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三十年的美梦消亡史
生存还是理想？当美国人还是做中国人？3个60后华人分别用了三十年寻找答案。但，那是正确答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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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
55岁的陈进失业了。不到十平米的厨房里，陈进叮叮哐哐切着高汤熬煮六小时的土鸡。
“我算是老年人自主就业的典范，”陈进挥舞着菜刀，“可是，国家不但不来找我树典型，还不让我干了。”语毕，一刀落下，鸡脖子变成两截。陈进是个厨师，也是个饭店老板，将在两周后撤店的“Open味道”是他2016年在北京通州小堡村开的一家川菜馆，也算是北漂二十一年，他唯一的一份工作。
小堡村这几年最热闹的事就是村民和外来的住客抢房，大量迁入的外来人口抬高了这个东六环外的小村房价，村民更倾向于将早年低价卖给外来者的 房子收回，转而向住客收取浮动的高租金，赚取更多利润。
店其实开不下去了，陈进算了笔账：首先，环保局新出台的排污标准需要他花一大笔钱改造厨房设施；再有，自己眼里“大字不识”、“天天捡垃圾”的房东老于，最近对房租这档子事表现得很不坦诚。
“问他明年房租涨不涨？没个准话，总说到时候再说。”陈进问了几次后，心里估摸：又得大涨！
店铺年租从三年前的两万多涨到了六万，陈进每年要在国内外跑两个月，饭店开张的日子不多，加上他限制客流，成本再提高，也赚不着钱。
决定撤店后，饭店生意的合伙人胡懿菲问他：“陈进，饭馆没了，咱俩又没收入了，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两人搭伙过日子，几年前最穷的时候，连续吃了三个月鸡蛋挂面，顿顿清水煮面条，仅有的加料是酱油和盐。陈进答得潇洒：“过完年再说。”过了几天，他突然和胡懿菲商量，能先用饭店的转让费给他办个美国身份，他要定居到他心中的艺术圣地纽约去。
其实，通州小堡村还有个更为人广知的名字——“中国宋庄”，北京当代艺术家的聚集地。陈进除了是开饭店的，还有另外一个身份：Open国际行为艺术节创始人、行为艺术家陈进。
陈进和江红
“陈进去了美国，肯定死翘翘。”江红一拍桌，转头朝向丈夫李蒙，“他应该会饿死”。
李蒙皱了皱眉，迟疑开口：“是啊，他去了美国，活不下去吧？”
江红小陈进两岁，是陈进的前妻，从1987年到1994年，和陈进在一起的八年里，江红最大的感觉就是“没饭吃”。
陈进的“美国梦”初萌于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候他刚从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在兰州市某家职业学校任教，是个不肯写教案的绘画老师。
教务处派人来通知陈进，授课必须准备教案，陈进不听，直接和来人呛声： “我写了，你们看得懂吗？”
陈进对给学生上课没什么激情，在江红的记忆里，当时陈进一个月工资两百多块钱，但他一周早上起不来几次床，迟到算误工，一次扣120块。
“他的工资都是负的，每到月末我就到处借饭票。”江红当时在西北民族大学教外语，一个月工资320块。一般离下次发工资还有十余天，两人就身无分文了，陈进倒是完全不在意，有钱立马花掉，没钱就饿着，他手里无钱，还要管朋友的饭。
陈进的朋友不乏多年后甘肃乃至全国都知名的艺术家和诗人，这群长发文青白天就披头散发坐在民族大学的操场上，等江红下班回家做饭；晚上喝酒、聊文学艺术，累了，就一字排开，挤在江红和陈进仅8坪的教师宿舍里打地铺。
著有《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旅美作家查建英认为，动荡十年后的中国上世纪80年代，近似于美国的上世纪60年代，脆弱、浪漫又特殊，它意味着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和向西方取经。
陈进身上似乎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浪漫气质。他反对刻板教条和约束，对金钱和物质毫无感知，喜欢画画、读诗、看外国名著和漂亮姑娘。
江红和陈进一起骑车过黄河大桥，
李蒙到美国的第一天，接机的姨父就带他去看帝国大厦和世贸中心双子塔，李蒙只记得自己仰头往上看，怎么看都看不到楼顶。
一转头就找不见人了——陈进骑着车看姑娘去了。陈进看完漂亮姑娘后喜欢写诗，写完后还要在报纸上发表。
“同事拿着报纸给我看，说‘江老师，你们家陈进又写诗了’，我一看，标题是什么‘我又坠入了黑色的爱河’。”江红回忆起来哭笑不得。
陈进喜欢读房龙和尼采，最衷情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读即觉文说他心。“要完全解放思维，做一个自由的人”。陈进告诉自己。
江红对哲学不感兴趣，只看《读者》和《青年文摘》，陈进评价她：“庸俗”。
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制造了当时的收视率神话，以郑晓龙、冯小刚为首的主创团队用当时少见的银行贷款方式，筹资150万美元、历时三个月，在美国拍摄了这部电视剧。
片首题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一度成为坊间最流行的金句，纽约也成了中国人眼中资本主义世界纸醉金迷的精神地标。
陈进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充满了新奇和好感，他是那个蠢蠢欲动的变革时代下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美国是他寄托“无边界”自由梦的理想国。
1993年，在兰州物资局工作的陈进的母亲，在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后全心经营自己的餐饮生意“陈春麻辣粉”。随后，陈春麻辣粉在兰州爆红，斩获“地方名优小吃”“中华名小吃”等系列殊荣。
“停薪留职”政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的产物，日后的商业巨子王健林、潘石屹等人，均是在办理停薪留职后“下海”创业。人社部数据显示，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一千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当时他们家有4个店面，帮工少说四十来号人，一个月利润最高有十几万。”江红记得很清楚，自己1993年去重庆读研，不久再回兰州，陈家已经成为了当时兰州餐饮巨头，“百万元”户。
也是这一年，觉得自己实在忍受不 了陈进的不思进取，江红提出了离婚，很快，两人和平分手。外语系毕业的江红在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的妹妹江为的支持下，决定去美国闯荡。
出国前，江红在陈进新租的小屋里见过他一面，陈进穿着崭新的皮鞋皮袄，高兴地从床上翻出两张“老人头”，对江红说：“我有钱，请你吃饭去。”江红问：“衣服哪来的？”陈进老实答：“家里买的。”江红又问：“你现在把钱吃了，以后怎么办？”
陈进还是笑哈哈的：“不管它，先吃饭去。”
1995年1月，江红离开兰州，转道上海，持江为公司办理的因公护照和b1签证，从虹桥机场飞抵美国旧金山，她的美国故事，开始了。
“洋插队”
李蒙在1988年赴美留学，当时从上海虹桥机场飞美国肯尼迪机场，机票价格约八千人民币，这对在上海液压气动技术研究所工作六年，月工资才75块钱的李蒙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李蒙父亲掏空了所有能借到钱的亲戚的家底，才攒够了儿子的机票钱。
李蒙父亲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二批“公派”赴美留学的知识分子，在李蒙唯一的博客文章里，他回忆起父亲：“我老爹在‘文化大革命’时由于我爷爷的地主身份，在学校里总是被揪到舞台上批斗，老爹没办法就开始学英文，那时我才6岁。”
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被打破。
1978年12月26日，新中国派出的首 批公派留美学生抵达纽约机场，他们向西方记者表示自己是为学习先进技术和中美友谊而来。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政府在原有的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基础上，单独予以中国大陆每年两万个额外移民配额，总配额增至40600个。
李蒙父亲凭借“文化大革命”时期自学的简单英文，入选国家公派留美名单，在1982年被送往美国进修。李蒙姨父在之后赴美留学，并借留学之利携妻移民美国，学成归国的李蒙父亲便计划送儿子出国深造，最好也能借机移民美国。
李蒙是自费留学，出国手续办得一波三折，材料第一次递上去，因财力证明不合格被拒签，后来是父亲托了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积累的关系，他才顺利拿到签证。
等签证的空当，李蒙常蹲守在淮海中路1469号的美国驻上海总领馆门口数人头，兴高采烈大叫着冲出来和家人拥抱的，肯定是签证过了，捂脸抽泣走出来的，那就是被拒签的。李蒙在心里算比例，估计自己签证通过的几率还有多少。
按时间归类，江红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二批移民潮中的一员，而李蒙和其父属于第一批中的“洋插队”者——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赴美留学又称“洋插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留学生的生活和下乡“插队”的艰难程度相差无几。
李蒙到美国的第一天，接机的姨父就带他去看帝国大厦和世贸中心双子塔，李蒙只记得自己仰头往上看，怎么看都看不到楼顶。他大包小包揣着国内带来的鸭绒被、皮鞋和草纸，结果发现这些东西在大街上都能捡着，质量还比他带来的好。
这就是美国，和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不，更繁华，他兴奋地想。
留美不返的计划在李蒙心中变得更加清晰坚定，但和父亲不同，他赴美的重点没放在读书上，李蒙唯一获得offer的学校是当地有名的“Party School”，教育水平挺一般，他觉得读书不如打工赚钱，还能四处看看。当时身边的中国人都制定了奋斗目标，拼命读书、攒钱、买房，他也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五年不存钱。
李蒙好奇心旺盛又爱折腾，1989年至1991年间，他从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一路打工至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在宾州的一家中餐馆卖冰淇淋的时候，还结识了一个已经退休的中情局特工Cheston先生，一个五十多岁的美国男人。
Cheston称自己1982年潜伏在中国北京，每天通过阅读报纸来获取有效信息，让人头痛的是，那个时候中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不多，更多时候，他只能窝在住所，凭有限的报纸材料和身边的人拉家常来“合理想象”情报。
再见中国人，尤其还是个爱说话的大小伙子，Cheston很高兴，先是在家热情招待了李蒙，接着还为他找了份新工作——在他弟弟的私人电话公司当安装工人。
电话公司主要服务于对安保要求更高的名人家庭，在一次安装工作中，李蒙见到了晚年的尼克松，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已年近八十，行走艰难，对人态度亲切和蔼。
李蒙兴奋地冲上去和尼克松握手，并要来了一张他的签名肖像照，照片上尼克松还用英文写上了“送给李蒙”。
这张照片跟随李蒙多年，是他常用来和人炫耀的宝贝。1992年李蒙毕业后，去到加州硅谷工作，见到的华人越来越多，一次一个中国朋友诘问他用前美国总统的照片在同胞面前炫耀，还是不是中国人？
受到质疑的李蒙又羞又气，一气之下把照片撕碎，丢进了垃圾桶。
1993年4月11日，已经不再是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最后一次访华，他站在1972年他访问中国时专门为他和周恩来定做的一艘小船上，无限感慨：“有两件事将使我载入史册，水门事件和对中国开放。一件是坏事，一件是好事。”
1994年4月18日，尼克松突然中风，被紧急送入康奈尔医疗中心，4天后，这个81岁的老人，最终停止了呼吸。
一年后，1995年5月6日，因时局原因已经获得大赦绿卡的李蒙在加州硅谷与江红相遇，四个月后，两人共花了80美金，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
暂停键
陈进第一次“出走美国”的计划实施于1997年，当时家里经济松快了，听闻有第三国人借道阿联酋移民欧美的成功案例，陈进办了个旅游签证，跑去了迪拜。
这是陈进第一次出国，在迪拜，陈进遇到了不少甘肃老乡，其中甚至有解放战争后经新疆、西藏一路逃至中东的西北马家军旧部。陈进在一个当地的豪商家当家庭画师，一人独住其家族空置的海湾别墅，日子过得倒是新鲜有趣，不过却始终没有等到去美国的合适机会，大半年后，他呆不住了。
“那地方生活很好，物价不高，还能赚钱，但是我是搞艺术的，在一个这样的地方怎么搞？”陈进决定马上回国。
1997年10月，从迪拜回国不久的陈进跳上了兰州通往北京的绿皮火车，近三十个小时后，抵达北京西站。
花费三个多小时，从西三环徒步到东三环，陈进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了北京：“北京像是有一个玻璃罩子，我进不去，里面的人也不会出来。”
陈进认为，去不了美国，中国唯一能做艺术的地方，就是北京。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的流浪艺术家，这群被称为“文化盲流”的热血青年聚居在西郊圆明园，时称“圆明园画家村”。
90年代中期，画家村人满为患，艺术家的数量最高达到了三四百人，随之而来的是警察的驱赶和抓捕。1995年，画家村在其最鼎盛时期“被消失”。
1993年的下半年开始，以行为艺术创作为主的另一拨年轻人在北京东边的长城饭店后聚集起来。长城饭店是北京最早的国际五星级酒店之一，酒店东面
一公里处，是尚未开发的破旧农村，艺术家租住于此，并将它命名为“东村”。和纽约的东村（East Village）一样，在当时，这里是全中国前卫艺术的发生地。
陈进来到北京的1997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家记忆里的“后东村”时代，如影随形的森严秩序感下，是热情涌动着的自由艺术氛围，这给陈进带来了足够的刺激和舒适感。
陈进北漂的第二年，就不再画画，转向行为艺术的专门创作。
“行为艺术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因为这个它可能会更难，同时它也更自由，约束更少，它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能彻底改变人的思维。”陈进挚爱尼采，他在寻求精神上更高处的自由，在新的艺术形式上，他看到了解放思想枷锁的隐秘路径。
2000年，陈进出资，和朱冥、舒阳共同策划主办了第一届Open国际行为艺术节，其在日后成长为中国首个、也是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民间国际行为艺术节。
2001年，第二届Open行为艺术节在四川成都举行。这届艺术节带陈进回到了童年故乡，也成为了他思想上的重要转折点。
没有刻意宣传，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中西部城市，这场聚集了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等十一个国家、二十三位艺术家的艺术节，还是吸引了大量关注，艺术节现场的观展媒体人一度高达百余位。
8月16日，创作现场发生了意外，后来一度专注尸体主题创作的艺术家朱昱，剖开了一头猪的胸腔，让观者感受其心脏的跳动，他原计划缝合刀口后，猪能活着回到主人那去，但由于兽医操作失误，猪当场死亡。这也招致一位英国女艺术家的不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7日，成都各媒体都以“是艺术还是屠杀”“行为艺术内讧”等主题作为新闻看点进行密集报道，几乎无人关注艺术创作本身。
舆论很快发酵，有参展艺术家回忆，此事一度引发相关部门的重点关注，要求彻查这个未申报的艺术节，之后部分参与者接受了问询。
还未离开四川的艺术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此事，一位来自爱尔兰的艺术家对陈进说：“如果我的国家这样对待艺术，我一定会想办法离开它。”
几位艺术家表示，如果陈进愿意，可以帮助他离开中国，替他争取外国身份。陈进倒是不气馁，他觉得在这样的中国，才更有可为——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森林，比在广袤的草原上培育一片绿地更有意义。
他下了决心，中国是他传播行为艺术的第一战场，他给自己的“美国梦”按下了暂停键。
大溃败
1999年，经历了三个初创科技公司和一个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实验所，已经有了“Mr. Video”的行业美称的李蒙，被高薪挖角进半导体制造巨头美国博通公司，重点参与其第一二代模拟视频解码器的研发。
创立于1991年的博通公司代表当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精英力量，其生产的半导体组件，为高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可能。
某种程度上来 说，李蒙是实现“美国梦”的典型人物。
年近不惑，他不再是三十八年前那个出生在内蒙古某农场，连鸡蛋都吃不上的地主家孩子；也不再是二十多年前，躲在上海杨浦区的小仓库里，偷窥一卡车人提着斧头砍架的逃课学生，他是妻儿双全、年薪百万的硅谷技术精英。
李蒙的薪资构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博通公司的股票期权，总量2万股，分四年成熟，行权单价为100美金。博通公司实行全员持股制，其底薪设置不高，雇员最大的经济收入来自项目奖金和出售股票的资本利得。
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江红准备在丈夫的公司“开拓业务”，被李蒙一句话堵了回去，“你别费那个力气，他们都是千万富翁，哪需要什么保险。“
1995年8月，网景公司的IPO拉开了互联网股票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大幕，作为大科技股的代表，博通公司的股价是“一骑绝尘”，用江红的话形容，“股票每天40、50块地往上涨，人都是飘在天上的”。
硅谷人的身价“日新月异”，当时智能手机还未普及，他们身上多挎着几个摩托罗拉BB机，每天除了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就用它们看股票又涨了多少，整个硅谷荡漾着华尔街一般的金钱氛围。
李蒙选择对首批5000股行权，不久后在260美金左右的位置卖出，完税收入近80万美金，而此时，博通股票价格还在不断飙升，一度突破300美金。
“我那个时候也在读大学预科，身边的同学都和不上课一样，天天都在说股票、买股票。”江红不懂炒股，但能明显感到自己被狂热的投资浪潮包裹其中。
当时的美国股票市场疯狂到全民参与的程度，报纸称所有参与者在股市发财的梦为真正的“American Dream”。
2000年3月10日，科技股占极大权重的纳斯达克指数创下5048.62点的历史最高记录，于此同时，大量互联网公司发生巨额亏损的财报数据开始流出。
伴随美联储不断升息，4月，纳指出
现剧烈震荡；8月，开始持续暴跌，4000点告破；接着是3500点、3000点、2000点······指数一泻千里，从最高点一路下挫至2002年10月的1114.11点。
这场股灾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泡沫破裂”，市值蒸发超4.4万亿美元，之前独领风骚的科技股是暴跌的领军力量。博通公司开始陷入经营和财务困境，四年亏损累计达65亿美元，股价滑落到10美金以下。
“当时有朋友还拿着股票，说一定能涨回去，但是等啊等啊，价格再没回去过。”对比其他人，李蒙觉得自己足够幸运，他没把所有期权兑现，也没用卖股票赚的钱再投资，而是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买了套房。
夹杂在这波股灾中的，是2001年9月11日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李蒙到美国第一天看到的那两座交相辉映的恢弘高楼毁于这场恐袭，事故遇难者总数高达2996人，后续有超5400人致癌。
这场惨剧撞碎了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梦”——美国经济一度陷入瘫痪，国民对消费和投资的信心大大削弱，美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向心力产生了严重质疑。这也包括李蒙和江红。
十年
2005年，江红和陈进在北京再见，距离上次分别，已经过去了十年。
江红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终于能安心返回中国，她和妹妹江为回国的第一站是北京，陈进接机。江红印象最深的是，下飞机后三人去饭馆吃饭，江为点完菜后，陈进沉默良久，然后问：能不能多加几个菜？
因为没钱，当时陈进已经三天没正经吃过饭了。江红问他，没钱吃饭饿了怎么办？陈进老实答：喝水。
来北京的八年里，陈进从没找过工作，只专注于行为艺术创作，他唯一的资产，是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儿子北漂的蜗居，在1999年为他购置的一栋位于东五环颐景园的三层别墅，外加一辆价值30万元的广汽本田车。
“他们家房子是大，但整个黑乎乎的，一楼有个自家砌的大鱼池，里面也没什么水，”江红回忆起去陈进家借宿的那一晚，“有条和小鲨鱼一样的黑鱼在池子里，鱼鳍和背都露在外面，就在那贴着池底游。”
陈进没钱缴电费，更没钱喂鱼，实际是条大鲤鱼的黑鱼，饿着肚子陪了他两年，他也不明白鱼怎么还没饿死。
Open行为艺术节虽然国际有名，但因主题原因，在中国还是一个没得到文化部批准的地下艺术节，这意味着陈进不能公开去找资本赞助，必须自己想办法承担所有费用。
陈进很穷，没钱吃饭是常事，实在饿到不行，他就翻出电话本给朋友一个个打电话，看谁家做饭他能蹭一顿，要遇上朋友请客吃饭，他吃完还问能不能打包，想尽办法多管自己几顿。
行为艺术没有可售卖的艺术成品，它前卫出格的表现方式，也不为中国主流文化价值所认同。艺术节办了六届，陈进一分钱没赚到，只收获了一个新本事。
“只要坐下来一聊，两三句话，我就知道谁是安全部门派来接近我的。”凭借多年和公安局等相关单位的“周旋”，陈进对自己的敏锐嗅觉很有自信。他认为从第二届艺术节开始，自己就是文化部和公安局黑名单上的挂名人物，之后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来找他聊艺术，有朋友带来的朋友，有说要投资他的企业家。
初时，陈进还和这些套话目的明显的拜访者聊聊他对艺术的认知，科普一下行为艺术，后来，他感觉来的人总不见少，就烦了。
有一次，陈进直接对来人说：“你们当初不让放邓丽君，现在满街都在唱邓丽君，邓丽君有问题吗？人家没问题，是 你们觉得她有问题。”
陈进坚定认为，终有一天，行为艺术在中国一定会光明正大地被普及，就像是邓丽君的歌一样。
面对这样的陈进，江红却有种强烈的“幻灭感”，初到美国格外艰难的时候，江红还给陈进写过信，夫妻多年，两个人习惯在艰难时向对方寻求支撑。
“陈进是个对钱没概念的人，也不为未来打算，这么多年居然一点都没变。”江红觉得自己当初能够和陈进过八年是疯魔了，她想不明白那时候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和李蒙在美国打拼的日子虽然同样辛苦，但与陈进截然不同的是，李蒙童年和少年时代被内蒙和上海一分为二，骨子里兼具上海人的节俭细致和内蒙人的沉稳坚韧，在实验所打工，别人一周最多干40个小时，李蒙能干60小时；虽舍不得花钱在情人节给江红买“死贵”的玫瑰，却在冬夜排队6小时抢购一棵打折的花树——把它种在厨房窗外，江红就能每天都看到花了。
江红始终承认陈进在艺术上极具前瞻性和创造性思维，但这次重逢，她庆幸自己当年离婚赴美的选择——陈进的热情和浪漫都留给了艺术，他的双脚踩在理想国的云端，可能永远都不会走下来。
这次归国之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2005年9月，在第二站故乡成都，江红惊喜地迎来了她和李蒙期盼已久的第二个孩子，她马上飞回美国待产。
2006年6月20日，李蒙与江红的女儿欢欢在美国Pleasanton“幸福屯”降生。
创业维艰
江红再次回国是2008年，这时李蒙已回国创业两年。
“你们当初不让放邓丽君，现在满街都在唱邓丽君，邓丽君有问题吗？人家没问题，是你们觉得她有问题。”
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活跃的经济一度失去弹性，嗅觉敏锐的资本开始流向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中国大陆，掌握资源和技术的海归回国创业成为了新的潮流。
李蒙刚回国时，江红还没感觉，带着孩子在美国过得挺自在，但后来发现回国创业的朋友十个有九个出轨，家宅不宁，江红才意识到“创业是高危行业”，她给了李蒙两个选择：返美，或离婚。
李蒙当时在中关村干得热火朝天，妻子的反应让他不知所措，是朋友也是老板的董旭出主意，自己承包一切费用，让江红先回国看看。2008年6月，江红抵京。“中国太好了，100美金能买好多东西！”这次江红感觉很不错。
恰逢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为迎接这场世界盛会，全北京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建设状态，城市基础建设水平大大跃升，学英语成为全民潮流。
为了树立更优质的城市公众形象，北京专门对在公众场合吐痰、说脏话、“加塞儿”等行为进行了规范，对一直难以约束的“北京膀爷”还开展了“专项专治”的穿衣行动，遇到光膀大汉即赠写着“靓丽北京，有我一个”的文明T恤。
物价低、人热情，环境也不错，在北京住了三周后，江红决定：全家回国！不过她告诉李蒙，中关村“小脏破”，新家不能安在那。
2008年7月江红返美，着手变卖房产和孩子转学，两个月办完所有手续，她准备陪李蒙在国内大干一场。
这次“撤离美国”的时机相当巧妙，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被迫接管“两房”，以表明政府应对危机的决心。
“我卖房的时候，房地产泡沫马上要破了，八年前买价93万刀，我卖了83万8“，江红眯眼一笑，“但这可是当时整个湾区同房型卖的最高价。”
两人虽然躲过了这场发源美国的金融海啸，但是李蒙的海归创业历程，也非预计的顺畅。
回国后第一家公司，老板是一起在美国打拼过的同事，整个公司多是海归，压根弄不懂中国生意场上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迎来送往也做得不漂亮。
新产品找不到下游的售卖渠道，内部“宫斗”也开始升级，几个海归各自为政，中国本土的工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实在受不了公司里的乌烟瘴气，李蒙选择离开，2009年，加入新的公司“希图视鼎”。
这次老板依旧是个海归，还是个身家丰厚的博士后。公司专注于智能电视单芯片的研发与设计，整个技术团队科学家占比较大，是行业内有名的“正规军”。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希图视鼎运气还不错，虽挤不进当下主流的电视厂商生产体系，却和亟待转型的老品牌“熊猫电视”达成了深度合作。但这次合作，还是折了。新产品实现小规模量产后，面临扩张生产线的大量资金需求。当时一个东部地区的政府产业园区和希图视鼎达成了投资意向，对方表示出资2000万，用于下一阶段的批量生产。
“但这个钱没下来，永远都没有。”李蒙强调。
钱没下来的原因非常简单，负责资金出口的人向希图视鼎提出30%的投资回扣要求，海归的老板完全不能接受，一口回绝了对方。
谈了一年多的投资没着落了，为节约成本，公司先是老板垫上家底，管理层减薪；接着是高管停薪，员工减薪。
硬撑了大半年，风口过去了，生产没跟上，资金也全面枯竭，老板只能宣布，公司不干了。
公司宣布解散的那天下午，李蒙站在办公区中央，环视四周，百余坪的公开区域内除了他空无一人，地上随处散落着废弃的文件和垃圾，桌面上除了几盆稀疏的绿植，什么都没有了——公司欠薪七个月，员工离开前搬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就一天，全走了。”李蒙对自己说。多年后，当初的老板打电话给李蒙，电话那头，老人的声音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声线起伏间藏着沧桑，他反复重复：“李蒙，我们生不逢时啊。”
李蒙这才知道，公司破产清算后，承受了巨大压力的老板丢下老婆孩子去山里清修去了，避世而居很长一段时间，心态才缓过来。
第一个老板创业最后心梗，第二个老板创业身心崩溃，李蒙想了想得出结论：中国挺好，发展迅速、潜力十足，但可能不适合他们这种海归创业。
自由
“这些人肯定要回来，他们来来去去，就是冲着利益，回来机会更多。”陈进用“逐利”定义了这种出国再返的迁徙。
“美国梦”最早由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大萧条时期提出，其实质有三条轴线，分别是财富、民主和自由。
财富，是多数人不懈追逐的目标，但显然不是陈进所求。
“在中国很少有，世界上也很少有，就是纯粹为了自己的自由、爱好、兴趣，去做一件事情，不管贫穷与富有，我都认认真真去做这件事情。”陈进觉得他就是自己描述的那种人，执着似西西弗斯，姿态又如普罗米修斯。
不，他不承认自己是人，他定义自己是摒弃人类大部分欲望的“文化动物”。
2007年，陈进决定卖掉别墅，因为他实在找不到钱来办新一届的艺术节。
“才卖了一百多万，我说不让他卖，房子加上装修当年就不止一百万！”已经七十多岁的陈母知道儿子要卖房，差点跳脚，但犟不过陈进，房子最后还是卖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不断升级，形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危险的浪潮开始冲击中国经济。
包括“四万亿”救市计划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迅速导致了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北京房价开始直线飙升，2009年单年涨幅达到200%以上，2011年中再次实现惊人增长。
身旁亲人好友都替陈进可惜那套贱卖的别墅，也有人说，他应该把卖房的钱用来购置一套在市中心的公寓，至少还能获得资产增值。对这样的论调，陈进统一回复：“我要有那样的脑子，还能搞Open艺术节吗，我就想不了那些东西。”
不过，他心里认为，自己不是不懂投资，而是主动把自己和金钱隔离开来， “我身边那些说要先搞钱再做艺术，还有边搞钱边做艺术的，最后有干艺术的吗，都搞钱去了。”
陈进一早认为中国没有当代艺术，中国文化根本没匹配欧美语系定义的“当代”坐标，更别谈在这个错位的基点上再进行先锋的艺术创作；他后来又觉得，很多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目的和思考方式都不够纯粹。
2007年后，陈进终于受到国外艺术空间邀请去到了美国，回国后他顾不上别的，匆匆跑去找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友。
“兄弟，你不错啊，我去国外转了一圈，无论是哪都在向我打听你！你肯定已经是世界前十了！”陈进向朋友传递了他认为的喜讯，不料对方瞬间垮下脸来，嘴里念叨：“世界前十？不是世界第一？”
两人相识多年，长久没见，本该酣谈畅饮一番，但是接下来的时间里，老友都情绪不高，两人草草吃了个饭就结束了这次会面。
“我太了解他了，他是真的很不高 兴。”陈进后来和人说起这个故事，分析道，“那个表情就是在说，老子居然不是世界第一。”别人问他：“你们后来聊过这事吗？”陈进大手一挥：“聊啥，后来他就进去了，然后就世界第一了。”
这次谈话后不久，这位老友被公安部门带走调查，随后引爆国内外媒体舆论，成为“人权问题焦点”，国际声誉到达顶峰。
陈进始终怀疑，这是场精心设计的表演：“他背景复杂得很，和谁谁都有关系，哪能就这么进去了？不信？你看他出去后有再说过中国不好吗？”
这样的事看得多了，陈进终于明白，在中国艺术根本不是精神的乌托邦，而是个社会游戏，成人世界的通行规则在这个圈子里依旧畅行无阻。
“他之前的角是尖的，锋芒毕露，后来被磨啊磨啊，就圆了。”胡懿菲是川菜馆的合伙人，也是陈进的艺术伙伴，一路看着他跌跌撞撞往前走。
2000年，第一届Open艺术节，陈进、朱冥和舒阳三个主办人商量，要是警察来抓人了，朱冥和舒阳把事顶下来，陈进则在外面处理两人的后事。后来警察果然来了，朱、舒两人被扣留6小时后释放。
2009年，第十届Open艺术节，由陈进自己出资几十万，在798艺术区举办，历时两个月，有近三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与其中。
开幕式当天，现场还来了二十多辆各大使馆的车驾，虽然依旧未获得相关部门批准，但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来强制中断艺术创作，事后也没有相关部门约谈。
2017年，第十八届Open艺术节在宋庄秘密召开，开幕前半小时，艺术家们才敢把宣传海报挂在展馆入口处。
陈进想，自己看到过曙光，但那光还是灭掉了，一生已行至大半，他必须要到美国去了。
陈进和美籍台裔艺术家谢德庆在北京有过一次交谈，谢德庆认为，作为一位艺术家，陈进必须要在纽约这样的地方居住五年以上，才能解放思想。
这位被“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盛赞的台湾艺术家是一个“跳船者”——为了到美国获得更自由的发展，24岁的谢德庆放弃了在台湾当画家的前途，转而去油轮上做见习船员。1974年，他终于寻机在油轮停靠美国费城时，“跳船”偷渡美国。
1978年，谢德庆在纽约开始进行行为艺术创作。1988年，非法居留美国十四年后，谢德庆因移民大赦获得公民身份。
陈进向胡懿菲频繁地提起“去美国”的话题，他最喜欢纽约，第一次走在曼哈顿的街道上，他就觉得那才是自己的家。胡懿菲没和陈进深入探讨的是，去美国变得越来越难，她之前想赴美参加艺术活动被拒签，她有个朋友已经收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一直拿不到签证。
2017年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移民政策变得更加保守，同时提高了签证申请与游客入境审查的严格度。
而且，去了美国就一定会更好吗？胡懿菲也不敢肯定。
到美国去
结婚第二十二年，李蒙和江红终于有了套婚纱照，一套共三组，花费880块，是在离家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北京怀柔某婚庆影楼拍摄的。
“结婚时没拍，太贵，那时没钱。”江红很喜欢这套迟来的照片，三组照片中有组是中国风，她穿红色旗袍，李蒙
配的是红底绞墨线的对襟唐装，因为有几分神似六小龄童，李蒙还特意摆了个同款造型。
回国十二年，虽不时被父亲埋怨决定草率，但李蒙越来越喜欢中国，江红笑他是“在哪就说哪里好的墙头草”。
两次创业失败后，不安分的李蒙又开始了中美两头跑的第三次创业，这次是和江红一起经营的“卓越思欢乐英语”。
“卓越思”取自女儿欢欢的英文名“Joyce”，是最初回国时，江红为了两岁的欢欢能学流利地道的英文才筹办的幼儿国际英语学校。
虽然有妻子从2008年开始打下的基础，但英语幼教对李蒙来说，又是新领域，如何写BP、如何降低外教成本、怎么选择合适的融资？都是新难题。
不过最难的不是创业，教女儿数学，才是57岁的李蒙面临的最大困难，女儿机灵可爱，但对数学就不来电，和学霸哥哥聪聪完全不一样。
“家里为了这事，西瓜桃子不知切了多少个，没用！”江红笑谈丈夫的教学方式。
李蒙教欢欢分数，切了三块西瓜问她，三块吃掉两块，剩下的是几分之几。
欢欢肯定答到：三分之二。
李蒙气了个倒仰，他性子爆，不能动手揍孩子，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生闷气。江红进了更年期，脾气有时压不住，遇上欢欢捣蛋，两人也摩擦不断，欢欢偷偷给她取了个绰号：“白雪公主的后妈”。
两人最轻松的时候是寒暑假期，在美国读大学的儿子回来主动承担起教导女儿功课的任务，兄妹俩处得欢乐和谐，一点都没有“更年期撞上青春期”的鸡飞狗跳。
把一双儿女带回中国成长，在李蒙和江红看来是最正确的选择，两个孩子现在能熟练使用中文，课余时，还能和爷爷奶奶打电话聊天。
“和我们一起去到美国的那拨人，很羡慕我们孩子能说双语，他们小孩不会讲中文，跟老一辈完全不能交流，对老人来说，就是白养一孙子。”李蒙笑道。
不过两个孩子大学还是要去美国念的，这是夫妻俩的坚持。
李蒙和江红偶尔会聊起陈进，知道陈进要关店后，李蒙又开始担心：“他接下来要怎么生活？”
在2015年前后李蒙见过一次陈进，他是热心肠，认真劝对方，要考虑一下生存问题，别像搞公益一样做艺术。陈进 的回答让李蒙印象深刻，他说：“你要知道，有的艺术家是死后才出名的。”
念及往事，李蒙又觉得自己多虑： “从十年前认识他开始，我总担心他活不下去，结果他好好活到了今天。”
“活得还挺好。”江红快语补充。
Open味道决定撤店后的第三天，陈进把朋友们聚来吃“关门饭”，主菜是他新研究的火锅鸡。
陈进新剃了头，饱满的头型一览无余，一朋友比划着自己的后脑勺嚷着： “陈进，你咋和我们不一样呢，我们那时候都流行睡扁脑袋，你咋是个圆头？”
陈进不理会这样的打趣，心思都放在手里的酸啤瓶塞上。长条桌上摆着两炉火锅，红油翻滚，鸡肉的鲜香和着四川火锅特有的辛辣味道弥漫开来。
艺术家们照常聊起时局和创作，坐在中央的陈进攥着酒杯强调：“当代艺术是具有人类文化先进性的，好的艺术，那是要创造历史的！”
一位年轻的拜访者问：“您的意思是艺术的最高级使命是去创造文明？”
陈进高兴了，支起身子，点点头，双手比划起来：“对对，你说得特别好，艺术是一层层往下影响的，它是文明的一个层次。”
“可是文明的星火是随机的，没有人能够预见它，当它出现，人们也不一定会保护它。”年轻人又说。
坐在旁边抽烟的胡懿菲插嘴：“陈进，你说你要是出生在欧洲或者美国，是不是早就不简单了？”
陈进不说话了，支起的身子靠了回去，他伸出手，用劲摩挲自己浑圆的后脑勺，眉头皱了起来。
旁边，几个朋友正好聊到此前千余名中美洲移民组成车队一路北进、冲击入境口岸企图进入美国的新闻，说到兴起哈哈大笑，一人侧身，拍了拍陈进的肩，高举起酒杯大声喊到：“走，到美国去！”
陈进的脸颊泛上了红色，他慢慢咧开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