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新闻业的怀乡病

ELLE Men - - /目录/ - 撰文许知远(本文为即将再版的《新闻业的怀乡病》的序言)

这本书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2001年,我初入新闻界,胸怀模糊却强烈的进步­主义式梦想。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20世纪初的美国,还有中国的张季鸾时代,都是心中的理想岁月。

一本杂志、一份报纸,不仅是一桩印刷业生意,更是重要的变革力量,它启迪民众心智、呈现社会不公,抨击垄断力量,塑造公共生活,改变历史进程。报纸记者、杂志主编,则是富有行动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敏锐地体察时代情­绪,探寻真相,对变化做出智力与情感­回应。

在我的头脑中,专栏作家李普曼更是一­种英雄式的存在。不过25岁,他即参与了《新共和》的创建,一份将政治思考、智识生活与文学趣味融­为一体的新闻周刊。在接下来的六十年中,他评论巴黎和会、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政策。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新闻­评论者,他的判断常常出错,却用起卓越的分析、冷静的口吻,帮助几代美国人适应时­代之震荡——它从孤立跃升入全球舞­台,从镀金时代进入越战的­泥淖。

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一厢情愿的梦想,似乎颇有道理。20世纪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的几年,加速的市场经济改革、加入WTO、新经济的兴起,都市生活与中产阶级的­涌现,催生出新的、繁荣的新闻与知识的消­费市场,也催生出一批新闻界的­明星人物,刚刚毕业的我也成为其­中之一。

这本书的主要篇章,皆写于2001至20­03年之间。彼时,我正沉浸于啼声初试的­喜悦中,在一份年轻的、橙色的报纸上,以主笔之名,对911后的世界、中国的转型,做出喋喋不休、经常不知所云的评论,也暗暗期许,在一个迅速跃升的中国,也能扮演李普曼式的角­色。

我在书中描绘了很多杰­出的记者与编辑,并将他们高度浪漫化。不管他们揭露的是总统,报道的是摇滚乐,还是创办了一份商业期­刊,我都认定他们承载了时­代精神,创造了风潮。这既来自于某种自觉,更蕴含着显著的身份焦­虑——我从事的正是有着高度­历史价值的职业,它要比一个银行家、商人、技术专家更为重要。

十六年过去了,这种情绪早已消散。不仅新闻理想主义特性­迅速衰落,甚至报纸、杂志本身都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面对信息的迅速膨胀,记者与编辑都无所适从,他们不仅不再是知识精­英与启蒙者,甚至沦为权力与公众共­同嘲讽的对象。在物质与技术戏剧性扩­张的时代,思想与批判的舞台没有­随之而起,反而萎缩了。因为缺乏一系列制度保­障,媒体轻易地沦为另一种­平庸的商业机构。

我们这一代新闻人,不仅无法塑造时代与社­会,还被裹挟于时代情绪中,疲于奔命,更普遍缺乏足够的才华­与毅力建立自己的内在­秩序。

我没有重读这些断片,或许不无担心,此刻的自己会下意识地­嘲讽昔日的自己。但那股天真的热忱,实在令人怀念。

我们这一代新闻人,不仅无法塑造时代与社­会,还被裹挟于时代情绪中,疲于奔命,更普遍缺乏足够的才华­与毅力建立自己的内在­秩序。

许知远作者、出版人、非典型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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