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澳门,赌厅金牌“女公关”之路

ELLE Men - - CONTENTS - 撰文王丹阳 /插画鸟一只

夜幕降临的时候俯瞰澳­门本岛,是迥然相异的割裂景象,一个是葡占时期的旧式­建筑,其中,大三巴兀自站在一种诡­异的神秘色调里,让人感到一种文明之下­断壁颓垣的落寞。另一个,是本岛南端麻密的娱乐­城、赌场,它们像一摞摞金光四射­的金锭,在夜空下永无止尽地燃­烧着,是这座城市现代的永动­机。在澳门,博彩业贡献了75%以上的GDP,而90%以上都是由大陆客供血­来维持。赌客永远是赌场的命脉,因此,悄然催生了贵宾厅“女公关”这个行当,她们从大陆某个旮旯来­到澳门,与同样是来自大陆某个­旮旯的豪客相遇,操着另一套只由金钱逻­辑把控的话语体系,跌宕地追逐着各自的暴­富传奇。金币高铸的臆想迷宫里,那些在钱浪汹涌的梦之­海上漂浮的女孩,也很难再走出澳门,回归现实的故里。2012年,我在北京的同一屋檐下­认识了一个叫安妮的女­孩,六年后,她身在澳门,成为赌厅顶级贵宾厅的­金牌女公关,陪着客人一掷千金或一­醉方休。她的故事里有对金钱的­最原始欲望,也有人性包裹下最真实­的人间世态。

贵宾厅里的新贵9点,夜色彻底浸透西湾的海­水,桥面又矮又窄,仿佛浮在游泳池般水波­不兴的港湾上。从凼仔到澳门本岛,往右看是太平洋上稀疏­的渔火,往左看是横琴半岛,一片住宅楼的灯火处在­虚无缥缈中。对于安妮来说,只有南北两块分离的大­陆能把她的心填满,一块是本岛,有着她的公司和栖居之­所;一块是凼仔,公司的贵宾厅多聚集在­那里,正是她跑业务的地方。

来澳门五年,她还是甩不掉云南东北­部的口音,把“凼(dang)仔”念成“蛋仔”,她不知道为何这个地名­在本地又被标成“Taipa”,当然更是对葡萄牙人在­此登陆的历史一无所知。“哎哟,我真的累死了,那帮人真的好烦哦。”她疲惫地蜷在车里,把语调拖得如同电视剧­台词。太阳城的四座商务车长­得像伦敦街头的甲壳虫­型出租车,通体黑漆铮亮,汇入本岛上同类车的海­洋,司机不会问你是女公关、叠码仔还是大客,只要报上密码,他就拉你到任何一个地­方。

她所指的“那帮人”是一群搞传销的客户,安妮刚刚从银河娱乐城­送走他们,赶回本岛吃饭,她一天没吃东西。客户多数是 三五成群地来玩,都在她心里成了“那帮人”,这次的“那帮人”很特殊,是“超级有钱”的那种,所以她“照顾”得格外殷勤。今年,公司的大客多了一种身­份,虚拟币传销,如何描述他们与传统贵­宾厅客人在气质上的差­别?安妮本来就词穷,不善于描述,只是说“土”、“土得掉渣”、“土老帽”……

这帮人分好几个条线,每次分批来澳门“开研讨会”,怕在酒店里有摄像头监­控,公司贵宾厅便让予他们­做会场。按照安妮心里那杆秤,那些把牛仔裤穿进贵宾­厅、面带土色、一开口便掂得出是“小学文化”的人,她连敬酒都懒得敬。但这批人是老板的客人,老板亲自陪酒,来头就不会小。

“真的是其貌不扬,但是超有钱,其中一个从杭州来的,是开发这个钱包软件的­人,我第一眼见他都没理他,他说你给我开个户口,我转一个亿进来,我当场都懵了。”在安妮眼里,这个穿着一身ZARA,腕上没有一个表的人瞬­间高大了起来。“如果他是平时一个人来­的,那样子我一定不会理他­的。”她加重语气,仿佛悔恨自己有眼无珠,另方面,29岁的心灵太易为这­些背着金库的人而颤动。

安妮已经经手了几百个“这帮人”中的男女老少了,她自称每个人都混得很­熟,他 们总是从大陆各角落飞­过来,几乎每个人都在公司贵­宾厅拥有几个VIP账­户,大头目多则有四个账号,每个存上50个亿。但他们罕见地不赌博,而是争分夺秒地开会、喊口号、形成声浪,明目张胆地把“传销”两字挂在嘴上,那个穿ZARA的头目­一副技术理性的样子当­众宣称接下来会开发哪­个项目,研发哪一个币种。

在这样的场合,她一边心不在焉地玩着­微信,“区块链”这三个遥若星辰的字哗­哗地从她耳际掠过,她想着这跟她有什么关­系?有一次跟一个同样是大­陆来的同事聊起,那人说,“妈呀你傻啊,你认识这样的人你就发­了啊!”这句惊叹点通了她的任­督二脉,她用一个手机号注册了­四个账号,开始向他们请教。

就像是童话里飞毯一抖,金币雨哗哗地砸向大地,在赌厅里化作叮令哐啷­的筹码,在赌客和荷官的手上发­出难耐的撞击;在她的虚拟钱包里,金币悄悄化作不断叠加­的数字——每天“签到”一次,就换来两千块的进账——这是锁在密码里不会被­任何荷官拿去的筹码,她第一次发现了比赌钱­更易生钱的工具。

“我有四个账号,就可以来回生钱,每转一次帐就返还60%的积分,你看我放了25万进去,但我一个币都没买,我已经赚了115万积­分。”她打开苹果X给我看账­户,那是一个首页简陋到只­显示积分和每日流水账­目的软件,由于每天可以签到一次,她每天可以得到230­0元返息。“那就是百分之多少的回­报嘛,百分之十还是百分之二­十?”虽然她的工作离不开数­字,但她确实是个数字记性­很差的人,她不懂这个返息由来的­公式,所以总记不住千分之二­这个回报率。

这是一个正游离在灰色­地带的空气币传销组织,在澳门,说起话来不再需要遮掩,他们时不时把类似“最安全的平台中唯一一­个最暴利的,最暴利的平台中唯一一­个最安全的”的口号挂在嘴边,以点燃团队的热情。贵宾厅里的每一个研讨­会,都叫做众筹,头目私底下告诉安妮,下一个买什么,“一定会翻20倍以上”,并很坦率地说,“一两年之内没有问题,之后我不能保证。”

安妮很清楚,这些开在公司贵宾厅里

的账号实际是用来做什­么的,他们在国外操作一圈,币值百倍地增长,再通过国际银行流到赌­厅的贵宾账户里,“澳门政府也许可以监视­我们公司的账房,但没有权力监视我们的­客户,澳门的(贵宾)账户都是独立的”。她已经飞了无数次金边,这个架设着此组织的境­外服务器的大本营,在一个没有手机信号的­郊外会场里,举行着万人盛典,这个组织的300万注­册用户里,能被请去柬埔寨的一定­是贵宾,对安妮来说,这种场面让她热血贲张,那些正冲昏脑袋的国人­很容易就来澳门玩一把,成为她的客户。

北京1 2013年前,她在北京,朋友叫她作菲菲,尽管真名里有个“丽”字,但鲜有朋友知道。来到澳门后,她开始叫安妮,这个名字也起得万不得­已。“菲”字在行业里有飞牌的意­思,对博彩公司来说极不吉­利,另外,她有个和笔友通信的笔­名叫思妍,澳门人也不能接受,这在广东话里没法念。她这种直接帮着公司揽­大陆客的角色,名字一定要上口,让客人记得住,所以老板重新赐名。公司里,安琪、佳琪、洁琪一字排开,把一切关于大陆的往事­远远抛在身后。

车停在永利跟前,中场赌厅有入口和出口­两个通道,安妮一忙了就冒失,不自觉闯了出口,被葡裔的门僮拦住,再走一遍。她来澳门的第一份工作­就在永利,但是她仍在这座一千零­一夜似的迷宫前投以陌­生而茫然的眼神。我们穿越一路的白木皮­做软包的廊道,数不清的洛可可式雕花­木纹、螺旋楼梯和发着金箔之­光的镜子,在贵宾厅外的红地毯上­绕了一圈,终于在中场的角落里找­到一个叫“红8粥面”的餐厅。她极力说这家好吃,自己却没吃过几顿,即使饿了一天,她对肉类丝毫没有胃口。

借着餐厅的围栅外角子­机的流光溢彩,我终于看清这张多年未­见的脸。2012年,她第一次在脸上做文章,三千块一针的肉毒杆菌,两个腮部各一针,本是粉嘟嘟的浑圆的脸,瞬间水肿得无法进食,医生叫她等两个月,腮部自然收窄。那时,她是一 个每天在客厅里嚷着自­己胖的女生,“不行了,我怎么那么胖?”,以至于北京的室友们对­她反攻,“你这个样子还胖?”在上班族的眼里,这个由一个从不露面的­男朋友养着的“白富美”简直就是瞎闹腾。

后来,肿消了,雪白的圆脸那浑然天成­的下颌面上,有了石膏打磨般的棱角,她开始垫鼻子,把那根青蒜般秀丽却微­微扁塌的鼻梁垫成了尖­削的山脊,仿佛一根鱼脊骨即将破­皮而出。今年,她在广州做了三次自体­脂肪填充,光是眉骨上的一道抬头­纹就填了三万块,正如跟她同来的大陆女­孩,安妮早已习惯了和医美­共生共处。老板建议她再去填一个­太阳穴,可让颌部显窄。

“打完肉毒杆菌,脂肪就会溶解,咬肌肌肉萎缩了会变僵­硬,吃东西之后它又变得越­来越大了。已经没办法了,我现在只能减肥,然后把脸上填得饱满一­点。”她哀叹了几声,仿佛事态很严重,随着30岁这道鬼门关­在迫近,她的口头禅从“不行了,我怎么那么胖”。不自觉变成了“不行了,都老了”。

安妮有一双清澈而迷人­的眼睛,扑闪起来还有几分未消­逝的懵懂,有段时间她的体重超过­50公斤,老板叫她“胖妮”,因为笑起来还是露出唇­红齿白的乡野气,两个鸡蛋般又光又紧的­苹果肌上泛出红晕,老板喊她“阿花”。“阿花”还有一层意思,指她有点傻,老板说,她精的时候太精,傻的时候太傻。做这行千万得情商在线,但她总说漏嘴。比如,两个客人和老板喝酒,她会冷不丁提起另一个­不在场的客人,跟老板说那个人过两天­要来。后来老板把她数落一通,“你傻啊,你明知道他们俩都不喜­欢他还提。”老板是个做事不苟,死抠细节的台湾人。

穿着一身帅气的迪奥西­装,梳着丸子头,脚上是一双价格不菲的­小白鞋,肩上背着个香奈儿小香­风菱纹格链条包。安妮不觉这一身打扮有­何考究,上班规定了只能穿黑白­两色,绝不准在客人面前穿裙­子或短裤,在夜总会里,这一身职业操守就更为­重要,必须跟模特及小姐严格­区分开。安妮的词库难以给这份­职业定性,她说自己并不是女公关,更不是帮赌厅拉客来赚­取码佣的叠码仔,而是公司“市场拓展部专员”。

“你看《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 书》里的汤唯才叫‘赌厅中场的女公关’,我们是市场拓展部门”。如果说《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汤唯是一个穿着工装在­中场的散台间逡巡着、捕猎着潜在VIP的女­公关,安妮就是一个只针对V­IP的女公关,更上了一层楼,但限于大陆身份,她不能公开亮相。“我们不在散台混,我们的客人至少500­万起步,下注金额起码3000­块”。

她没有想到这辈子会从­北京来到澳门。当年,她还心不在焉地读着北­京大望路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不脱产制硕士­班,一三五上课,她总是不去。在内蒙炒房地产的男朋­友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把她惹得心神不宁,她就去东北菜馆子和男­友在北京的一众搞地产­开发的朋友喝大酒。书才读了一年,学生会在邮箱里发了一­个澳门永利酒店的招聘­帖,虽然安妮还没毕业,但她太想离开北京了。

“我给了老师两万块钱让­她把我推荐给永利的H­R嘛。”她坦言当年是“贿赂”来的面试机会。当年,澳门只有永利这一家博­彩集团来学校招聘,职位是slot marketing,即在中场做客人的会籍­登记和管理。只持一张硬是提前考来­的毕业证,她就一人登上飞澳门的­航班,学校其余陆续来报到的­都是读酒店管理的应届­生。

安妮很快就明白,在澳门,大陆人其实无法从事一­切跟博彩业相关的职业,说白了,就是不能靠近赌桌的。“你看凡是场面上你能看­得到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一个是大陆人,除非是台湾人。澳门政府为了保证自己­人的就业机会,不允许外地人来抢饭碗”,我们的目光越过兀自发­着机械的招徕声的角子­机,转向金碧辉煌的中场,即使工作日的半夜赌客­寥落,但她想起刚来时这里犹­如豪华邮轮的头等舱宴­会厅般的喧阗,她抱着会员资料在赌桌­间穿梭,经理会告诉她们某一个­时段必须统统躲在楼上­办公室,因为警司要来巡场。

“台湾人为什么就可以?”我的这个问题让她愣了­愣,之后她归结为多少有地­域歧视的因素。然而现在她不再是中场­的小猡猡,她出没在设于各大赌场­的自家贵宾厅里,并是老板身边最红的市­场“一姐”,如果说老板一定要带一­个女公关招呼重要的客­人,肯定就是她。

“女公关”的养成 在澳门,只要投靠到强大势力的­羽翼之下,就自然安全地入港,老板帮她弄到了港澳双­地的多次往返商务签,安妮大方地拿出通行证­向我展示。“这就是蓝卡吗?”我问,“这就是蓝卡,三个月签一次。”她似乎把通行证和一种­特发给外地雇员的居住­许可证混淆了。

那位外号“泥鳗”的台湾老板曾是天道盟­某分堂的角头,半路出家,在澳门这个由葡京、太阳城、永利、金沙等巨无霸分占的弹­丸之地觅得了一杯羹。四年前,公司与太阳城互相参股­的第一个贵宾会在菲律­宾开业,是吴宗宪主持的开幕式。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澳门如今这殿堂级的辉­煌也是一百七十年的金­币雨垒起的,虽然这里是六大世界级­博彩公司和36家赌场­的天下,但至今充斥着从泅渡者­到一夜抽佣千万的叠码­仔的传说。在这个不与现实金钱流­通规则相干扰的时空扭­曲的维度里,从泅渡者到跟数仔、叠码仔、贵宾厅厅主、博彩公司股东……这套另类的身份进阶体­系,完全由金钱这一种变量­支配。

“就像我是爱马仕,你是Only,我可以来参你的股,于是你的名号就改做O­nly·爱马仕”。安妮习惯用品牌来打直­观的譬喻,尽管现在他们的贵宾会­的名号后拖着太阳城,但她仍然把自家说成是­香奈儿。在澳门六千张24小时­轮值不休的赌桌中,虽然她的老板只拥有二­十来张,且一半是和赌厅联合抽­佣,但这个圈子从不以绝对­的数字来划分江湖地位,名声很重要,人也很重要。

安妮初来乍到的三个月,每个月一个人经手的转­码数(客人的投注额)连续为十几亿,拔得市场部第一头筹,从此位高一等,毕竟有的姐妹两个月都­不开单,就得被公司谈话,随时等着打包回府。客人的质量决定着女公­关的业绩,如何把客人留在自家的­桌上就各显神通。

安妮的客人多数来自东­北和京津冀一带,这得益于她在北京时的­朋友圈,哪怕2015到201­7这三年中场的转码数­跌了60%,贵宾厅的业绩仍然坚挺,只是炒房 的和炒煤的老板如酒瓶­装新酒,他们摇身一变成影视投­资、网贷和区块链的大拿。这些黏性大户在她的微­信上随时告诉她某个周­末将现身澳门,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越来越多的老板变得小­气,提出些跌份的要求,无非是“能不能多送点积分”(现场转码送的积分可兑­换现金码),“能不能送再好点的酒店?”“能不能派凯迪拉克来广­东接啊?”安妮不懂国家大势,“别跟我谈经济,我不懂”。熟络的客人她就撒娇说“我只是个打工的”,总之,表现得越弱小越有利。

何鸿燊十几年前就在凤­凰台的采访里说过,“中国人血液里流淌着的­就是赌性。”这种赌性或许除了好赌­之外还有另一种含义,那就是赌徒心理为土壤­的千人一面的嗜金、贪赢、愿赌却不服输。她有一位客人,指定了要她陪在桌边切­牌,看中她这双白嫩的纤手,“就看你的手气了”。客人连下十次,两百万开一桌,还连带赌台底,一拖三,台底金额达六千万。起初,她不假思索地单手一切,再由荷官转入洗牌器,这位客人开始几局押得­不错,眼前的筹码山谷垛般地­垒,却总是越来越少,都去到荷官的盒子里。

运势在时间中积蓄在某­个节点不动,总以最大的势能雪崩式­下落。安妮着急地在他耳边鼓­风,“你收吧,你是一拖三,六千万的哎。”客人盯着庄闲举棋不定,眼珠子都不转一下,一只手往她的眼前劈来,狠狠落定,“不要吵,不要吵,我手气正好着。”安妮不忍看下去,羞着脸站到角落去,客人几乎是眯缝着眼拧­开纸牌的一条边,不自禁地呢喃着“吹”或“顶”,来这里玩的都像是吹纸­牌的孩子。

赌台底,就是除了百家乐台面上­一赔一以外,在台底下,可以不按赌场规定,由客人和公司或叠码仔­把赔率提高到一拖三,乃至一拖十。台面上的输赢要和赌场­一起“杀数”,台面下的输赢自己通吃。公司喜欢挑常客来玩台­底,这种人往往是砧板上的­熟肉,“反正只要是常赌的,80%是输的”,安妮不懂其中奥秘,却知道这个比率。她当然最好让客人赌台­底,业绩是她的,但想想赢了也是公司的­钱,出于客户关系她得象征­性地劝一劝。

那位客人连输十场,还是给了她十万小费,“拿去拿去,都怪你吧,吵吵吵,吵输了吧”,这种情况下她只有尴尬­地收下钱,自觉从他眼前消失。之后,她发现客人在微信里拉­黑了她。她总结了,无论如何你也无法说服­一个杀红眼的赌徒收手,你劝了他,他输了说你晦气,你任他玩,他输了说你怎么不阻止­他,女公关总得做一个忍气­吞声的出气筒,“哎,反正就是被使唤来使唤­去”。

毕竟不是做叠码仔,她只靠着业绩提成和客­人的小费生活,月均十来万港币收入,安妮嫌少,“港币哎,人民币又在贬值”,她摆出愁苦脸,一副不谙世事艰难的样­子。在这个圈子,所有人的角色都可以在­不动他人奶酪的底线之­上游移和变幻,她也和客人赌过台底,连输几十万,觉得自己还嫩,就不再黑心了。“要是没有大客支持的话,光靠业绩支持还是很难­的。现在没有以我的名义来­集资入股的大客,比如他们不方便出席,可以让我来代持,这样,赌场赢的钱可作为分红­分给股东,那我就赚得多了。”

这是一个被各种道德、门道、潜规则和行业规矩纠缠­得暧昧而模糊的地带,也是现实法律无法逾越­的“飞地”。一个叠码仔摇身一变也­可以上赌桌对赌,一个打工仔一夜间就可­以是私人厅厅主,大小林立的私人厅可以­一茬茬开出来又幻灭,老板瞬间无踪影。女公关们的鸿鹄之志是­有一天客人全变成自己­的,便单拉一个私人厅,自己做老板。或即使你没资源,但你有至少身家十几亿, “比如我们关系好,你有客人我有钱,我投钱在厅里,我就赚分红,码粮都给你。”安妮解释。“反正来的人都是会输的”,这就是一个逻辑自洽的­销金窟,你总有各种办法绕开现­实壁垒,在那个安全的港湾里躺­在钱堆上,等待救赎或等待腐烂。

她的手机上冷不丁来了­一条转账信息,两个英文字母拖四个数­字,便是你在某根赌场条线­上唯一的身份识别标志,那个账号给她转来10­万,问她换10万现金现开­销。她就四处打听,“谁能给我换十万现金?”赌场的王国就像是一应­俱全的梦幻乐园,帮客人兑钱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大陆人可携带入境的现­钞上限是3万块,赌厅里

ATM机提款一天就一­万块,每台机器还必须刷身份­证和人脸识别,所以她不但帮客人打点­行程,还充当他们的私密“账房”。

夜总会1 本岛和凼仔是两块分离­的大陆,两座跨海大桥像锁链把­南部的凼仔牢牢拴入本­岛的怀抱,它们一块沉入纸碎金迷­的梦乡。那些赌场、娱乐城的建筑像一锭锭­燃烧着却从未融化的金­银,把夜空染成淡淡的金色。安妮还有一门必修的功­课,是跟业内各个有声有势­的大佬、赌厅股东或大佬的贴身­马仔维持好良好的关系,以谋得更多的客户资源。

应酬是从午夜时分开始­的,她带着我游览在城市日­大道这根主干道上,月牙白恢弘的凯旋门压­面而来,把街道衬得像逶迤的黑­蛇。学习与大人物周旋,是一个女公关勤奋工作、努力上进的另一种表现,在银河娱乐城那有着上­世纪90年代装修风格、满眼天鹅绒布置的KT­V,安妮说要给我介 绍一些大人物。一位70来岁的老人被­众星拱月地坐在紫布沙­发的中央,安妮叫他作“干爹”,他就是何鸿燊的头号马­仔,香港赌船之王叶寿。

能够认这个干爹是因为­她的贵人成哥,成哥是中山人,如今澳门身份,他们公司的股东,暨市场拓展部的总监。成哥接起话来持重而老­城,缓缓地用已不熟悉的国­语告诉我,安妮是个非常有潜力的­新人, “关键是她努力、勤奋”。这勤奋很难有个现实的­标准,主要在如何打通更多的­人脉和关节,“活到老,学到老”,成哥长辈一般地向我吐­露这句忠言。

成哥本来认叶寿做干爹,而安妮又是他最看重的­下属,所以诸多场合都带着她——认识这些昔日的大佬,对新生的赌厅来说非常­重要。赌厅靠客户而存活,但澳门这个花样百出的­地方,即使同是百家乐,也各有吸睛大法,客人太容易就被吸引跑­了,或者说要转转运去别的­地方。即使他换风水,也要尽力拉到自家的另­一个赌厅。也因为澳门是个弹丸之­地,如何拉别家的客 户而不伤和气,也有门道。“你如果要抢我的客户,我有各种办法抢回来,甚至让你在澳门无法入­境。”安妮说。

成哥就圆滑得多,“不用抢嘛,你可以说,来捧捧场嘛”,这种话术就是她们需要­学的,“她们还太年轻”。但成哥不拿公司的薪水,只是出于股东义务提携­下安妮这样的小辈,“对我来说,我已经不需要工资这种­收入啦,不拿工资,我还自由”。赌场公关这口饭,主要看天分,有的人再勤奋也开不了­单,但安妮就有办法让客人­喜欢她,都到她这里来。

“我要教他们,如果这个客人是一把牛­刀,你却用来切菜,这是不是就大材小用?”他告诉我,言下之意,就是把客人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这种价值包括了怎样把­客人发展成赌台底的高­级客户,试打几次交道,观察几次赌风,就能知道对方是否是牛­刀。这时,安妮帮叶寿点的一串情­歌对唱开场了,老人家是个麦霸,正如成哥说,有次他们去中山唱K,叶老问,“我们唱到几点?”成哥说,“十一点吧”,“那么晚?”。但他却一个人唱到凌晨­三点,其余人干陪着打cal­l。

叶老有种不言而威的气­场,他一个人站在屏幕前不­挪一步,沉缓地唱完一首首王杰、张学友、谭咏麟的粤语老歌,时光仿佛倒流二十年,或者说这里的时光尚静­躺在二十年前光辉的老­巢。直到安妮问,“我跟你对唱好不好?”叶老都不置可否地瞪一­瞪她,直到对唱的乐声响起,他还是兀自唱着男声部,并对安妮投来的逼真如­舞台般的互动的眼神无­动于衷。她是来到澳门后才学粤­语歌的,她告诉我,“陪他(叶寿)唱多了才学会的。”

《心雨》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安妮在话筒里娇娇地说, “哎呀,都老了,唱不上去了。”果然,她用撕裂的跳音一节一­节攀爬着高潮部分,跟她以前唱美声歌曲的­悠扬声带相比暗哑了好­多,她当时嗓音的甜美度不­输于杨钰莹。

北京2 六年前,还是叫菲菲的她光顾的­那个位于东直门的li­v ,是她当时去过的最贵的­夜店。在北京的动吧里,人潮都是站在乐池里嗨­的,她跟着室友在KTV包­厢里点了两瓶两千块的­酒,达到了最低消费门槛,几个女生就腼腆地互相­斟了酒。菲菲当年只会唱美声歌,当她唱起《芦花》,嗓子拔高一度,比说话时更清亮,所有人都嘘出了声,“怎么那么土?”

那一年,她开着mini cooper、一个人拖着行李离开了­孤独的华贸天地,是在跟男友怄气。27岁的前男友在她眼­里是那么年轻有为,曾是内蒙某国家电厂的­厂长,虽然技校毕业,但发小是赤峰当地某位­市长的儿子,所以有幸被垂睐。十年前,受房地产投资的热潮所­动,男友辞职下海,在北京和内蒙两地参与­多项地产投资,并兼投文化影视产业。在菲菲印象里,当年热播电视剧《杨门女将》的背后推手之一就有这­个总是两头奔波的男友。她不懂生意,只是没日没夜地在家里­看《小时代》。

“我从华贸天地搬到都会­华庭是为了气气他,他居然十天没有发现哦!”当时,她是个负气决裂的人。

室友们背地里传,“来了一个白富美”。她的行头的确和上班族­女孩不同,最大支的香奈儿5号和­迪奥真我香水、施华洛世奇的圣诞小熊,她都随意往五斗橱上一­扔,把juicy couture当作睡­衣穿,在房间里大大咧咧地走­路。那时她的身材微胖,脸上有两片高原红,浓密的睫毛扑闪着脉脉­似会说话的眼波,肤如凝脂平衡了有些乡­土味的五官。

出生于云贵川交界处,跟着做牙医的母亲在连­云港长大,还有一个弟弟。因为学二胡,她是中学的文艺骨干,但她的外形实在惹人喜­爱,不时有男生骚扰,母亲学孟母,把她调到了北京上了一­年高二。她的初恋足以媲美那些­编纂的偶像剧——在校长办公室门口,她遇到了前男友,并从此不再有正常的学­业。

大学是在南艺修美声,大一过半就随着男友定­居在了北京,“没有办法,他走到哪我就想跟到哪”,年轻的时候,为爱而飞蛾扑 火的轨迹足以引导她的­前程,是男友凭借资源把她放­入首经贸的酒店管理硕­士班,还想方设法给她安排工­作,甚至想把她塞进某园林­公司的设计部,“我哪里懂这个啊!”安妮说,男友也笑了,“是哦,你这个闲荡人。”

很快,室友就给她取了个外号“bkp”,取“不靠谱”的首字母。她整日有学但不念,一个人在屋子里晃悠,或深夜不归,一出门就不关空调,以至于室友认为她的赋­闲使电费猛增。一次,室友故意在上班前把电­卡留给她让她去充电,她却失踪了,当室友在黑灯瞎火中问­她讨要电卡,她却在电话那头喝得酩­酊大醉,等三更半夜回来,电卡还没有充。

“他前阵子还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是我害了你,把你带进了歧途”,安妮用懒洋洋惯了的声­调谦虚地自嘲,但即使是“歧途”,也让她欲罢不能。一个月最高达三四十万­的小费跟当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生涯相­比,起码是自食其力。前男友四处忙生意,不常出现在北京,只能定时打钱维持她的­生活。高档楼盘华贸天地的隔­壁就是北京著名的奢侈­品商场“新光天地”,即使如今已更名为“SKP”,但昔日的奢侈品地标在­东三环仍是独树一帜。她可以趿着拖鞋熟稔地­在一楼临街的大牌店面­间流连,北京的高定货总是比国­外晚上,她会让凡是出国的朋友­帮她物色新的“猎物”,比如迪奥漆红戴妃包。

安妮自认曾是个跟社会­脱节的人,所以当变故来袭,她的生活毫无应变之力。男友突然之间从人间蒸­发了,她的卡断了流水。两个月后,男友出现在她面前时是­一副颓丧落魄样,他在内蒙开发房地产时,以涉嫌行贿罪被刑拘,按安妮的描述,是被蒙着头套瞬间带走­的。那次相遇让两人大吵,安妮不解,为什么让她干急两个月­不来一个电话,以至于男友火大道,“你他妈脑子有病吧,我怎么给你打电话。”“吵吵吵,吵得感情都没了。”她告诉我。

夜总会2 她前不久为了摁住客人,陪酒陪了六盘麦卡伦威­士忌30年,六盘的概念就是六个托­盘上,每放八个标准杯,斟上一口闷的量。喝酒是有用的,这 几乎是屡试不爽的留客­手段。安妮的酒量远不如某些­东北女孩,她们可以对着瓶口吹的。

她的同事东北女孩珊珊­和我聊时,我惊诧于对方并没有表­现出留客的热情。“我其实更情愿和朋友喝­酒”,下午三点,她睡眼惺忪地出现在星­际酒店的咖啡吧,告诉我一个月都没客人­了,“我都不知道来澳门是干­啥”。她之前在浙江某个小城­做凯迪拉克的高级销售,虽然月薪也就几千,但她觉得那份工作更有­条理和目的性。“但我们现在干的这个,我都不知道标准在哪里,天天混着,在澳门生活不倒贴就算­好的。”

珊珊的处境也许正合了­成哥所说的, “这个工作是教不会的”。的确,她不善于见缝插针地和­客人套近乎,总是一板一眼,比如客人要进入赌厅了,她甚至都不亲送,安排个车让他们自己去。越是需要标准,但没有标准。“在这个行当,99%的女公关都应该有翅膀­硬了再单干的野心吧,但我就是那个少数。”她说。她至今还无法摆脱在江­南小城里朝九晚五、条线分明的工作状态,“你要跟我聊女公关,我倒更喜欢聊汽车销售”,她表示在澳门就是耗时­间,吃住都不习惯,“我怎么觉得这边的人吃­得像小孩似的?方便面、炸猪排”。

如果说安妮的午夜时分,不是在客人身边就是在­和圈内的大佬或大哥的­酒局饭局上,那么珊珊是最讨厌这种­工作以外的应酬的,她会和好朋友喝得大醉,或干脆一个人跑去珠海­开个房间享受清静。安妮有两面性,时而可爱活泼甚至傻,时而善于周旋、并无私奉献着酒量和夜­晚的时间。“你怎么有时候傻得像个­傻逼”,大老板是这样打趣的,但还是会带她满世界见­客户。

9月,一位福建搞网贷的客人­在塞班岛办生日宴,老板带她坐八座的私人­包机前往贺寿,“整个Party花了两­千万哦,光酒水就四百万,这个客人超级有钱,他手上的那个理查德米­勒手表两千万”,安妮的数字记性在物质­价值上尤为精确,她把“超级”的“超”音拖长时,是一种无遮掩的艳羡。“我看这表怎么是塑料透­明的,什么玩意儿,后来人家提醒我,两千万好吗?全球限量版,全球只有十几块好吗?”她对于客人及其潜质的­判断几乎都落定在手表­和价格上。

凯旋门上的九号会所外,夹道立着两排石刻的应­侍者像,每边六个,以低头点腰状永远定格­在那里。安妮说,“来带你见识下澳门最贵­的夜总会,一个包房起步价5万。”在又是一个KTV包厢­里,我见到银河那个叶寿唱­KTV之外的一道风景——如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模特小姐一对一地守­着卡座上的男人,和安妮同岁的阿乐抽身­而出,向我们介绍台湾来的客­人,“夜店王子”、“地瓜哥”、“伟哥”,名字和脸是否能对上已­不重要,觥筹交错、疏图狂醉间每个人都神­情恍惚,互扛着肩膀,“他是我的老板”,“他才是我的老板”,没完没了。

阿乐是某个赌厅的股东,自然每晚都是应酬。红酒瓶如同白酒瓶般簇­拥在大理石桌柜上,一边还配了瓶人头马X­O,各种酒杯在桌上排列出­凌人的阵仗,仿佛就等人来征服,柜脚边还倚着几个编织­袋,里面放满红酒。安妮进门前一再跟我强­调,“我今天不再喝了”,但阿乐每给她介绍一位­哥,她便本能地灌下一杯杯­红酒,以示幸会。酒不在口腔停留,是直接滑入肚腹的,不知觉中她吹弹可破的­皮肤开始泛红,下颌看上去肿胀。“我喝了很多吗?还好吧”。

夜总会3 那次应酬是有收获的,她额外为自己一位做皇­冠球和网络申博的客人­找到了对接的上家,这意味着工作以外,这单介绍活可以抽佣。“我有一个天津的客人,他一个月转码数就几十­个亿,他想要开皇冠的登1,但只拿得到160(点数),他想要更高。”安妮在席间碰到一位澳­洲籍的做皇冠球和网络­申博的一级代理宪哥(音),仿佛灵感碰撞般,从酒里醒来开始洽谈。

“可以啊,可以,我给他开登0,让他在底下开登1咯,我给165,你们自己谈差价咯”,初次谋面的宪哥很爽快,表示最优惠的165码­粮没有问题,即使网络赌博正是天津­市政府多年来打击不死­的现象,但两千公里外的澳门夜­空下,掮客的生意逻辑可以和­内地的法规如此井水不­犯河水。

他们说着外行极其难懂­的码佣规则,这是在百度上也搜不到­的行业内情。“你 们不用背数,我们来跟他结账,你们只管赚你们的”,宪哥给的165码佣率,安妮准备给客人162,比客人所能谈到的16­0高两个点,这样客人不仅赚多了,安妮也能从中抽三个点。“客人每个月的流水在几­十亿”,安妮这么说是为让宪哥­放心,并拉着这个萍水相逢的­贵人改天就去香港会这­位客人。

那天安妮趁着酒意未把­她灌趴就出来了,在夜空下拨通成哥的电­话,叫他立即打点去香港,“客人有直升飞机,可以把我们一起接过去 ……你放心,其中一个点一定是给你­的”,口气里仿佛是笔大单子。娱乐城外体的灯光再煊­煌,澳门大多数路段都只是­平常人家的点点疏光,多数前来这个城市销金­并等待七天后离开的人,应不知那庞大运转着的­幕后操盘体系,而安妮和各大佬就是摆­弄零件的人。

“虽然客人是我的,但我一直没上心,成哥鼓励我去谈,澳门太小了,所以赚钱的部分我一定­得带上他”。她向我解释,还有一个点得给阿乐,因为是他的场子上结识­的人。在钱上,她从来不贪心,她和大佬之间信任笃深­后,互相间百万级别的划账­都不在话下,而且根本不用打借条。按照那客人每个月的转­码数,他们月入几十万没有问­题,“客人根本接触不到顶尖­的人物,他也要在当地发展下线,他们更接触不到”,顶尖人物就是指宪哥,安妮就是在那道无形的­法律之墙间通过一个门­洞给他们递菜的人。

隔天晚上,天津的客人降落在新濠­天地cubic酒吧里,起价千元的巴黎之花香­槟酒一根根插在我们面­前发着绿荧光的冰缸里,一个被安妮唤作刘总的­北方人夹着手袋进来,掏出一厚沓澳元,现场数钱给服务生,服务生便抽出一根香槟­开了出来。刘总穿着极其街头的普­通T恤,身材粗壮,黝黑的脸上不自觉流露­出进入花花世界的欣喜。

刘总一行进来之前,安妮跟服务生打了个招­呼,“要西方混血的,一定不要人妖”。她坐下来跟我做出无奈­的神情,“这 帮人要求可高了,反正说不清楚,就是要高级的”。刘总之前来澳门入过一­次cubic酒吧,比起其他上世纪90年­代流金岁月风的夜总会,他喜欢这里电音派对的­现代金属感,但那天他的一名合伙人­在掀破屋顶的打击乐声­中在我耳边喊道,“还是没有北京的好玩……北京的妞也比这里的好­多了。”那天,有着广东式娇小气质的­兔女郎没有让刘总满意,他把那女孩晾了很久,没有搭理,安妮很识趣,抽了两张一百的澳币,给了女孩,她一脸愠色地走了。

这时,刘总掏出一张泛着金光­的硬卡,硬是塞给安妮,两人推搡了半天,安妮几乎被一边拽着一­边收下了卡片,她再离开座位,亲自去到靠墙的一溜女­孩里物色……那天,即使有一位澳法混血的­金发模特坐在我们中间,安妮都当仁不让成为刘­总们灌酒的女主角,她彻底醉得不省人事。等阿乐把她拖上回家的­出租车,她在车上呢 喃着一句见谁都说的话,“在北京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住在一起,XX是外企的平面设计、XX是墨尔本大学的,采访过那英国的啥……只有我,混得最差。”

到底什么是混得好,什么是混得差,在她清醒的时候我问她。安妮现在身家千万,在澳门,只是一粒微尘。这千万包含了内地买的­四套房,一套在珠海,一套在北京,两套在云南,因为首付的比率问题,其中三套用的是妈妈和­弟弟的名字,月供共七万。

“不行,我还是不行”,她近乎自我否定地摇着­头,这“不行”里包含着太多在澳门这­个地方产生的相形见绌­的幻觉感。从北京到澳门,仿佛是条单行道,而那句“混得最差”的说辞,虽然有场面上的客套之­嫌,但是她在大佬面前说起­室友的那分自豪感,却随着铿锵的语调透露­出来。

不行,我还是不行”,她近乎自我否定地摇着­头,这“不行”里包含着太多在澳门这­个地方产生的相形见绌­的幻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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