鸡蛋般又光又紧的苹果肌上泛出红晕，老板喊她“阿花”。“阿花”还有一层意思，指她有点傻，老板说，她精的时候太精，傻的时候太傻。做这行千万得情商在线，但她总说漏嘴。比如，两个客人和老板喝酒，她会冷不丁提起另一个不在场的客人，跟老板说那个人过两天要来。后来老板把她数落一通，“你傻啊，你明知道他们俩都不喜欢他还提。”老板是个做事不苟，死抠细节的台湾人。

穿着一身帅气的迪奥西装，梳着丸子头，脚上是一双价格不菲的小白鞋，肩上背着个香奈儿小香风菱纹格链条包。安妮不觉这一身打扮有何考究，上班规定了只能穿黑白两色，绝不准在客人面前穿裙子或短裤，在夜总会里，这一身职业操守就更为重要，必须跟模特及小姐严格区分开。安妮的词库难以给这份职业定性，她说自己并不是女公关，更不是帮赌厅拉客来赚取码佣的叠码仔，而是公司“市场拓展部专员”。

“你看《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 书》里的汤唯才叫‘赌厅中场的女公关’，我们是市场拓展部门”。如果说《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汤唯是一个穿着工装在中场的散台间逡巡着、捕猎着潜在VIP的女公关，安妮就是一个只针对VIP的女公关，更上了一层楼，但限于大陆身份，她不能公开亮相。“我们不在散台混，我们的客人至少500万起步，下注金额起码3000块”。

她没有想到这辈子会从北京来到澳门。当年，她还心不在焉地读着北京大望路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不脱产制硕士班，一三五上课，她总是不去。在内蒙炒房地产的男朋友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把她惹得心神不宁，她就去东北菜馆子和男友在北京的一众搞地产开发的朋友喝大酒。书才读了一年，学生会在邮箱里发了一个澳门永利酒店的招聘帖，虽然安妮还没毕业，但她太想离开北京了。

“我给了老师两万块钱让她把我推荐给永利的HR嘛。”她坦言当年是“贿赂”来的面试机会。当年，澳门只有永利这一家博彩集团来学校招聘，职位是slot marketing，即在中场做客人的会籍登记和管理。只持一张硬是提前考来的毕业证，她就一人登上飞澳门的航班，学校其余陆续来报到的都是读酒店管理的应届生。

安妮很快就明白，在澳门，大陆人其实无法从事一切跟博彩业相关的职业，说白了，就是不能靠近赌桌的。“你看凡是场面上你能看得到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一个是大陆人，除非是台湾人。澳门政府为了保证自己人的就业机会，不允许外地人来抢饭碗”，我们的目光越过兀自发着机械的招徕声的角子机，转向金碧辉煌的中场，即使工作日的半夜赌客寥落，但她想起刚来时这里犹如豪华邮轮的头等舱宴会厅般的喧阗，她抱着会员资料在赌桌间穿梭，经理会告诉她们某一个时段必须统统躲在楼上办公室，因为警司要来巡场。

“台湾人为什么就可以？”我的这个问题让她愣了愣，之后她归结为多少有地域歧视的因素。然而现在她不再是中场的小猡猡，她出没在设于各大赌场的自家贵宾厅里，并是老板身边最红的市场“一姐”，如果说老板一定要带一个女公关招呼重要的客人，肯定就是她。

“女公关”的养成 在澳门，只要投靠到强大势力的羽翼之下，就自然安全地入港，老板帮她弄到了港澳双地的多次往返商务签，安妮大方地拿出通行证向我展示。“这就是蓝卡吗？”我问，“这就是蓝卡，三个月签一次。”她似乎把通行证和一种特发给外地雇员的居住许可证混淆了。

那位外号“泥鳗”的台湾老板曾是天道盟某分堂的角头，半路出家，在澳门这个由葡京、太阳城、永利、金沙等巨无霸分占的弹丸之地觅得了一杯羹。四年前，公司与太阳城互相参股的第一个贵宾会在菲律宾开业，是吴宗宪主持的开幕式。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澳门如今这殿堂级的辉煌也是一百七十年的金币雨垒起的，虽然这里是六大世界级博彩公司和36家赌场的天下，但至今充斥着从泅渡者到一夜抽佣千万的叠码仔的传说。在这个不与现实金钱流通规则相干扰的时空扭曲的维度里，从泅渡者到跟数仔、叠码仔、贵宾厅厅主、博彩公司股东……这套另类的身份进阶体系，完全由金钱这一种变量支配。

“就像我是爱马仕，你是Only，我可以来参你的股，于是你的名号就改做Only·爱马仕”。安妮习惯用品牌来打直观的譬喻，尽管现在他们的贵宾会的名号后拖着太阳城，但她仍然把自家说成是香奈儿。在澳门六千张24小时轮值不休的赌桌中，虽然她的老板只拥有二十来张，且一半是和赌厅联合抽佣，但这个圈子从不以绝对的数字来划分江湖地位，名声很重要，人也很重要。

安妮初来乍到的三个月，每个月一个人经手的转码数（客人的投注额）连续为十几亿，拔得市场部第一头筹，从此位高一等，毕竟有的姐妹两个月都不开单，就得被公司谈话，随时等着打包回府。客人的质量决定着女公关的业绩，如何把客人留在自家的桌上就各显神通。

安妮的客人多数来自东北和京津冀一带，这得益于她在北京时的朋友圈，哪怕2015到2017这三年中场的转码数跌了60%，贵宾厅的业绩仍然坚挺，只是炒房 的和炒煤的老板如酒瓶装新酒，他们摇身一变成影视投资、网贷和区块链的大拿。这些黏性大户在她的微信上随时告诉她某个周末将现身澳门，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越来越多的老板变得小气，提出些跌份的要求，无非是“能不能多送点积分”（现场转码送的积分可兑换现金码），“能不能送再好点的酒店？”“能不能派凯迪拉克来广东接啊？”安妮不懂国家大势，“别跟我谈经济，我不懂”。熟络的客人她就撒娇说“我只是个打工的”，总之，表现得越弱小越有利。

何鸿燊十几年前就在凤凰台的采访里说过，“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的就是赌性。”这种赌性或许除了好赌之外还有另一种含义，那就是赌徒心理为土壤的千人一面的嗜金、贪赢、愿赌却不服输。她有一位客人，指定了要她陪在桌边切牌，看中她这双白嫩的纤手，“就看你的手气了”。客人连下十次，两百万开一桌，还连带赌台底，一拖三，台底金额达六千万。起初，她不假思索地单手一切，再由荷官转入洗牌器，这位客人开始几局押得不错，眼前的筹码山谷垛般地垒，却总是越来越少，都去到荷官的盒子里。

运势在时间中积蓄在某个节点不动，总以最大的势能雪崩式下落。安妮着急地在他耳边鼓风，“你收吧，你是一拖三，六千万的哎。”客人盯着庄闲举棋不定，眼珠子都不转一下，一只手往她的眼前劈来，狠狠落定，“不要吵，不要吵，我手气正好着。”安妮不忍看下去，羞着脸站到角落去，客人几乎是眯缝着眼拧开纸牌的一条边，不自禁地呢喃着“吹”或“顶”，来这里玩的都像是吹纸牌的孩子。

赌台底，就是除了百家乐台面上一赔一以外，在台底下，可以不按赌场规定，由客人和公司或叠码仔把赔率提高到一拖三，乃至一拖十。台面上的输赢要和赌场一起“杀数”，台面下的输赢自己通吃。公司喜欢挑常客来玩台底，这种人往往是砧板上的熟肉，“反正只要是常赌的，80%是输的”，安妮不懂其中奥秘，却知道这个比率。她当然最好让客人赌台底，业绩是她的，但想想赢了也是公司的钱，出于客户关系她得象征性地劝一劝。

那位客人连输十场，还是给了她十万小费，“拿去拿去，都怪你吧，吵吵吵，吵输了吧”，这种情况下她只有尴尬地收下钱，自觉从他眼前消失。之后，她发现客人在微信里拉黑了她。她总结了，无论如何你也无法说服一个杀红眼的赌徒收手，你劝了他，他输了说你晦气，你任他玩，他输了说你怎么不阻止他，女公关总得做一个忍气吞声的出气筒，“哎，反正就是被使唤来使唤去”。

毕竟不是做叠码仔，她只靠着业绩提成和客人的小费生活，月均十来万港币收入，安妮嫌少，“港币哎，人民币又在贬值”，她摆出愁苦脸，一副不谙世事艰难的样子。在这个圈子，所有人的角色都可以在不动他人奶酪的底线之上游移和变幻，她也和客人赌过台底，连输几十万，觉得自己还嫩，就不再黑心了。“要是没有大客支持的话，光靠业绩支持还是很难的。现在没有以我的名义来集资入股的大客，比如他们不方便出席，可以让我来代持，这样，赌场赢的钱可作为分红分给股东，那我就赚得多了。”

这是一个被各种道德、门道、潜规则和行业规矩纠缠得暧昧而模糊的地带，也是现实法律无法逾越的“飞地”。一个叠码仔摇身一变也可以上赌桌对赌，一个打工仔一夜间就可以是私人厅厅主，大小林立的私人厅可以一茬茬开出来又幻灭，老板瞬间无踪影。女公关们的鸿鹄之志是有一天客人全变成自己的，便单拉一个私人厅，自己做老板。或即使你没资源，但你有至少身家十几亿， “比如我们关系好，你有客人我有钱，我投钱在厅里，我就赚分红，码粮都给你。”安妮解释。“反正来的人都是会输的”，这就是一个逻辑自洽的销金窟，你总有各种办法绕开现实壁垒，在那个安全的港湾里躺在钱堆上，等待救赎或等待腐烂。

她的手机上冷不丁来了一条转账信息，两个英文字母拖四个数字，便是你在某根赌场条线上唯一的身份识别标志，那个账号给她转来10万，问她换10万现金现开销。她就四处打听，“谁能给我换十万现金？”赌场的王国就像是一应俱全的梦幻乐园，帮客人兑钱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大陆人可携带入境的现钞上限是3万块，赌厅里

ATM机提款一天就一万块，每台机器还必须刷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所以她不但帮客人打点行程，还充当他们的私密“账房”。

夜总会1 本岛和凼仔是两块分离的大陆，两座跨海大桥像锁链把南部的凼仔牢牢拴入本岛的怀抱，它们一块沉入纸碎金迷的梦乡。那些赌场、娱乐城的建筑像一锭锭燃烧着却从未融化的金银，把夜空染成淡淡的金色。安妮还有一门必修的功课，是跟业内各个有声有势的大佬、赌厅股东或大佬的贴身马仔维持好良好的关系，以谋得更多的客户资源。

应酬是从午夜时分开始的，她带着我游览在城市日大道这根主干道上，月牙白恢弘的凯旋门压面而来，把街道衬得像逶迤的黑蛇。学习与大人物周旋，是一个女公关勤奋工作、努力上进的另一种表现，在银河娱乐城那有着上世纪90年代装修风格、满眼天鹅绒布置的KTV，安妮说要给我介 绍一些大人物。一位70来岁的老人被众星拱月地坐在紫布沙发的中央，安妮叫他作“干爹”，他就是何鸿燊的头号马仔，香港赌船之王叶寿。

能够认这个干爹是因为她的贵人成哥，成哥是中山人，如今澳门身份，他们公司的股东，暨市场拓展部的总监。成哥接起话来持重而老城，缓缓地用已不熟悉的国语告诉我，安妮是个非常有潜力的新人， “关键是她努力、勤奋”。这勤奋很难有个现实的标准，主要在如何打通更多的人脉和关节，“活到老，学到老”，成哥长辈一般地向我吐露这句忠言。

成哥本来认叶寿做干爹，而安妮又是他最看重的下属，所以诸多场合都带着她——认识这些昔日的大佬，对新生的赌厅来说非常重要。赌厅靠客户而存活，但澳门这个花样百出的地方，即使同是百家乐，也各有吸睛大法，客人太容易就被吸引跑了，或者说要转转运去别的地方。即使他换风水，也要尽力拉到自家的另一个赌厅。也因为澳门是个弹丸之地，如何拉别家的客 户而不伤和气，也有门道。“你如果要抢我的客户，我有各种办法抢回来，甚至让你在澳门无法入境。”安妮说。

成哥就圆滑得多，“不用抢嘛，你可以说，来捧捧场嘛”，这种话术就是她们需要学的，“她们还太年轻”。但成哥不拿公司的薪水，只是出于股东义务提携下安妮这样的小辈，“对我来说，我已经不需要工资这种收入啦，不拿工资，我还自由”。赌场公关这口饭，主要看天分，有的人再勤奋也开不了单，但安妮就有办法让客人喜欢她，都到她这里来。

“我要教他们，如果这个客人是一把牛刀，你却用来切菜，这是不是就大材小用？”他告诉我，言下之意，就是把客人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这种价值包括了怎样把客人发展成赌台底的高级客户，试打几次交道，观察几次赌风，就能知道对方是否是牛刀。这时，安妮帮叶寿点的一串情歌对唱开场了，老人家是个麦霸，正如成哥说，有次他们去中山唱K，叶老问，“我们唱到几点？”成哥说，“十一点吧”，“那么晚？”。但他却一个人唱到凌晨三点，其余人干陪着打call。

叶老有种不言而威的气场，他一个人站在屏幕前不挪一步，沉缓地唱完一首首王杰、张学友、谭咏麟的粤语老歌，时光仿佛倒流二十年，或者说这里的时光尚静躺在二十年前光辉的老巢。直到安妮问，“我跟你对唱好不好？”叶老都不置可否地瞪一瞪她，直到对唱的乐声响起，他还是兀自唱着男声部，并对安妮投来的逼真如舞台般的互动的眼神无动于衷。她是来到澳门后才学粤语歌的，她告诉我，“陪他（叶寿）唱多了才学会的。”

《心雨》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安妮在话筒里娇娇地说， “哎呀，都老了，唱不上去了。”果然，她用撕裂的跳音一节一节攀爬着高潮部分，跟她以前唱美声歌曲的悠扬声带相比暗哑了好多，她当时嗓音的甜美度不输于杨钰莹。

北京2 六年前，还是叫菲菲的她光顾的那个位于东直门的liv ，是她当时去过的最贵的夜店。在北京的动吧里，人潮都是站在乐池里嗨的，她跟着室友在KTV包厢里点了两瓶两千块的酒，达到了最低消费门槛，几个女生就腼腆地互相斟了酒。菲菲当年只会唱美声歌，当她唱起《芦花》，嗓子拔高一度，比说话时更清亮，所有人都嘘出了声，“怎么那么土？”

那一年，她开着mini cooper、一个人拖着行李离开了孤独的华贸天地，是在跟男友怄气。27岁的前男友在她眼里是那么年轻有为，曾是内蒙某国家电厂的厂长，虽然技校毕业，但发小是赤峰当地某位市长的儿子，所以有幸被垂睐。十年前，受房地产投资的热潮所动，男友辞职下海，在北京和内蒙两地参与多项地产投资，并兼投文化影视产业。在菲菲印象里，当年热播电视剧《杨门女将》的背后推手之一就有这个总是两头奔波的男友。她不懂生意，只是没日没夜地在家里看《小时代》。

“我从华贸天地搬到都会华庭是为了气气他，他居然十天没有发现哦！”当时，她是个负气决裂的人。

室友们背地里传，“来了一个白富美”。她的行头的确和上班族女孩不同，最大支的香奈儿5号和迪奥真我香水、施华洛世奇的圣诞小熊，她都随意往五斗橱上一扔，把juicy couture当作睡衣穿，在房间里大大咧咧地走路。那时她的身材微胖，脸上有两片高原红，浓密的睫毛扑闪着脉脉似会说话的眼波，肤如凝脂平衡了有些乡土味的五官。

出生于云贵川交界处，跟着做牙医的母亲在连云港长大，还有一个弟弟。因为学二胡，她是中学的文艺骨干，但她的外形实在惹人喜爱，不时有男生骚扰，母亲学孟母，把她调到了北京上了一年高二。她的初恋足以媲美那些编纂的偶像剧——在校长办公室门口，她遇到了前男友，并从此不再有正常的学业。

大学是在南艺修美声，大一过半就随着男友定居在了北京，“没有办法，他走到哪我就想跟到哪”，年轻的时候，为爱而飞蛾扑 火的轨迹足以引导她的前程，是男友凭借资源把她放入首经贸的酒店管理硕士班，还想方设法给她安排工作，甚至想把她塞进某园林公司的设计部，“我哪里懂这个啊！”安妮说，男友也笑了，“是哦，你这个闲荡人。”

很快，室友就给她取了个外号“bkp”,取“不靠谱”的首字母。她整日有学但不念，一个人在屋子里晃悠，或深夜不归，一出门就不关空调，以至于室友认为她的赋闲使电费猛增。一次，室友故意在上班前把电卡留给她让她去充电，她却失踪了，当室友在黑灯瞎火中问她讨要电卡，她却在电话那头喝得酩酊大醉，等三更半夜回来，电卡还没有充。

“他前阵子还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是我害了你，把你带进了歧途”，安妮用懒洋洋惯了的声调谦虚地自嘲，但即使是“歧途”，也让她欲罢不能。一个月最高达三四十万的小费跟当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涯相比，起码是自食其力。前男友四处忙生意，不常出现在北京，只能定时打钱维持她的生活。高档楼盘华贸天地的隔壁就是北京著名的奢侈品商场“新光天地”，即使如今已更名为“SKP”，但昔日的奢侈品地标在东三环仍是独树一帜。她可以趿着拖鞋熟稔地在一楼临街的大牌店面间流连，北京的高定货总是比国外晚上，她会让凡是出国的朋友帮她物色新的“猎物”，比如迪奥漆红戴妃包。

安妮自认曾是个跟社会脱节的人，所以当变故来袭，她的生活毫无应变之力。男友突然之间从人间蒸发了，她的卡断了流水。两个月后，男友出现在她面前时是一副颓丧落魄样，他在内蒙开发房地产时，以涉嫌行贿罪被刑拘，按安妮的描述，是被蒙着头套瞬间带走的。那次相遇让两人大吵，安妮不解，为什么让她干急两个月不来一个电话，以至于男友火大道，“你他妈脑子有病吧，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吵吵吵，吵得感情都没了。”她告诉我。

夜总会2 她前不久为了摁住客人，陪酒陪了六盘麦卡伦威士忌30年，六盘的概念就是六个托盘上，每放八个标准杯，斟上一口闷的量。喝酒是有用的，这 几乎是屡试不爽的留客手段。安妮的酒量远不如某些东北女孩，她们可以对着瓶口吹的。

她的同事东北女孩珊珊和我聊时，我惊诧于对方并没有表现出留客的热情。“我其实更情愿和朋友喝酒”，下午三点，她睡眼惺忪地出现在星际酒店的咖啡吧，告诉我一个月都没客人了，“我都不知道来澳门是干啥”。她之前在浙江某个小城做凯迪拉克的高级销售，虽然月薪也就几千，但她觉得那份工作更有条理和目的性。“但我们现在干的这个，我都不知道标准在哪里，天天混着，在澳门生活不倒贴就算好的。”

珊珊的处境也许正合了成哥所说的， “这个工作是教不会的”。的确，她不善于见缝插针地和客人套近乎，总是一板一眼，比如客人要进入赌厅了，她甚至都不亲送，安排个车让他们自己去。越是需要标准，但没有标准。“在这个行当，99%的女公关都应该有翅膀硬了再单干的野心吧，但我就是那个少数。”她说。她至今还无法摆脱在江南小城里朝九晚五、条线分明的工作状态，“你要跟我聊女公关，我倒更喜欢聊汽车销售”，她表示在澳门就是耗时间，吃住都不习惯，“我怎么觉得这边的人吃得像小孩似的？方便面、炸猪排”。

如果说安妮的午夜时分，不是在客人身边就是在和圈内的大佬或大哥的酒局饭局上，那么珊珊是最讨厌这种工作以外的应酬的，她会和好朋友喝得大醉，或干脆一个人跑去珠海开个房间享受清静。安妮有两面性，时而可爱活泼甚至傻，时而善于周旋、并无私奉献着酒量和夜晚的时间。“你怎么有时候傻得像个傻逼”，大老板是这样打趣的，但还是会带她满世界见客户。

9月，一位福建搞网贷的客人在塞班岛办生日宴，老板带她坐八座的私人包机前往贺寿，“整个Party花了两千万哦，光酒水就四百万，这个客人超级有钱，他手上的那个理查德米勒手表两千万”，安妮的数字记性在物质价值上尤为精确，她把“超级”的“超”音拖长时，是一种无遮掩的艳羡。“我看这表怎么是塑料透明的，什么玩意儿，后来人家提醒我，两千万好吗？全球限量版，全球只有十几块好吗？”她对于客人及其潜质的判断几乎都落定在手表和价格上。

凯旋门上的九号会所外，夹道立着两排石刻的应侍者像，每边六个，以低头点腰状永远定格在那里。安妮说，“来带你见识下澳门最贵的夜总会，一个包房起步价5万。”在又是一个KTV包厢里，我见到银河那个叶寿唱KTV之外的一道风景——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特小姐一对一地守着卡座上的男人，和安妮同岁的阿乐抽身而出，向我们介绍台湾来的客人，“夜店王子”、“地瓜哥”、“伟哥”，名字和脸是否能对上已不重要，觥筹交错、疏图狂醉间每个人都神情恍惚，互扛着肩膀，“他是我的老板”，“他才是我的老板”，没完没了。

阿乐是某个赌厅的股东，自然每晚都是应酬。红酒瓶如同白酒瓶般簇拥在大理石桌柜上，一边还配了瓶人头马XO，各种酒杯在桌上排列出凌人的阵仗，仿佛就等人来征服，柜脚边还倚着几个编织袋，里面放满红酒。安妮进门前一再跟我强调，“我今天不再喝了”，但阿乐每给她介绍一位哥，她便本能地灌下一杯杯红酒，以示幸会。酒不在口腔停留，是直接滑入肚腹的，不知觉中她吹弹可破的皮肤开始泛红，下颌看上去肿胀。“我喝了很多吗？还好吧”。

夜总会3 那次应酬是有收获的，她额外为自己一位做皇冠球和网络申博的客人找到了对接的上家，这意味着工作以外，这单介绍活可以抽佣。“我有一个天津的客人，他一个月转码数就几十个亿，他想要开皇冠的登1，但只拿得到160（点数），他想要更高。”安妮在席间碰到一位澳洲籍的做皇冠球和网络申博的一级代理宪哥（音），仿佛灵感碰撞般，从酒里醒来开始洽谈。

“可以啊，可以，我给他开登0，让他在底下开登1咯，我给165，你们自己谈差价咯”，初次谋面的宪哥很爽快，表示最优惠的165码粮没有问题，即使网络赌博正是天津市政府多年来打击不死的现象，但两千公里外的澳门夜空下，掮客的生意逻辑可以和内地的法规如此井水不犯河水。

他们说着外行极其难懂的码佣规则，这是在百度上也搜不到的行业内情。“你 们不用背数，我们来跟他结账，你们只管赚你们的”，宪哥给的165码佣率，安妮准备给客人162，比客人所能谈到的160高两个点，这样客人不仅赚多了，安妮也能从中抽三个点。“客人每个月的流水在几十亿”，安妮这么说是为让宪哥放心，并拉着这个萍水相逢的贵人改天就去香港会这位客人。

那天安妮趁着酒意未把她灌趴就出来了，在夜空下拨通成哥的电话，叫他立即打点去香港，“客人有直升飞机，可以把我们一起接过去 ……你放心，其中一个点一定是给你的”，口气里仿佛是笔大单子。娱乐城外体的灯光再煊煌，澳门大多数路段都只是平常人家的点点疏光，多数前来这个城市销金并等待七天后离开的人，应不知那庞大运转着的幕后操盘体系，而安妮和各大佬就是摆弄零件的人。

“虽然客人是我的，但我一直没上心，成哥鼓励我去谈，澳门太小了，所以赚钱的部分我一定得带上他”。她向我解释，还有一个点得给阿乐，因为是他的场子上结识的人。在钱上，她从来不贪心，她和大佬之间信任笃深后，互相间百万级别的划账都不在话下，而且根本不用打借条。按照那客人每个月的转码数，他们月入几十万没有问题，“客人根本接触不到顶尖的人物，他也要在当地发展下线，他们更接触不到”，顶尖人物就是指宪哥，安妮就是在那道无形的法律之墙间通过一个门洞给他们递菜的人。

隔天晚上，天津的客人降落在新濠天地cubic酒吧里，起价千元的巴黎之花香槟酒一根根插在我们面前发着绿荧光的冰缸里，一个被安妮唤作刘总的北方人夹着手袋进来，掏出一厚沓澳元，现场数钱给服务生，服务生便抽出一根香槟开了出来。刘总穿着极其街头的普通T恤，身材粗壮，黝黑的脸上不自觉流露出进入花花世界的欣喜。

刘总一行进来之前，安妮跟服务生打了个招呼，“要西方混血的，一定不要人妖”。她坐下来跟我做出无奈的神情，“这 帮人要求可高了，反正说不清楚，就是要高级的”。刘总之前来澳门入过一次cubic酒吧，比起其他上世纪90年代流金岁月风的夜总会，他喜欢这里电音派对的现代金属感，但那天他的一名合伙人在掀破屋顶的打击乐声中在我耳边喊道，“还是没有北京的好玩……北京的妞也比这里的好多了。”那天，有着广东式娇小气质的兔女郎没有让刘总满意，他把那女孩晾了很久，没有搭理，安妮很识趣，抽了两张一百的澳币，给了女孩，她一脸愠色地走了。

这时，刘总掏出一张泛着金光的硬卡，硬是塞给安妮，两人推搡了半天，安妮几乎被一边拽着一边收下了卡片，她再离开座位，亲自去到靠墙的一溜女孩里物色……那天，即使有一位澳法混血的金发模特坐在我们中间，安妮都当仁不让成为刘总们灌酒的女主角，她彻底醉得不省人事。等阿乐把她拖上回家的出租车，她在车上呢 喃着一句见谁都说的话，“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住在一起，XX是外企的平面设计、XX是墨尔本大学的，采访过那英国的啥……只有我，混得最差。”

到底什么是混得好，什么是混得差，在她清醒的时候我问她。安妮现在身家千万，在澳门，只是一粒微尘。这千万包含了内地买的四套房，一套在珠海，一套在北京，两套在云南，因为首付的比率问题，其中三套用的是妈妈和弟弟的名字，月供共七万。

“不行，我还是不行”，她近乎自我否定地摇着头，这“不行”里包含着太多在澳门这个地方产生的相形见绌的幻觉感。从北京到澳门，仿佛是条单行道，而那句“混得最差”的说辞，虽然有场面上的客套之嫌，但是她在大佬面前说起室友的那分自豪感，却随着铿锵的语调透露出来。

不行，我还是不行”，她近乎自我否定地摇着头，这“不行”里包含着太多在澳门这个地方产生的相形见绌的幻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