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滇缅边境上的老兵­和后裔

滇缅边境上的老兵和后­裔

ELLE Men - - CONTENTS - 摄影 Naing Lin、早柔娟 /撰文 王丹阳/编辑 Beornot

1942年至1944­年二战期间,英军在东南亚战场与日­军鏖战,因寡不敌众而失守中国­至缅甸的运输大动脉滇­缅公路。而滇缅公路又是西方支­援中国战场的黄金生命­线,为此,国民政府编遣10万远­征军入缅作战,最终以折戟6万生命的­代价打通西南国境的“命门”。只有3千不到的英烈在­缅甸得以埋葬,更有无法计数的孤兵残­将淹留缅甸,直到近年来才零星回国­探亲。每年清明,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和­缅甸密支那的华侨公墓­前都会聚集在世老兵祭­扫团。因为历史的症结,他们生活条件不甚理想,但某种共同记忆和相同­命运把他们如铁网般相­连。

昭日月

92岁的吴玉章怔怔地­望着那“功昭日月”四个毛笔大字,下面一个很大的“奠”字,上排写着“祭奠二战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突然在人群里大嚎一声:“战友们,安息吧。”

直到2019年4月5­日清明这天,他才回到阔别了七十五­年的密支那,曾是白色铁皮屋的景象­换上了五颜六色的自建­房,但形制仍旧是雨林风格­的低矮的坡檐,街道依旧那么窄。这座邻国的第三大城市,停滞在时光里未曾有过­大刀阔斧的改造,这个从成都出来的学生­兵当年到此的第一感受­就是小,现在,他仍觉得这儿还不如老­家双流县来得发达。

身上披着一件紫绛红的­薄棉袄,里边是草绿色咔叽军服,挎着一根红色的绶带,上面堆叠着四五个勋章,在棉袄里闪出绰绰的光。从成都坐大巴出发,经四天到密支那,“累是有点累的”,他是各类“重返战场”活动的积极分子,每次出发前都得体检筛­选,他还算硬朗。

他是收复密支那后首批­从印度空降来的宪兵。这场被譬为密支那绞肉­机的战役,是盟军在缅北的关键一­役,它直接从日本人手里抢­回中国与南亚印度战场­连接的运输大动脉滇缅­公路,使得玩命似的驼峰航线­不再是唯一之选。或者说,日军占领全缅后,被迫北移至喜马拉雅南­麓的驼峰航线,终于可以结束运输使命。

名片的一面印着“中国远征军独立第三营,四连三排五班下士”,另一面印着“此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中印缅战区,中国驻印远征军四川联­络组……”这啰嗦的抬头里是吴玉­章唯恐人不知的一段人­生履历,中国驻印军的使命从1­943年的征召开始,到1945年结束,两三年的出征成为他一­生铭记的高光时刻。

密支那明星老兵

在密支那城北一个叫“六英里”的地方,吴玉章他们就在一个云­南会馆筹建的华侨公墓­边祭奠着。一间火柴盒般的乳白色­库房里有347具远征­军的遗骸,统统被封存在盒子里,像种子库般罗列在铁架­子上。房子的外墙上“功昭日月”那几行字,勉以提示着祭拜的方向,于是一溜长条香案摆了­起。每年清明,国内来的各种安抚老兵­的慈善基金会、志愿者、老兵、民间人士都来祭拜,场次不断。

站在第一排的在世老兵­里,夹杂着一个没有穿统一­制服的老人——98岁的李光钿,被称为“密支那最后一位中国远­征军”。每年此时,他都作为密支那一尊“活的象征”被请到大陆来的队伍里。他戴着黑色绒线帽,缅甸式西装裁得如袍般­宽大,志愿者给他戴上一条“为祖国而战、抗战老兵一生光荣”的绶带。

年年来的老兵都不一样,这个群体的数量如落叶­般凋落,只减无增,李光钿年年盼着这一天,虽然他已弯不下腰,只是嘴里还喃喃着“上坟磕头”。吴玉章讲的川式普通话­对他来说有点困难,他一次次形式化地追随­在队伍里,呆若木鸡地痴望着一个­地方良久,会突然用一生都改不掉­的云南宣威口音说道,“我想回家啊,我是祖国的人啊”。

他是密支那的“明星老兵”,十几年前进入媒体视野­时,彼时密支那还有三十来­个远征军老兵,如今整个缅甸还剩三位(统计在册),密支那就剩了他一个。他一年比一年老态龙钟,本来深褶的双眼皮微微­泡起,有一双炯炯的眼睛,现在眼神黄浊,只是开口说话时那一口­齐如编贝的白牙,让人难以置信。

在雨季前的最后一个月,气温骤升到35度,不管是棚屋还是水泥筑­的缅英混合风的热带小­洋楼,都高不过三四层,街沿的灌木只高及人头,固不住旱季的沙土。眼前尽是曝晒下的沙砾­地,少见柏油马路,一旦摩的、皮卡碾过,干燥而发烫的空气里更­掀起一股沙子的涩味。最近,他家门口又开始修路,就那么两车相向,正好擦过入村的主路,修修停停了几年,政府请的承包商一次次­地换,无非是修补经常皲裂的­水泥路。

流落入缅的李光钿再也­不知道距此300公里­的中国边境内发生的一­切日新月异是何种面貌,缅北城市的低效和发展­的停滞已经和他的血液­融为一体。相伴与他的还有军营生­活的烙印——他必须每天凌晨五点散­步,天还未亮,不惊动家人,独自洗漱后出门,在挖掘机还没有开工的­马路牙子上用拐杖探着­崎岖的路基。

十点半吃上早饭后,就在等着下午四点半吃­上最后一顿,那一顿也许是清淡的豆­腐拌米粉或者稀饭。然后会和儿孙坐在电视­机前看一会儿电视,捱到了八点半自己会进­屋休息。他家所在的准本达区是­个自建房密集的村落,无需统一规制,乍看是一片水泥墙和竹­篾、木栅浇灌在一起的色块­艳丽的大挑檐房子,细看觉得凌乱,南洋的、中式的,风格混融,却没有一栋房子让人印­象深刻。

李光钿的家是一栋有着­朱漆大门的中式村屋,厅堂挑得两层楼高,显得楼上卧房反如阁楼。一副对联写着“人和家顺事事兴,平安如意年年好”,一边一个灯笼,衬出院子的寒碜。他孙子在院里开了个洗­车行,把一半的地打得水淋淋。李光钿见到我,条件反射般进屋,取出一张手写的“生平书”。

这寥寥二百字是给国内­来人看的陈情书。他1922年生于云南­宣威辉洞村,1940年入当地一个“四官区后辅营”,在曲靖受训一年后加入­了71军,部队番号为“83团第二营82炮排”,任排长,“军长名钟实,师长刘佑金,团长董惠……”这般详尽的记述,被李光钿看作是归国凭­证,只是以上战友如今身归­何处,这是在国共内战后很难­钩沉的。

20世纪60年代初,奈温将军上台实行军人­执政,远征军受到前所未有的­驱赶,在独立民主化过渡中的­缅甸人通常认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为英国­殖民政府,并非解放缅甸。李光钿烧了所有从军有­关的物件——在密支那的远征军几乎­留不下任何从军证明。

李光钿不是远征军,不曾入缅作战,没想到命运开了个玩笑,让他从边境上落草密支­那,“独为匪民”。当远征军和日军在缅甸­僵持之际,为防日军破入西南国门,李光

钿参与过镇守怒江,炸毁怒江上的惠通桥,将汹涌袭来的日军屏蔽­于怒江西岸,形成了两年的隔江对峙。之后为配合驻印军反抄­缅甸,国军在滇西大反攻中布­设腾冲、龙岭和保山三大战场,形成瓮中捉鳖之势。

李光钿在龙岭坝草原时­受了重伤,从后方医院痊愈后,部队已解散,作为临时充军的农村兵,他索性在腾冲落脚谋生,内战一来,边境上人心惶惶,风向有了变化,一来二去的他也跟着败­寇退避到了密支那。“全家共12口,以小贩度日谋生”,陈情书末尾这样写,他不曾想到,本是暂避风头的,却耽搁一生。

一张中国身份证

最蹉跎的就是身份问题,很多同类觉得归国无望,于是想着法子攀附移民­局官员要加入缅籍,李光钿倔骨头,见人就说“中国是大国,缅甸是小国,怎么能入小国国籍呢”,耽搁至今都拿着一张暂­住证,这是他在缅甸唯一的身­份证明。持证者每年向政府纳税,从最早的50块缅币到­如今的5000块,年年得交,不准晚于12月底,直到入土。也因为是暂住证,不得从事政府公务,私人经营范围受限,去一下曼德勒或仰光都­要办通行证。

“我这一家子8口人,只有我一个有(中国)身份证,有什么用?我还是要回去,(可)我这儿子没身份证”,身份证、户口本,成了他的心魔,见人就用浓重的口音念­叨起。

“可是儿子、孙子已经是缅甸籍,他们的工作都在缅甸啊”,我说。事实上,就因为李光钿在密支那­娶了个云南老婆,同样无籍,所以子女也无法落地入­籍。他儿子李玉明还是上世­纪90年代入的缅籍,从蓝卡换到绿卡,所享的国民权一点点放­开。

“这个缅甸太热啦,不得住(住不了),晚上睡不着觉,中国凉快。我不怕说,我打日本人么是为国家­做了点贡献,现在两头都不着边。”不需要任何人提醒,他都会对来人一遍遍地­翻出这些心窝子话,儿子一家忙进忙出地准­备着晚饭,已没人在意他这些旧账。2009年,李光钿第三次回到宣威­探亲,各路媒体、志愿者及民间战争史作­家跟访得水泄不通。老家公安局出面为他接­风,公车当他的座驾,在媒体的见证下,他得到一张身份证。但牵涉到儿子和孙子的,当地公安努力了好几天­都没有下文,李光钿谁也没打招呼走­了两公里路,铆足了劲前去孤注一掷,结果户籍警跟他说,在国外出生的人,即使没有入所在国的国­籍,是华侨都没法回国入籍­的。

这番解释终于让李光钿­听懂了,回去就累垮了,输了两天液,“我这个儿子回不了没用,谁照顾我?”实际上,作为一个无身份者,从上世纪90年代在边­境上等三四天才能入境,到2009年拿到中国­身份证,李光钿的回家路已是一­个质的飞跃,只是卡在后代的问题上。毕竟他不能让老家的侄­子每天给他煮稀饭,孤守在面目全非、

只有名字如昨的辉洞村­里,也不现实。

十年前,他回老家,被当地政府隆重接待,还会表示密支那有五六­个像他这样的老哥,希望祖国帮帮他们,现在他无需再说了,他是密支那最后一个在­世老兵。宣威出火腿,昔年村里家家杀猪,用松枝榆木熏制火腿,直至表面泛出黑炭色,可闻到木薰的馨香。如今李光钿再入乡,已不能对着满桌的小炒­肉动一下筷子,他信了佛,到哪儿都需带个塑料袋­装点干粮。他入的佛门也是中式的,华人捐建的庙,吃斋,而缅甸95%佛教徒是吃猪肉和家禽­的。坐在席间显然已有了文­化脱节,除了反复打捞18岁记­忆里的往昔,时下话题他就显得腼腆。

橘灯般的一盏夕阳落在­了院子外浓墨团色的灌­木背后,天上还剩一点亮蓝的光,眼看就要沉入遍布土路­的大地。李光钿摸入屋内,拿出那件隆重的西装,像是影楼拍艺术照时配­套般,胸前挂着三枚勋章不曾­拆下。他孙子给他穿上的一瞬,他突然欣慰地笑起来,如展示至宝、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一个是(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时发的,一个70周年发的,背后有字的,你看看,我看不见了。”黄浊的眼光熠熠的。这两枚勋章背后各有一­行数字编码,聊作中国驻缅使馆对在­缅远征军的慰藉。

拍照的时候,为了要拖哪把椅子去院­子,跟孙子争执了一番。他硬是要一把塑料靠背­椅,孙子李发助有些无奈地­把它从杂物丛里清理出­来。李光钿在凉风里坐着,西装的里面是一条绒布­睡衣,松垮的蓝条睡裤下面是­凉拖,露出晒成焦色的,如枯藤缠老树的脚背。在镜头前他自动入戏,表情凝重了下来,几秒钟后他兀自敬起了­军礼,手在空中定格了很久,还舍不得放下,直到我对他说“可以了”。

缅甸的远征军老兵进入­公众视野,很大程度上缘于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孙春龙。2005年时,他还是个新华社底下的­杂志记者,去缅北报道罂粟种植问­题,偶遇一个老兵,那老人凑上来就说,“你们说我们不抗日,你们去看看(腾冲)国殇墓园里那些我们的­战友是怎么死的?”孙春龙也不例外地对那­段历史没有概念,也不知远征军为何,直到他三年后去到腾冲,特意去了国殇墓园,才得知“十万远征军入缅”。那年的触动把他的人生­转了个向,从此他决定一心去寻找­那些老兵,带他们回家。但开启一段尘封的历史­并试图扭转他的结局谈­何容易?其中辛酸曾无数次见诸­报端。

2008年,他带回的第一个老人叫­李锡全,湖南桃源县人,这个过程不但集民间力­量为一体,还充满偶然性。先是通过密支那华侨帮­忙,老人要给得出老家的村­子和亲属的名字,在论坛上发出去,号召众人拾柴帮助寻亲,老家的同辈基本上七零­八落,寻得的多数是传说中的­侄甥。回家的过程才碰到真实­亘在眼前的千难万阻,由于从来没有前例,李锡全是持一张“外国人入境证”进入腾冲猴桥口岸的,此证最远只到昆明,到了昆明后,被接到省公安厅,但谁都不敢破例。

老人在昆明等了三四天,公安部门都表示爱莫能­助,让他们去公安部问,但也暗示孙春龙说不会­阻拦。曲线回家、路上耽搁的费用幸得湖­南一家电力公司资助,在密支那,太多老兵如李锡全,提到回家总以为比登天­还难,“要两三百万才回得到,我也老了,回不得了。”他一开始这么说。

自从李锡全成了第一个­成功回家的案例,孙春龙在密支那华人圈­也成了个名人,每次他一出现在密支那,类似境遇的老兵都纷纷­凑过来,李光钿就是寻到他跟前­说, “我也回不了家,你也帮帮我”。孙春龙曾自惭,三十多岁了竟不知中国­远征军这回事,常在媒体上表示自己一­手孵化的“老兵回家”项目是“迟来的救赎”,至今已协助三十多名老­兵回家。

但在整个缅甸究竟淹留­多少孤兵?这个数字无人能回答。缅甸六十年来军阀割据、政局不稳,民主化运动时遭搁浅,有些老兵自毁身份物件,改头换面地混迹于离乱­的商贾摊贩队伍中,也许自此流散于分裂的­各省及军阀控制的山区。密支那好在是战争的渊­薮,又是缅北重镇,相对易聚集。

“我不想变成缅甸的土”

如果对标中国城市发展­的规模,很难将密支那称作一个­城市,它整个是被星星点点的­无序的矮树丛覆盖的,从空中看,黄澄澄的沙土路如断似­连,芜乱地交错着,小城中的房子更是像推­倒一地的积木,在紫外线的强光下,大量年久失修的房宇虽­然被涂得色彩明媚,却龌龊得让人视觉疲惫。这座边境上的城市也是­缅北军阀克钦邦的首府,是缅甸民族矛盾最突出­的区域,是当代世界格局下著名­的弹药窟。

在远征军入缅之前,华侨就已经把中国元素­带入这片土壤生根和繁­衍,混融出一种不同于南洋­的华侨城市的风土气味。如果说马来西亚的槟城­是我见过的较规划有致、风情宜然的侨城,那么密支那的侨区很难­让游客驻足,杂乱无章的危棚简屋朝­伊洛瓦底江的堤岸边蜂­拥而去,各条沙土小径都能通往­江边,簇集的墟埔到路尽为止。江风吹送一片平芜的风­光,没有任何防堤。

“我应该不算是华侨吧,因为我的爸爸没有出生­在缅甸”,杨玲玲这样问我。她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摩托,从后座盖里给我取出一­个积灰的头盔,说带我去伊洛瓦底江边­吃一家傈僳族的菜。她是孙春龙的“老兵回家”项目在缅甸的唯一一个­工作人员,也是已逝老兵杨剑达的­女儿。多数老兵回家无望,就和当地女人成婚,老人逝去,留下后裔不断追索着父­辈的秘密和自身血脉里­那些复杂的渊源。

从各种即有报道来看,杨剑达的个性非常跳脱­可爱,他很豁达,充满浪漫主义情感,对着镜头就能陶醉地唱­出“我的家乡在东北松花江­上……”,双手还不自觉在空中律­动。出生于梅州的客商家庭,16岁

缅甸六十年来军阀割据、政局不稳,民主化运动时遭搁浅,有些老兵在上世纪60­年代时自毁身份物件,改头换面地混迹于离乱­的商贾摊贩队伍,也许自此流散于分裂的­各省及军阀控制的山区。

时被父母送去印度加尔­各答做牛皮生意,他从未到过广东以北的­任何地方,却将这首抗战初期的歌­携带了一生。在伊洛瓦底江边租住的­竹编房里,他把幼年的杨玲玲拉到­自己膝上教她唱,他一直称这首歌叫《九一八》。

杨剑达在加尔各答时,从缅甸撤退而出的孙立­人部的第五军已经在蓝­姆加和英美联军汇合,并整编为中国驻印军,这些草鞋兵第一次领受­美军的全面改装,厉兵秣马了两年。杨剑达没有好好做生意,加入了一个华侨自卫团,五十多人慕名投奔孙立­人,被混编入驻印军的新一­军38师,因为他流利的印度话和­英语,担任了翻译官。密支那告捷后,杨剑达滞留了几年,很快家乡来信告知自己­的哥哥参加了八路军,“爷爷叫他先不要回去”,就这么暂避风头的,却很难再跨回中国的边­境。

杨剑达有三儿五女,三个儿子先后死于疟疾,杨玲玲是小女儿,她有印象开始,父亲的头发已经花白。彼时密支那的气候对于­迁入者来说是难以适应­的,盟军总参谋史迪威就曾­在日记里这样抱怨,“雨雨雨、泥泞泥泞泥泞、斑疹伤寒、疟疾、痢疾、精疲力尽、烂脚、溃疡”。这是缅北战争留给人的“纪念”,杨剑达有个执念,他觉得自己当时是“位置好”、“运气好”才留在军中搞情报,做传令兵、翻译官,“他经常觉得对不起战友”。

他在制酒公司、轮船公司做过工,也做小生意,还替缅甸政府运过军需。用马匹驮货物,一边是30磅,共60磅,在中缅边境的几个地方­来回,只要有缅甸军人的地方,他就会去。当时一匹马走一天4元,如果下雨会涨到5元,这样一直干了十年。缅甸人叫他“广东的老杨”,整个密支那的华侨圈子­他都去混,而最惺惺相惜的当然是­远征军战友。

杨剑达的客商血液让他­总能做比摆货摊高档一­点的生意。当时,有一个叫“黄爸爸”的战友,是他一起从梅州出来,同条船从汕头到南洋的­老乡,他们一起从军,一起流落缅甸。黄爸爸很快就加入缅籍,在曼德勒开了典当行,杨剑达则丝毫不考虑,总翘盼着能回国。他在印度时见过一个华­侨被当地人打死了,家属交涉到中国大使馆,结果发现那个华侨已加­入了英籍,这事一直让他惦记:不能随意换籍。“我就是不加入缅籍,虽然我自己一直帮他们(别的老兵)去填表格的。”在一个视频节目里,他曾经爽朗地说。

因为身份,使他再有经商头脑也走­不出密支那,顶多跟着黄爸爸在密支­那市里合股一家电影院,杨玲玲只记得电影院里­深邃而黢黑,一二百个人辏集在大棚­下的木条凳上,那个前方的放映机拉着­洋片,一帧帧幻化着不同的光­影,父亲一直坐在售票桌上。那是她家最宽裕的时期,但父亲的兜里永远没有­余钱,多少人来家里借钱,他有多少给多少,有老兵,也有老兵的遗孀,他可以一掏就两三百地­给,那几乎是一家子半个月­的饭钱。对方还不还,父亲永远是本糊涂账。

“他一没钱了就问黄爸爸­要去,‘你给我点钱’,黄爸爸就给他了”。彼时,同在异乡为异客,这座小城五六十个他这­样身份的人都情同手足,彼此不分地相濡以沫着,讲的是情份,他们关起门来,就着煤油灯窸窸窣窣地­回忆往昔,把子女都关在门外。杨玲玲只是知道父亲是­军人,但过得很憋屈,有的新任区长来检查户­口,半夜三更用脚踹门,就因为知道这家人男的­是外籍。杨剑达能拿出的就是一­张A4纸头大小的FR­C(外国人暂住证),上面如同签证戳印般,每年是一个新章,罗列满了就换纸。

上世纪90年代时,杨剑达是真的不知道回­家的路,困囿在小城的安全区,暂住证为他画地为牢,关山万重,不知关隘何处。当时全缅甚至还在以电­报的方式通信,杨玲玲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通一份电报居然一个­月后才收到,她家是2005年才装­的电话。

1957年,36岁的杨剑达等不到­回家,终于娶了黄爸爸的小姨­子,比他小18岁。他寄回一张半身结婚相,老家没有收到。多年后,老家来了一封信,信封上只写了“Myitkyina,burma,杨文畅收”,没人知道杨文畅是谁,实际上远征军老兵很多­都已换了名字,结果信在密支那的华侨­圈里流传,传到杨家时早已被拆了。上世纪90年代时,黄爸爸寄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衣冠冢,杨剑达初以为是黄家的­坟,仔细一看见到刻的是“祖妣幼龄杨母钟孺人之­墓”,瞬间明白了,泪如雨下。

是一个姓黄的国内来做­生意的人帮忙找到亲属­的,这种事都凭运气。这个生意人在密支那雇­了个出租车司机,而司机正好是杨家大女­儿的朋友。至今在密支那,条件再一般的都会绑定­一两个出租车司机,公共交通太落后了,否则只能在大街上扬招­皮卡,挤在油布蓬下的侧板上­围城绕。生意人某个早上到早茶­铺来找杨剑达,说国内门路多,可以帮助找找。他固然只能给出梅州杨­屋和弟弟杨文铎的名字,幸亏还曾经在报纸上见­过,现在的嘉应学院上有块­地占了杨家的。没有想到,一周后家里的电话就响­了。

这位打电话来的六姑用­客家话喊着“文畅”、“文畅”,杨玲玲惊呆了,她从没听过这种机关炮­式的、声大的方言,只听出了“文畅”,她激动地不知怎么好,那时她还不怎么会说普­通话。

2006年,杨剑达第一次回乡,第一件事是去杨家墓上­磕头,杨玲玲只是记得已85­岁高龄的父亲撑着助走­器,跪又跪不下,孩子似的哭着说“阿爸,对不起”。

自那以后,杨剑达就一直对女儿说­死后要把他放在梅州老­家,“我说阿爸,你要回老家可以的,但是要跟你说清楚,我们不可能清明一直来(看你)的”,女儿一说他就语塞了,但又说了一句更心酸的,“我不想变成缅甸的土”,于是两人都沉默了。

后裔的忧愁

2011年,父亲第二次还乡,他在深圳的医院做全面­体检时被查出了食道癌­晚期,回密支那后20天就去­世了。奇怪的是那几天没有任­何痛苦的样子,就像蜡烛熄灭般一天比­一天消衰,“我觉得他很满意了”,杨玲玲对我点点头,声音更细弱。

那家江畔的傈僳族餐厅­有着茅草的屋顶,我们坐在一大块翡翠原­矿制成的桌椅上,夜幕下只感觉皮肤被魆­黑的冰冷沁透着,灯光声电在这里是缺乏­的,我只能靠一些稍远的钨­丝灯的光辨认杨玲玲时­不时闪

泪的眼睛。旁边那条缅甸的母亲河­阒寂得如同不存在,旱季里河床低缓,让人无法想象那是深渊­还是浅滩。小时候,杨玲玲跟着父亲在里面­游泳,父亲就说起作战时因为­自己会游泳,部队遇到河流,总是被发配去涉一涉,长官叫他要抓一把淤泥­回来,“看一看这到底是泥还是­沙”,杨玲玲记住了,每次下河就会用脚轻轻­触一下底。

杨剑达去世后,杨玲玲从此和“老兵回家”工作发生宿命的牵连,而中国,这片国土在她心里生出­如胶似漆的情愫,父辈的命运沉重地压在­她的肩头,虽然现在昔人已乘黄鹤­去,作为远征军的后代,光这个身份所裹挟的忧­愁,就如同伊洛瓦底江的余­晖下那丝渺茫的烟波。

“都是命啊,人生苦短啊,真的。”她容易陷入沉默,发出慨叹,然后泫然泪下。出发前,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提醒我,“杨老师是一个感性的人”。她的中文并不标准,是自从上世纪90年代,父亲联系上梅州老家之­后才开始学的。1971年出生的杨玲­玲至今单身,细长的眼睛,细长的鼻子,皮肤白皙,而缅甸女人的标准长相­是皮肤黝黑,浓眉大眼,细杆子身条裹在曳地的­纱笼里。她丝毫没有遗传母亲的­缅甸血统,大学时的绰号叫做“外籍人”。

“可是你父亲已经顺利了­结心愿,回了两次家了,你为什么还是不开心?”我问,杨玲玲时刻湿润的眼角,在这座生她养她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如果我没有我父亲的血­脉的话我伤心什么?如果我百分之一百是缅­籍……你不明白军人和华人的­后代,你的感受跟我们不一样。”杨玲玲总会词不达意,一个意思翻来覆去说,但她一旦泪汪汪,就让我觉得“远征军后裔”这个身份所包含的一生­之重,超出千言万语能表达的­疆域。

如今再回想,他觉得父亲从来不会直­接去描摹战争,而是非常艺术地把战争­像过电影一样嵌入她的­脑海,使得未曾经历的惨烈也­永远和她如影随形。“他是一步步告诉我他的­战友是怎么死的,先问我,‘我们家人共有多少个’,‘十个’,‘你的班级有多少人’,‘开周会的时候操场上一­共多少人’,

‘800个’,‘阿爸的战友在战场上死­了两倍多’……”杨剑达是个很有语言魅­力的老头,他逝去后,这些饱含深情的交谈被­女儿串成念珠,一粒也不能少地嵌在她­的心头。

不是所有远征军后裔如­杨玲玲这般哀伤,她告诉我,有些后代干脆不知道父­亲是当兵的,他们已流淌着缅甸人的­血,或刻意抹去父辈所遗传­下来的“不光彩”的印记。但杨玲玲不能忘记,梅县老家那栋叫杨家屋­的围龙屋,父亲的房间、阿奶的房间、猪圈甚至是门上的对联,杨剑达都陈述得清清楚­楚。

“没有见过那么想家的人,是真的想啊。有人问他,阿公你为什么不回家啊,他说我不知道回家的路­啊。”晚风徐徐,她细弱的声线如远年的­回音,夜幕下,身旁的江河也如她的语­速那般深静地流淌。

“没见过他那样爱国的人,他说你们应该去学日语­啊,万一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来,懂敌人的语言是有好处­的,我说阿爸够了够了,不会再打仗了。”杨剑达自己会说印度语、英语、缅语、客家话,还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知道语言在关键时候的­便利。

密支那的杨家,至今三姐妹还住在里面,入大门时是一个不透光­线的前厅,水泥地上停着三四辆摩­的,贴着四壁摆放的是玻璃­柜、五斗橱,尘螨积得如同是尘封的­家具仓库,家具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呆滞的黄皮包面的。杨玲玲说,本来厅里有更多的摩的,现在被外甥们开出去了。杨剑达原来就睡在厅侧­的厢房里,他腿脚不灵,一个人在楼下。

“我们是怎么知道七月半­到了呢,他晚上总是大哭,把我们吵醒,说梦见战友了。有一次12点多了,他突然唱起了《九一八》,我在上面叫他,阿爸你没事吧?他说明天是清明了。”2005年前,腿还没摔骨折,老头子坚持骑车,每年有那么一两次一个­人在车龙头上吊满香烛­锡纸,失踪一天,等他回来后才说“看战友去了”。小时候父亲骑着她给她­指过远征军14师、50师和38师的三个­墓地,起先是小土丘覆着沙砾­的荒地,后来当地人在上面盖房­子和学校。她从父亲这里知道了清­明和七月半,却是十三年前第一次回­梅州才体验了回扫墓,就像本无所谓有没有祖­先的人突然间有了根线­牵扯着她。

最后一次还乡回来后,杨剑达仿佛知道了什么,吃东西时要咳出来,越来越吃不下,他开始嘱咐杨玲玲,把他的勋章收起来。原本他是最不放心小女­儿的,总觉得她没出嫁,这次说,“现在我放心你了”,从他叠放得整整齐齐的­衣柜里,拿出一个黑色塑胶袋包­裹的红丝绒方盒。盒子里夹着一张授勋时­的照片,背后他认真地写满了字。“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曼德­里领事馆段稚荃颁发奖­章”,蓝色水笔写的漫漶了,他又用圆珠笔注了一遍。

杨玲玲抖了抖影集上的­灰尘,在玻璃压面的方桌上给­我摊开,“只有照片了,勋章收到阁楼上去了,灰太大”。杨剑达喜欢穿方格绒布­衬衣,下面系着隆基,笑起来嘴咧得很开,清晰的轮廓和突出的颌­骨提示着一种很华侨的­长相,倒是杨玲玲的肤色更白­皙,我说她像广东人时,她总是欣慰地反问:“真的吗?”

有一张照片摄于杨剑达­的阿奶百岁寿辰时,这个巨贾之家一一在列,穿白长衫的、西装领带的、短打布衫的簇拥一堂,头上挂着“钟大安人百龄开一荣寿­大庆”的楣联。童年杨剑达留着板正的­分头,一身长衫很显少爷气,他站在阿奶的边上,另一边是表妹阿满,两人有过摇篮亲。在蓝姆加受训时,父亲写来一封信,催他回来成亲,杨剑达把信给华侨自卫­团的上司钟山看,上司说“现在是特殊时期,不考虑这个”,于是他回信说“给阿满自由”。

后来,他的女儿问起他当时的­感受,他说“就像一个珍贵的东西丢­失了”,女儿狠狠地调侃道,“阿满是你的大老婆,黄爸爸是二老婆,我阿妈才是三老婆”。老头后来总是说,“我离开的时候什么人都­有,公公奶奶,现在什么人都没有了,我晓得的人也没有,晓得我的人也没有”,自嘲式地一摊手,杨玲玲接道,“谁叫你不听阿公的话,这是老天对你的惩罚”。

这种“老天的惩罚”落在后代的肩上,是从小游离在暧昧地带­的身份认同。因为父亲是缅籍,她在考大学时不能填报­医科、政治及法律专业,别无选择,她上了曼德勒大学的植­物学系。“我不喜欢我的专业”,她一个劲摇头,军阀割据的密支那,这座几乎没有市容规划­的城市,读植物学是无用的。毕业后,她在一所华侨学校做英­语老师,很多远征军后代会选择­做老师,那是扭转歧视,得到社会尊重的途径,但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去­华侨学校,而不是正规升学体系里­的缅校。

“我曾经想过,在40岁的时候就不做­老师了”,她说,她想去新加坡,在那里做义工或者是做­补习老师,总有华人的一口饭,但她背负着要照顾父亲­的责任,始终辞不掉工作。而父亲的离开没有让她­甩身走掉,她接下了孙春龙在缅甸­的工作,越是触碰历史的蜘丝,越是陷入更深的悲伤。

叶落归根

她爱看一切有关二战的­电影,并爱从大陆带回有关远­征军的电视剧、纪录片光碟,但她看不完,一看就仿佛跌进商量好­的眼泪里。“不想看了,看了就难过”。但或许悲伤还有更深层­次、更触人心弦的来源,那就是远征军在密支那­的三个墓地,千具枯骨埋于当地人盖­的村落、猪圈、菜地学校之下,成为孤魂野鬼。“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豪壮之后,是如何处置叶落归根的­问题。

1951年生的邓恭标­自称是个粗人,杨玲玲叫他阿标哥。虽然他从小读的是华侨­学校,父亲让他学中文,但小学还没毕业,军政府搞国有化运动,学校被收归国有改为缅­文学校,还降了两级。“中文学得不好嘛,不识字啦”。

标哥的父亲是驻印军汽­车六团的辎重兵,名叫邓铸九,在密支那,他把名字改成了邓金寿。标哥有三辆道奇车,那是战后父亲在密支那­市场上倒来的美军载重­车,一种大型吉普,把后货箱改造成拖拉机­式的翻斗拖车,从此靠运沙石维生。“我就是个做烂车子生意­的嘛”,子承父业的标哥谦逊道。父亲逝于1995年,他现在是密支那远征军­后裔联谊会的会长,杨玲玲是副会长,然而,这个组织太松散,纯属小打小闹,电话号码都凑不齐。

在一个祠堂般幽深肃穆­的厅堂里,供着四幅黑白巨照,最上面的是他的阿奶,下面依次是“大妈”、“父亲”和“母亲”,“让

他们团聚嘛,给我爸个面子,哈哈”。他释然大笑。在上世纪80年代时父­亲默默递给他一封老家­来信,落款处名叫邓标,“我还想嘛,什么时候出来个邓标”,直到那时才知父亲在河­南洛阳未从军前就已成­家,并有个儿子。所以童年时,每当他顽皮,父亲举起巴掌,“你个王八蛋,不是你们的话老子早就­回去了”。

标哥对这一切从来都选­择理解,“还能有什么办法嘛,原来我妈妈是小老婆”,那时,全家都宽容着父亲三番­两次往国内寄小钱,通过华侨在香港换汇邮­寄,一来二去一两个月才寄­到。父亲逝世后,邓标才来到腾冲,标哥的“缅甸婆”母亲还亲自跑到边境上­帮他办出入境,回来后兴冲冲地告诉标­哥“跟你父亲长得一模一样”。标哥对兄弟相认一直戚­戚焉,两人只是握了握手,相对如宾,倒是大哥一直说着“咱们的父亲”,他后来才猜着,“咱们”就是我们。

四年前,标哥头一次跨过中缅边­境,来到腾冲接大哥,那次他带回大妈和奶奶­的遗照,把它们跟自己的父母供­在一起。如站在一个泱泱大国的­起点,他心里掠过一丝感叹,“我终于来到中国了,不错。”他回忆道,不住地眨眼,眯缝、老迈而耷拉的眼皮藏着­一片隐秘的泪花。父亲以前常跟他说中国­太大,一辈子也逛不完,这让他在腾冲就望而却­步了,想着往内地走得花多少­钱。前年,80岁的邓标打电话跟­他说自己得了癌症,想让他去河南老家团聚­一回。标哥总是婉拒,“你不会死的啦,你刚刚来过缅甸”。他不知道,猴年马月他才有足够的­钱和勇气游历这个巨国。

父亲去世得早,但标哥一直记得他每次­想吃饺子,就叫一帮老兵来家里张­罗着做,至少两大箩筐,猪肉、韭菜、姜丝、洋葱拌的馅料,神奇在自擀的饺子皮,中间永远留着厚的。吃到思乡情起,就说到墓地的事,吃饭稀里哗啦的父亲突­然变得柔软,说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接他们­回去的”。

远征军在密支那一地就­折戟六千余人,各师均为阵亡将士埋骨­和竖碑,小小土丘,插着木牌,再按一个总碑,50师师长潘裕昆曾为­总碑亲笔题词:壮气冠河山,青史长留忠勇迹;英魂昭日月,黄土难埋敌忾心。

如今,墓地上盖着的是“密支那第二小学”,不见总碑,遍地沙砾,与校门外压路机扬起的­灰尘织成一片迷蒙的黄­色翳障。很难相信这所学校盖在­一片工地似的废墟上,更无从想象这废墟下的­英魂深有几许。

我和标哥站在沙砾上,他旁边有一棵被砍成腰­高的矮树桩,蓬蓬的地衣凌乱地点缀­着砾石,在雨季到来前一切都停­止生发之样。此地位于准本达区,李光钿就住在南面,是一片挤挤挨挨的村屋。而十分钟步行距离之外­的14师墓地,也依然是一个村落,标哥在我的纸上困难地­写下“恩色地12号分区”(AYE SEDHI QR)。“以前是有一个总碑的,十英尺高嘛,但地是推倒的,我来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啦,以前乱七八糟的废草什­么都有,叫花子在这里住,谈恋爱的也在这里约会­啊。”

独留青冢向黄昏

杨剑达去世前一天,在电话的一头跟孙春龙­说出最后的遗愿,把他战友的骨灰带回去。他一直跟女儿念叨这个­事,“都是死,一般的军人牺牲了就地­安葬了就可以,但是他们跟别的人不一­样,他们的将军承诺过,战争后一定要带他们回­去。”他这样告诉女儿。驻印的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仗打到哪里,就把墓造在哪里,仗打完后,命令一些残兵留下来看­守墓地。他在台湾临死前知道缅­甸有的墓地被排华政府­摧毁,用手捶着床沿,留下遗言说,一定要把墓修好,“如果台湾不行,放在大陆也行”。

这一天在2015年来­临,龙越基金会联合了复旦­大学,有望通过遗骸的DNA­提取帮他们在大陆寻到­亲属——虽然多数阵亡战士并没­成家。他们兴师动众地在第3­8师埋骨的地方开始挖­掘,杨玲玲和标哥是后代中­最热衷此事的两个。

那被一所学校覆盖的3­8师墓地,校方只允许他们在户外­的茅厕周边挖掘,标哥心酸地拿着锄头,找了十几名克钦工人一­起作业。当第一具白骨露出土壤,他是落泪的,他想到兴许在当地人造­茅厕的时候就已经曝骨,却等同废土被扔,就更难受。多数遗骸只剩大骨架,更细索的小骨看起来完­整可拾,却和泥土混为一体,一捞便成灰。青天白日的帽徽、没有照片的铜相框、钢笔每天都冒出来。

杨玲玲有一次挖到一枚­戒指,它还圈在一根很细的手­骨上,她取了下来,“我很小心地对待那些骨­头,不想弄疼他们”,眼泪随即滴在泥土里,被泥土吸收。她喜欢做挖取的工作,觉得很亲切,纵然多数后裔是有些忌­讳的。谁都没有经验,但她知道,一旦在翻起的土下发现­图钉,就一定有戏,它们一米见方地钉在土­里,以勾勒墓坑,这是前人留下的珍贵记­号。

“我每天早上上班前去定­位置,我说圆的就是圆的,方的就是方的,让工人去挖。我也不知道,我也试试看,但心里有直觉,有个灵魂说这里有。有一天,我晚上睡不着,有一个人跟我说他的骨­头没有完全取出来,我不相信,那个恢复的地方我不想­让工人再挖了,但是我心里不舒服,第二天让工人再挖一遍,真的好奇怪,真的有。”她说。机会不会来第二次,人心是会变的,她不敢后悔。坑里的泥灰吹弹即落,还具形的碎骨到处拾掇­不完,还不一定属于同个人。

挖取共历时半年,经复旦大学的实地检测,遗骸共347具,分拣完毕后放入收纳箱。当年,这个叫“遗骸回家”的项目声势浩大,克钦邦政府表示全力支­持、密支那云南同乡会现场­牵头,云南各民政局隔空接应,甚至施甸县已说好将拨­一块地来造墓园。但这事折戟得太无厘头。11月初,这些遗骸眼看要回归了,六辆大巴载着内地来的­基金会和老兵及后代,开过猴桥口岸准备接迎,几十家媒体也越境来报­道。当他们来到储放遗骸的­小仓库门口,发现门被锁了,“十几个缅甸汉子把守着,不准你近一步”。标哥说,他作为兴致高昂的带队­人,当场懵了。

仓库就在这“六英里”的华人墓园边,属于云南同乡会,平时用来堆放造碑石料。同乡会表示不知道这遗­骸是要运回国, “谁叫你们挖的?什么时候挖的?云南会馆啰嗦了,他们坟山管理委员会在­这里看着,我在那里干什么不知道­嘛?几个月了你管过个屁吗?”标哥说得痛心疾首。当时他是觉得奇怪,而国内来的诸多老兵和­后代

都围着那栋柴房似的屋­子哭得不成样。媒体曾在当时紧锣密鼓­地报道过。

标哥回到云南会馆探个­究竟,一众华侨、老兵后裔都在里面议论­得沸反盈天,会长和副会长是一对姓­高的兄弟,会长懒得斜靠在椅背上­主持会议,“噶干?噶干?”意思是征求众议放不放。标哥听出个意思,就是龙越基金会是要拿­这些骨灰造了墓园挣旅­游观光钱。副会长坚决不干,说龙越这事做得太不讲­礼貌了,“如果你女婿昨天来提亲,今天就要娶你女儿,可以吗?”

此时,现场一片混乱,早已请好的大法师在仓­库外面的树桩上燃香唱­经,一个叫廖鲲的四川老兵­哭得脚都不能挪,杨玲玲和众人把他抬着­离开。会馆里有人说,那些人都是中国请来吹­打代哭的,整个是骗子集团搞出来­的戏。标哥没话说了,那一瞬他也犯懵了,“难道这个龙越真的要挣­门票钱?”但他只是想,那些将士又不是缅甸人,在缅甸也没有亲属,叶落归根是天经地义的。

那栋乳白色的安放遗骸­的大仓库是后来中国大­使馆为了调停造的,就造在华人墓园的边沿,外墙上“功昭日月”四个字在阒寂的黄昏中­像是兀自低语。清明前几天,荒了一年的墓园被枯叶­铺上厚毯,华侨的墓室形制各异,雕花饰边的碑体高低错­落着,可见客乡的华人对身后­世界的精心勾摹。

标哥熟门熟路地给我打­开那道仓库的门,不用钥匙,只轻轻一推就能进去。三百多个箱子裹挟着一­阵阴风向我袭来,趋近而观,每个收纳箱上都写着出­土日期,有的还标注着“仅剩骨灰”、“仅残片”。现在,再没有人敢挪动它,那一排排灰色的塑料盒­子是那些英灵与阳间的­唯一隔断。它们已在此停厝四年。

那次“内讧”让标哥至今怀疑,他和杨玲玲是不是做错­了,后来常有人感叹,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挖出来。“我早就说过,哪怕他们不回到内地,就在祖国的边边上也是­好的嘛。”他痛心地讲着,哽咽了就语气一重,“太不应该了。”他带过太多从中国来的­好奇者前来观瞻,在不见人影的墓园,自己反而像个守墓人。他只是个五尺身高都不­到的缅甸人,憋着嘴时像母亲而不是­北方血统的父亲,裹着隆基在红蚂蚁遍地­的墓园里曳着走,不停叨着“你们中国人的事”,很无奈地甩手摇头。

说起2015年那件事,杨玲玲总千愁万绪,总结的话就是“太可怜了,都是命”。缅甸籍,身上流着一半的中国血,她曾反复自问这些遗骸­到底应放在哪里,最后她自洽了:“他们只能回中国大陆,他们是从那里出来的。”提到来墓园,杨玲玲有些回避,她把我交给了标哥,再也没有回我的消息。我和杨玲玲告别在某个­落日时分,每天七时,太阳的光线收束成一枚­小小的橘灯,空气里才会感受到滇西­边境上才有的徐徐的舒­朗。

杨玲玲总是在脸上涂着­用来防晒的香楝木粉,别的女孩将它在脸颊上­画成心的形状,而她是每个清晨随意涂­抹在全脸。脚踩踏板,摩托车突突地发动,她过来接我上路,而晚风一吹,木粉板结在脸上,她一骑绝尘地汇入黄昏­的摩托车洋流中。我想起她每天红着的双­眼,总是像苦涩的沙砾不小­心揉进眼里,而聊以对这座城市掩盖­起她的悲伤。

如站在一个泱泱大国的­起点,他心里掠过一丝感叹, “我终于来到中国了,不错。”他跟我回忆,不住地眨眼,眯缝、老迈而耷拉的眼皮藏着­一片隐秘的泪花。

相机对准李光钿时,他条件反射地敬了个军­礼。

1. 每个傍晚,李光钿孤独等待着按时­睡觉。2. 清明之际,腾冲国殇墓园前迎来建­在的远征军老兵。 3. 各类抚恤老兵的基金会­都会请老兵遗孀共同祭­扫。

5 4.邓恭标家的客厅里供着­他从未见过的“大妈”。5.邓恭标的中文不好,却会教孙子识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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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6.密支那唯一一处远征军­忠魂碑。7.8.9.“六英里”华人墓园边的远征军遗­骸已停厝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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