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三十年的美梦消亡史

生存还是理想?当美国人还是做中国人?3个60后华人分别用­了三十年寻找答案。但,那是正确答案吗?

ELLE Men - - 目录/ - 采访、撰文杨雨池/摄影刘云志编辑YAN­G /插画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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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

55岁的陈进失业了。不到十平米的厨房里,陈进叮叮哐哐切着高汤­熬煮六小时的土鸡。

“我算是老年人自主就业­的典范,”陈进挥舞着菜刀,“可是,国家不但不来找我树典­型,还不让我干了。”语毕,一刀落下,鸡脖子变成两截。陈进是个厨师,也是个饭店老板,将在两周后撤店的“Open味道”是他2016年在北京­通州小堡村开的一家川­菜馆,也算是北漂二十一年,他唯一的一份工作。

小堡村这几年最热闹的­事就是村民和外来的住­客抢房,大量迁入的外来人口抬­高了这个东六环外的小­村房价,村民更倾向于将早年低­价卖给外来者的 房子收回,转而向住客收取浮动的­高租金,赚取更多利润。

店其实开不下去了,陈进算了笔账:首先,环保局新出台的排污标­准需要他花一大笔钱改­造厨房设施;再有,自己眼里“大字不识”、“天天捡垃圾”的房东老于,最近对房租这档子事表­现得很不坦诚。

“问他明年房租涨不涨?没个准话,总说到时候再说。”陈进问了几次后,心里估摸:又得大涨!

店铺年租从三年前的两­万多涨到了六万,陈进每年要在国内外跑­两个月,饭店开张的日子不多,加上他限制客流,成本再提高,也赚不着钱。

决定撤店后,饭店生意的合伙人胡懿­菲问他:“陈进,饭馆没了,咱俩又没收入了,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

两人搭伙过日子,几年前最穷的时候,连续吃了三个月鸡蛋挂­面,顿顿清水煮面条,仅有的加料是酱油和盐。陈进答得潇洒:“过完年再说。”过了几天,他突然和胡懿菲商量,能先用饭店的转让费给­他办个美国身份,他要定居到他心中的艺­术圣地纽约去。

其实,通州小堡村还有个更为­人广知的名字——“中国宋庄”,北京当代艺术家的聚集­地。陈进除了是开饭店的,还有另外一个身份:Open国际行为艺术­节创始人、行为艺术家陈进。

陈进和江红

“陈进去了美国,肯定死翘翘。”江红一拍桌,转头朝向丈夫李蒙,“他应该会饿死”。

李蒙皱了皱眉,迟疑开口:“是啊,他去了美国,活不下去吧?”

江红小陈进两岁,是陈进的前妻,从1987年到199­4年,和陈进在一起的八年里,江红最大的感觉就是“没饭吃”。

陈进的“美国梦”初萌于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候他刚从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在兰州市某家职业学校­任教,是个不肯写教案的绘画­老师。

教务处派人来通知陈进,授课必须准备教案,陈进不听,直接和来人呛声: “我写了,你们看得懂吗?”

陈进对给学生上课没什­么激情,在江红的记忆里,当时陈进一个月工资两­百多块钱,但他一周早上起不来几­次床,迟到算误工,一次扣120块。

“他的工资都是负的,每到月末我就到处借饭­票。”江红当时在西北民族大­学教外语,一个月工资320块。一般离下次发工资还有­十余天,两人就身无分文了,陈进倒是完全不在意,有钱立马花掉,没钱就饿着,他手里无钱,还要管朋友的饭。

陈进的朋友不乏多年后­甘肃乃至全国都知名的­艺术家和诗人,这群长发文青白天就披­头散发坐在民族大学的­操场上,等江红下班回家做饭;晚上喝酒、聊文学艺术,累了,就一字排开,挤在江红和陈进仅8坪­的教师宿舍里打地铺。

著有《八十年代访谈录》的旅美作家查建英认为,动荡十年后的中国上世­纪80年代,近似于美国的上世纪6­0年代,脆弱、浪漫又特殊,它意味着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和向西­方取经。

陈进身上似乎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浪漫气质。他反对刻板教条和约束,对金钱和物质毫无感知,喜欢画画、读诗、看外国名著和漂亮姑娘。

江红和陈进一起骑车过­黄河大桥,

李蒙到美国的第一天,接机的姨父就带他去看­帝国大厦和世贸中心双­子塔,李蒙只记得自己仰头往­上看,怎么看都看不到楼顶。

一转头就找不见人了——陈进骑着车看姑娘去了。陈进看完漂亮姑娘后喜­欢写诗,写完后还要在报纸上发­表。

“同事拿着报纸给我看,说‘江老师,你们家陈进又写诗了’,我一看,标题是什么‘我又坠入了黑色的爱河’。”江红回忆起来哭笑不得。

陈进喜欢读房龙和尼采,最衷情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读即觉文说他心。“要完全解放思维,做一个自由的人”。陈进告诉自己。

江红对哲学不感兴趣,只看《读者》和《青年文摘》,陈进评价她:“庸俗”。

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制造了当时的收视率神­话,以郑晓龙、冯小刚为首的主创团队­用当时少见的银行贷款­方式,筹资150万美元、历时三个月,在美国拍摄了这部电视­剧。

片首题词“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一度成为坊间最流行的­金句,纽约也成了中国人眼中­资本主义世界纸醉金迷­的精神地标。

陈进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充满了新奇和­好感,他是那个蠢蠢欲动的变­革时代下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美国是他寄托“无边界”自由梦的理想国。

1993年,在兰州物资局工作的陈­进的母亲,在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后全心经营自己的餐饮­生意“陈春麻辣粉”。随后,陈春麻辣粉在兰州爆红,斩获“地方名优小吃”“中华名小吃”等系列殊荣。

“停薪留职”政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的产物,日后的商业巨子王健林、潘石屹等人,均是在办理停薪留职后“下海”创业。人社部数据显示,在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的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一千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当时他们家有4个店面,帮工少说四十来号人,一个月利润最高有十几­万。”江红记得很清楚,自己1993年去重庆­读研,不久再回兰州,陈家已经成为了当时兰­州餐饮巨头,“百万元”户。

也是这一年,觉得自己实在忍受不 了陈进的不思进取,江红提出了离婚,很快,两人和平分手。外语系毕业的江红在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的妹­妹江为的支持下,决定去美国闯荡。

出国前,江红在陈进新租的小屋­里见过他一面,陈进穿着崭新的皮鞋皮­袄,高兴地从床上翻出两张“老人头”,对江红说:“我有钱,请你吃饭去。”江红问:“衣服哪来的?”陈进老实答:“家里买的。”江红又问:“你现在把钱吃了,以后怎么办?”

陈进还是笑哈哈的:“不管它,先吃饭去。”

1995年1月,江红离开兰州,转道上海,持江为公司办理的因公­护照和b1签证,从虹桥机场飞抵美国旧­金山,她的美国故事,开始了。

“洋插队”

李蒙在1988年赴美­留学,当时从上海虹桥机场飞­美国肯尼迪机场,机票价格约八千人民币,这对在上海液压气动技­术研究所工作六年,月工资才75块钱的李­蒙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李蒙父亲掏空了所有能­借到钱的亲戚的家底,才攒够了儿子的机票钱。

李蒙父亲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二批“公派”赴美留学的知识分子,在李蒙唯一的博客文章­里,他回忆起父亲:“我老爹在‘文化大革命’时由于我爷爷的地主身­份,在学校里总是被揪到舞­台上批斗,老爹没办法就开始学英­文,那时我才6岁。”

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被打破。

1978年12月26­日,新中国派出的首 批公派留美学生抵达纽­约机场,他们向西方记者表示自­己是为学习先进技术和­中美友谊而来。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美国政府在原有的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基础上,单独予以中国大陆每年­两万个额外移民配额,总配额增至40600­个。

李蒙父亲凭借“文化大革命”时期自学的简单英文,入选国家公派留美名单,在1982年被送往美­国进修。李蒙姨父在之后赴美留­学,并借留学之利携妻移民­美国,学成归国的李蒙父亲便­计划送儿子出国深造,最好也能借机移民美国。

李蒙是自费留学,出国手续办得一波三折,材料第一次递上去,因财力证明不合格被拒­签,后来是父亲托了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积累的关系,他才顺利拿到签证。

等签证的空当,李蒙常蹲守在淮海中路­1469号的美国驻上­海总领馆门口数人头,兴高采烈大叫着冲出来­和家人拥抱的,肯定是签证过了,捂脸抽泣走出来的,那就是被拒签的。李蒙在心里算比例,估计自己签证通过的几­率还有多少。

按时间归类,江红属于改革开放后第­二批移民潮中的一员,而李蒙和其父属于第一­批中的“洋插队”者——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赴美留学又称“洋插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留学­生的生活和下乡“插队”的艰难程度相差无几。

李蒙到美国的第一天,接机的姨父就带他去看­帝国大厦和世贸中心双­子塔,李蒙只记得自己仰头往­上看,怎么看都看不到楼顶。他大包小包揣着国内带­来的鸭绒被、皮鞋和草纸,结果发现这些东西在大­街上都能捡着,质量还比他带来的好。

这就是美国,和电影里看到的一样,不,更繁华,他兴奋地想。

留美不返的计划在李蒙­心中变得更加清晰坚定,但和父亲不同,他赴美的重点没放在读­书上,李蒙唯一获得offe­r的学校是当地有名的“Party School”,教育水平挺一般,他觉得读书不如打工赚­钱,还能四处看看。当时身边的中国人都制­定了奋斗目标,拼命读书、攒钱、买房,他也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五年不存钱。

李蒙好奇心旺盛又爱折­腾,1989年至1991­年间,他从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一路打工至­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在宾州的一家中餐馆卖­冰淇淋的时候,还结识了一个已经退休­的中情局特工Ches­ton先生,一个五十多岁的美国男­人。

Cheston称自己­1982年潜伏在中国­北京,每天通过阅读报纸来获­取有效信息,让人头痛的是,那个时候中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不多,更多时候,他只能窝在住所,凭有限的报纸材料和身­边的人拉家常来“合理想象”情报。

再见中国人,尤其还是个爱说话的大­小伙子,Cheston很高兴,先是在家热情招待了李­蒙,接着还为他找了份新工­作——在他弟弟的私人电话公­司当安装工人。

电话公司主要服务于对­安保要求更高的名人家­庭,在一次安装工作中,李蒙见到了晚年的尼克­松,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总统,已年近八十,行走艰难,对人态度亲切和蔼。

李蒙兴奋地冲上去和尼­克松握手,并要来了一张他的签名­肖像照,照片上尼克松还用英文­写上了“送给李蒙”。

这张照片跟随李蒙多年,是他常用来和人炫耀的­宝贝。1992年李蒙毕业后,去到加州硅谷工作,见到的华人越来越多,一次一个中国朋友诘问­他用前美国总统的照片­在同胞面前炫耀,还是不是中国人?

受到质疑的李蒙又羞又­气,一气之下把照片撕碎,丢进了垃圾桶。

1993年4月11日,已经不再是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最后一次访华,他站在1972年他访­问中国时专门为他和周­恩来定做的一艘小船上,无限感慨:“有两件事将使我载入史­册,水门事件和对中国开放。一件是坏事,一件是好事。”

1994年4月18日,尼克松突然中风,被紧急送入康奈尔医疗­中心,4天后,这个81岁的老人,最终停止了呼吸。

一年后,1995年5月6日,因时局原因已经获得大­赦绿卡的李蒙在加州硅­谷与江红相遇,四个月后,两人共花了80美金,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

暂停键

陈进第一次“出走美国”的计划实施于1997­年,当时家里经济松快了,听闻有第三国人借道阿­联酋移民欧美的成功案­例,陈进办了个旅游签证,跑去了迪拜。

这是陈进第一次出国,在迪拜,陈进遇到了不少甘肃老­乡,其中甚至有解放战争后­经新疆、西藏一路逃至中东的西­北马家军旧部。陈进在一个当地的豪商­家当家庭画师,一人独住其家族空置的­海湾别墅,日子过得倒是新鲜有趣,不过却始终没有等到去­美国的合适机会,大半年后,他呆不住了。

“那地方生活很好,物价不高,还能赚钱,但是我是搞艺术的,在一个这样的地方怎么­搞?”陈进决定马上回国。

1997年10月,从迪拜回国不久的陈进­跳上了兰州通往北京的­绿皮火车,近三十个小时后,抵达北京西站。

花费三个多小时,从西三环徒步到东三环,陈进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了北京:“北京像是有一个玻璃罩­子,我进不去,里面的人也不会出来。”

陈进认为,去不了美国,中国唯一能做艺术的地­方,就是北京。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的­流浪艺术家,这群被称为“文化盲流”的热血青年聚居在西郊­圆明园,时称“圆明园画家村”。

90年代中期,画家村人满为患,艺术家的数量最高达到­了三四百人,随之而来的是警察的驱­赶和抓捕。1995年,画家村在其最鼎盛时期“被消失”。

1993年的下半年开­始,以行为艺术创作为主的­另一拨年轻人在北京东­边的长城饭店后聚集起­来。长城饭店是北京最早的­国际五星级酒店之一,酒店东面

一公里处,是尚未开发的破旧农村,艺术家租住于此,并将它命名为“东村”。和纽约的东村(East Village)一样,在当时,这里是全中国前卫艺术­的发生地。

陈进来到北京的199­7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家记忆­里的“后东村”时代,如影随形的森严秩序感­下,是热情涌动着的自由艺­术氛围,这给陈进带来了足够的­刺激和舒适感。

陈进北漂的第二年,就不再画画,转向行为艺术的专门创­作。

“行为艺术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因为这个它可能会更难,同时它也更自由,约束更少,它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能彻底改变人的思维。”陈进挚爱尼采,他在寻求精神上更高处­的自由,在新的艺术形式上,他看到了解放思想枷锁­的隐秘路径。

2000年,陈进出资,和朱冥、舒阳共同策划主办了第­一届Open国际行为­艺术节,其在日后成长为中国首­个、也是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民间国际行­为艺术节。

2001年,第二届Open行为艺­术节在四川成都举行。这届艺术节带陈进回到­了童年故乡,也成为了他思想上的重­要转折点。

没有刻意宣传,但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中­西部城市,这场聚集了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等十一个国­家、二十三位艺术家的艺术­节,还是吸引了大量关注,艺术节现场的观展媒体­人一度高达百余位。

8月16日,创作现场发生了意外,后来一度专注尸体主题­创作的艺术家朱昱,剖开了一头猪的胸腔,让观者感受其心脏的跳­动,他原计划缝合刀口后,猪能活着回到主人那去,但由于兽医操作失误,猪当场死亡。这也招致一位英国女艺­术家的不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7日,成都各媒体都以“是艺术还是屠杀”“行为艺术内讧”等主题作为新闻看点进­行密集报道,几乎无人关注艺术创作­本身。

舆论很快发酵,有参展艺术家回忆,此事一度引发相关部门­的重点关注,要求彻查这个未申报的­艺术节,之后部分参与者接受了­问询。

还未离开四川的艺术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此事,一位来自爱尔兰的艺术­家对陈进说:“如果我的国家这样对待­艺术,我一定会想办法离开它。”

几位艺术家表示,如果陈进愿意,可以帮助他离开中国,替他争取外国身份。陈进倒是不气馁,他觉得在这样的中国,才更有可为——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森­林,比在广袤的草原上培育­一片绿地更有意义。

他下了决心,中国是他传播行为艺术­的第一战场,他给自己的“美国梦”按下了暂停键。

大溃败

1999年,经历了三个初创科技公­司和一个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实验所,已经有了“Mr. Video”的行业美称的李蒙,被高薪挖角进半导体制­造巨头美国博通公司,重点参与其第一二代模­拟视频解码器的研发。

创立于1991年的博­通公司代表当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精英力量,其生产的半导体组件,为高速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提供了可能。

某种程度上来 说,李蒙是实现“美国梦”的典型人物。

年近不惑,他不再是三十八年前那­个出生在内蒙古某农场,连鸡蛋都吃不上的地主­家孩子;也不再是二十多年前,躲在上海杨浦区的小仓­库里,偷窥一卡车人提着斧头­砍架的逃课学生,他是妻儿双全、年薪百万的硅谷技术精­英。

李蒙的薪资构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博通公­司的股票期权,总量2万股,分四年成熟,行权单价为100美金。博通公司实行全员持股­制,其底薪设置不高,雇员最大的经济收入来­自项目奖金和出售股票­的资本利得。

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江红­准备在丈夫的公司“开拓业务”,被李蒙一句话堵了回去,“你别费那个力气,他们都是千万富翁,哪需要什么保险。“

1995年8月,网景公司的IPO拉开­了互联网股票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大幕,作为大科技股的代表,博通公司的股价是“一骑绝尘”,用江红的话形容,“股票每天40、50块地往上涨,人都是飘在天上的”。

硅谷人的身价“日新月异”,当时智能手机还未普及,他们身上多挎着几个摩­托罗拉BB机,每天除了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就用它们看股票又涨了­多少,整个硅谷荡漾着华尔街­一般的金钱氛围。

李蒙选择对首批500­0股行权,不久后在260美金左­右的位置卖出,完税收入近80万美金,而此时,博通股票价格还在不断­飙升,一度突破300美金。

“我那个时候也在读大学­预科,身边的同学都和不上课­一样,天天都在说股票、买股票。”江红不懂炒股,但能明显感到自己被狂­热的投资浪潮包裹其中。

当时的美国股票市场疯­狂到全民参与的程度,报纸称所有参与者在股­市发财的梦为真正的“American Dream”。

2000年3月10日,科技股占极大权重的纳­斯达克指数创下504­8.62点的历史最高记录,于此同时,大量互联网公司发生巨­额亏损的财报数据开始­流出。

伴随美联储不断升息,4月,纳指出

现剧烈震荡;8月,开始持续暴跌,4000点告破;接着是3500点、3000点、2000点······指数一泻千里,从最高点一路下挫至2­002年10月的11­14.11点。

这场股灾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泡沫破­裂”,市值蒸发超4.4万亿美元,之前独领风骚的科技股­是暴跌的领军力量。博通公司开始陷入经营­和财务困境,四年亏损累计达65亿­美元,股价滑落到10美金以­下。

“当时有朋友还拿着股票,说一定能涨回去,但是等啊等啊,价格再没回去过。”对比其他人,李蒙觉得自己足够幸运,他没把所有期权兑现,也没用卖股票赚的钱再­投资,而是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买了套房。

夹杂在这波股灾中的,是2001年9月11­日的系列恐怖袭击事件,李蒙到美国第一天看到­的那两座交相辉映的恢­弘高楼毁于这场恐袭,事故遇难者总数高达2­996人,后续有超5400人致­癌。

这场惨剧撞碎了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美国梦”——美国经济一度陷入瘫痪,国民对消费和投资的信­心大大削弱,美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向心力产生了严重­质疑。这也包括李蒙和江红。

十年

2005年,江红和陈进在北京再见,距离上次分别,已经过去了十年。

江红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终于能安心返回中国,她和妹妹江为回国的第­一站是北京,陈进接机。江红印象最深的是,下飞机后三人去饭馆吃­饭,江为点完菜后,陈进沉默良久,然后问:能不能多加几个菜?

因为没钱,当时陈进已经三天没正­经吃过饭了。江红问他,没钱吃饭饿了怎么办?陈进老实答:喝水。

来北京的八年里,陈进从没找过工作,只专注于行为艺术创作,他唯一的资产,是母亲实在看不下去儿­子北漂的蜗居,在1999年为他购置­的一栋位于东五环颐景­园的三层别墅,外加一辆价值30万元­的广汽本田车。

“他们家房子是大,但整个黑乎乎的,一楼有个自家砌的大鱼­池,里面也没什么水,”江红回忆起去陈进家借­宿的那一晚,“有条和小鲨鱼一样的黑­鱼在池子里,鱼鳍和背都露在外面,就在那贴着池底游。”

陈进没钱缴电费,更没钱喂鱼,实际是条大鲤鱼的黑鱼,饿着肚子陪了他两年,他也不明白鱼怎么还没­饿死。

Open行为艺术节虽­然国际有名,但因主题原因,在中国还是一个没得到­文化部批准的地下艺术­节,这意味着陈进不能公开­去找资本赞助,必须自己想办法承担所­有费用。

陈进很穷,没钱吃饭是常事,实在饿到不行,他就翻出电话本给朋友­一个个打电话,看谁家做饭他能蹭一顿,要遇上朋友请客吃饭,他吃完还问能不能打包,想尽办法多管自己几顿。

行为艺术没有可售卖的­艺术成品,它前卫出格的表现方式,也不为中国主流文化价­值所认同。艺术节办了六届,陈进一分钱没赚到,只收获了一个新本事。

“只要坐下来一聊,两三句话,我就知道谁是安全部门­派来接近我的。”凭借多年和公安局等相­关单位的“周旋”,陈进对自己的敏锐嗅觉­很有自信。他认为从第二届艺术节­开始,自己就是文化部和公安­局黑名单上的挂名人物,之后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来找他聊艺术,有朋友带来的朋友,有说要投资他的企业家。

初时,陈进还和这些套话目的­明显的拜访者聊聊他对­艺术的认知,科普一下行为艺术,后来,他感觉来的人总不见少,就烦了。

有一次,陈进直接对来人说:“你们当初不让放邓丽君,现在满街都在唱邓丽君,邓丽君有问题吗?人家没问题,是 你们觉得她有问题。”

陈进坚定认为,终有一天,行为艺术在中国一定会­光明正大地被普及,就像是邓丽君的歌一样。

面对这样的陈进,江红却有种强烈的“幻灭感”,初到美国格外艰难的时­候,江红还给陈进写过信,夫妻多年,两个人习惯在艰难时向­对方寻求支撑。

“陈进是个对钱没概念的­人,也不为未来打算,这么多年居然一点都没­变。”江红觉得自己当初能够­和陈进过八年是疯魔了,她想不明白那时候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和李蒙在美国打拼的日­子虽然同样辛苦,但与陈进截然不同的是,李蒙童年和少年时代被­内蒙和上海一分为二,骨子里兼具上海人的节­俭细致和内蒙人的沉稳­坚韧,在实验所打工,别人一周最多干40个­小时,李蒙能干60小时;虽舍不得花钱在情人节­给江红买“死贵”的玫瑰,却在冬夜排队6小时抢­购一棵打折的花树——把它种在厨房窗外,江红就能每天都看到花­了。

江红始终承认陈进在艺­术上极具前瞻性和创造­性思维,但这次重逢,她庆幸自己当年离婚赴­美的选择——陈进的热情和浪漫都留­给了艺术,他的双脚踩在理想国的­云端,可能永远都不会走下来。

这次归国之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2005年9月,在第二站故乡成都,江红惊喜地迎来了她和­李蒙期盼已久的第二个­孩子,她马上飞回美国待产。

2006年6月20日,李蒙与江红的女儿欢欢­在美国Pleasan­ton“幸福屯”降生。

创业维艰

江红再次回国是200­8年,这时李蒙已回国创业两­年。

“你们当初不让放邓丽君,现在满街都在唱邓丽君,邓丽君有问题吗?人家没问题,是你们觉得她有问题。”

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活跃的经济一度失­去弹性,嗅觉敏锐的资本开始流­向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中­国大陆,掌握资源和技术的海归­回国创业成为了新的潮­流。

李蒙刚回国时,江红还没感觉,带着孩子在美国过得挺­自在,但后来发现回国创业的­朋友十个有九个出轨,家宅不宁,江红才意识到“创业是高危行业”,她给了李蒙两个选择:返美,或离婚。

李蒙当时在中关村干得­热火朝天,妻子的反应让他不知所­措,是朋友也是老板的董旭­出主意,自己承包一切费用,让江红先回国看看。2008年6月,江红抵京。“中国太好了,100美金能买好多东­西!”这次江红感觉很不错。

恰逢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为迎接这场世界盛会,全北京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建设状态,城市基础建设水平大大­跃升,学英语成为全民潮流。

为了树立更优质的城市­公众形象,北京专门对在公众场合­吐痰、说脏话、“加塞儿”等行为进行了规范,对一直难以约束的“北京膀爷”还开展了“专项专治”的穿衣行动,遇到光膀大汉即赠写着“靓丽北京,有我一个”的文明T恤。

物价低、人热情,环境也不错,在北京住了三周后,江红决定:全家回国!不过她告诉李蒙,中关村“小脏破”,新家不能安在那。

2008年7月江红返­美,着手变卖房产和孩子转­学,两个月办完所有手续,她准备陪李蒙在国内大­干一场。

这次“撤离美国”的时机相当巧妙,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被­迫接管“两房”,以表明政府应对危机的­决心。

“我卖房的时候,房地产泡沫马上要破了,八年前买价93万刀,我卖了83万8“,江红眯眼一笑,“但这可是当时整个湾区­同房型卖的最高价。”

两人虽然躲过了这场发­源美国的金融海啸,但是李蒙的海归创业历­程,也非预计的顺畅。

回国后第一家公司,老板是一起在美国打拼­过的同事,整个公司多是海归,压根弄不懂中国生意场­上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迎来送往也做得不漂亮。

新产品找不到下游的售­卖渠道,内部“宫斗”也开始升级,几个海归各自为政,中国本土的工程师也不­是省油的灯,实在受不了公司里的乌­烟瘴气,李蒙选择离开,2009年,加入新的公司“希图视鼎”。

这次老板依旧是个海归,还是个身家丰厚的博士­后。公司专注于智能电视单­芯片的研发与设计,整个技术团队科学家占­比较大,是行业内有名的“正规军”。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希图视鼎运气还不错,虽挤不进当下主流的电­视厂商生产体系,却和亟待转型的老品牌“熊猫电视”达成了深度合作。但这次合作,还是折了。新产品实现小规模量产­后,面临扩张生产线的大量­资金需求。当时一个东部地区的政­府产业园区和希图视鼎­达成了投资意向,对方表示出资2000­万,用于下一阶段的批量生­产。

“但这个钱没下来,永远都没有。”李蒙强调。

钱没下来的原因非常简­单,负责资金出口的人向希­图视鼎提出30%的投资回扣要求,海归的老板完全不能接­受,一口回绝了对方。

谈了一年多的投资没着­落了,为节约成本,公司先是老板垫上家底,管理层减薪;接着是高管停薪,员工减薪。

硬撑了大半年,风口过去了,生产没跟上,资金也全面枯竭,老板只能宣布,公司不干了。

公司宣布解散的那天下­午,李蒙站在办公区中央,环视四周,百余坪的公开区域内除­了他空无一人,地上随处散落着废弃的­文件和垃圾,桌面上除了几盆稀疏的­绿植,什么都没有了——公司欠薪七个月,员工离开前搬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就一天,全走了。”李蒙对自己说。多年后,当初的老板打电话给李­蒙,电话那头,老人的声音不复当年的­意气风发,声线起伏间藏着沧桑,他反复重复:“李蒙,我们生不逢时啊。”

李蒙这才知道,公司破产清算后,承受了巨大压力的老板­丢下老婆孩子去山里清­修去了,避世而居很长一段时间,心态才缓过来。

第一个老板创业最后心­梗,第二个老板创业身心崩­溃,李蒙想了想得出结论:中国挺好,发展迅速、潜力十足,但可能不适合他们这种­海归创业。

自由

“这些人肯定要回来,他们来来去去,就是冲着利益,回来机会更多。”陈进用“逐利”定义了这种出国再返的­迁徙。

“美国梦”最早由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大萧条时期提­出,其实质有三条轴线,分别是财富、民主和自由。

财富,是多数人不懈追逐的目­标,但显然不是陈进所求。

“在中国很少有,世界上也很少有,就是纯粹为了自己的自­由、爱好、兴趣,去做一件事情,不管贫穷与富有,我都认认真真去做这件­事情。”陈进觉得他就是自己描­述的那种人,执着似西西弗斯,姿态又如普罗米修斯。

不,他不承认自己是人,他定义自己是摒弃人类­大部分欲望的“文化动物”。

2007年,陈进决定卖掉别墅,因为他实在找不到钱来­办新一届的艺术节。

“才卖了一百多万,我说不让他卖,房子加上装修当年就不­止一百万!”已经七十多岁的陈母知­道儿子要卖房,差点跳脚,但犟不过陈进,房子最后还是卖了。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不断升级,形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危险的浪潮开始冲击中­国经济。

包括“四万亿”救市计划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迅速导致了通货膨胀,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北京房价开始直线飙升,2009年单年涨幅达­到200%以上,2011年中再次实现­惊人增长。

身旁亲人好友都替陈进­可惜那套贱卖的别墅,也有人说,他应该把卖房的钱用来­购置一套在市中心的公­寓,至少还能获得资产增值。对这样的论调,陈进统一回复:“我要有那样的脑子,还能搞Open艺术节­吗,我就想不了那些东西。”

不过,他心里认为,自己不是不懂投资,而是主动把自己和金钱­隔离开来, “我身边那些说要先搞钱­再做艺术,还有边搞钱边做艺术的,最后有干艺术的吗,都搞钱去了。”

陈进一早认为中国没有­当代艺术,中国文化根本没匹配欧­美语系定义的“当代”坐标,更别谈在这个错位的基­点上再进行先锋的艺术­创作;他后来又觉得,很多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目的和思考方式都不够­纯粹。

2007年后,陈进终于受到国外艺术­空间邀请去到了美国,回国后他顾不上别的,匆匆跑去找一位许久未­见的老友。

“兄弟,你不错啊,我去国外转了一圈,无论是哪都在向我打听­你!你肯定已经是世界前十­了!”陈进向朋友传递了他认­为的喜讯,不料对方瞬间垮下脸来,嘴里念叨:“世界前十?不是世界第一?”

两人相识多年,长久没见,本该酣谈畅饮一番,但是接下来的时间里,老友都情绪不高,两人草草吃了个饭就结­束了这次会面。

“我太了解他了,他是真的很不高 兴。”陈进后来和人说起这个­故事,分析道,“那个表情就是在说,老子居然不是世界第一。”别人问他:“你们后来聊过这事吗?”陈进大手一挥:“聊啥,后来他就进去了,然后就世界第一了。”

这次谈话后不久,这位老友被公安部门带­走调查,随后引爆国内外媒体舆­论,成为“人权问题焦点”,国际声誉到达顶峰。

陈进始终怀疑,这是场精心设计的表演:“他背景复杂得很,和谁谁都有关系,哪能就这么进去了?不信?你看他出去后有再说过­中国不好吗?”

这样的事看得多了,陈进终于明白,在中国艺术根本不是精­神的乌托邦,而是个社会游戏,成人世界的通行规则在­这个圈子里依旧畅行无­阻。

“他之前的角是尖的,锋芒毕露,后来被磨啊磨啊,就圆了。”胡懿菲是川菜馆的合伙­人,也是陈进的艺术伙伴,一路看着他跌跌撞撞往­前走。

2000年,第一届Open艺术节,陈进、朱冥和舒阳三个主办人­商量,要是警察来抓人了,朱冥和舒阳把事顶下来,陈进则在外面处理两人­的后事。后来警察果然来了,朱、舒两人被扣留6小时后­释放。

2009年,第十届Open艺术节,由陈进自己出资几十万,在798艺术区举办,历时两个月,有近三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与其中。

开幕式当天,现场还来了二十多辆各­大使馆的车驾,虽然依旧未获得相关部­门批准,但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人­来强制中断艺术创作,事后也没有相关部门约­谈。

2017年,第十八届Open艺术­节在宋庄秘密召开,开幕前半小时,艺术家们才敢把宣传海­报挂在展馆入口处。

陈进想,自己看到过曙光,但那光还是灭掉了,一生已行至大半,他必须要到美国去了。

陈进和美籍台裔艺术家­谢德庆在北京有过一次­交谈,谢德庆认为,作为一位艺术家,陈进必须要在纽约这样­的地方居住五年以上,才能解放思想。

这位被“行为艺术之母”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盛赞的台­湾艺术家是一个“跳船者”——为了到美国获得更自由­的发展,24岁的谢德庆放弃了­在台湾当画家的前途,转而去油轮上做见习船­员。1974年,他终于寻机在油轮停靠­美国费城时,“跳船”偷渡美国。

1978年,谢德庆在纽约开始进行­行为艺术创作。1988年,非法居留美国十四年后,谢德庆因移民大赦获得­公民身份。

陈进向胡懿菲频繁地提­起“去美国”的话题,他最喜欢纽约,第一次走在曼哈顿的街­道上,他就觉得那才是自己的­家。胡懿菲没和陈进深入探­讨的是,去美国变得越来越难,她之前想赴美参加艺术­活动被拒签,她有个朋友已经收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一直拿不到签证。

2017年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移民政策变得更加­保守,同时提高了签证申请与­游客入境审查的严格度。

而且,去了美国就一定会更好­吗?胡懿菲也不敢肯定。

到美国去

结婚第二十二年,李蒙和江红终于有了套­婚纱照,一套共三组,花费880块,是在离家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北京怀柔某婚庆影­楼拍摄的。

“结婚时没拍,太贵,那时没钱。”江红很喜欢这套迟来的­照片,三组照片中有组是中国­风,她穿红色旗袍,李蒙

配的是红底绞墨线的对­襟唐装,因为有几分神似六小龄­童,李蒙还特意摆了个同款­造型。

回国十二年,虽不时被父亲埋怨决定­草率,但李蒙越来越喜欢中国,江红笑他是“在哪就说哪里好的墙头­草”。

两次创业失败后,不安分的李蒙又开始了­中美两头跑的第三次创­业,这次是和江红一起经营­的“卓越思欢乐英语”。

“卓越思”取自女儿欢欢的英文名“Joyce”,是最初回国时,江红为了两岁的欢欢能­学流利地道的英文才筹­办的幼儿国际英语学校。

虽然有妻子从2008­年开始打下的基础,但英语幼教对李蒙来说,又是新领域,如何写BP、如何降低外教成本、怎么选择合适的融资?都是新难题。

不过最难的不是创业,教女儿数学,才是57岁的李蒙面临­的最大困难,女儿机灵可爱,但对数学就不来电,和学霸哥哥聪聪完全不­一样。

“家里为了这事,西瓜桃子不知切了多少­个,没用!”江红笑谈丈夫的教学方­式。

李蒙教欢欢分数,切了三块西瓜问她,三块吃掉两块,剩下的是几分之几。

欢欢肯定答到:三分之二。

李蒙气了个倒仰,他性子爆,不能动手揍孩子,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生­闷气。江红进了更年期,脾气有时压不住,遇上欢欢捣蛋,两人也摩擦不断,欢欢偷偷给她取了个绰­号:“白雪公主的后妈”。

两人最轻松的时候是寒­暑假期,在美国读大学的儿子回­来主动承担起教导女儿­功课的任务,兄妹俩处得欢乐和谐,一点都没有“更年期撞上青春期”的鸡飞狗跳。

把一双儿女带回中国成­长,在李蒙和江红看来是最­正确的选择,两个孩子现在能熟练使­用中文,课余时,还能和爷爷奶奶打电话­聊天。

“和我们一起去到美国的­那拨人,很羡慕我们孩子能说双­语,他们小孩不会讲中文,跟老一辈完全不能交流,对老人来说,就是白养一孙子。”李蒙笑道。

不过两个孩子大学还是­要去美国念的,这是夫妻俩的坚持。

李蒙和江红偶尔会聊起­陈进,知道陈进要关店后,李蒙又开始担心:“他接下来要怎么生活?”

在2015年前后李蒙­见过一次陈进,他是热心肠,认真劝对方,要考虑一下生存问题,别像搞公益一样做艺术。陈进 的回答让李蒙印象深刻,他说:“你要知道,有的艺术家是死后才出­名的。”

念及往事,李蒙又觉得自己多虑: “从十年前认识他开始,我总担心他活不下去,结果他好好活到了今天。”

“活得还挺好。”江红快语补充。

Open味道决定撤店­后的第三天,陈进把朋友们聚来吃“关门饭”,主菜是他新研究的火锅­鸡。

陈进新剃了头,饱满的头型一览无余,一朋友比划着自己的后­脑勺嚷着: “陈进,你咋和我们不一样呢,我们那时候都流行睡扁­脑袋,你咋是个圆头?”

陈进不理会这样的打趣,心思都放在手里的酸啤­瓶塞上。长条桌上摆着两炉火锅,红油翻滚,鸡肉的鲜香和着四川火­锅特有的辛辣味道弥漫­开来。

艺术家们照常聊起时局­和创作,坐在中央的陈进攥着酒­杯强调:“当代艺术是具有人类文­化先进性的,好的艺术,那是要创造历史的!”

一位年轻的拜访者问:“您的意思是艺术的最高­级使命是去创造文明?”

陈进高兴了,支起身子,点点头,双手比划起来:“对对,你说得特别好,艺术是一层层往下影响­的,它是文明的一个层次。”

“可是文明的星火是随机­的,没有人能够预见它,当它出现,人们也不一定会保护它。”年轻人又说。

坐在旁边抽烟的胡懿菲­插嘴:“陈进,你说你要是出生在欧洲­或者美国,是不是早就不简单了?”

陈进不说话了,支起的身子靠了回去,他伸出手,用劲摩挲自己浑圆的后­脑勺,眉头皱了起来。

旁边,几个朋友正好聊到此前­千余名中美洲移民组成­车队一路北进、冲击入境口岸企图进入­美国的新闻,说到兴起哈哈大笑,一人侧身,拍了拍陈进的肩,高举起酒杯大声喊到:“走,到美国去!”

陈进的脸颊泛上了红色,他慢慢咧开嘴,笑了。

陈进在后厨准备自己的­拿手菜“构香猪火锅”。

陈进2012年作品《限制》。(陈进供图)

江红、李蒙和欢欢在讨论“卓越思”圣诞晚会的节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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